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賓與工黨專題】
「哀悼與戰鬥」（‘Mourning and Militancy’）
◎Richard Seymour & Michael D. Yates 鄭亘良 譯
原文來源：Monthly Review Vol. 68, Issue 10 (March 2017)
【編按】Richard Seymour是作家、學者、記者、廣播主持、左翼的政治運動者。以下訪談是由Monthly Review編輯Michael D. Yates於2016年12月透過電子郵件進行。這篇訪談中，Richard Seymour比較了英國柯賓與美國桑德斯的興起脈絡，並就柯賓代表的可能機會、英國工運與工黨的問題、國際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分析、身分認同政治及環境生態危機與左翼的關係、情感政治等問題，提出看法。Richard Seymour精闢的分析與評論登載於部落格「Lenin’s Tomb」，並著有The Liberal Defense of Murder、Unhitched: The Trial of Christopher Hitchens、American Insurgents: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n Anti-Imperialism、Against Austerity，以及最近出版的Corbyn: The Strange Rebirth of Radical Politics。
Michael D. Yates（MY）：你出了一本書並寫了許多關於英國柯賓（Jeremy Corbyn）與美國桑德斯（Bernie Sanders）驚奇的總統選舉。因為英國脫歐與川普的當選，你怎麼看目前兩國的政治狀態？
Richard Seymour（RS）: 某個程度上這是經濟危機下常見的兩極化反應，儘管出現得晚了。畢竟，一開始美國與英國對於信用緊縮與其接下來的問題的反應就是往中心靠。也就是尋找一個安全的方式面對危機，以熟悉與相對公平的行政管理來進行必要的調整。比起英國採取緊縮的政策，美國相對稍微進步一點，但是當然對於希望新自由主義中心能夠死亡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些政策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至今都還是如此。
不過，更仔細來看，其實還是有其他的模式。當然經濟危機如何轉變為政治不滿或左翼的利益總不是那麼地直接。相反地，經濟失能總是經過國家而變形，因而形成政治的問題。這些國家已經失去正當性好幾年了，選民不想投入這個體制，不再參加政黨、不再投票，甚至放棄了幾代延續而來的政治身分。現在這些國家假定會有一個突出的人物能夠使大家度過經濟危機，也的確為工人們持續面對的不公平、失能、下滑的生活標準受了責難。這都催化了政治中心的瓦解。
同時因為左翼的力量相當弱，傳統右翼政黨也逐漸失去支持，於是相當大的空間打開了，先前邊緣的政治力量，像是希臘Syriza、西班牙Podemos、柯賓與桑德斯，突然之間變得相當有影響力，影響大過他們之前的社會基礎。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極端右翼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川普會當選。這些力量還是相當地脆弱，所有常見的原始的物質優勢，仍是被舊有的治理中心掌控。不過暫時現在的政治還有一些不確定性，當中有些機會給那些不太受到過去經驗限制、能夠把握這些機會的力量。
MY：你那本關於柯賓的書中，有個章節檢視了英國工黨的歷史。你認為工黨其實從來就不是個反資本主義的政黨。其實美國民主黨也大同小異。不過，你卻指出，柯賓現象與桑德斯的競選，都是從那麼「主流」的政黨竄起的，代表了左翼重生的機會。為什麼你會相信這是機會，尤其在Syriza瓦解後？
RS：其實我比你描述起來得還要悲觀許多。首先，我認為工黨的情形還要更糟糕。比從未有任何反資本主義的計畫，老實說工黨還有個社會主義的抽象理念，這是民主黨所沒有的。但是，工黨從來就沒有政治目標、組織結構、或任何企圖想要達成這個理念。溫和的工會官僚佔據了主導的角色，並且相當傾向國家，都代表了工黨任何社會主義的理念都只是政治宣傳而已，只是用來激發運動圈投票的熱情，要不然這些搞運動的是被排除在外，絲毫沒有能力影響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工黨的政府這麼地失敗、讓人沮喪。
