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民族解放鬥爭與民眾連帶
◎徐勝
◎譯／臧汝興
1、林書揚先生與反帝民族解放鬥爭
半個月前，林書揚先生如親弟弟般疼惜的陳映真先生過世了。值此之際，我受邀參加紀念林書揚先生文集的研討會，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光榮。但，同時，對我來說，要對林書揚先生留下的龐大而深奧的著作，討論些什麼，實是很沈重的負擔。不過，我們未來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這也不由得讓我想起，我遭母喪時，弟弟徐京植對我說的話：「為了解除死者臨終一念的重責，未死者必須自我勉勵，向著該來的一天不屈不撓地走下去」（林書揚文集第一卷334頁）。現在，我就抱著這樣的心情，寫下我的幾點想法。
林書揚先生文集談到有關我的部份有：關於我們兄弟的獄中鬥爭（文集1–329～335頁）以及我提議每年舉辦一次「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2–輯三）。在文中，他把我當作跨越國境的難友，以及東亞反帝民族解放鬥爭的同志，充滿了國際主義的友誼。
林書揚先生對「人民的願望」曾這樣寫：
「廣大人民的願望，永遠只是尊嚴與公正，和平與安寧，快樂中的進步，進步中的快樂，如此而已」（文集2-164）林書揚先生做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就是這麼素樸的、理性主義的看待人民的願望。親身經歷過日帝殖民統治的他，熱切盼望祖國的獨立與統一，他是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傳道者、領導者以及愛國者。
林先生自認自己一貫的思想就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前者代表著一個血緣和文化的歷史共同體處在外來強權的控制下無法自主決定本身的發展方向，因而必須以整體團結的力量爭回主體性，而後者則是首先代表著共同體中佔有最大的人口比例，承擔著最基本的社會生存手段的生產勤勞大眾對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的社會正義的當然要求。」（摘自文集1–Ⅵ頁）
自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東亞，日本軍國主義又肆虐東亞的時候，我們民眾就自然成為自主獨立、反帝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者，支持被壓迫民族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的俄羅斯革命以及其思想，是歷史的必然。
當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經歷蘇聯的挫折之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影響力，似乎衰退。而壟斷金融資本以「新自由主義」的面貌，與軍事力緊密結合，更加強化了其階級支配與軍事霸權主義。因此，反帝鬥爭的正當性也就比任何時期都要強。
2、韓國燭光示威的歷史政治學
12月3日，反對朴槿惠的神棍政治，要求她立即下臺的第六次燭光示威，聚集了230萬民眾，比前次的示威人數更增加了四、五十萬人。這一波示威已經讓總統喪失了實質的權力，這麼大模規的非暴力和平示威，堪稱世界上史前無例，引起很多人的關注，推翻朴槿惠的鬥爭，已經迫在眉前。
雖然很多人以為這一波的示威，是因朴槿惠的獨斷獨行、荒誕的行為所引起。但，其實，朴政權的問題有著更深的根源。眾所周知，朴槿惠是受其父軍事獨裁者的蔭庇，而踏上政途，她當選後也極其所能地維護其父的「名譽」。不過，更深遠地說，朴槿惠的政治基礎是，殖民解放後，佔據韓國政治、經濟、軍事、媒體、文化的主流地位的親日派，以及美軍登陸後立刻轉變招牌的親美勢力。
因此，她始終站在強調日本殖民統治現代化、反共分斷國家的正統性的立場，任期內她推動了訂定（大韓民國）建國節（譯註：企圖將1948年8月15日南韓成立分斷政府的日子定為建國日）為內容的歷史教科書國定化（譯註：從一綱多本改回一本國定教科書）、簽定「12•28韓日慰安婦協議」、「韓日軍事情報協定」、接受引進蕯德（Thaad）系統等，所有的政策都是出賣國家利益，為美、日的利益服務。
最近，在東亞地區出現各種的市民抵抗運動。在韓國，燭光示威正大規模的展開，去年在日本，也發生反安保法制的示威，前年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香港發生「雨傘」示威。
