印度的經濟改革與貧民回應（2010.4.2《新國際》）
文：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M.A.烏曼M.A.Oomen／拉米．梅菲Laxmi Murthy
獨立後的初期，印度曾經嘗試採取自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但1990年代開始，印度進行經濟改革，目標是向外資開放市場、將所有公共部門私有化、並將其銀行與金融部門進一步自由化，簡言之，就是要更融入世界經濟。
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成果，卻反而凸顯了貧窮與地域之間的不平等，導致了人民生活水準的整體下降，特別是社會上最赤貧的群體「賤民」（dalits）。
獨立之後，印度經濟曾經保持持續增長，貧窮大幅減少、民主化進程得到擴展。可是，在加入全球市場之後，這些成果卻被損毀了。一方面，印度政府撒手不管；另一方面社會運動（工會、非政府組織、基層團體）重新組織起來。他們更新鬥爭策略，發展新的協同增效，深化另類與創新的實踐經驗，以抗衡新自由主義政策對赤貧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及後遺症。這些經驗預示了一場徹底的印度社會變革。
世界體系中的印度
在印度社會的脈絡中，全球化錯綜複雜地與獨立前的種種矛盾關聯在一起。從18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對印度實施了殘酷的、近兩百年的殖民統治，大肆掠奪天然資源，又強制推行不平等貿易，向其大舉傾銷英國的工業產品。印度爭取自由的鬥爭矢志於扭轉局面，一旦勝利便推行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消除社會階級的不平等。
獨立之後，頭兩個5年計劃中，印度都對外國勢力十分警惕，力求在最少的外來援助之下加速經濟增長。任何外資，特別是私人外資，均被視為危險。
直到1980年代初，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高產量的種子取得成功，導致強大的地主階層（kulak）發展起來。執政黨，即國大黨（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由上層的鄉紳以及剛出現的工業階級與商界所掌控。由於農村還很落後，到處是文盲，所以執政黨仍然自稱獲得了廣大貧窮農民的支持。
不過，由於深受封建與資本主義的影響，國大黨心理上開始逐漸忘記獨立之前的那種抗爭的感情，而養尊處優的中產和上層階級也都開始厭倦反帝國主義的情感，連在越南戰爭之初那種反抗美國的情緒也漸漸被淡化了。
金融棒棒糖換政府巨大讓步
自從1985年甘地夫人被刺後，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接任總理。他扭轉了整個局面，外來勢力插足印度經濟和政治越來越明顯。社會上，人欲橫流，追逐進口的奢侈消費品和科技產品。還有，出現這樣的輿論壓力：放棄自獨立建國後執行的規畫管理體系，包括對外匯與進口的管制、對壟斷與大工業公司活動的限制以及對外資流入的管制。由於自由進口奢侈品、機械、前沿技術等，對外貿易的帳目平衡無可避免十分緊張。
之前，進出口貿易只占印度國家收入的5％，但在拉吉夫自由主義政權下，進口攀升至全國收入的9％到10％，而出口則維持5％左右。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以一包包金融的「棒棒糖」換取了印度政府巨大的讓步，宣告印度進入全球化。
1994年印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貿自由化程度十分突出。這些經濟發展產生於特定的政治背景。1991年初，政府正式接受全球化，執政黨仍是國大黨。國大黨領袖相信全盤經濟自由化會直接引進大量的外資，大約1百億美元，而到了第二階段，便會達到中國的水準。其實，他們永遠不明白，中國是因為經濟高速增長，才吸引了外資，而不是因為外資湧入導致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華盛頓共識」沒有作用
