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陳映真】
左翼如何反思臺灣殖民地傷痕
◎陳映真
◎譯／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校／黎湘萍（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1937中日戰爭爆發，臺灣的日本殖民政府，惟恐臺灣人中仍有抵抗性的中國認同，會促成其寄望中國的勝利，因而對 “臺灣臣民” 的言行極其警覺。為了壓制臺灣人的祖國意識，日本殖民當局加強了所謂的皇民化教育，這是一種旨在 “培育帝國臣民” 的強制性教育制度，它的推行，是為了將被殖民的臣民同化於日本帝國。
培育以天皇為中心的皇國史觀
換言之，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通過剝奪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尊嚴、文化、語言、信仰、習慣，通過培育以天皇為中心的皇國史觀，使臺灣人對日本殖民的臣服合理化，從而培養 “日本帝國的忠誠臣民”。而臺灣和中國的歷史以及二者之間的歷史關聯，都被排除在課程之外，以阻斷學生認同原本為一體的中國人或臺灣人的歷史主體性。這種持續的 “去中國” 教育的效應，在1945年臺灣光復之後的很長時間，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從中日戰爭這一歷史脈絡看，皇民化制度的目的十分明顯：日本意在調動臺灣的人力與物資資源，驅使臺灣人陷入一場悲劇性的戰爭——讓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同根相煎。本文涉及到十一個臺灣人的經歷：他們在日據時期被徵召入伍，同中國作戰，身處被殖民者的主體性矛盾之中。這些士兵的經歷以及他們對這些經歷的態度之所以各有不同，原因很多，而與他們最終是否回返臺灣尤有關係。這裡沒有單個的有代表性的故事，然而，正是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生動說明臺灣後殖民歷史的複雜性和反諷性：那就是，緊隨著“光復”而來的，是國民黨長達四十年的戒嚴，而這竟是在舉世歡慶戰爭結束、法西斯主義據稱已經“終結”之後。
為了充分理解這些個人化的故事的意義，首先要明瞭日本對臺灣人的徵兵政策，以及臺灣在整個中日戰爭中的位置。1937年7月，臺灣人組成的軍隊開始被送上戰場。最初，他們是作為被徵募的軍夫，從事翻譯、物資運輸、農業勞動以及其它非戰鬥職位的工作。臺灣人可以志願參軍的 “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直到1942年才實施。很明顯，這一遲延源於日本人的疑慮：臺灣人在與中國作戰時會不會忠於日本帝國？不過，制度一俟確立，連臺灣原住民族也被徵募編成 “高砂義勇隊”，送上南太平洋戰場。1943年7月，“帝國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實行，1945年，徵兵體系最終完成。
從1937到1945年，超過207,000的臺灣人被送入日軍服役： 將近126,000人作為軍夫，80,000人作為軍人。這其中，有61,000人被送往菲律賓和南太平洋的其它地區，33,000人被送往中國大陸。陣亡及失蹤者達50,000人。近2,000人傷殘，戰後有21人作為戰犯被處死，147人被判2到3年監禁。
現在，這些倖存的前日本兵和軍夫被稱為 “臺灣人原日本兵”（TEJSS）。他們是臺灣殖民史、中國內戰以及冷戰體系的錯綜複雜的結果，多年來，日本政府拒絕給予任何戰爭賠償，直到最近他們才得到一筆非常微薄的賠償金。一部份在戰後回到大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因這段經歷，在中國大陸歷經坎坷，尤其在1957年之後的一系列極左運動中。而無論是蔣介石政府還是李登輝政府，都忽視了那些在戰爭中僥倖生還，返回臺灣的數以萬計的士兵們的需要：為討好日本唯恐不及的臺灣政府，可不想為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的戰後索賠惹惱日本。
