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終章裡，溫柔的歌聲結束，單薄的日光燈點起。情節、道具、空間、意象、聲響、人物被一點一點地唱名、指認、撤去、排除，掉落到劇場外無名的闃暗，獨留那張自開場以來就空缺著的椅子。那是范天寒嗎？是梁雲漢嗎？是許金玉嗎？是徐慶蘭嗎？演員圍繞空席而坐，或輕撫、或告白，我們才曉得原來他們始終在場。在紛然崩解的劇場中，我們向他們告別。
當白色恐怖越被重視，國家越是傾盡全力挹注資源支持轉型正義時，標榜「鎮魂」的實踐也越來越豐富多元（也許我們也該時時自問：迄今來看，這國家到底有多大的改變呢？），向著論說、文化、旅遊乃至於商品等領域蔓生。對於立志於改造社會的社運青年與行動者們（或許也是對於台下這麼多年輕的面孔而言），《范》劇所開放的歷史可能性不止在啟發了神秘化或商品化的創作，而是創造了三代人之間相互諒解、攜手並進的場域。
我想起1988年《人間》同仁引介梁雲漢與羅美文在罷工現場相識的故事。親身到了新埔，聽了羅美文的罷工演講後，梁雲漢情不自禁地向鍾喬握手，說道：「鍾先生，我們是同路人」。那握手間，蘊藏著跨越萬般艱難、推動歷史巨輪的龐大力量，幾近永恆。自落幕的劇場這端回首那一刻，我才明白鎮魂的真實意涵：那遠不止是血緣、地域或族群的連結，也並非藏諸名山、僅供研究的不宣之秘，直到投身於鍛冶社會變革的行動，直到在社會上形成並持續存在對應的政治和思想力量，直到讓舞台上的空席由另一雙手接過、安放、入座以前，鎮魂的行動都尚未終結，《范》劇中的提問仍要繼續。」
（原文刊登於表演藝術，作者張宗坤為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感謝鍾喬老師推薦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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