與此同時，印度保守主義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成為主要反對黨。該黨獲得工商界大力支持，他們全都擁護那偏袒私營部門的全球化。可是，該黨對外界作巨大讓步的態度卻有所保留，所以阻礙世界貿易組織條約，包括印度專利法之建議修正案，該專利法從本質上迎合《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定》（Marrakec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人民黨與很多所謂的「伊斯蘭教政黨」，如「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s）十分相似。他們全都擁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並且將土地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真正的矛盾和衝突（例如全球經濟資本擴張與人民利益）轉移為「文化」問題。事實上，國大黨和人民黨就像前阿拉伯各個政黨與伊斯蘭教組織那樣，在社會重要領域中爭權奪利。
印度國會中最主要的左翼政黨是印度共產黨（馬克思派），他們當然強烈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其它新政黨像社會主義黨（The Samajwadi）和全國人民黨（The Rashtriya Janata）也反對全球化，但是他們現實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基層，而非全國最高議會機構。前蘇聯的解體對印度左派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趨向保守，印度政府相信，要生存就要站在西方國家的一邊──這是現實政治（realpolitik）。
讓我們回顧一下全球化對印度經濟造成的影響。全球化並沒有促進經濟增長，1980、1990年代跟1950之後幾十年的發展速度是差不多的。問題關鍵且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就業率問題：農村就業率年均複合增長是0.67％，城市就業率年增長速度是1.34％，但是，人口年均增長率卻高達1.7％。在過去的10年中，印度重要部門的經濟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同時，就業率急遽下跌。被寄予厚望的外資也沒有好轉。因此，我們確實要質疑「華盛頓共識」開的靈丹妙藥是否合理。實際上，如果富裕階層堅持繼續過奢侈消費的生活，而國防部門繼續堅持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費開支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印度將會陷入絕境。
內部民主與賤民議題
經過漫長的鬥爭，印度獲得獨立超過了半個世紀。大家期望能夠解決貧窮、朝不保夕的生活、政治經濟不穩定等基本問題，而廣大窮苦大眾更是對此寄予厚望。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追求沒有種姓和階級差別的社會是終極目標。後來，在印度憲法中，也清楚地列明瞭這項條款。
民主能夠在印度保存下來是很了不起的事。很多人認為，由於印度社會有多族群、多宗教、多語言、多文化的特性，民主不可能植根。確實，印度社會存在很多分歧、隔閡，民主仍然很脆弱，貪污腐敗隨處可見，罪案頻發、民不聊生。下議院 （The Lok Sabha） 依然被鄉紳與商人所把持。國家議會（The State Assemblies）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而非廣大貧苦人民。