為了帝國和天皇
本案共採訪了十一位臺灣人原日本兵：五位現居臺灣各地，六位現居中國大陸的天津市。以下是我收集整理於不同時期的臺灣人原日本兵們的口述，他們談到了參軍的時間和緣由。他們應徵的理由，一方面見證了皇民化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暗示，他們之效忠日本和天皇，實有經濟、家庭以及地區性方面的考慮。這也說明，日本人的教育機器無論如何有效，在生產忠誠的殖民地臣民方面，並不是完全成功的。
十一位受訪者中，有五位說他們並不想參軍，完全是被強征的。現年70歲的王清槐戰時本是一個農民，他解釋說：“那時候不可能拒絕徵召。” 有些人，比如現年72歲的謝勇，其時作為 “志願軍夫”入伍，實際上，“志願”只是名義上的。謝勇說，“那時我在一個職業中學讀書，日本教官說國家和天皇需要我們。” 短期訓練之後，謝勇和他的一些同學成了日軍的飛機機械師。
受訪者林興琳，現年71歲，戰爭爆發時住在日本的福岡，在那裡被徵募入伍。他回憶道， “他們很快發現我不是日本人。一個臺灣人是沒有資格當日本皇軍的。” 結果是他被派到福岡附近的海軍基地做一個軍夫。“我那時很年輕，不能被接納做皇軍讓我感到很丟人。” 林笑了，“但我父親很高興，因為做軍夫的傷亡可能性比做軍人低。”
受訪者中有兩位談及做軍夫的動機，認為報酬的吸引力遠比軍隊的愛國口號來得強烈。現年75歲的陳根發，戰時本是一個卡車司機。他解釋說，“他們承諾給去馬尼拉的人每個月120日圓。這是我在臺北做卡車司機的月收入的兩倍。”黃永生，現年84歲，他描述參軍的經歷，認為在戰爭末期，收入是一個特別強烈的誘因，因為其時臺灣人的生活越來越艱難。“戰爭結束前幾年，日本人想讓我在日本佔領的那些南太平洋島嶼之間開運輸船。他們說會給我很好的報酬。那時我是一個要養家糊口的漁民。一個窮得什麼都不懂的漁民。我不管什麼國家和天皇。我說好吧，一個月後，他們就把我送到菲律賓了。”
別的受訪者中，有確實將參軍主要歸因於對日本的愛國情感的。王清槐被徵召為軍夫入伍時年方18，他決心要特別勤奮地工作，希望到二十歲時能成為皇軍的正式一員。“像那個時候的許多年輕人一樣，我是那種被日本精神煽動的人。” 他笑著承認，又說，“不過我懷疑，那個時候誰不是那樣。” 現年71歲的周義村，當年在總督府員警署的化學實驗室工作，現在是一名刻印章師傅，“那個時候，一個臺灣年輕人能到總督府的部門工作，是很不平常的，” 他微笑著說，“那職位是一種榮譽。你覺得比其它臺灣人離‘成為一個日本人’近了一步。你的腦子裡充滿了國家、大東亞新秩序、帝國之類的東西——你知道，畢竟那時我太年輕了。”
劉成莊，71歲，1944年在日本高中一畢業即被徵募為軍夫入伍。1995年我在天津採訪他時，他大膽承認，他曾覺得自己被 “大和精神” 完全佔據，入軍中服役時，每天響徹上空的愛國歌曲感動著他。1953年，他沒有返回臺灣，而是從日本來到中國大陸尋求新的生涯。在社會主義中國經歷了1958年的反右運動，他曾被打為“叛徒”、“日本帝國主義的間諜”。劉成莊說，“儘管這樣，我還是要承認我說日語更自在。我常想，如果42年前我沒有離開日本的橫須賀來天津，我的命運會是什麼樣。” 劉成莊現在是天津郊區的一家日本公司的顧問。關於這份工作，他說，“我教給日本老闆怎樣對中國工人嚴格要求、少付工資。”
戰爭經歷
臺灣人原日本兵的戰爭經歷有重要的共同點，最明顯的是，他們都經歷了戰爭的結束：美軍的閃電登陸和進攻、日軍防線的總崩潰、全面撤退到杳無人煙的山區，最後是1945年8月15日的投降。另一個共同點是服役期的短暫，這歸因於志願兵制度直到1942年4月才在臺灣實施。海軍志願兵制度開始于1943年7月，但要到1945年才開始招募殖民地的臺灣人。
此外，受訪者還提到了一個更深層的共同經驗：被徵召為軍夫的，極少被派往陣地前線。這一情況並非偶然，它反映了日本軍部對臺灣人原日本兵的總政策。曾是兩個小隊的大廚師的王清槐說：“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並不信任臺灣人。我們軍夫被放在第二或第三防線上，作職員、農業專家、工程師、機械師、建築工人、司機、護士、醫生,等等。” 因此，他們多數服役期短暫、缺少實戰經歷。
