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歷史及對兩岸的意義

■林孝信

（2011.4.8《新國際》）

「保釣運動的歷史要從1970年的暑假說起。台灣的漁民長年在釣魚台的海域捕魚的地方，當時忽然受到日本軍艦的驅離。漁民回來申訴，引起台灣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最早報導的是《中國時報》。他們特別派出記者出海到釣魚台實地採訪，然後做出報導。余紀忠先生當時敢於派遣記者實地專門採訪，是要擔當相當的風險。」

回顧保釣40年，其意義不在於緬懷過去或是自我表揚，而是期望保釣歷史的真實面目能夠被台灣社會所了解，最終能把保釣的火種延續下去。這段歷史相當重要，但是它的理念與精神，不幸卻由於各種因素，而被台灣社會忽略了。再現這段歷史以及其蘊含的精神，對當今台灣社會應有參考價值，甚至對兩岸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亦能有所貢獻。

突破禁忌示威遊行

保釣運動的歷史要從1970年的暑假說起。台灣的漁民長年在釣魚台的海域捕魚的地方，當時忽然受到日本軍艦的驅離。漁民回來申訴，引起台灣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最早報導的是《中國時報》。他們特別派出記者出海到釣魚台實地採訪，然後做出報導。余紀忠先生當時敢於派遣記者實地專門採訪，是要擔當相當的風險。他做出這個有擔當的工作，為保釣運動發揮催生作用。所有保釣朋友都不會忘記余先生的貢獻。

經由這些報導，日本軍艦驅趕釣魚台事件開始為海內外大家的注意。留美學生開始醞釀保釣運動，先是在普林斯頓、紐約、波斯頓、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加州柏克萊等地大學（差不多同時）分別自發地在少數留學生圈子談論。這種討論很快蔓延開來，並開始成立保釣團體，進行橫向聯繫。保釣運動迅速蔓延開來，得助於當時留學生已經存在的一些跨校組織，包括中國同學會聯合會、大風社、《科學月刊》聯絡網等。

事情發展得很快，不到半年，一個全美國的留學生運動已經隱然成形。到了1970年年底，就有人提議示威遊行，很快就獲得各地保釣團體的支持。1971年的1月29日到30日，美國的華人與留學生就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六個城市，舉行第一次的保釣示威遊行。

這對台灣學生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因為從前戒嚴時期，民眾自發的政治性遊行是一種巨大的禁忌。這個巨大的禁忌這麼快就被衝破，其原因值得深入分析。首先，它說明大家對日本企圖佔領釣魚台列嶼是很憤怒的；其次，大家覺得這不是狹義的、爭取個人權益或遂行政治鬥爭的政治活動，也不是批評政府的活動，而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矛頭向外。因此，大家覺得理直氣壯，甚至認為政府應該褒揚我們；第三，那時期美國的校園常有反越戰遊行，美國學生上街頭示威家常便飯。台灣留學生在此氛圍中耳濡目染也逐漸解除內心對遊行示威的恐懼。

還有一個可能更根本的因素。當時台灣的社會價值觀比較推崇理想主義，比較不那麼現實。如此薰陶出來的留學生，對於大是大非比較重視，比較堅持，比較勇於表達立場。這和今天社會的價值觀差別很大。這個因素的作用是間接的，潛在的，你也許很難找出具體的案例證明它的因果關係，也許很難量化它的影響；但卻是根本的。保釣運動能夠迅速發展，波瀾壯闊，持久存在，我認為這是根本的原因。

5百位華裔學人上書蔣總統

保釣運動的爆發，引起台灣政府很大的震撼。誠然，我們這些學生在台灣都是只知道讀書的乖學生，怎麼到了美國就變得「不乖」了？要知道台灣當時在戒嚴時期，學生幾乎不曾見到自發性的遊行示威，更不要說參加。社會氛圍無形中阻礙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學生也都識相地躲避政治活動。不錯，當時出來參加示威遊行的同學也受到一些親國民黨學生的規勸或壓力，然而影響不大。這使得台灣當局大為意外。

由於參加保釣人數眾多，而且原來多屬於乖學生，很難把這麼多留學生都打為陰謀分子，或說他們被陰謀份子所利用。於是國民黨政府派遣國際文教處長姚舜前來疏通，可是這並不能夠平息保釣的熱潮，因為大家覺得我們並沒有做錯事。我們是愛國啊，這不是從前學校裡的教誨嗎？