回顧過去50年，印度社會最驚人的發展是出現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其人數現在已超過兩億！據統計，全國人口中的這上層20％擁有了全國60％的農地，並獲得其中50％的收入。他們在政治上有影響力，在社會上又有地位。他們不完全世俗：他們很多人受到印度教（Hindutuva）主流文化的影響。這種社會結構狀況解釋了為什麼宣稱平均土地的土地改革，忽略了無地農村勞工（大部分是不可接觸種姓（Scheduled Castes）或者不可接觸部落民（Scheduled Tribes），這不僅指賤民，還包括小農和不同種類的農業工人）。而農業上，所謂「綠色革命」的好處──在技術上改良種子、灌溉、肥料等──也沒有惠及這些群體。
儘管階級剝削和種姓壓迫繼續存在，在印度農村，反抗的力量日益強大。像南方的喀拉拉邦地區，左翼政黨和進步的社會改革運動已經改變封建的生產關係。最近，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是，被壓迫的群體——特別是賤民——逐漸覺醒起來要爭取公民與民主的權利。
變革中的社會政治場景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是「落後階級」（backward classes）運動的興起。該運動要求低下階層可以在公營部門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接受更多的專業培訓，以及享有更大的政治權利等。1989年執政黨人民黨政府決議立法接納「曼德爾委員會」（Mandel Commission）的建議，將政府公職預留給「社會上和教育上落後的階級」。在像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 和卡那塔卡邦（Karnataka）等地區，已經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進步。
此外，第73屆和第74屆的憲制修改包含了一項令人鼓舞的條款，即允許邦政府立法，在鄉村和市級機構預留職位給「落後階級」，並且規定必須預留給不可接觸種姓和部落。因此，這些「落後階級」現在可以擁有更多的社會流動和經濟機會，並且有可能達到更高階級的位置。但是，這並不是所有賤民都能享受到的，賤民幾百年以來依然承受階級剝削和種姓壓迫的雙重壓迫。
經濟發展與貧窮問題
印度經濟增長飛躍，現時的糧食出口有2億噸，常備儲糧是5千萬噸。同時，經濟機構和公營部門已經建立了強大的多元化工業基礎。但問題是：這些能夠消滅貧窮與減少社會不公平嗎？
前3個5年計劃公開宣稱，解決龐大的貧窮問題只能依靠那種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策略，推行此策略時，以徹底的政策為背景，並建基於體制改革。在現時的結構調整政策之下，這種策略仍然繼續著。可是，強調「反貧窮計畫」是為了獲得社會底層的選票。儘管措辭動人，消滅貧窮的成效卻很一般。所有社會指標均顯示，印度落後於世界其它地方，超過4億4千萬的人日收入不到1美元。印度自從1991年追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制定的「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而推行經濟改革，期望市場力量會促進經濟的增長，並期待獲得的利益會「點滴地流到社會最底層」。可是，其實際效果卻有待檢驗。
貧窮與失業之趨勢
印度的貧窮通常以人均購買力作為計算單位。「貧窮」的定義為，在農村每人平均熱量攝取少於2千4百卡路里、城市少於2千1百卡路里。全國抽樣調查（National Sample Survey）在1974開始至1999到2000年度的全國農村與城市家庭開支調查顯示，貧窮問題直到1989到1990年度都得到明顯緩解。
但是，開始推行IMF和世銀的結構調整計畫之後，貧窮問題卻變得嚴重。不只如此，幾份研究都指出，最近臨時工與短期工的數目突然急升。在印度，幾乎91％的就業都屬於非正式部門，例如自雇、農業工人、臨時工等。
對人類發展的影響
嬰兒死亡率（IMR）是衡量人民身心健康狀態的重要指標。根據註冊處報告，在印度的22個邦中，嬰兒夭折率在1998年開始上升。社區人民的健康和糧食保障與營養緊密相關。