就這個意義來說，柯賓有些獨特。柯賓是個來自於本恩派（Bennite）的堅定左翼（hard left），這表示他會有策略地透過組織工會與社會運動向國會施壓，以便進行激進的社會主義改革。他大半的政治生涯都在抗爭與糾察線上。他所代表的勢力從未在工黨內取得實權，遑論取得領導權。所以柯賓上台是第一次，而且這是因為老派右翼管理主義的建制力量瓦解才帶來了機會。尤其是當「新工黨」試圖挽救社會民主的衰落時，也弱化了工會在黨內與政府的角色。這樣一來，新工黨等於把政黨管理最主要的機制移除了，而且促使工會處在一個更加政治化的位置。而且這更摧毀了工黨關鍵的選票基礎，導致幾個重要的國會議員選舉席次輸給了右翼，特別像是在蘇格蘭這個老右翼牢牢保護的地區。這個危機給了柯賓機會，他也相當聰明地利用了這個機會。結果是工黨的黨員大幅增加，同時像是Momentum這樣的左翼運動組織，從幾十年的低潮中翻身。
桑德斯不一樣。他代表了民主黨內幾乎沒有什麼聲望的社會民主派。不過民主黨嚴格來說也不算什麼政黨，黨員不能加入支派與通過動議，也不能組織在地黨員發動抗議或佔領行動。但是工黨的黨員可以投入勞工階級的組織，而且一小部分的人的確如此，可是在民主黨內就不可能這樣做。桑德斯代表了意識形態的突破，以及統治階級分裂後可能突然打開的機會。如果他贏得黨內提名，我相信他現在就會成為總統，在這樣的狀況下，關於美國政治行動空間的討論就會不一樣。
然而，問題就回到了如何管理支配資本主義了。當然問題不像是希臘那麼地嚴重。Syriza不是運轉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強大的金融中心吸收全世界的剩餘價值，希臘就是個受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擺佈而破產的國家。但是如果柯賓或桑德斯當選了，像是這樣的問題就是真正考驗的開始。
即便先不管他們在國會立法會遇到的困難，也先不管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會遭遇的抵抗與配合資本主義運轉的媒體劇烈攻擊，他們一定需要說服產業來投資。這是他們任何想要執行的計畫的基礎。即便在歷史上，他們的政策規劃也算不上是激進，可是在這個全球衰退的年代，他們仍必須展現出他們的政策能夠獲利。企業的資本持續累積至新高。作為政府，你當然可以對這些企業說：「雖然我們要提高你們的稅、提高員工的薪資、要求你們執行更多規定——但是長遠來看，這是對你們企業有好處的，因為你們將有更好的基礎與更有活力的經濟。」但是就算你能夠證明重回凱恩斯主義是有效的，而且選舉上是可行的，可是哪個產業能夠想得那麼遠呢？這些企業寧願把這條路擋下來並製造大混亂。
所以至多，我認為我們看到了已飽受折磨、不成人形的左翼有了重生的機會，只要左翼能夠有創意地適應可見的挫敗，就能夠替成功建立基礎。但是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承認左翼的歷史就是挫敗的歷史；左翼的歷史就是被征服的歷史。我們的勝利來自於辯證的挫敗歷史中——從巴黎公社的破碎到大眾社會主義政黨的誕生、從1914年的驚恐到1917年令人振奮的革命。如果我們將時間拉長來看，將被打敗的教訓轉化為未來的所得，我們就能夠利用這個機會。如果我們期待馬上就收到滿意的成果，我們只會在創傷與放棄屈從中崩潰。
MY：美國絕大多數的工會都支持希拉蕊競選總統，甚至不管那些來自相當基層、支持桑德斯的反對聲音。英國則是數個重要的工會挺柯賓。後者是否意味著英國工運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對於許多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這會不會對激進勞工運動帶來更多希望？
RS：我不認為英國工運必然是非常激進的——歷史上它就不是。不過，挺柯賓的決定大概是工運這些年來最激進的決定。很重要地，這是工會領袖達成的決定，這些領袖通常最不冒險，雖然至少不像美國工會領袖一樣，徹底地敗壞與被吸納。我想這決定是出於求生的本能。英國工會面臨了美國化的危險：工會大幅消失、罷工創歷史新低、對工黨——工會認為是他們的政黨——失去政治影響力，變得工會好像只是客戶一樣。工會試了各種辦法。他們受夠等布萊爾那幫人的恩賜、受夠被他們欺負了。他們對Ed Miliband「輕左」（soft left）路線能改善問題的期待落空了，而且發現Ed Miliband的勢力更加腐敗。Ed Miliband那幫人無能捍衛公共服務，使其私有化，也無法避免經濟節撙。到了2015年，工會沒有太多的選擇了。所有其他的領袖候選人，不只是來自於右翼，更是來自那些「特別顧問」的鍍金世代，這是一群技術官僚，一點也不尊重黨內以勞工為主的根本精神。這些人推出右翼的政策，根本與工會的方針相左。所以，草根的工會根本就受夠了，一同團結起來支持柯賓。
我並不期待激進的工運能從這樣的狀況中產生，但是那些少數的柯賓支持者將會運用他們新的網絡組織勞工階層。理想狀況下，這樣的組織過程會將一些尚未被組織的勞工納入工會中，同時組織社區抵抗仕紳化、組織佔領大學對抗市場化等等。不過，一般而言我認為只有在激烈的鬥爭下，工會才會有顯著的成長，缺了這個條件，我們只能耐心等待。柯賓多次提到將社會運動當作國會主義的另類出路，並補充工會行動的不足，但是我們不可能希望這個狀況現在就實現，我們必須等待機會。
