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背心運動：當今的無套褲群眾鬥爭

黃背心運動：當今的無套褲群眾鬥爭

Les gilets jaunes sont les sans-culottes de notre présent

◎布洛薩 （Alain Brossat）

林深靖 譯

 

【編按】2018年底，法國爆發「黃背心」（les Gilets jaunes）運動，其性質，其規模，其參與的群眾結構……超越想像，難以定位，開啟了社會抗爭的新紀元。

究竟投入「黃背心」運動的是什麼樣的群眾？他們訴求什麼？法國的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何在？這究竟是人民群眾的起義或是所謂「民粹」的動員？近年來，歐洲思想界有所謂「左翼民粹主義」的說法，這樣的認知成立嗎？當代社會的騷動、不安、困頓……究竟要如何理解？如何命名？

本文是法國知名哲學家布洛薩（Alain Brossat） 於2019年3月31日，在《新國際》與《苦勞網》合辦的「重新思考民主論壇」中的發言稿，就他本人第一手的觀察與思考，為我們解說「黃背心」在這個時代的新意義。

布洛薩的哲學著作甚多，近年的書寫尤其深入當今民主體制的省思與批判。譬如《民主之粗暴慶典》、《敵人的軀體─超級暴力與民主》、《野蠻的和平：論當代政治》、《免疫之民主》……等，他最近的一本著作《錯開的交會：傅柯與中國》，譯本剛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關於黃背心運動，不誇張地說，我認為是與法國階級鬥爭歷史軸線斷裂的。這個斷裂不限於法國的情境：事實上，從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以及發生在西班牙、土耳其、法國暨其他地方的種種空間佔領運動即可看出端倪。

 

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沒有階級的鬥爭」？

在這些運動當中，我們發現最關鍵的是改善生活條件的憧憬與訴求、公共自由、平等以及就業等問題，而不再是傳統上與薪資和勞動條件緊密關連的勞工鬥爭。對抗的雙方從過去的「勞動者」（無產階級）和老闆（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似乎轉移到各種組合的人民和國家之間的對立。就抗爭的形式而言，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的勞工抗爭是阻礙生產，黃背心則是阻礙「流通」（商品和人員的流通），這不是罷工，而是以佔領圓環做為最主要的鬥爭形式。鬥爭從個別生產單位（工廠）轉移到各個不同的領域，任何平民百姓感受到被國家欺壓的領域──包括醫療匱乏、對開車者的騷擾（測速雷達、違規照相……等）以及公共服務的敗壞等等。

抗爭的重心也轉移了，對黃背心而言，其動力來源不再是傳統的勞工運動（工會在黃背心運動中幾乎是完全缺席的），勞動權益不再是核心問題，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集結形式，抗爭者的共通經驗是動員的基礎，也就是集體感受到被國家拋棄，被國家苛政所「虐待」。這些人不是因為不滿勞動條件而集聚於圓環，而是感受到在社會上被漠視，被當權者輕蔑、踐踏。當然，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是受薪者，不過也有許多是失業者、工作不穩定者、貧困的自雇者、退休人員……等。最主要的是，他們一般而言不是因為勞資關係而動員，而是不滿「生活處境」，感受到社會不公不義，感受到被當權者所歧視。

上述這種狀況讓許多評論者，包括在基進圈子當中的人，包括我的朋友，認為黃背心的抗爭固然精采、緊密、兇猛、有延續力，不過這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沒有階級的鬥爭」。

我有不同看法：黃背心運動有一個矛盾之處，也就是鬥爭越是激烈，越難使用經典的「階級鬥爭」論述（簡而言之，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辨識出主事者的角色。不過，即使相對於過去那些還很容易置入無產者和資本家衝突的事件（譬如1968年的造反），形勢的確已經「轉變」，這並不意謂我們已經完全脫離階級鬥爭的軌跡或時代──我的看法是，在當今新的歷史情境之下，階級鬥爭其實也正在重新鋪展，重新構圖。

就階級的原初意義而言，黃背心或許不能說是一個階級的展現，他們至少的的確確是「人民」的表徵──是有政治意涵的人民，他們的存在和能見度隨著動員的擴大和堅持（出乎意料的）而深入人心。他們情感豐沛，能量十足──他們在憤怒之下群聚、連結，憤怒在當權者的眼中，他們被視為無關緊要的芸芸眾生（馬克洪的說法是 :「那些什麼都不是的人」）──是魯蛇（loosers），是社會問題之所在。因此，這是一個從運動過程中浮現出來的「人民」，特徵鮮明而獨特，這是一個抗爭的群體，匯聚了相當多樣、異質的諸眾，他們因為共同面對越來越艱困的生活條件而團結在一起，他們集結能量對抗所謂「全球化」的權力體系──馬克洪和他的部長們、各級首長、議員、媒體菁英等等，對抗那些腐敗的政客、逃稅的豪門巨富……簡而言之，凝聚黃背心的最基本力量，是企盼苦日子可以有個終點，月光族企盼可以在每個月底喘口氣，尤其是自從馬克洪上位以來，他們的生活條件明顯更加惡化，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沉重的稅負、汽油價格的上漲成為引爆黃背心運動的導火線。