但或許更有意義的共同記憶是：民族歧視以及日軍對中國士兵、平民所實施的暴行。與占主導地位的種族主義的殘酷迫害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有關日本人與臺灣士兵真實友情的、少數的個別記憶。在此，要談到一個並不令人驚訝的故事：臺灣人原日本兵想要離開日軍加入中國抗戰的故事。
研究中日戰爭的歷史學家一直在強調一個史實，而這一史實在歐洲中心的二戰檔案中，始終被大量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記錄所覆蓋，那就是：日軍在中國的軍事行動的殘酷性，接近於種族滅絕的程度。這一史實，在本文的訪談中得到活生生的證明。
黃永生駕駛運輸船被派往海南島運輸軍需品時，曾目擊一個日本軍曹的恐怖暴力行為。停留海南期間，軍曹要黃永生陪他 “去找個姑娘樂樂”，黃永生回憶道，“我以為他要去找軍中的慰安婦，” 但事實是 “中士在街上找上了一個女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強姦了她，就在目瞪口呆的我面前，就在大街上……” 黃永生停下來，吸了一口煙，“然後，猜猜怎樣？中士用刺刀插入女孩的下身……我跟你講，那中士是個魔鬼。”
卡車司機陳根發從其它司機那裡聽過類似的故事。在採訪中，他回憶起在一個菲律賓小村莊裡發生的暴行，這牽涉到一項日本兵的檔案遺失的案子，“村裡所有的男人都被日本憲兵集中起來，拷問，然後殺死。” 陳根發還記得一個美國戰俘被刑求致死，以及一個屠殺中國農民的事件：“一個從廣州灣派到我們島上的臺灣空軍軍夫告訴我，在那兒（廣州），七個日本憲兵殺了四個毗鄰村莊的四百多個農民，藉以報復7名日本兵被中國抗日農民殺害。”陳根發感歎：“戰爭中，最遭殃的總是老百姓。”
從一些臺灣人原日本兵的敘述可以看到，他們在民族歧視的問題上有著共識。大多受訪者證實：日本兵對他們的臺灣同袍存有相當嚴重的歧視。陸清林，1945年5月參加日本海軍，如此描述他所遭遇的歧視：“當他們發現我是臺灣人時，就把我降級到海軍航空隊做軍夫。” 他很快被派往偽滿洲國，一到齊齊哈爾，就被分派到總務辦公室做一名職員，而不是到實驗室做更適合他的化學師。“沒有哪個臺灣人能在實驗室工作，” 他說，“後來，鈴木少校這樣告訴我。”
與此同時，不是所有受訪者都覺得歧視明顯得難以忍受。陳春慶笑著說道：“只有在面對敵人的子彈時，你和日本人是平等的。而且，這是戰爭，他們需要你的絕對忠誠。” 陳根發講了一個他在馬尼拉的軼事：“我當時在馬尼拉採購軍需，一個日本兵看見我，對我大叫‘清國奴！’（對中國人的侮蔑性稱呼）” 陳根發描述著他如何站起來對著那日本兵的臉就是一拳，然後，“兩個日本憲兵出現了，我告訴他們，我在馬尼拉準備為國家和天皇戰死，而這個狗娘養的卻叫我清國奴。憲兵當著我的面揍了那日本士兵一頓。”
這裡甚至還有日本人和臺灣人交往的極少數個別例子，陸清林被派到偽滿洲國的齊齊哈爾時，年僅18歲，在那兒的關東軍總務辦公室，他遇到了鈴木少校。少校待他如養子，關照、保護他不被日軍的苛刻軍紀傷害，還送給他當時只配發給高級日本軍官的罐頭食品。當陸清林被轉移到哈爾濱時，鈴木少校在他的行李中塞滿了衣服和食品，到火車站為他送行。陸清林剛到哈爾濱戰爭就結束了，他和另一支隊伍一起，被蘇聯紅軍帶到西伯利亞。“第二年有一天，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裡，我在一個小火車站的月臺上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是鈴木少校。”這個重逢令他喜出望外。這一次，陸清林傾其所有，要將口袋裡紅軍供給的口糧、糖果和錢給鈴木少校，“鈴木少校取了一些糖果和口糧，但錢是一文也不肯要，‘你是我的孩子，’ 他說，‘錢是父親給孩子的，不能倒過來。’ 鈴木少校就是這麼說的。” 在1946年的寒冷秋天、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中，他們從此分別，再不曾相見。