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退歐與土耳其政變的歷史淵源
◎鹿野
【摘要：通過激發民族意識建構民族國家，對於開展對外掠奪，完成資本積累有著非常明顯的優勢。但是，完成了資本的積累過程，特別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民族國家的局限性也就逐漸暴露出來了。英國脫歐與土耳其政變就是這個問題的最新體現。通過社會主義超越民族主義這一「中國道路」，顯示出了較之重建文化圈的「歐盟道路」和通過西方化建構民族國家的凱末爾主義道路的巨大優越性。】
從中世紀晚期開始，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出現了“民族國家”取代“文化圈”的新趨勢。1913年，史達林在其著名的文章《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為民族的過程。例如西歐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義大利人等都是在資本主義打破封建割據局面而勝利前進時形成為民族的。”“西歐各民族形成的過程同時就是它們變為獨立的民族國家的過程。英吉利、法蘭西等民族同時就是英吉利等國家。”
但是，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的史學界，普遍不承認史達林的觀點。西方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文化圈一直延續到了十八世紀晚期工業革命之前，甚至還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中國的史學家則往往把民族國家視為19世紀至今的具有政治正確的東西，如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韓東育就認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決作為19世紀以來通行世界的‘公理’，在人類歷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這就要求我們對通行於東亞兩千餘年的‘華夷秩序’一一東亞地區的傳統國際關係模式進行反思和再認識。它要求研究者在探討這一問題時摒棄成見，客觀地分析‘華夷秩序’形成過程中有哪些要素代表了東亞民族和政權間的自覺自願，又有哪些成分曾經並將繼續成為危害東亞國際關係的毒素。”
實際上，文化圈與民族國家是兩種不同的歷史範疇。在文化圈的範疇中，突出了文化的概念，而民族的概念並不明顯。比如說，在中國古代的華夏文化圈裡面，基本的華夷觀念並不是基於所謂血緣或者地域上的認同，而是文化上的認同。如果一個華夏人跑到所謂的“夷狄”地區，並且接受了所謂“夷狄”的文化，那麼一般就不再視其為華夏人，而視其為“夷狄”。同樣，“夷狄”如果接受了中原文化，就視其為華夏人。這種觀念與後來文化圈瓦解之後產生的民族國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說，在民族國家的體制下，即使一個日本人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他仍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因為是兩種不同的體制與概念，所以在中世紀後期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之後，文化圈也就逐漸消亡了。
不過，史達林的觀點確實有簡單化的傾向，因為，無論英吉利、法蘭西還是德意志、義大利，沒有哪個國家是只有一個民族的。史達林本人也承認了愛爾蘭的“例外”：“處於這一過程以外的愛爾蘭並不能改變總的情景。”其對民族國家產生原因的解釋也過於單一化，如果說西歐“資本主義打破封建割據局面”就形成了民族和民族國家，那麼在本來封建割據就不明顯的中國，還怎麼產生民族和民族國家呢。顯然，這一理論缺乏普遍適用性。
在馬克思主義的視域下，從文化圈到民族國家的轉變根本上說仍然是經濟利益和階級關係變化的產物。從中世紀後期開始，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所謂的市民或者形成中的資產階級，追逐利益的欲望越來越巨大。與此同時，傳統的、宗教的、文化上的對不擇手段追逐利益束縛逐漸顯示出來，文化圈的體制已經不再適合歷史的需要。於是，資產階級就人為構建出來了民族國家。所以，民族國家並不是天然形成的，是“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
例如，在16世紀，英國的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所支持的以德雷克船長為代表的海盜大肆掠奪西班牙人的船隻。這就體現了民族國家取代文化圈的必要性。因為在文化圈體制下，西班牙人和英國人都是基督徒，都屬於上帝的子民，雖然不能消除劫掠，比如說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就劫掠了同屬基督徒的拜占廷帝國，但是這種劫掠畢竟是缺乏合法性的，無法像伊莉莎白一世一樣光明正大地把海盜當作一種崇高的事業。而只有通過民族國家的形成，自我認同英國與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國家，再去進行海盜式的掠奪行為和財富的積累，才能沒有任何顧忌與束縛。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在與此差不多的年代，中國也出現了倭寇的現象。“倭寇”其實並不全是日本人，相反，明代後期的“倭寇”大約有十分之七是中國人。然而，這些中國人卻不再自視為中國人，反而自視為日本人。這也是因為在民族國家的體制下，中國與日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國家，即使是中國人，只要打出日本人的旗幟，再去掠奪時也就具備了較之前更多的合法性。而在唐代那種東亞一體的文化圈體制之下，對外掠奪也是存在的，但畢竟掠奪同一文化的子民多多少少會受到束縛，倭寇也就很難發展起來。因此，民族國家取代文化圈對形成中的資產階級來說是非常必要的。