根據第50屆全國抽樣調查中的一份詳細的開支考察報告顯示，在農村，3分之2的人口平均攝取少於2千4百卡路里，而最貧窮的人，甚至少於1,327卡路里。城市的情況即使最近幾年有點改善，但卻也差不多。
而糧食保障主要和購買力相關。經濟改革之後，在公共分配制度下，糧食價格上漲，但糧食的總量卻在減少。根據記錄，常備儲量增加至5千萬噸，但最新的國會糧食公共分配制度與消費委員會的報告顯示，超過250萬噸糧食由於儲存不當而被迫銷毀。在這樣有上百萬人民挨餓的國家裡，可想而知其反貧窮計畫有多少成效。
金融部門改革與窮人
在新的分配制度下，過去金融管理的原則，即金融仲介機構要為社會服務的理念被拋棄了。利率幾乎不受管制，資助貸款大大減少，限制私人銀行進入與擴張的障礙則被掃除。儘管如此，銀行的信貨／存款比率由1991年3月的65.2％下降至1999年9月的49.7％。
不僅這樣，信貨／存款利率在城鄉之間差距大。因為銀行分支服務減少（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前動員農村儲蓄和推動農村小額貸款），加上小城鎮和大城市中心的商業銀行增加，地域的差距無可避免地上升。
隨著1969年銀行國有化，規定商業銀行將40％的存款借給所謂的優先借貸者，即小額貨款者和社會最貧窮的人。但是，透過一連串的金融改革，例如重新界定優先次序與種類等，新政策放棄了扶助窮人的目標。
不難發現，「反貧窮、貸款兼資助計畫」（即綜合農村發展計畫，IRDP）的受益者曾在1993到1994年度高達254萬人，但在1998到1999年度卻跌至126萬人。
銀行放棄多種扶助弱勢社群的措施，按邏輯推算，結果自然是小額貸款者的存款量（2萬5千盧比以下）減少了，這類小額存款由1990年3月的95％下降至1998年3月的87％，在同一時期，他們的未償信貸比例下降得更急劇，由23.1％急跌至12.5％。原因是印度金融市場越來越融入全球金融體系，換句話說，即國際金融機構對印度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日漸強大。
對受壓迫的賤民的影響
賤民有2億3千萬人，其中1億6千萬人是不可接觸種姓，其餘是不可接觸部落民。賤民占全國人口23％。
賤民比其它社會群體，更深地體驗著貧窮、不平等和失業的痛苦。這就是為什麼印度憲法要保障他們的利益，特別是在教育機構預留職位給他們的原因。但是，隨著教育部門私有化，這些措施日漸失效，私人部門沒有職責要聘任賤民。在私有化過程中，賤民失卻了那些即使只要求低學歷的工作。在公營部門賤民的受雇用率不斷下降，在1991年是1.52％，1996年開始更是負數（數目實際減少了）。
受到教育、衛生商業化影響最大的社會群體莫過於賤民。賤民被踢出了市場之外。改革的財政修正政策方針是削減公共開支，即削減教育、衛生、社會福利、少數族群與部落的援助計畫、反貧窮計畫等。
賤民承受了這些措施的苦果。首當其衝的是，這些弱勢群體的糧食保障受到影響，官方的糧食定價高，公共分配制度下的資助又減少，使得糧食價格不斷上漲。
政治敵對與反抗
同時，印度的政治局面已經改變。在最近的國會選舉中，印度國大黨已經退居第二位，印度人民黨自從1998年開始已經掌權。印度人民黨毫不猶豫宣誓效忠華盛頓共識，而且自豪地自詡為「第二代改革」之旗手，現在主要的力量用在捍衛「專利法」的修改方案，該方案得以通過是靠國大黨的幫助。國會之內，只有兩個共產黨、和地區政黨，如社會黨和全國人民黨，堅持反對全球化政策。那些地區政黨特別擔憂開放政策會對農民和小工業工人帶來苦果。國會之外，少數毛派團體積極組織反全球化的抗爭。最近國大黨似乎正在深刻反省，害怕那些縮減投資與消除國有化的計畫迅速發展，引至大量失業，人心惶惶，那麼便會喪失選票。這就是為什麼國大黨在全球化議題的立場上漸漸靠近左派政黨。但是話說回來，如果國大黨能夠奪回政權，大概仍然會全面支持全球化。
不過，抗爭依然以不同的方向和形式持續下去。有趣的例子是執政黨印度人民黨的非官方的智囊團（Swadshi Jagaran Manch，SJM）堅定不移地相信自給自足的發展模式，鮮明反對全球化。但是，由於政客對其施壓，SJM的聲音雖未被消音但是聽起來含糊不清。另外，不可不提的是，與左翼政黨相連的文化團體的活動，非常積極地反對危害國家榮譽與利益的全球化。幾個科技團體也反抗全球化的浪潮，例如新德里的尼赫魯大學經濟研究與規劃中心，以及加爾各答的獨立經濟學家和科學家。