在日本東京，「守護憲法」、「反對安保法制」示威，聚集了數萬人，這種規模在日本已經多少年都沒有出現過。其重要的意義在於，戰後做為日本的基本價值的和平主義與立憲主義，再次引起大眾的熱議。但是，安倍竟仍在眾議院、參議院選舉，獲得2／3以上席位的壓倒性勝利。日本政府勢必將推動海外派兵與修憲。並以美國為後盾，與中國對抗，對北朝鮮公開採取瓦解其體制的策略。就此情勢來看，我們可以說，反對安保法制化的運動，未能成功壯大為政治運動，而且，也未能成功地透過輿論感動民眾。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雖然成功地掀起反國民黨政府、反中國的輿論，並使民進黨的蔡英文當上總統，同時在立委選舉中讓民進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就任僅半年的民進黨政權以企圖砍年金、增加國防預算、加入TPP等，執行其新自由主義路線，遭致民眾越來越大的抵抗。最重要的是，民進黨與太陽花運動擁護美化日本右翼的殖民史觀，拒絕與中國大陸和解，從這個層面來看，與反對日本殖民史觀、反對日本軍事大國化的，支持南北韓和解與統一的韓國燭光示威，正好呈相反方向。香港的雨傘革命，雖以民主化為旗幟，但其反中國的色彩鮮明，因而與台獨派可以說出自同一脈絡。
中國的大國崛起，也伴隨著霸權主義傾向，掌握政權的共產黨，也露出其國家主義屬性，「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民主主義之初衷，也所有輕忽。但，畢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始終繼承了東亞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因而，與美、日帝國主義合作，對抗中國，從東亞歷史的脈絡來看，即屬反動，是無法代表東亞的自主、統一、和解、合作的未來。雖然現在進行中的韓國的燭光示威，結局如此仍有待觀察，但從上述脈絡來看，韓國的燭光示威、琉球的反基地鬥爭、日本的反戰和平運動才是在反帝主義的東亞歷史脈絡中，具有現實性的進步運動。
3、抗日戰爭勝利70年與東亞的政治課題
去年9月3日,在北京由電視廣播我看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的紀念講話。其要點如下：
1.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一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
2. 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3. 中國人民以巨大民族犧牲支撐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以上幾點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抗日戰爭勝利的重大意義就在，一雪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擊退之後百年間的帝國主義侵略。這也是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殘忍侵略，獲得的「首度」的勝利。
其次是現今中國已經確立大國的地位。最後就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中國成為世界史上的勝者、聯合國裡的重要國家，並在國際上樹立站在正義這一邊的形象。在二次大戰後做為世界秩序的聯合國體制中，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自是符合歷史地位與權利。即，意含著中國理應不同於戰犯國家日本。
中國為什麼在此時刻強調抗日與反法西斯鬥爭呢？中國自解放以後，即面臨冷戰的封鎖，又在美國的阻礙之下，直到1970年代，始終未能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在國內方面，又處於國共內戰下，並歷經韓戰、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後又必須先解決人民吃飽肚子的問題。
直至今天，中國仍然面臨國民統合與其方法（民主主義與法治）的政治問題，埋藏著不穩定的火種。由於市場經濟化與金融資本的支配，使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相連，有其必然的不穩定性。中國在物質上已有驚人的發展，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從這樣的意義來看，習近平的講話，可以說是歷經近兩個世紀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終獲勝利，走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與陰影的歷史宣言。我們也可以將之理解為，中國明確宣示了其歷史認識。在日本企圖重新找回大日本帝國的「光榮」的此刻，中國強調了日本是法西斯戰爭的戰敗國、犯罪者；而中國是戰勝國、具有審判資格的審判者。
4、反帝民族解放鬥爭中的民眾連帶
我為了瞭解中國如何紀念「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去年九月，我曾到蘆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瀋陽的「九一八紀念館」、延吉的「革命烈士紀念館」參訪。這幾個紀念館的展示的特徵是，以習近平主席的講話為基調，凸顯東北的抗日鬥爭。
