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兩岸之間的罪與罰
◎林深靖
中國大陸從肯亞押解回77名電信詐欺嫌犯,其中台灣人多達45名。民進黨雖然習慣性地疾言厲色,譴責對岸之惡霸,痛斥他們認定的馬政府內部之的「親中」官員。但是,隨著事件的發展,民進黨終究難掩其尷尬。最尷尬之處在於:此案翻轉了過去他們所設定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
民進黨長期以來在台灣內部所經營的兩岸關係思維,看似曲折,其實再簡單不過:對方惡,我方善;對方欺負人,我方受欺負;所有的論述都在鞏固一個預設的對比,加害者巨惡中國,受害者弱小台灣。
你要談二二八?那是來自中國的武裝軍人殺害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敘述上一定是血流成河,受害人數從10萬到30萬累增。你說,二二八申請補償者大約八百人,其中有些還是1950年代之後白色恐怖的案子……不!史實的追究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分辨「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國民黨承襲了加害者的遺產,民進黨則是站在受害者這一邊,做為受害者的代理人,最後就是自己成為受害者,國民黨既未得到歷史應有的懲罰,就應該以選票給予民進黨/受害者合理的補償!
你要談服貿?兩岸之間的服務貿易協定,那就是價廉質劣的中國人大軍壓境,搶奪善良勤謹的台灣人所開設的美容院、理髮店。你反對這種多凌寡、大欺小的協議?只有把選票投給民進黨才能表達你捍衛台灣人工作權的決心!
你要談和平協議?首先得算清楚對岸成千上萬的邪惡飛彈正對準台灣,只有把選票投給民進黨才能證明民主比飛彈更有力量!
這一套邏輯,簡單,卻是萬用無窮。最終可以拿下立法院多數,攻占總統府。
然則,這次的肯亞事件,涉嫌詐欺加害的集團,其核心技術、核心成員皆來自台灣,受害者則多在大陸。民進黨立委在議會殿堂的飆罵、蔡英文對北京當局的譴責,要求立即釋放台灣嫌犯的呼籲,都無助於「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的轉換。何況電信詐欺乃組織性犯罪,集團盤根錯節,全球布局,長年以來榨取的金額以百億計,而受害者又多是無辜無助之小民,有人因而家庭破毀,有人因此輕生自絕……. 電信詐欺集團長期以來濫用善心同情心,剝削人欲貪念,瓦解人際信賴關係,其對於社會之危害,已屬巨奸大惡,非小偷小騙可以比擬。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描寫舊俄時代騙子的陰邪鄙惡,「世界一切終將毀滅,只有我們不會毀滅……整個世界也許會沉淪,但我們將浮起來,我們將永遠浮在頂上。」這是杜氏小說裡大騙子對自己的信心。然則,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社會提供了騙子「永遠浮在頂上」的機會?
台灣的電信詐欺集團已有數十年發展的歷史,生活在台灣而未接收過詐欺電話、詐欺郵件者恐怕絕無僅有。然則,詐欺網絡如此明目張膽,綿衍擴張,台灣在司法上的輕縱輕放以及跨國電信查緝之落伍,不僅無法禁絕電信詐欺,甚且讓台灣成為騙子的的養成所,縱容集團境外另築樂園,行騙四海。
面對組織性犯罪,就必須以組織性司法力量面對,唯其跨國合作,交錯盤詰,破解網絡,才可能刨根挖底,阻絕集團力量之再起。且不論台灣社會對於司法管轄權的理解本就傾向於「屬地主義」(否則2010年英國商人在台灣酒駕撞死送報生,肇事逃逸,台灣何必群情激憤,要求引渡回台服刑?),就國際外交司法互助原則,乃至偵緝實力原則而言,大陸司法機構此次的跨國行動,正是擊破電信詐欺集團,還給受害者公道的一次機會。
民進黨習慣於扮演受害者代理人的角色,藉由受害者的優位鞏固政治上之權位,立委段宜康等人在立法院的聲嘶糾纏,試圖奪回台灣人做為「受害者」的角色,然而,就兩岸之間人民對於罪與罰的共同期待而言,發飆指控惡霸中共與親中勢力之共謀,恐難再奏效。或許,我們最終要問,當社會整體沉淪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機制讓這些位居要津的綠營菁英浮起,而且「永遠浮在頂上」?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19世紀的質問,於今,我們不禁要再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