 

 

對抗「惡主」、「壞國王」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歷史上的那些抗稅起義，沉重的稅賦讓那些「升斗小民」，如農民、手工業者、自雇自營者以及諸多低賤的小老百姓起來造反，在法國，這是古老的故事了。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法蘭西書院的課程中曾經講述這些故事，從17世紀開始，王權是如何毫不留情地鎮壓抗稅的鬥爭，並藉此張揚其權力。

從長遠歷史的角度來看黃背心運動，我們不意外地從這些底層小民的口中聽到一些讓他們沸騰的話語，他們心中仍存留有「惡主」、「壞國王」的想像，他們認為馬克洪帶有某種皇家貴族的高傲，對於小老百姓，他無非是以臣子下民的眼光來看待，或虐待。這是一種重回「舊體制」的想像，也因此他們的鬥爭形式與往昔的「起義」可以完全貼合──自發的，被某種「受夠了」的素樸憤怒所牽引，導向在地、立即的自我組織，口號隨著運動的開展而逐日被創造出來，凝聚力強大，缺乏意識形態的「大背景」，譬如過去長久以來陪伴著工人運動或左翼示威的「解放」套語。也因此，最能在運動中連結情感的是「滾蛋主義」──馬克洪滾蛋！馬克宏下台！好像罷黜「壞國王」就可以帶來解決的方案，可以減輕那些無聲無勢或是「無份」者（ sans parts，洪希耶Jacques Rancière用語）的痛苦。

與往昔法國歷史上那些運動或集體動員鬥爭的經驗來比較，我們很驚訝地發現黃背心的高度靈活和極端可塑性，混和了不穩定性和堅韌耐性：沒有組織架構，也沒有代表性的機制，譬如20世紀革命經驗中會出現的「委員會」（俄羅斯革命、德國革命……等），也沒有進行組織動員的固定根據地，運動與隨著權力關係發展的過程逐漸定性定型，他們既可以是定點封堵，也可以是靈活流動：當警力集結來拆除一道路障之後，他們就地解散，卻很快又轉移到其他地方搭建起來。黃背心的強韌、堅持很難以想像：誰能料到，去年年底，到了第十八個週六的動員，黃背心運動依然強度驚人，不減聲色，尤其是聚集在「全世界最美麗的大道」（香榭里榭）上的那一群，香榭里榭大道上以豪奢華麗著稱的富格茲餐廳（le Fouquet’s）被一把火燒掉了，這個暴發富和新貴們喜歡沉溺的聲色之地，薩柯奇（Nicolas Sarkozy）曾經於2007年在此慶祝他總統大選的勝利。

這是一個具有原生質特色（protoplasmique）的運動，其形態和界線不斷在移動，持續在發展，許多試圖將它體制化的嘗試都失敗了。某些協調的方法也許曾經在現場執行，但是沒有任何人或團體可以宣稱具有代表性，其性質之混雜多彩很難以被改變，其中或許有些傾向極右派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政黨，也有些是屬於新安那其流派，有些是黑衣幫（Black Bloc）……總體上，那些去圍堵圓環的、那些每個週六都要再度出來的黃背心群眾，很難被歸類，很難用古典的政治分類去囊括。即使像「公民創制公投」（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這樣試圖團結人心的主張在運動中產生不少迴響，卻還是無法獲得一致認可──這也可以看出整個運動「反體制」的精神是多麼強悍。

 

對「警察民主」和「市場民主」的質疑

也正因為如此，當權者即使招數百出，想要找出可以和和黃背心對話的中介者（也就是媒體和政府所認定的那些知名的「意見領袖」），讓他們可以一起進入總統府或總理官邸進行所謂「談判」。然則，整個運動畢竟是在街頭進行的，每個週六都會重生，就像是希臘神話裡的巨人安泰（le géant Antée），只要赤腳接觸大地，力量就會再生……

政府那些裝飾性的措施（譬如暫時凍漲油價，放緩過路費的提高……）既無法讓運動停歇，也無法說服那些黃背心上身的平民百姓。相對的，反而是在運動現場出現某些活躍的「跨界協商」，尤其是最近這幾個星期，在某幾個地段，有些由工會召喚出來的示威者願意坐下來共同討論勞動法規或氣候危機的的問題。

「黃背心時刻」一再持續，有恆常化的趨勢，那是因為當權者面對動員的基礎已經一無所措，亦即不平等的擴大，有相當一大部份的人民生活條件惡化，已鄰近難以忍受的界線，而且毫無改善的希望──日常的法文稱之為「galère」，也就是到了奴工苦役的地步。運動越是開展、越是堅定，就越是看到一道越挖越深的鴻溝，一邊是那些試圖脫離被輕蔑、無視的社會情境的人們，另一邊是堅守其新自由主義教條的政府。

