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例外狀態的常態化
◎林深靖
911事件已成為當代人的共同記憶。2001年9月11日，恐怖份子挾持民航客機攻擊美國世貿中心雙塔和國防部所在的五角大廈，近3000人死亡。過去，由於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個大洋的阻隔，世界各地其他民族飽經戰火動亂荼毒，亞美利堅本土卻能獨善自保，繼續編織美國夢。911改變了一切，這個慘烈事件，不僅要了「人命」，更嚴重的是，居然要了「美國人的命」！
西方世界成為「反恐神聖聯盟」
華盛頓當局迅即主導通過《愛國者法案》，反恐成為基本國策。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乃至爾後對於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內部紛爭的介入，都在反恐大旗之下堂皇進行，整個西方世界，似乎就此再度連結，成為「反恐神聖聯盟」。對於911的記憶，帶領人們進入21世紀。911之後的世代，註定要在反恐和恐攻的惡性循環中，承受無止盡的戰爭狀態，隨時要面對血腥畫面的驚嚇。
當年為了反恐戰爭而不惜編造系列謊言(譬如，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小布希總統早已卸任，但是，美國的軍事動員其實已經與掌權者無關，因為太過強大的軍工產業，太過有自信的攻擊能力，已經使得美國的武力擴張與使用成為一個自行運轉的機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還為21世紀的人類社會帶來一個極為重大的影響，那就是「例外狀態」的常態化。
《愛國者法案》讓美國進入某種「軍事秩序」（Military order）的狀態，於是，只要是沾惹恐怖活動嫌疑的「非公民」，都可能受到獨特的法律處置，受到無期限的拘留（indefinite detention）。這一套律法的新穎之處，在於創造出不具司法身份，難以歸類，無以名之的個體。這些個體，有許多被關在海角天涯的關達納摩島黑牢，他們可能來自美國本土，也可能來自阿富汗、伊拉克或任何美國軍隊所經之地，未經審判，當然也未曾定案。他們既不能像一般嫌犯一樣享有法庭審理和自我辯護的權利，也不能依據日內瓦公約取得「戰犯」的資格。
就民主國家的法律體系而言，或許可以有「例外狀態」的設計，通常是在國家遭逢外敵侵略、發生重大天災或者是因為政變而導致憲政公權力運作遭逢阻斷的時候。譬如，法國在1848年革命、1939年進入二戰期間以及2015年兩度重大恐怖攻擊之後，都曾經宣布國家進入例外狀態。台灣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也曾經有緊急狀態的臨時設施。但是，這些「例外狀態」的設計，基本上都是因應一時危機之需要，講求期限與效率，譬如法國在2015年的例外狀態就以三個月為期，有必要再延長。在美國，以反恐為名，例外狀態卻是成為常態，而且，不僅在司法體系上的例外成為常態，在人民的心理機制上，恐怖攻擊的陰影以及伴隨而生的在基本權力上的自我讓渡，幾乎也已成為常態。
例外狀態型塑民粹法西斯
例外狀態有其巧妙之處。民主憲政的體制，一般而言，首先會確認人民主權的概念，因此在法律體系上，首先會重視人民的意志；其次，會在立法上積極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第三，為避免當權者擴權，制度上會有節制權力或權力相互制衡的設計。例外狀態，說白了，就是對這三大原則的侵蝕。
在例外狀態之下，當權者可能會有幾項措施。譬如，可以停辦選舉，理由是，面對危機，全國國民必須團結面對，而選舉會出現反對者和異端，所謂「團結」即是「全國一致」，理應營造共識，剔除異見。譬如，台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際，當年的選舉也就因此停辦。其次，可以約束人民的自由，執行監視或軟禁、可以限制活動的空間，禁制群體的動員。美國對於網路和通訊的嚴密控管，史諾登事件就是一個具體的案例。迄今，維基解密的阿桑奇和做為國安單位吹哨者的史諾登都還處於被美國當局通緝獵殺的狀態，足以說明，限制人身自由、通訊自由的例外狀態，早已成為常態。最後，例外狀態等於是給予當局一張空白支票，而這更容易造成當權者以恢復秩序為名，達成擴權自肥的目的。
更嚴重的是，例外狀態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之下，最後是形塑了國民的心理機制。自911以來，由於對於陌生人的懷疑，對於外來者的敵意，使得各國以防外、仇外作為訴求的勢力大幅度擴張，從而也造成民粹法西斯的主張滲入政黨、媒體，甚至蔚蔚然成為社會的主流。例外狀態原是對於危機或災難的回應，於今卻可能成為更巨大的災難的來源。唉，這或許就是所謂自我預言的實現吧！
（本文原載《獨立評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