有一批非政府組織也製造輿論，反對那種過分急於加入全球金融經濟的門戶開放政策。設於新德里的印度科學工人聯會，與加爾各答的科技人員聯會（FOSET）表現最活躍。
同時，新德里的「反基改運動」竭力提醒公眾注意轉基因食物的害處、和秘密出口的微生物。另外，科技與生態研究基金會則持續警告公眾，沒有對食物安全採取預防措施的轉基因技術危害食物與農業。
最有希望的抗爭來自工人階級。政府和雇主常常以關閉工廠和裁員來保障自己的利益，但工人卻只有通過罷工和煽動工人反抗來保護自己。的確，全球化及其引發大規模的企業倒閉，使勞工運動處於低谷。儘管如此，罷工仍然在眾多行業中頻頻爆發，例如銀行、保險、電訊、能源、鐵路、石油化工、民航等等，反對私有化、縮減投資與過度吸引外資。這些行動既分散又短暫，但是卻點燃了眾多的希望。
此外，還有其它的抗爭。起初農民很歡迎全球化政策與自由國際貿易，以為可以出口更多農產品。但是，直到最近，農民痛定思痛，才認清這是妄想。他們原來期待以高價把農產品賣到其他國家，卻發現結果是海外的廉價農產品傾銷到印度國內市場。
同樣，工業資本家剛開始也被自由化的措辭蒙蔽，讚揚消除工業與交易限制和價格管制的措施，現在卻非常擔憂進口工業品，比如汽車，嚴重影響他們的產品在國內的銷售。這就是工業出口的增長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現在開始有團體抗議進口產品，包括主要的工業家團體，即印度工商業聯會（FICCI）。
時機正成熟，全印度紛紛響起反抗全球化政策的聲音，可惜那種有系統的大型抗議活動在組織結構上仍然有缺點。不同的組織已經展開抗議行動與群眾活動，但是他們之間欠缺真正的協調，常常不採取統一的策略。因此，有必要融合各種的敵對與異見的力量。然後，進一步地將全國抗議活動轉化為國際反全球化運動。
底層的回應與抗爭
由此可見，印度憲法追求的平等、社會公正仍未充份實現。那麼，民間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特別是志願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他們各有不同的規模、目標、操作方式、功能形式、支援來源等等。廣義來說，有兩種志願組織：一種從事慈善與社會福利的議題，另一種處理發展問題，著重社會公正，人民參與等等。後者包括幾種社會運動，比如婦女運動、環保運動、農民抗爭等，以下兩個例子介紹基層的抗爭及其歷史。
自雇婦女協會SEWA
眾所周知，印度最貧窮的人口，尤其是在農村確實需要可以申請得到而且利率可以負擔的信貸，無需再多作闡釋。印度拋棄了再分配政策，採取有利市場發展的範型，在這種社會─經濟及政治背景之下，任何促進自雇和小額信貸的努力，對於改善眾多貧困者的生活，都會有很大的貢獻。自雇婦女協會（SEWA）在這方面是成功的例子。
SEWA成員包括所有非正式部門工人，從小販到手推車夫都有。1972年，SEWA成立於古吉拉突邦（Gujarat）的阿默特巴德（Ahmadabad），剛開始規模一般，現在成員已超過25萬名婦女，遍佈全國。SEWA透過「鬥爭」與「發展」的雙重策略，組織婦女，說服她們進入主流的經濟與社會。「鬥爭策略」指貧困婦女要與數之不盡的制約拚搏，而「發展策略」指就業、有收入、有食物和營養、有醫療、財產和住房等等。SEWA募集非常微薄的儲蓄，把存款借給成員，用於生產或者購買生活用品。成員很快還款，加上利率合理，保證了存款可迴圈借用，行之有效。由此可見，SEWA證明窮人如何自己團結起來，集結力量，解決貧窮，自力更生。
喀拉拉邦政府推廣這種小額金融。一方面，公共部門的銀行，例如國家農業與發展銀行（NABARD）注資商業銀行，將借款給予推廣小額金融的機構。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像米索安置與發展機構（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MYRADA）及專業援助發展行動（PRADAN）動員市民存款，提供借貸。的確，印度解決貧困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由婦女組織的小額金融制度。
