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之爭:陣地戰的藝術

立場之爭:陣地戰的藝術
■陳越

(2013.5.17《新國際》)

 

本文通過闡釋葛蘭西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概念,試圖賦予當代諸意識形態的立場之爭(wars of position)以一種革命政治的理解。

 

 

一、武裝起來的民族

「陣地戰」概念從屬於經典馬克思主義軍事化政治話語,即運用戰爭隱喻討論政治議題的傳統。批評者經常把這個傳統聯繫到某種「軍事共產主義」的實踐,並認為其不過是「依賴於對克勞塞維茨的想像」。然而,對這類眾所周知的隱喻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其中想像力所遵循的方向其實是對克勞塞維茨著名命題的反轉:並非「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恰恰是政治本身,才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130517-1-1

▲圖為克勞塞維茨,他提出「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命題。(圖/維基共享資源。)

 

 

多虧傅柯,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這個反轉過來的命題其實有比克勞塞維茨命題遠為悠久的歷史。這種把戰爭理解為社會關係的本質、權力的根基、和平的密碼的話語,作為「西方第一種歷史-政治話語」,在16世紀國內宗教戰爭之後,「以一種症狀的方式」,出現並盛行於17、18世紀英、法等國的種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參見傅柯《必須保衛社會》)。

「症狀具有隱喻的結構」(拉崗):在替代物(喻體)形成的過程中,被壓抑的東西以另一種方式返回,其剩餘意義便出現在替代物中。在前民族國家的政治和戰爭中,被壓抑的東西是政治的人民性和戰爭的人民性,於是政治和戰爭成為統治者的「常規遊戲」(列寧);傅柯指出,霍布斯的「戰爭狀態」便是「這種不是戰爭,而是炫耀遊戲的狀態」,它構成了另一種話語:現代政治思想中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法律話語。

因此,只有讓戰爭的絕對敵對性(參見克勞塞維茨)「返回」政治,使之成為革命的政治,才能讓政治的民族-人民性(參見葛蘭西)「返回」戰爭,使之成為武裝起來的民族(nation in arms,「全民皆兵」)的人民戰爭(以拿破崙戰爭為開端)。這便是把前述兩個命題連接起來的歷史-邏輯。曾經從克勞塞維茨那裡深深獲益的馬克思主義者,其軍事化政治話語的真正非同尋常之處,就在於通過這樣的歷史-邏輯,喚醒了另一個革命時代早已沉睡的、被壓抑的命題(參見列寧: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筆記等),「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馬克思)。

 

 

二、政治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然而,葛蘭西「陣地戰」隱喻-概念的非同尋常之處,卻在於通過對上述命題中「剩餘意義」的言說,提供了一種新的去軍事主義的軍事化政治話語。

我們可以透過《獄中劄記》的幾段本文來「閱讀」這種話語:

 

(1)在軍事戰爭中,戰略目標——消滅敵方軍隊並佔領其領土——一旦達到,和平就到來了。……政治鬥爭遠為複雜: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和殖民戰爭或古老的征服戰爭相提並論——在這裡,獲勝的軍隊要永久佔領、或假定要永久佔領全部或部分被征服的領土。於是,敗軍放下武器,作鳥獸散,但鬥爭卻在政治領域和軍事「準備」領域繼續。

 

(2)一個階級佔據統治地位體現為兩種方式,即「領導的」和「統治的」。它領導著同盟的階級,統治著敵對的階級。因此,一個階級甚至在取得政權之前,就可以(而且必須)來「領導」了;當它後來掌握政權,佔據了統治地位,它繼續在「領導」……而為了行使政治領導作用或領導權,人們就不應該只是依賴這種地位所帶來的政權和物質力量。

 

本文(1)不啻為對那個逆-克勞塞維茨命題的不完全表述:政治是戰爭的繼續。本文(2)則補足了本文(1)省略的部分:政治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但只是以否定的方式補足了(「人們就不應該只是依賴這種地位所帶來的政權和物質力量」,或非暴力)。那麼,「另一種手段」究竟指什麼呢?這便是命題中言之未盡的「剩餘意義」。只要這種意義沒有得到肯定的言說,那麼在理論上,把政治和戰爭區分開來的那個「領導權」就有被架空為一個「先驗理念」的危險,同時,在實踐上,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那樣,馬克思主義軍事化政治話語就不可能真正避免「軍事共產主義」的誘惑。