接著在3月間，又發生旅美5百位華裔學人上書蔣總統事件。這封公開信提出四點主張，要求保衛釣魚台，並且強調反對在主權未定前與日本洽商聯合開發附近海域的石油。這個上書的意見正好呼應了留學生保釣運動的主張。這5百位署名的華裔學者很多都是國際級的大師，包括數學家陳省身等多位院士在內，是台灣政府十分重視的知名學者。如果台灣當局懷疑參加保釣運動留學生別具目的或受人利用，那麼這份懷疑就很難加在這些學者身上。事實上，情形正好倒過來：有些留學生本來還有點兒顧忌，如今看到這些著名學者都站出來保釣，原有的一點顧忌也都消失了。因此，這5百學人上書對保釣運動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示威遊行當然不可能達到目的。但是大家士氣很高，認為不達到保釣目的決不罷休，於是相約4月10日再來一次。為了造成較大的聲勢以達到最大的效果，大家約定美國東岸與美國中西部（其實是在美國的中間偏東各州，從東岸到美國密西西比河）都集中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紐約與中西部的芝加哥便不再舉辦遊行。

1971年4月10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跟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示威，這一次示威的聲勢非常浩大，單單在華盛頓那一場估計至少從2千5百人，有人估計到4千人。美國西岸的3個城市也各有數百人參加。當時台灣出國留學生每年大約在2千人左右，以平均在學3年計（佔多數的碩士生平均兩年畢業），估計每兩位留學生就有一位出來示威遊行。如果考慮到美國南部與中部地區距離東西兩岸太遠的因素，參加的比例應該更高。

數量之外，遊行的對象與訴求的主張也有所擴大。1月底的第一次示威對象主要是日本政府的駐外機構；但是一連串的事件讓留學生擔心台灣政府會不會為了保留聯合國的席次而放棄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堅持。此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國政府偏袒日方。因此這次大遊行的對象便包括美國國務院以及中華民國大使館。

不只是外侮還有國賊

遊行第一站是美國國務院，他們的回應不僅明顯地偏袒日本，而且態度相當傲慢。面對幾千人的遊行隊伍以及保釣人士用心收集各種證據，並指出之前美國政府過去偏袒日本的錯誤言論，如此精心擬定的抗議信，美國國務院的回覆只是重複事前已經表明過的立場：「美國過去只是暫時管理釣魚台列嶼，將把它連同琉球群島交還給日本。」完全不理會保釣人士在抗議信中陳述的反對理由。遊行隊伍一些人聽到了這樣的回應，忍不住哭了。因為這和以前對美國的理解不同。以前被灌輸美國是最重證據，並且一向在國際上主持正義的，因而不少人事前帶有不小期待。這下子落空了，而且發現過去的信念原來很有問題。

美國的回應令遊行學生深受刺激，但是美國終究不是我們的國家。因此，第二站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就令許多遊行人滋生出額外的期待，期待自己的政府能夠堅強地保衛國土，能夠理解我們受美國欺負的心情，猶如小孩在外頭被欺負了，想要回家尋求母親的理解與安慰。遊行隊伍蜿蜒經過漫長的路途，才從美國國務院走到雙橡園（1937-1978年間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官邸），長途跋涉示威人士都有點累了。在身心俱乏下，大家期待自己政府能夠表達振奮人心的作為。結果完全落空了。雙橡園官員不但沒有表現堅決的保釣立場，沒有理解學生愛國感情受到美國國務院的打擊，連大使本人都沒有出來與遊行隊伍講話。在美國國務院所受到挫折就轉化為對政府徹底的失望。保釣學生驀然發現，釣魚台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還有國賊。自己政府如果立場不堅定，保釣是很難成功的。

隊伍離開了雙橡園，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經過了那一幕，很多人意識到，保釣的關鍵在於自己政府是否決心保衛釣魚台。從這個過程中，保釣人士感覺到政府並不重視保釣。大家擔心，在聯合國席次風雨飄搖之際，釣魚台主權可能成為犧牲品。體會到這些，對於下一站日本大使館的抗議，示威人士已經不帶任何期望。大家心中在想的是，如果政府不重視保釣，怎麼辦？

遊行的各地積極分子，當天晚上在馬里蘭大學的召開檢討會。對台灣政府的失望以及對保釣運動的出路成了會議的主軸，批評國民黨政府成了主要內容。這樣的會議自然不可能有具體的結果。由於大家感覺到政府不重視保釣，繼續組織遊行向日本示威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會議原來想要討論下一個行動步驟也得不到共識。會議草草結束，留下很多人的失望與徬徨。

失望與徬徨也不是全然負面。至少大家開始探索：

為什麼國民黨不熱衷保釣？甚至有些國民黨忠貞黨員還暗中打擊保釣運動？

台灣教科書告訴我們，日本戰後洗面革新，特別在蔣總統寬大為懷，以德報怨的政策下，聲稱永不對外侵略。怎麼現在又要侵占釣魚台？

台灣學校與社會輿論一再說，美國是我們的友邦，而且是主持正義的世界領袖，怎麼在這次事件偏袒日本？

這許多疑問湧上心頭。大家開始懷疑過去在台灣所接受的教育，特別是近代史的部分。

保釣運動的分裂

記憶拉回來了，許多人回想起在台灣的中學中國近代史課程，內容往往語焉不詳，有些論述明顯不合理。但是好像是禁忌，不能追根究底。然而，心裡總是有些疑問。這些疑問本來深藏內心，而且已經漸漸淡忘了。但是保釣遊行的挫折又喚起內心深處的這些疑問。於是在4月10日遊行後，許多留學生開始探討近代史。美國一些大學收藏豐富的中文圖書，可以看到許多此前不知道的事情。