反納瑪達水庫運動
從領導的素質和為窮人的決心來看，沒有一個抗爭運動比得上反那瑪達水庫運動。
薩達爾薩羅瓦調水工程（Sardar Sarovar Project）要在古吉拉突邦納瑪達河谷（Narmada Valley）興建水庫，是世界上最具野心的發展計畫之一。該計畫的目標是興建一座座的水庫，及長達7萬5千米的運河。
從一開始，反納瑪達水庫運動開宗明義，反對興建水庫，保障被迫遷徙的人民的權利，特別是傳統的邊緣者，例如部落民和不可接觸種姓。根據世界水壩委員會，過去50年，印度由於興建大型水庫，導致大概5千6百萬人被迫離開家鄉。以任何標準來看，這數字實在驚人。雖然受影響的人民起來反抗，也取得成績，但是強迫遷移還在進行著。
反抗運動中遇到最大的挫折是，2000年10月18日，印度最高法院取消禁建水壩的禁令。對最高法院來說，只要妥善安置被遷徙的人，便不算違反法律，其裁決以世界銀行的數字為依據：「該工程應該能夠養活2千萬人，同時供國內市民飲用及工業用水，受益者大概有3千萬人。受惠者與受影響者的比例是100比1。」
這樣的裁決與民主權利與發展權利等基本命題息息相關。例如，本土居民有什麼權利來掌控自己的生活資源，以抗衡國家政府強制推行的發展命令？對承包商、官僚和政客來說，這些工程通常都是「金礦」，就是他們這群人做出發展的決策，他們是決策者。相反，直接受工程影響的卻是原住民，可惜他們說的話卻沒有人聽見。說什麼妥善安置被遷徙者等漂亮的話是很容易的，其實，14年前納瑪達水源紛爭仲裁法庭已提出來，但沒有任何措施真正落實。工程上馬動工了，鬥爭也會持續下去。
對人民鬥爭的評論
議會民主不能代表邊緣者的利益。各敵對政黨只把邊緣人群視為票源，為一己私利而爭相操控這些票源。因此，毫不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社會運動新浪潮嘗試提出窮人的利益，捍衛他們，展示他們的力量。
雖然印度獨立運動主要由中層和上層資產階級領導，但是婦女也曾經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獨立之後一段時期，婦女卻在大眾視野中消失。但是，從1980年代開始，婦女開始重新在很多議題上站在第一線，包括停止殘害婦女的暴行的運動、擴大權利（例如生育權、財產權等）、增加女性在下議院（Lok Sabha）的代表等等。自從鄉村自治體制（Panchayati Raj Institutions）和市議會選舉確立後，印度婦女的力量已經壯大起來。1994年，通過第73和第74次憲法修改方案，地方議會把最少3分之1的議席預留給婦女。
賤民在全國南北各地，繼續爭取新的社會身分與地位。他們受安培多伽爾（Bhimrao Ramaji Ambedkar, 1893-1958）的影響比印度國父甘地還要多，安培多伽爾本身是賤民，是眾所周知的印度憲法制定者。
事實上，安培多伽爾相信只有全完摧毀印度教社會結構，才能夠把低階種姓從水深火熱中解放出來，而甘地只想讓他們在印度教社會中恢復為「神的子民」（harijans）。
印度推行改革，迎合全球資本主義，結果使很多社會群體被邊緣化。除了工會組織的鬥爭外，也有原住民的反抗運動。典型的例子是喀拉拉邦幾個村莊發起的抵制外國棕櫚油運動，當地農民因為印度實施世界貿易組織的農業協定，飽受農產品價格下跌之苦。從這個例子可見，抵制外貨是鬥爭的厲害武器，也是打擊外資最有效的辦法之一。
的確，實在很需要把這些發展議題政治化，並且將其擺在政治計畫的議程上，藉此擴大政治範疇。很多時候，「政治」被看作流氓、犯罪和貪污的同義詞。「政治」不會引發廣大群眾產生親切的同感。但是，除非人民透過志願機構和媒體，成功改革公共機構和政治程式，否則便不可能達致可持續的進步。
新國際小辭典：「賤民」與「不可接觸階級」
在印度，不可接觸階級（Scheduled Castes），包括傳統的賤民，又稱被壓迫者（Dalit）；不可接觸部落 （Scheduled Tribes）則指居住在人煙罕至的森林或山地，不接受種姓制度的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