MY：相比之下，柯賓在國際團結上作得比較好，這點卻是桑德斯的問題，有時候桑德斯好像對世界其他地方不怎麼感興趣。隨著右翼國族主義的興起與無止盡的反恐「戰爭」，我們如何建立起具有國際主義視野的組織？甚至連大衛哈維都認為，全球南方的國家都正在耗盡富有國家的財富，意味著所有與此相反的研究（例如John Smith的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都是不準確的，那麼你如何評估英國與美國左翼漠視或甚至迎合帝國主義遺緒的危險？[1]
RS：從比較具體的政治上來回答的話，柯賓某個程度上是個道德主義的反帝國主義者（moralistic anti-imperialist）。這是他的本恩主義（Bennism）：他支持和平、支持透過協商解決衝突、支持聯合國。某個程度來說，這樣的方式可以非常地有力量。他堅定反對核武與轟炸敘利亞，他總是與難民與移民團結一起。我必須強調這樣的觀點，大大地打破了工黨主義（Labourism）古典的觀點。工黨的領袖從一開始就是支持帝國、支持戰爭。這一直是兩黨的共識，甚至在1945年後實行改良主義（Reformism）的所謂「黃金時代」——當他們建立了國家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同時，他們也偷偷地與美國簽訂核武結盟，並且在整個帝國執行反暴動叛亂的計畫。所以，出現一位認真反帝國主義的領導，並不是什麼需要嗤之以鼻的事情，而且文化上，工黨實在應該好好感謝「反恐戰爭」期間那些反戰、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所建立起的常識。
然而，我覺得柯賓相當迴避敘利亞問題的複雜性，敘利亞的問題無法簡化為任何關於敘利亞問題的諷刺漫畫。我認為這其實說明了英國左翼面對相當嚴重的矛盾兩難。當政府說它打算轟炸某個地方時，我們知道該怎麼做，但是一遇到敘利亞問題，英國左翼馬上就分裂成兩半。比較激進的一派，基本上是無悔地支持阿薩德政權，提到「恐怖主義」，就跟自由之家一樣激動到面紅耳赤。比較溫和的一派，就覺得對任何一方而言都是詛咒。還有一派是「超道德主義」（hyper-moralistic），這派選擇正確地反對阿薩德與俄羅斯的轟炸，並對某派左翼似乎莫不關心的態度感到相當惱火，而且覺得惱火的理由有憑有據，但是他們對反對派的革命面向已被摧毀的問題，卻從未表達意見。這當然都顯示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已經出了問題。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什麼，但是我們必須開始思考。關於問題提到的註解，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我認為是過度解讀哈維的觀點，哈維的觀點來自於仔細分析不平均與相結合的地理發展。也就是說，你所引用的那本書中接下來的分析，凸顯出「反轉」（reversed）是個比哈維想要表達的觀點還要更強烈的用詞，即台灣與南韓現在都成為那些熟知的「大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次帝國主義」（sub-imperialism）。認為哈維在任何直觀意義上都覺得「全球南方國家」正在「榨乾」「富有國家」的財富的說法，使得哈維聽起來就像是個另類右翼（alt-right）。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還有許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我們要提醒自己提出思考、鼓勵努力複雜化這個圖像——即便我們最後不同意彼此的觀點。
MY：你寫過關於身分認同與認同政治的文章，而且我覺得條理相當清楚、論點有見地。左翼對身分認同政治有相當多的討論，有時候將身分認同與階級對立起來。像是Adolph Reed，似乎就相當貶抑訴諸身分認同的政治，甚至像是Black Lives Matter，認為身分認同政治是反動。他認為，只有奠基在階級的政治，並且重視普世社會計畫，才真正算是「激進」。您能否稍微向我們的讀者一下談談您怎麼看呢？
RS：「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左翼的心理投射測驗「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身分認同政治」一詞有很多的意思，且易受到各種濫用的影響，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往往好像在講同一件事，但是我們其實並不了解對方的意思。對我而言，「身分認同政治」是相當明確易懂的。階級是一種由種族、性別、性（sexuality）、國族、與各式各樣的決定因素所構成的結構所形成的社會關係。種族是百萬人所經歷階級問題的模式。其「身分認同政治」通常就是他們進行階級鬥爭最確切的方式。例如，Black Lives Matter就是對抗資本主義國家種族化暴力的鬥爭，而且如果它成功了，也對所有的工人階級有利。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這些社會主義者貶低了這個已經非常有文化影響力的運動，這意味著什麼？這表示我們就是一群純粹主義者，無能對真實生活狀況提出明智的政治介入方式，而且更糟的是，我們等於贊同了一些假惺惺的、「不承認種族差異」的政治。