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軍人在中國戰場上度過的歲月，卻使陳春慶從皇民化教育的欺騙中徹底覺醒。他對日本的愛國主義情感破滅得如此徹底，以至於他試圖離棄日軍，去加入那些開始與中國同胞並肩作戰的臺灣士兵。1943年，20歲的陳春慶懷抱打敗 “英美鬼畜”、為建立 “大東亞共榮圈”奮鬥的願望，自願參軍。“那時我太年輕了，” 陳春慶說，“我什麼都不懂。我只是一個從臺灣北部的偏僻小村莊來的貧窮農民。” 一個月的集訓後，陳春慶被送往中國大陸。
沉默、淳樸、在貧困中掙扎的大陸農民，讓他想起了自己的家鄉——那個貧困、偏遠的小村莊。陳春慶驚訝地發現，中國大陸人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甚至是宗教信仰，都和臺灣如此相像。“為什麼共榮圈的理想要通過搶劫、掠奪和殺害這些農民來實現？” 陳春慶問自己。沒有答案的疑慮日漸擴大，陳春慶無法停止思考。
1944年初，陳春慶的疑慮更深了，其時他被轉派到浙江金華，在一個關押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奴隸勞工的集中營做看守。他親眼看到，苛酷的勞作、饑餓、刑罰、暴力，以及殺害，是集中營每天上演的日常事件。同年5月，陳春慶和其它二十名臺灣人原日本兵、軍夫，被火車和卡車輾轉運送到浙江的北部防線。一路上，他們看到野地裡、街道上、路旁、河中，到處是屍體。“雖然是一個士兵，我也被親眼看到的情景震驚了：中國已經被戰爭破壞成什麼樣子了，” 陳春慶說，“我也是頭一次看到廢墟牆上據說由臺灣人李友邦將軍領導的臺灣義勇隊寫的標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抗戰必勝！’ ‘建國必成！’”
在採訪中，陳春慶強調，即使現在，他仍清晰記得當時他的心如何狂跳不止，因為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意識到，臺灣人已經正在大陸組織起來，與中國同胞並肩作戰，反抗日本侵略者。從那時起，陳春慶開始積極尋找臺灣抗日義勇隊，但遺憾的是，他的努力落空了。
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
受訪者提到，戰爭的終結極大衝擊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意識。不過，衝擊的表現形式因境況差異而不同。比如，由於軍隊駐地偏遠，有的臺灣人原日本兵甚至數月後才知道戰爭已結束；得知日本戰敗，他們的心情是複雜的，陳清霖就是如此。
1944年秋天，陳清霖因病重被送回臺灣。同年12月，他在病癒後再次被征做軍夫，到菲律賓的一個偏僻小島上駐防。美軍同時佔領了這個小島，在陳清霖到達的第三天，發動了一場 “超乎想像的猛烈” 的攻擊。陳清霖和其它的零散日本兵撤退到島上的山地，在那裡度過了接下來的十四個月。陳清霖解釋說：“因為在森林深處，直到1946年9月我們才知道日本戰敗了。” 當被問及得知戰敗是否感到高興時，他回答：“並不是的。” 1946年12月，他和幾百名日本兵離開山地，被美軍押送到戰俘營。關於美國人管理的戰俘營，他說：“食物很難吃，又沒多少。勞動難以忍受，我們每天幹十個小時的活……比日本人在中國大陸建的集中營好不了多少。” 1946年底，陳清霖被遣送回臺灣。
對戰爭的結束、日本的投降以及中國收復臺灣，別的臺灣人原日本兵一樣有矛盾的情感。許多人目擊了日本兵和高級軍官對戰敗消息的極端反應。1945年8月15日，陸清林聽到戰敗的消息時，正躺在偽滿洲國的哈爾濱的野戰醫院裡。他回憶說：“日本人打開糧倉，拼命大吃大喝，好像世界末日到了。” 劉成慶得知消息時正駐紮在日本的橫須賀。他的長官告訴他，美國人在日本丟了 “一個超級大的炸彈”，為了讓日本人民度過劫難，“善良仁慈的天皇” 決定結束戰爭。他回憶道：“我來到橫須賀的大街上，看到日本人跪在道路兩旁，嚎啕大哭。”