民族國家取代文化圈還有一個直接的推動力，那就是蒙古人的崛起。為什麼會這樣說呢？一方面，蒙古人打破了文化圈之間的界限。他們的擴張使得中華文化圈和歐洲——西亞文化圈（包括歐洲亞文化圈和西亞伊斯蘭亞文化圈兩個亞文化圈）這兩個中世紀前期最為發達的文化圈走向了崩塌。另一方面，蒙古人在淡化文化意識的同時，突出了民族意識的建構。比如說，元朝就實行了以四等人制為代表的民族分化政策。四等人並不是天然形成的傳統的延續，像南人和漢人在傳統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而是人為的建構。蒙古貴族希望通過民族分化加深民族間的隔閡鞏固其統治。而這種統治手段其實也為各地區形成中的資產階級提供了一種示範。所以，基於古老部族國家的民族建構並沒有隨著蒙古人擴張的退潮而走向衰亡，相反地在新的形勢下逐漸得到了更為普及的發展。總之，所謂民族國家，不過是形成中的資產階級採用了古老部族國家的方式，在為自己的掠奪提供合法性依據而已。
但是，民族國家也和古老的部族國家不完全相同。在古老的部族體制之下，血緣關係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而民族國家不是這樣的。血緣關係很難改變，民族卻可以基於利益而重新確立。比如，美國人很多是英國人的後裔，如果繼續英吉利人的民族認同，那麼，他們獨立就成了分裂國家，就沒有了合法性。於是，想擺脫英國統治自己積累財富的當地富豪便可以打出美利堅民族已經形成的旗幟，進而脫離英國也就具備了合法性。也就是說，民族國家的人為建構成分較大，既非基於血緣也非基於文化，主要是基於人的利益，準確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從文化圈到民族國家的轉變中，中國和西亞與西歐出現了不同的狀況。西歐是各地區逐漸擺脫羅馬教皇的控制，進而當地人利於傳統的地域情感差異轉化為民族國家，因此這一人為的建構過程比較順利。而中國與西亞在中世紀後期卻逐漸出現了新的事態——都面臨著比較落後的少數部族的統治。中國在明代從朱元璋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已經出現了民族意識覺醒的趨勢，但這一趨勢卻在清代被打斷了。因為清代是少數部族建立起來的政權，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就不可能通過鼓勵能引發滿漢對立的民族意識來實現民族國家的建構。與清代大體同時，統治西亞北非大部分地區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是占人口少數且比較落後的土耳其人，去統治占占人口多數的較為發達的阿拉伯人，所以也不可能通過激發民族意識，實現民族國家的建構。因此，從文化圈到民族國家的轉變中，中國與西亞並沒有實現西歐式的順利的轉變。
通過激發民族意識建構民族國家，對於開展對外掠奪，完成資本積累有著非常明顯的優勢。也正是因為中國沒有迅速實現民族國家的建構，資本的積累方面也就逐漸被西方甩開了。但是，完成了資本的積累過程，特別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民族國家的局限性也就逐漸暴露出來了。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進入工業時代以後，對於工業經濟下的人口規模有了新的要求：隨著生產社會化的加強，生產的規模不斷擴大，生產的分工越來越精細，掌握工業技術的人口規模也不斷擴大。像歐洲一些較早完成民族國家轉型的國家，比如英國只有較少的人口和地域，難以支撐進一步的發展。所以英國在工業革命完成的同時，也是衰敗的開始。
到了今天，歐洲這些民族國家的問題更加突出了。二戰以後，歐洲人意識到了民族國家的狹隘性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阻礙作用，力圖重建文化圈，並建立了歐盟。但是，這種從中世紀晚期就逐漸構建出來的民族觀念已經很難打破了。比如前不久才發生的英國退歐事件。用文化圈和民族國家兩個不同的視角，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果將英國視為單一民族國家，英國做為歐洲邊緣的島國，歐洲發展未必對英國的長遠有利，反而可能使英國進一步邊緣化。而如果把歐洲亞文化圈視為一個整體來看，顯然英國留在歐盟比較有利。因為英國留在歐盟對於歐洲整體發展和國際競爭有利，並最終回饋到英國自身。這樣，今天的民族國家實際上已經成為阻礙歐洲發展的一大障礙。歐洲史學界之所以非常重視文化圈的作用，並且認為文化圈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大概也是這種現實政治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與西亞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化圈的外殼，雖然沒能順利地、迅速地實現從文化圈到民族國家的轉變，在工業化中慢了一步，但若從長時段的國際競爭上來看，反而是一種有利因素。但是，保留了這種外殼，並不等於說中國和西亞就能夠順利地實現在文化圈基礎上轉變為現代國家。