再者，「身分認同」從來就不是一個那簡單的標籤。這是一個「產生認同」（identification）的過程。認同我自己的身分，就是認同我與他人一樣的身分，就是認為我自己像什麼、我有興趣跟什麼一致。一些認同的過程可能比起其他認同，比較有延伸性、比較普世。一位黑人女性囚犯的身分，比起白人的共和黨國會男議員，就比較有助於帶來團結與激進的改變。
老實說，我覺得解釋這些很愚蠢，因為這些事情非常顯而易見。因此，有些人不明白這些事的事實，或許應該是一些問題的徵兆。我想Reed大概是對於自由派反種族主義者所採取的道德姿態有些反應過度，因為這些自由派反種族主義者最後就NGO化了，變成民主黨自我再生產的一環。但是，如果你看到像是Walter Benn Michaels這種「反身分認同主義者」（anti-identitarian），很明顯地他討論的「階級」概念，甚至不是傳統社會學的定義，至少傳統社會學仍相當要求概念的精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所謂的「勞動階級」是什麼意思。這個就是我說的問題：如果你都不能夠談論種族、或其他壓迫的問題，其實在階級的議題上，你已經自動放棄應有的誠實正直。
MY：Monthly Review，或許比起許多激進的雜誌，特別針對嚴重破壞我們生活的多重生態環境危機，向我們的讀者提供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柯賓在這些議題上也比桑德斯好太多了。不過，很少有進步的政治人物能看穿問題的癥結。同時，還不少我所知道的左翼，會覺得我們的立場是信奉災變論的人（catastrophist）。您認為將環境議題拉到左翼政治經濟分析中最前端與核心的位置會有多重要？
RS：我認為我們應該是災變主義者。科學一致指出我們正面對災難。從當今全球所遭遇的問題上來看，我們已經面對許多動植物的滅絕，這些生物正是支持著我們的食物鏈，許多大量人口聚集的地方面臨沉沒的問題，越來越多的洪水問題、乾旱問題、農作物收成遞減、大規模的異常現象。聖誕節時北極圈才遇到熱浪，南極圈的冰棚開始碎裂。每一年都創下新的記錄。吹噓說全球暖化「暫停了」證實不過是虛構的。在「舊經濟」無疑地仍是假定由美國主導的狀況下，我們正在面臨的關鍵是，我們怎麼突破只是談論如何適應、而非停止災難的現況。地球或許正走向死亡，而我們作為其中的物種，也許正一個接著一個順著這樣的變化走入大型墳場。所以任何一個清醒的人，怎麼可能不會是災變論者？
但問題是恐懼不足以解決問題。恐懼永遠不夠。人們已經開始擔心、甚至是不知所措了。這也是為什麼否定的防衛機制運作，已遠大過「氣候變遷否定論」的力量。我認為許多左翼是採取否定的姿態，因為問題太巨大了。這種否定的態度，就是如同精神分析師Renee Lertzman稱之為的「環境憂鬱」（environmental melancholia）。當人們對自己的恐懼與憤怒一點辦法也沒有時，他們就開始解離。他們承認現實問題，但是他們將相關的知識與其情感反應分開。憤怒與恐懼仍舊在這兒，但是變成了憂鬱，也就是典型的「受挫的哀悼」（a thwarted mourning）。我們必須承認這股憂鬱，才能夠使憤怒有效的展現出來。如同Douglas Crimp所說的，我們需要「戰鬥（militancy），沒錯；但是也需要哀悼：哀悼與戰鬥。」
[1] “Those of us who think the old categories of imperialism do not work too well in these times do not deny at all the complex flows of value that expand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We simply think the flows are more complicated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direction. The historical draining of wealth from East to West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for example, has largely been reversed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David Harvey, in Prabhat Patnaik and Utsa Patnaik, A Theor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69.
發佈日期：201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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