因此,「剩餘意義」需要找到一種新的話語,或新的概念:

 

(3)1870年以後的時期,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國家內部和國際的組織關係變得更加複雜而龐大,四八年主義的「不斷革命」公式在政治科學方面被「市民社會領導權」公式所擴充和超越。在政治藝術和軍事藝術方面都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運動戰日益轉變為陣地戰,而且可以說,一個國家和平時期對戰爭的準備越是在技術上細緻入微,它就越能贏得戰爭。現代民主制度的龐大結構,無論是國家組織還是市民社會的複雜聯合體,就政治藝術而言,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陣地戰前線的「塹壕」和永久性防禦工事:它們把從前一直是戰爭「整體」的運動要素變成了僅僅是「部分的」東西。

 

130517-1-2

▲葛蘭西的「陣地戰」翻轉克勞塞維茨的命題,成為「政治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政治的「民族-人民性」回歸戰爭,使之成為武裝民族的人民之戰。為維護國家主權與海洋權益,台灣5月16日舉行聯合軍演,一架S-70直升機從高雄碼頭外海的拉法葉級軍艦上起飛。(圖/路透)

 

 

之所以是「新的」,是因為這個概念——「陣地戰」——作為「另一種手段」所規定的差異,已經不僅是政治和戰爭兩者之間的理論差異,而且——真正重要的——是在「不斷革命」和「市民社會領導權」之間、正面出擊的運動戰和陣地戰本身之間,被1848、1871、1917這些年代及其對應的空間所拉開了的歷史差異。它意味著,沒有什麼「先於並外在於國家而存在的市民社會」(被葛蘭西斥為一個「理論錯誤」),只有作為歷史鬥爭的結果和條件,在國家的「塹壕」後面,已經像「永久性防禦工事」那樣屹立著的市民社會:一個為領導權而鬥爭的陣地戰戰場。而一個「陣地」(position)完全不同於任何抽象的空間位置的特點,在於它的徹底的歷史具體性,它並不先於鬥爭而存在,甚至也不先於佔領而存在:誰佔據了這個陣地,它就被轉變並確立為誰的戰鬥的「立場(position)」。

因此,「陣地戰」最根本的特徵,就是要在他人的地盤上戰鬥(一個沒有佔領或沒有永久佔領的陣地就是實際或潛在地屬於他人的),而這個陣地的戰略價值,也是由他人所建立的「強大的堡壘和工事的體系」決定的。「這是一場全力以赴的、艱苦的戰役,它需要具備非同尋常的耐心和創造力」(葛蘭西),它需要它的戰士具有一種「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並與一切「教條的實驗」(馬克思)相決裂的勇氣:「軍事共產主義」正是這樣的教條之一(知識民粹主義則是另一個,參見拙文《領導權與「高級文化」:再讀葛蘭西》)。這個概念因而構成了葛蘭西思想中最有力量的方面。

 

 

三、政教分離:一種「批判」的權力

在葛蘭西看來,1870這個年代意味著法國大革命的真正完成。

……由於巴黎公社的嘗試,1789年誕生的全部胚芽才結出了歷史的果實;也就是說,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新階級不僅已經戰勝了不甘承認其徹底失敗的舊社會的代表,而且還戰勝了斷定在1789年以來的發展進程中產生的新基礎也已經過時的那些最新的集團,從而不僅向舊階級,而且向更新的階級證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同時,從1789年的實踐中誕生、1848年前後在意識形態上得到發展的政治戰略與戰術的全部原則(即「不斷革命」或「運動戰」),都在1870和1871年失效了。

這段話有兩個實質性的要點:

 

(1)馬克思和恩格斯為無產階級提出的「不斷革命」原則,實際上依賴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驗;

(2)這個原則為資產階級帶來勝利「果實」之日,正是它在無產階級那裡失效之日。

 

