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行之理」與「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
◎黃光國
【編按：當代新儒學大家劉述先教授（1934年生於上海）2016年6月6日晨6時左右在睡夢中安祥離世，師友們深感哀痛。家屬謹擇於105年6月20日（星期一）假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設奠（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145號），上午八時家祭，八時三十分公祭，懇辭輓聯、輓幛、花圈、奠儀等，不另發訃。學界友朋、故舊門生等如擬親赴弔唁，敬請依時前往。公祭結束後，將移靈至臺北市辛亥路第二殯儀館火化，並於下午二時，假木柵富德公墓詠愛園松柏區舉行樹葬儀式。《新國際》今日特刊登黃光國教授文章〈「兩行之理」與「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並藉此表達對劉述先教授的敬重與追念。】
今（2016）年六月六日，收到劉述先教授病逝的噩耗，痛感新儒家又殞落了一位宗師級的鉅擘，一面緬懷我跟劉氏父子兩代之間的學術情誼；一面深感新儒家「三統並建」的鴻圖有待開展，因此想藉這個機會，一方面表達我對新儒家痛失一代宗師的哀思，一方面與新儒家的同道好友共勉。
牟宗三的志業
從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以來，港台地區研究中華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過於牟宗三（1909-1995）。牟氏是山東棲霞人，天資聰穎，自青年時期，即潛心精研中、西哲學，27歲出版《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與道德哲學》，此後即著述不斷，他先獨立將康德的三大批判書譯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統緒，寫成三巨冊的《心體與性體》，累積下極為豐富的哲學寶藏。臨終時自謂：「一生著述，古今無兩」，堪稱現代新儒家的靈魂人物。
牟宗三畢生研究中國文化，其目的在於重建中國文化，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形態。他認為：唯有道統、學統、正統三通並建，儒家式人文主義徹底透出，纔能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形態。
牟宗三認為：他在學術研究上畢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義」的統緒，肯定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的「道統」。值得強調的是：以牟宗三為首的「港台新儒家」，畢竟是學院派的人物，他們可以長篇累牘、著作等身以「肯定」儒家文化的道統，但卻很難在華人社會中「宏揚」此一道統。至於「容納希臘傳統，轉出『知性主體』」，以開出「自主的學術傳統」更是一事無成。我曾經問過前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院士：「港台新儒家在香港和台灣講學那麼久，他們對香港社會科學的研究有什麼影響？」他的回答是：「沒有任何影響」。為什麼會這樣呢？
具體的普遍性
黃俊傑（2014）在其力作《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一書中指出：傳統中國史家與儒家學者都主張：學術研究的目的在於淑世、經世乃至於救世。為了彰顯儒家價值的淑世作用，他們都非常強調：以具體的歷史「事實」來突顯儒家的「價值」，並在歷史「事實」的脈絡中說明儒家「價值」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重變以顯常，述事以求理」，也就是章學誠所說的「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浸潤在儒家文化氛圍中的傳統中國史家認為：價值理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深深地根植於歷史與人物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之中，而「抽象性」的「天道」或「理」，也可以從「具體性」的史實之中提煉或抽離而出，黃氏稱之為「具體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
然而，這具有「普遍性」的「天道」或「理」究竟是什麼呢？《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一書第十二章對於程朱理學的析論指出：朱熹主張「理一分殊，月印萬川」，認為源自「天道」的「理」會呈現在「人心」或諸多事物的素樸狀態中。他從各種不同角度，反覆析論：仁、義、禮、智、信等「五常」，都是「理」的展現。可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裡，宋明理學家雖然致力於「道問學」，他們卻很難將具有「普遍性」的儒家價值理念建構成形式性的理論，來說清楚「儒家價值是什麼？」這也是社會科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最大難題。
「兩行之理」
在《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一書中，劉教授指出：「東西文化精神雖各有偏重（分殊），而其為人類心智的創造即一（理一），故只要給與它們適當的定位，東西方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貢奉給世界而開創出未來光輝的世界文化」（頁283）。這個說法是十分正確的。然則，我們該如何給予「東西文化精神」適當的定位，以發展出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
在〈「理一分殊」的現代解釋〉中，劉教授說：「生生不已的天道要表現它的創造的力量，就必須具現在特殊的材質以內而有它的局限性。未來的創造自必須超越這樣的局限性，但當下的創造性卻必須通過當下的時空條件來表現。這樣，有限（內在）與無限（超越）有著一種互相對立而又統一的辯證關係」（頁172）。「理一分殊」的原則必須「理一」與「分殊」兩面兼顧、不可偏廢，此即所謂「兩行之理」。
然而，所謂的「兩行之理」究竟是指什麼？作為哲學家的劉述先教授，對於這個問題然有他獨到的見解；作為一個以建立自主社會科學作為終身志業的心理學者，我也有不同的思考方向。
我從1980年代初期，在楊國樞教授的號召下，積極參與「社會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之後不久，便已經察覺到：國內社會科學研究長期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主要原因並不在於社會科學自身，而是在於研究者對於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缺乏相應的理解。
西方自啟蒙運動發生之後，各門學科的發展和科學哲學的發展之間，便存有一種「互為體用」的關係：隨著各種不同科學的發展，總有一些哲學家不斷地在思考：到底什麼是科學？而成為所謂的「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發展又可以回過頭來，引導科學研究的方向。Lakatos（1978）因此在他所著的〈科學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的開頭，寫下了一句不朽名言：「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
《社會科學的理路》