此外，一些受訪的臺灣人原日本兵談到，他們無法想像脫離日本統治、回歸中國對臺灣意味著什麼——既然自己曾站在日本這邊與中國作戰。傅大生聽到天皇的 “玉音放送” 宣佈投降時，駐紮在偽滿洲國的長春（吉林省）。“8月15日那天晚上，幾個軍官剖腹自殺了，” 傅大生說，“轉天早上，一個少將在腦袋上開了一槍。” 傅大生也聽到一些故事，有的下級士兵為過去受到的虐待趁機報復他們的長官。有的日本兵告訴傅大生：他們認為戰敗的是日本，與像傅大生這樣的臺灣人無關。“但是我整個傻掉了。” 傅大生回憶，“我完全想不出，擺在我和臺灣面前的將是什麼。”
受訪者陳根發說，隨著戰爭的結束，他意識到，儘管自己是一個被殖民者，參與戰爭卻使他成了菲律賓和其它東南亞人的敵人。他們的國家多被戰火燒得滿目瘡痍。1945年9月12日，他所在的部隊正式向美軍投降，他知道日本帝國的 “聖戰” 失敗了。陳根發描述投降後的遭遇：“我們臺灣軍夫被火車送到馬尼拉城幾裡之外的集中營。一路上，幾乎在停靠的每一站，都有憤怒的菲律賓人用大石頭砸我們的車廂。” 陳根發記得，不少臺灣人原日本兵受了傷，有幾個甚至被砸死了。“美國看守顯然並沒有認真阻止那些憤怒咆哮的菲律賓人。” 陳根發說，“第一次，我看到了菲律賓人燃著怒火的眼睛。我自己，一個臺灣人，原來也是日本人戰爭罪行的一部份。”
戰爭的結束，也使得曾被日本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壓抑的中國認同浮出水面。周義村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他的日本少尉告知他和幾百個戰友，美日 “臨時停戰” 了，並且說，為了保持戰備狀態，他們要駐紮到距廣州（廣東）幾英里之遠的山區，進行軍事訓練。周義村說：“少尉這麼撒謊，是怕軍隊受不了戰敗消息的突然刺激。” 周義村還回憶起，最終，他是從美軍飛機撒下的傳單上得知日本已無條件投降的真相。“傳單上說，臺灣將回歸中國，朝鮮將從日本統治中獨立。昨天，我還在竭誠做 ‘天皇的赤子’，今天，我卻記起了祖父曾經告訴過我的——我是一個中國人。”
回家
戰後臺灣形勢的錯綜複雜讓臺灣人原日本兵難以安身：因為曾與同胞敵對作戰，他們不能被看成戰勝國中國的士兵。然而，他們也不能被簡單地視為日本皇軍。他們既無法分享中國勝利的光榮，也無從哀悼日本帝國的戰敗。下文將為後殖民時期的臺灣勾勒一簡要歷史脈絡，當有助於理解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在日本、中國大陸以及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尷尬處境。
1945年，根據《波茨坦宣言》和《開羅宣言》，剛剛解放的臺灣被歸還給中國。然而，內戰很快在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爆發，且迅速擴展到全國範圍。1949年末，國民黨撤退到臺灣。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幾天，美國第七艦隊封鎖了臺灣海峽，美國在其所謂 “太平洋島鏈” 中，將臺灣重編為它的冷戰戰略軍事基地之一，試圖將臺灣從中國版圖中分離出去，以此遏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通過給予蔣介石政府外交承認、保留臺灣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席位、以及軍事、經濟援助的方式，美國賦予國民黨政權以國際合法性。這種國際外交上的合法性，反過來，為合法化國民黨在臺灣的獨裁統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日本對美國的戰後外交政策亦步亦趨，實際上是分離中國和臺灣的幫兇。在15年侵華戰爭和50年臺灣殖民結束之後，日本開始支持國民黨專制，仇視新中國。
總的來說，臺灣後殖民時期的專制，表現在兩個層面。首先，如同在朝鮮戰爭之後，日本統治當局聯合戰時的法西斯主義份子以對抗共產主義一樣，國民黨殘酷鎮壓了臺灣的民族－民主力量，同時，將一些殖民時代曾與日本統治者合作的臺灣本土的大地主、士紳、資產階級吸收到權力階層。第二，1987年蔣家時代的軍事戒嚴令解除之後，那些殖民地遺老——以李登輝為代表，卻通過臺灣的 “民主化” （這是廣為西方觀察家讚譽的）登上了權力寶座。