於是葛蘭西在準備提出「陣地戰」的時候寫到:

還要牢記的一點是,在政治鬥爭中不要模仿統治階級的方法,否則會輕易中埋伏。在當今的鬥爭中,這種現象是經常發生的。

 

這句話註定會給我們留下更為長久的啟示。

 

是什麼使得「不斷革命」或「運動戰」失效、使得統治階級的方法不能再被模仿呢?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果實」,那種「不僅向舊階級,而且向更新的階級」證明的「生命力」,即領導權。它是在「現代民主制度的龐大結構」中實現的。

其中,「政教分離」,不僅是國家與教會的分離,而且是政治權力與「市民社會」的相對分離,特別是與「市民社會的機構」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權力的相對分離,即解除意識形態與政權之間那種直接而單一的肯定性關係,在葛蘭西看來,是比「三權分立」更為根本的東西。

 

130517-1-3

▲秘魯利馬的警察博物館裡,掛著一幅繪有秘魯光輝道路(Shining Path)游擊隊領袖古茲曼(Abimael Guzman)的畫作,圖攝於2009年11月6日。(圖文/路透)

 

 

「政教分離」基礎上的意識形態權力,是一種「批判」的權力。「批判」建立了一個必定超越特定實質價值的高度形式化的意識形態空間(如舍勒對康德形式倫理學的指控),一個需要不斷在辯證的歷險中重新試探其限度的「批判理性」,一個總是分蘖出新的對立立場的鏡像形式,一個一貫通過「反體系運動」拓展其疆域的領導權體系。無數的「主義」,無數的立場之爭,彼此都具有一種「像配偶關係那樣的對子關係」(阿爾都塞),每一方的立場都已經被另一方的立場預先規定了,沒有任何一方具有佔領、消滅另一方的能力和意志,實際上,它們是被同一種遊戲規則——「市民社會」的規則——預先規定了。這就是為什麼華勒斯坦在對19世紀興起的三大政治意識形態進行歷史考察之後宣佈「1789年以來只有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的原因(參見沃勒斯坦《自由主義之後》,〈三種意識形態還是一種?〉)。

 

有趣的是,作為對這種意識形態戰爭狀態(似乎同樣是一場「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沉思的結果,在當代構成了一種新的話語,應該準確地稱之為一種軍事化哲學話語。遊擊戰,這種原本在現代人民戰爭中獲得成功運用的戰術形式,被施密特、德勒茲等人「委以哲學使命」、並「以新的世界精神形象出現」了(施密特《遊擊隊理論》)。這種話語把戰爭的絕對敵對性形式化了——因為這裡只有與人為敵的欲望,而沒有佔領並消滅敵人的能力和意志(例如德勒茲的「遊牧民的戰爭機器」),——而形式化正是遊戲的條件和特徵。如果說前民族國家的政治和戰爭是統治者的遊戲,那麼這種現代意識形態的「遊擊戰」有可能就是被統治者的遊戲。葛蘭西早就思考過這一點:

個人(即使作為廣大群眾的組成部分)傾向於認為戰爭天生就是「遊擊戰」……在政治中發生這樣的錯誤,原因是沒有正確理解究竟什麼是國家(在其完整意義上:專政+領導權)。

也就是說,如果不以奪取領導權為目標,最終不以國家和階級政治為目標,而僅僅以追求對立和自我認同的「身分政治」為目標,那麼「遊擊戰」就永遠是弱者的武器,因為它是以「市民社會」的遊戲規則為前提,以「模仿統治階級的方法」為代價的。

 

當戰爭和政治都還是統治者遊戲的時代,就有人無情地打破這種狀態,找到了從中解放出來的「方法」。儘管這個人曾寫過一本《戰爭的藝術》,但除了葛蘭西和後來的阿爾都塞,還沒有人發現他是最早的陣地戰大師:

馬基維利很少說出來卻總是在實踐的方法的準則,就是必須思考到極端,這意味著在一個立場之內思考,從那裡提出極限的論點,或者說,為了使思想成為可能,就需要佔據一個不可能的位置。(阿爾都塞《馬基雅維利和我們》)。

Print Friendly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