此外，以前在台灣的禁忌也不能再限制我們。於是從保釣運動發展出一個近代史的研究運動。不久，5月4日來臨，由於保釣運動有些地方與五四運動相似，於是許多保釣團體辦理五四紀念會，把近代史的研究帶到高潮。在這樣研究活動下，大家才逐步解開埋在心中長期的疑問：為什麼日本又開始來欺負我們，為什麼美國會偏袒日本，為什麼國民政府不願意認真的保釣。保釣運動就因此從本土愛國開始深化到對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

對近代史的研究，回答了疑問。但是，出路何在，卻依然沒有答案。正在這時候，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他已經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訪問過北京，並計劃在次年訪問北京，打破中美兩國敵對20多年的局面。這個宣布像是一個炸彈，震撼了全世界。20多年高度敵對，從不公開接觸的兩個大國，忽然要開始來往了。這個宣布開啟了國際局勢的新時代。

這個宣布對保釣運動也產生巨大的衝擊。台灣留學生猛然發現，還有一個中國政府，她已經強大到美國總統都必須登門拜訪的程度。「說不定北京政府能夠保釣」？徬徨中的保釣人士像是在迷霧裡看到一盞燈。

逐漸地，部分保釣分子把希望寄託在對岸。當時美國社會燃起一陣中國熱，不少保釣人士也積極去了解中國。因為以前在台灣念書的時候，對中共幾乎是一無所知的。因此從7月尼克森宣布將要訪華之後，許多保釣運動人士積極設法了解中國的情形以及社會主義的理念。他們如飢若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報導與書籍，逐漸把保釣運動轉化為認識新中國的運動，甚至成為認同新中國的運動。由於中國當時還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這個轉化的運動也常常被看作左派運動。

就在許多保釣積極分子轉向認同新中國之際，一些堅定的國民黨籍保釣分子也在謀求出路。受到大量留學生不滿國民黨政府對保釣態度，以及尼克森宣布後國際局勢大轉型的壓力，這批國民黨堅定分子也積極凝聚起來，逐漸形成保釣運動的右派。

從運動中重新認識台灣

除了這兩個派別之外，還有相當一些保釣分子在這個局勢大動盪的過程，並沒有忘記對台灣的關懷。他們多數也熱衷於認識新中國，不少人也開始了解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他們堅持關懷台灣為重點。他們認為，即使中共要統一台灣，也需要台灣人民的認同為前提。因此，如果要促進統一，就應該回台灣，而不是到北京。他們又說，主張社會主義就應該支持台灣勞工，農民以及其他弱勢者的抗爭，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換言之，保釣運動應該以關懷與支援台灣內部人民的奮鬥為方向。

於是保釣運動就逐漸形成三個不同發展方向。1971年的9月，保釣運動人士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國是大會。它是保釣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會議結果，保釣運動分裂。一般說法是左右分裂，其實不止分成兩條路線，應該是分成三條路線：第一條左派路線，或是統一運動路線。很多保釣組織就改名稱叫做中國統一運動組織。第二條右派路線，主要是一些非常支持國民黨、支持國民政府的人組成。他們後來成立了一個反共愛國聯盟。

前兩條路線區分的標準一般採用左與右，但是比較貼切的標準也許應該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一者持高度批判乃至否定的態度，一者基本上肯定認同，即使也有些內部的批評。所謂左派或統一派，雖然多數接受社會主義的理念，但是更多的是基於民族主義；而當時的右派多數也是贊同中國統一，甚至也有人思想上贊同社會主義。因此採用統一派，或是左派右派，並不十分貼切。他們主要的差別，毋寧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第三條路線呢？持這條路線的人，基本上也是高度批評台灣政府，但是他們強調關心台灣，支持台灣內部追求正義的鬥爭。他們認為，即使追求中國的統一，也應該基於台灣人民的利益與認同為基礎，真正的統一運動應該以台灣內部人民的要求為主力。有採用這條路線的人嗎？當然。一些保釣朋友從運動中重新認識了台灣。他們發現台灣還在戒嚴的體制下，還有很多台灣內部的問題。他們認為保釣運動需要去關心台灣社會，去做啟蒙工作，去支持台灣內部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

（原文節錄自《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作者林孝信現任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