因為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這些地區必然興起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興起之後，中國和西亞同樣面臨著文化圈破碎的問題。中國處理得相對較好些，在二十世紀通過共產主義這種新的、統一的、階級而非民族的意識形態，整合了各地區人民，使得中國保存了相對統一的版圖。而西亞則比較糟糕，在二十世紀初隨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瓦解，尤其是凱末爾實行通過西方化建構民族國家的政策之後，把聯繫西亞伊斯蘭教亞文化圈的紐帶——包括蘇丹和哈裡發制度等——都一一廢除掉了。這導致整個西亞北非地區進入一種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實際上對土耳其自身的長遠發展也是不利的。在凱末爾之後的土耳其，拼命想要融入歐洲，但是歐洲方面並不太歡迎。比如，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歐盟，卻不斷遭到歐洲方面的反對和阻撓，直到今天也沒有成功加入。因為歐盟很大是建立在希望能夠實現歐洲亞文化圈的重建這一預期上的，而土耳其的入盟顯然不利於這種重建。同時，土耳其相對於歐洲的小國來說總歸是比較大的國家，歐盟的主導國家法國、德國等將其視為了競爭對手。另一方面，由於土耳其削尖了腦袋一直想擠進歐洲，在亞洲的傳統權威有所下降，比如原先通過蘇丹和哈裡發制度建立起來的在阿拉伯世界巨大的影響力幾乎蕩然無存了。這樣一來，土耳其就陷入了一個比較尷尬的處境。
前不久，土耳其發生了一次失敗的政變。有人認為，是土耳其凱末爾主義的軍人發動了政變，最終以失敗告終，遭到清洗。有人認為是伊斯蘭神權主義的另一派居蘭運動發動的政變，凱末爾主義早在政變前的軍隊中就已經不占主導地位。不管哪一種說法是正確的，政變失敗都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通過西方化建構民族國家的凱末爾主義已經走向終結，這也是歷史的必然。當然，這不意味著重返伊斯蘭神權主義統治就是正確的。但不管怎麼說，在領導土耳其實現長遠發展，以及擺脫西方控制方面，凱末爾主義並不是一條較好的途徑。如果說在十月革命後到蘇聯解體期間，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激烈較量的夾縫中，凱末爾主義還有存在的空間，那麼在後冷戰時代，這種發展道路越來越受到西方國家的擠壓，已經變得沒有什麼可行性了。
不過，在工業革命以後，民族主義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體現在不發達地區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促進民族獨立和捍衛國家主權方面。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可能再出現基瑪律式（凱末爾式）的土耳其那樣的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沒有其他的道路。事實上，這種觀點只適合於一部分國家，對於印度、印尼、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國家卻不適用。它們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民族主義國家。拉丁美洲也有許多這樣的國家，將來還會多。這本書裡講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般說來書中的觀點是對的，只有像上面所說的個別地方需要做一些補充。”“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參加雙方的集團，這是適合於它們現時的情況的。但是，帝國主義國家卻不喜歡，因為這些民族主義國家的中立是擺脫了它們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義國家的這種中立也就是一種獨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場。我們社會主義陣營歡迎這些國家的這種中立的立場，因為它有利於和平事業，不利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計畫和戰爭計畫。”但是，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來看，突出民族認同的差異性，尤其是在國家內部突出民族主義，其實是非常不利的，只能加劇民族間的隔閡。
那麼，如何消除民族主義帶來的民族隔閡呢？還是要通過馬克思主義裡的階級觀念。馬克思主義提出“工人階級沒有祖國”一說，實際上主要不是一種“實然”的狀態，更多的是一種“應然”的狀態。《共產黨宣言》中的原話是：“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於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即只有打破階級的差異才能消除民族的隔閡，新中國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比如說50年代末達賴集團叛亂時，儘管達賴在宗教上、文化上、民族觀念上佔有巨大的優勢，但終究抵擋不住階級的巨大力量。通過社會主義超越民族主義這一“中國道路”，顯示出了較之重建文化圈的“歐盟道路”和通過西方化建構民族國家的凱末爾主義道路的巨大優越性。
（本文出處：《察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