一個週六又一個週六，警察近乎失控的粗暴鎮壓造成無數的殘肢斷腿，他們使用那種近乎內戰的裝備，嚴重傷殘者的民眾不斷累增，此外還有成千上百的逮捕、起訴──這導致彼此之間的裂縫註定無法彌補，一邊是不屈不撓的諸眾，他們似乎已從每個週末外出的行動中找到存在的理由，找到尊嚴，找到足以演繹他們憤怒的政治表達模式；另一邊是政府自我強化的碉堡，其權力體系擴展到媒體菁英以及部份的知識份子，他們一致相信，唯一能夠讓這些來自底層的渣仔聽得懂的語言，就是武力，就是鎮壓。

這或許不能純粹說是兩個階級的的對衝，這一頭是一個有共同情感共同主體組合的人民，是那些被漠視、被輕蔑的人們，他們是福利國家解體，公共服務惡化的受害者；另外一頭是威權高漲的當權政體，由一批犬儒政客、暴發富新貴、媒體大老以及巴黎天龍國菁英組合而成，他們無視於平凡百姓的生存條件，處處與小民為敵。這個既脆弱又堅韌的人民，就是屬於一個歷史時刻：「黃背心時刻」，他們具有人民的一切特質，卻又不是馬克思主義論述中所說的，做為「歷史主體」的無產階級，這個天意所歸的階級。這個時刻，或許是短暫的，也因此讓那些鐵嘴半仙大膽預言，黃背心的結局註定是分裂、爭搶資源，最後集挫折、悔恨於一身，就像是歷史上所有「起義」的命運一樣。

真正問題之所在是，黃背心運動的崛起，是在「之後」的論述中產生的。在解放勞動者的集體行動轉向、舉哀之後──那曾經是大論述、大模式的時代，由一種帶著全球解放計畫的歷史哲學指引，這套哲學可以動員一個命定的階級，有指引任務的機器（政黨、工會），有透過集體經驗而形塑出來的鬥爭手段（罷工、示威、維權請願、談判），有一整套的戰略、戰術，穿梭於「社會對手」各層次的代表之間（所謂「社會對話」）……黃背心是在這一切「之後」……

黃背心運動最鮮明凸顯出來的，是逸出界線，從一個已經破滅、枯竭的界線逸出。從其豐潤的政治色彩以及豐沛的情感支持來看，黃背心的積極進取遠遠蓋過了消極悲沮的面向：在運動中，過去常會出現的那些反動的噪音，譬如族群歧視、性別歧視……幾乎都消殞了，高唱入雲的是對於平等和尊嚴的期盼，是對於威權體制的抗拒，是對於警察民主和市場民主的質疑。

 

黃背心運動開展出抗爭的全新地形地貌

匯聚在圓環或示威隊伍中的人們，其最基本的集體經驗是，透過社群，透過一個行動的、具體的、在地的社群，開展出新的團結模式。這個社群的共通原則是可以讓所與參與者去質問總體的社會關係和生活形式，而不是固守在單一職業別或純粹量化的訴求。

在我們看來，黃背心運動開展出了抗爭的全新地形地貌，同時也為基進的行動帶來新的景觀。在這裡，傳統的組織型態──譬如政黨、工會幾乎不存在，那些尋常出現的大咖，那些顧問級的、魅力型的領導、領袖，也不見蹤影；更重要的是，那些試圖讓運動建制化，認為必須建立某種機制，推出某些代表的聲音也已消逝。這個運動的基本能量就是有辦法不斷自我創新，同時也破除了當代政治科學的妄言評斷──他們喜歡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我們進入了一個「自主管理」（entrepreneurial）的年代，每一個人都變成自己的主人，可以自主享有一切，每一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自我創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小確幸……

黃背心起義或許有天意的祝福，他們面對市場民主、威權民主、警察民主，韌性十足，有來自人民的頑強鬥志與社會抗爭精神，他們破除了政治菁英、媒體大咖和所謂專家學者們的鐵口直斷：斷定階級鬥爭已經消亡。做為革命象徵的「紅色」或許已經退位，成為道路施工的警示燈號；如今是「黃色」崛起。黃色，過去在階級鬥爭中被認為是可疑的顏色符號，現在卻接續了紅色，成了新的基進行動的符碼。那些歷史上曾經做為激進左翼典範的鬥爭（如俄羅斯革命、中國革命、古巴革命……）如今似乎都已失去光彩，現在是法國大革命再次現身，並以黃背心做為新的無套褲群眾（sans-culottes）鬥爭的想像。於今，在每個週六的示威中，法國的三色旗四處飛揚，就如同剛剛從市政府、學校──國家──的屋頂上被摘下來，讓旗幟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上。這些蘊藏於社會深層的人民，他們與馬克洪的國家，與菁英們的國家之間的仇怨，越來越像是不斷深掘的深淵……

「掘得好，老鼴鼠！」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註）

 

註：「掘得好，老鼴鼠！」出自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馬克思多次使用善於掘土的老鼴鼠這一形象來比喻為新社會開路的革命。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如此闡釋：關於我們感到興趣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總結1848—1851年的革命時寫道：「……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預備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它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物件，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權力。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鼴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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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9/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