凸顯東北的抗日鬥爭的原因，我想應該是這樣的。首先，東北地處中、韓、俄交接邊境，從地理上來說，又具有壓住北京的頭部之勢。
其次是，在1937年於蘆溝橋開始的中日戰爭之前，在東北，1931年就以九一八事件為始，展開抗日鬥爭。並且在關東軍的佔領區內，因無法與關內聯繫，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仍然以堅決的鬥爭，對日本的最精銳部隊關東軍，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脅。
在中國，對於抗日戰爭到底該從蘆溝橋事件開始算八年，還是該從九一八事件開始算十四年或十五年，也有不同的看法。後者的看法，與日本進步學者認為日本發動戰爭不應從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開始算起，而應從1931年的「亞洲‧太平洋戰爭」算起的立場，是相通的。
第三點，東北的鬥爭是朝中連帶鬥爭。尤其是1935年以後接受了共產國際的人民戰線戰術，在「抗日聯軍」的旗幟下，朝鮮人民與中國人民在緊密且廣泛的連帶下，展開了抗日鬥爭。
進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正廳，第一展示主題就是「中國的局地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展示室裡，用多棵樹木佈置成長白山的白楊樹林，遊擊隊在裡面展開苦難的鬥爭。如此的全景佈置，一下子就塞滿了整個視野。轉過身來，背面是很大的照片，記載了女性抗日鬥士趙一曼的事蹟與一幅一幅的東北抗日聯軍鬥士們的事蹟介紹。這些過去不曾有的展示，正是根據重新評價東北（滿州）抗日鬥爭的方針而來的。李宗遠副館長說明，此展示特別「重視了反法西斯鬥爭中韓半島（朝鮮）的角色」。也因此，可以看出抗日聯軍的史蹟，佔了很高的比重。1940年二月在吉林省蒙江畔，遭員警包圍後，在槍戰中中彈犧牲的抗日聯軍楊靖宇司令官，在抗日戰爭勝利70年紀念大會上，獲得破格的禮遇，與毛澤東、朱德併列為五人榮譽主席團，各媒體在有關70周年紀念的報導上，也都特別凸顯了楊靖宇將軍。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人與朝鮮人的聯合軍，在戰鬥部隊中甚至是以朝鮮人為中心，不過，在展示中，卻是有關中國人的展示重於朝鮮人，這一點也算是一點點的小瑕疵。我想應該以朝鮮人的貢獻事實為基礎，進行再評價。
其實不止是在東北，近代以後，在整個中國革命與反帝鬥爭的道路上，都有很多外國人參與。尤其是朝鮮人，在黃埔軍校就與中國人一起學習，並積極參與了國民革命與抗日鬥爭。那時候，跨越民族與國境的國際連帶，遠比現在進行得好。那段時期，不是要為中國服務，而是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以及世界革命服務，國際主義在鬥爭的現場，生生地實現。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夫人尼姆‧威爾士（Nim Wals）於1935年在延安寫的《阿里郎之歌（Song of Ariran）》，是根據對革命家金山（本名張志樂）的訪採，整理而成。金山出生於朝鮮北部，15歲就因3‧1抗日運動，而逃亡中國。之後，因關心中國革命，入黃埔軍隊就讀，並參與中國革命運動，1938年到延安擔任軍政大學的教官。
很多像金山這樣在中國活動的朝鮮人，都根據共產國際一國一黨的原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當時，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蘇聯，是所有共產黨人的責任，也具體實踐了為世界革命攜手合作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從1945年八月日本帝國主義戰敗之後到朝鮮戰爭，是朝鮮、中國人民併肩合作的重要時期。尤其是在對新中國建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東三省的戰鬥中，朝鮮人部隊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而在之後的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民對抗美帝，也付出了高達200萬生命的慘重犧牲，這都是我們無法遺忘的史實。
我們的敵人是誰，非常清楚。美國在世界各地，製造分斷、分裂統治，以利其區域支配，為其軍產複合體的利益服務，更在各地製造戰爭。因此，此刻，東亞的人民迫切須要建立共同戰線，實現共同對抗美帝的國際主義。具體的鬥爭方式雖然可能有很多，但根本上，我們還是需要根據林書揚先生強調的堅持反帝與社會主義的立場，毅然邁向東亞人民連帶的大道。
▲徐勝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