臺灣、日本、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政治局勢複雜曖昧、變換迅捷，美國默許國民黨和日本政府拒絕承擔對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應負的戰爭責任。比如，日本甚至在戰後不肯運送他們回日本或臺灣，還扣留他們應得的軍餉。“臺灣人原日本兵、軍夫暨遺族協會” 的主席，71歲的陳俊清，在採訪中這樣談到這一問題：“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所有前線上的臺灣人原日本兵和軍夫——從中國大陸到南太平洋——都被日本政府輕易地拋棄了。” 陳俊清自己曾被徵召做日本海軍的軍夫，1943年5月被派遣到海南島（廣東）。他講述了自己的故事：“戰爭結束時，招募我們的天皇連一個解散的命令也沒給。我們就那麼被遺忘在陣地、叢林、島嶼和高山上，不得不自己掙扎求活，而日本軍隊早就被美國戰艦送回家去了。”
當臺灣人原日本兵們終於能夠離開駐地時，他們要面對新的難題：他們該回中國、日本，還是臺灣？大多數人回到了臺灣，但戰後歷史的風雲變幻，使得相當多人留在了大陸，至今已四十多年。例如，陸慶林在1945年戰爭結束之前被送到偽滿洲國，戰後被蘇聯紅軍帶到西伯利亞內地強制勞動四年，接著，1949年，陸慶林被當作日本兵遣送到日本。“我回到了我被徵召入伍的地方，福井，” 陸慶林說，“工作非常難找。那個時候，日本人認為從西伯利亞被遣送回來的人都有 ‘赤色份子’ 的嫌疑。沒人願意雇傭一個共產黨。”
他還說起1950年他如何給他在臺灣的兄弟寫信，告知他的艱難處境。“我弟弟到日本來見我。” 但是陸慶林的弟弟堅持要他別回家，因為臺灣正在進行殘酷的 “匪諜肅清”。“我弟弟給我講了1947的 ‘二月’ 事件，失望的臺灣人揭竿而起，反抗國民黨的腐敗統治。這個事件在臺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來的中國人之間留下了血的傷痕，造成了他們之間的猜疑和仇恨。” 弟弟還給他講了從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陸慶林解釋說，“那個時候的臺灣，一個 ‘西伯利亞遣返回來的人’ 就是 ‘共產黨’ 的同義詞，意味著死亡和毀滅——不僅是他自己，還有他的家人。” 因此，當1952年日本經濟惡化時，陸慶林決定回中國大陸。“我已經走頭無路了。再加上，那個時候，周恩來總理正呼籲有知識、有技術的海外華人回國參加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
回憶起他們最終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津（河北）的過程， 傅大生、陸慶林和劉成慶的故事很相像。當他們到達天津時，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們分配了工作，最後還結了婚。劉成慶談及後來形勢的變化，“在大陸最初的幾年，看起來似乎一切都很好，直到1957年，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開始了，然後是1958年的反右。從1957年到1976年，幾乎每次政治運動，我們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都是被攻擊的目標。”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目標是打倒階級敵人、修正主義者、走資派、官僚主義還有黨內腐敗——他們作為日本兵的歷史不斷地遭到審查和批判，大多數被貼上叛徒和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的標籤，說他們潛回大陸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祖國。