然而，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留學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大多只專注於學習各種不同的「科學」，而很少注意科學哲學的演變；更少有人嚴肅思考科學哲學的發展和科學研究之間的關聯。長期盲目移植西方學術研究典範的結果，便使得國內各門科學研究的發展顯得既空洞，又盲目。
看出了問題的癥結，我開始提倡：本土心理學運動必須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在西方的文化傳統裡，哲學是學術之母。學院中講求的知識，都是建立在其哲學基礎之上。為了解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所遭遇的各項難題，也為了讓年輕學者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演變，我以十餘年功夫，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介紹二十世紀裡十七位有代表性的科學哲學家對於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的主張。這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所討論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側重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尤其強調由「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變；後半部則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哲學」，包括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都同時兼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性格，想要發展「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以推動心理學第三波的發展，非得要先瞭解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不可。
《儒家關係主義》
在《新儒家與回教》一文中，劉教授又說：新儒家對於「理一分殊」的解釋是，「理一」固然貫通中外古今，「分殊」卻必須在今日覓取現代的表達。我們必須把超越的信息與中世紀的世界觀徹底解構，與現代的情況結合在一起，故此宗教傳統並不能避免「現代化」的問題，必須理解「現代性」的特質，與時推移作出相應的變化，才能打動現代人的心弦，解決現代人的問題(頁130-131)。
將劉教授的這段論述放置在建構「儒家人文主義」自主學統的脈絡中來看，儒家文化傳統要面對「現代化」的問題，必須以西方科學哲學作為基礎，來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這才是所謂的「兩行之理」。基於這樣的見解，從2000年元月起，我開始擔任教育部「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主持人，在執行該項計畫的八年期間，我一面思考如何以不同的哲學典範，解決心理學本土化所遭遇的各項難題，一面撰寫論文，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一書，2009年出版。
在該書中，我特別強調：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是要建立由一系列理論所構成的科學微世界，既能代表人類共有的心智，又能反映文化特有的心態（Shweder, et al., 1998）。基於這樣的前提，我一面說明我如何建構「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並以之作為架構，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再對以往有關華人道德思維的研究後設理論分析，然後從倫理學的觀點，判定儒家倫理的屬性，接著以「關係主義」的預設為前提，建構出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社會中的社會交換、臉面概念、成就動機、組織行為、衝突策略，並用以整合相關的實徵研究。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樣建構出來的一系列理論，構成了「儒家關係主義」的「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Lakatos, 1978）。
「文化系統」的主體性
在此之前，我雖然有機會跟劉教授談到建立「儒家人文主義」自主學統的問題；但因為自己尚未作出成果，再加上隔行如隔山，兩人之間的對話並不順暢。反倒是跟劉教授的公子劉豁夫(James Liu)，因為我們兩人先後當過「亞洲社會心理學會」理事長，所以經常一起討論跟「心理學本土化」的相關議題。
《儒家關係主義》之英文版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之後（Hwang,2012），我又出版了一系列的論文，說明「文化系統」研究取向的哲學基礎（Hwang, 2015a, b;2016a, b）。最近，並將出版一本《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主張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目的除了要彰顯文化系統的主體性之外，更要彰顯研究者自身、被研究者、以及本土學術社群等四重主體性。
為了要彰顯台灣本土社會科學學術社群的主體性，我在今（2016）年二月從台大退休之後，又受聘於高雄醫學大學，將台灣中南部幾所大學攻讀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及年輕教師，組織成研究團隊，教他們如何用我所主張的研究策略，以「關係主義」作為預設，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並將研究成果投稿到一個衝擊指數較高的專業電子期刊《心理學前衍》（Frontiers in Psychology）之上，希望將來刊出七篇以上的論文之後，可以由該刊出版一本電子書，以增加台灣本土社會科學的國際能見度。
「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
依照該刊規定：要想在該刊出版專刊，必須以專刊的主題，向國際學術社群公開徵稿。近年來，劉豁夫致力於在「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推廣本土應用心理學，他也投了一篇論文，題為〈新儒家的知識論和中國哲學：作為人類科學的心理學實踐〉，文中提到：他經常跟劉述先教授討論，如何接著牟宗三的思考路線，和笛卡爾與康德等西方哲學家對話，以在儒家社會中，開啟出「主觀經驗而又經得起客觀檢驗」的科學應用心理學，而不僅只是在宗教的領域內追求內在超越的終極本體。
今年五月初，劉豁夫回家探親，跟我們見面時，建議2019年在台灣再召開一次「亞洲社會心理學會」年會，以回顧1999年在中央研究院召開年會以後，二十年來，本土社會心理學在亞洲各國的發展。我提到他的這篇論文，並向他表示：我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和劉述先教授討論相關議題。他說他父親的健康狀況已經無法再和任何人討論學術問題。言猶在耳，不料事隔一月，劉述先教授已經過世了。
如今，劉豁夫教授的論文已經通過審查，即將在《心理學前衍》上刊出。我希望2019年「亞洲社會心理學會」在台灣召開時，這本電子書已經出版，在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上，台灣的社會科學社群能夠跨越出重要的一步，以告慰牟、劉二位前輩先賢的在天之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