1956年，在那場波及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政治動亂中，毛澤東宣佈了他那著名的1957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鼓勵老百姓、知識份子和非共產黨員批評、討論和思考政治問題。然而，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和意見遠遠超出了毛澤東的期待。1957年6月，共產黨開始反擊，把大部份批評定性為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和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共產黨的反擊發展成一場群眾性反右傾運動，在這個時期，幾乎所有在中國大陸的人，包括臺灣人原日本兵都成了反右大批判的對象。
不過，那些安全回到家鄉臺灣的人的處境也好不了多少。國民黨對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的漠視和偏見是不足為奇的。“這很好理解，” 王清槐說，“就在幾年前，我們這些人還屬於日本皇軍，去侵略國民黨的中國。” 在1947年的二月事件中，皇民化運動宣揚的仇華論復甦了，情況變得更複雜。有報告指出，有很少數一些戰爭遣返人員穿著日軍的制服、戴著軍帽，唱著日本的軍歌穿越街巷，痛打碰到的外省人。王曉波，臺灣世界新聞與傳播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如此解釋：“那個時候，這些少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又變身為皇軍，再一次和中國人打仗了。” 事件之後，他們遭到了清洗。
1980年代，海峽兩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的處境開始有所好轉。在大陸，轉變發生在1979年以後。關於這個時期，傅大生說：“我們的反動標籤摘下來了，再沒有人有權指著我們罵我們是祖國的叛徒。有些受到嚴重迫害的人還得到了國家的賠償。” 在臺灣， 1988年李登輝上臺之後，臺灣人原日本兵們的處境也開始得到改善。1993年5月，“臺灣人原日本兵、軍夫暨遺族協會” 正式成立。在1988年以前，在蔣家王朝炙手可熱的威權時代，這樣一個臺灣人原日本兵的組織，是不可想像的。同時，從1990年代初開始，許多在大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回到臺灣探親。有些人就此永久留下了，但大多數還是返回了大陸。陸慶林微笑著說，“能夠死裡逃生，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終於又看到了家鄉，我魂牽夢繞的臺灣，真好。”
★本文原為英文，陳映真在1995年夏威夷一個紀念太平洋戰爭勝利結束5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發表，後經T. Fujita, Geoferey M. White 及Lisa Yoneyama編入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n-Pacific War(s)一書，由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於2001年出版。原文名The Imperial Army Betrayed，刊上揭書p182-198。2005年，由李娜翻譯成中文、黎湘萍校訂，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辦的“東亞的戰爭記憶與文學”研討會上報告，後發表于《華文文學》2005年第6期。收入薛毅編《陳映真文選》，三聯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