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國際主義運動
── 閱讀陳逸松的聯想
◎林深靖
曾健民醫師鼎力完成陳逸松後半生的傳記，他在序言中提到，陳逸松畢生「追求民族的平等和互惠，有國際主義精神，因此他大力協助過朝鮮人民，與日本人平等交往，彼此以互相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為之……」
藉由這個機會，我就來談談什麼是「國際主義」，以及，做為日據時代第一位在東京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陳逸松，究竟什麼是他的「國際主義精神」？此外，由於在許多場合，常有「全球化」與「國際主義」究竟有何異同的提問，我也藉此機會，略作說明。
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
在還沒有進入正題之前，我先來談兩個故事，或者說，兩則廣告。
第一個與名牌愛馬仕（Hermès）有關。愛馬仕今年推出了一款很有特色的絲巾，將一本書的每一書頁掃描，密密麻麻排印在絲巾上。哪一本書會有如此高檔時尚的魅力？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戀人絮語》（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羅蘭‧巴特何許人也？他是法國的哲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生於1915年11月12日，死於1980年3月的一場車禍。他在生前即擁有大量粉絲讀者，車禍發生之後，悲戚莫名的讀者群集出事地點，在路面寫上大字標語：「別開快車，你撞死的可能是羅蘭‧巴特。」
今年2015，為了紀念羅蘭‧巴特百歲誕辰，有許多專書出版，也有許多雜誌以他做為專題或編印特刊發行。他的生日與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同一天，死後之哀榮，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名牌愛馬仕的絲巾以羅蘭‧巴特的著作做為底色，當然也是趕上這一波紀念風潮。
另一個故事與福布斯（Forbes）有關。《福布斯》是美國頂級財經雜誌，台灣對這個雜誌不會陌生，因為我們媒體密切關注的全球財富排行榜，其權威性就是由這個雜誌建構出來的。過去，我們以拜金的語法翻譯成「富比世」，於今雜誌已有簡體中文版，福布斯成為官方正式名稱。這也許是「福佈施」的轉音，因為這個雜誌很有昔日傳教士的精神，為人們定義何謂成功，什麼是幸福，並將其理念到處傳播。
成功幸福的福音，大概以創辦人馬爾肯‧福布斯（Malcolm Forbes）表現得最為具體。這位在1990年過世的富豪擁有一艘豪華遊艇，一架波音727飛機（命名為「資本主義工具」），在斐濟擁有一座島嶼，摩洛哥港都湯吉爾（Tanger）還有一座宮殿豪邸，70歲生日時，老福布斯就找來六百位肚皮舞女郎與他在此共享酒池肉林中的良宵美景。他有五個兒子，其中最知名的大概就是史提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史提夫在1996年投入4千萬美元參選美國總統，就為了推銷一個「平稅」（Flat Tax）理念：不論貧富，稅率一致。在貧富鴻溝已成深淵的美國，如是稅負主張大概就是準備將鴻溝變成無底洞。
《福布斯》1998年推出英文國際版，另一個兒子羅伯‧福布斯（Robert Forbes）負責到歐洲巡迴推銷。他在歐洲各大機場買下大片廣告牆，宣告《福布斯》國際版的誕生。廣告上背景畫面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笑容燦爛的紅衛兵，他們跨著整齊的步伐前進，高舉的紅旗在風中飄揚，一致喊出的口號是：「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
舉出這兩個案例，是因為它們有代表性，代表當代「全球化」的面貌。如果你認為「全球化」很複雜，難以用語言具體描述，那麼，上述這兩個圖像會有助於我們的理解。
沒有自由市場，就沒有自由思想？
愛馬仕以羅蘭‧巴特的著作做為賣點，運用紀念這位哲學家百年誕辰的風潮推出名牌產品，引領流行。熟讀羅蘭‧巴特的人，可能會有些錯亂。因為自從他1957年的名著《神話》（Mythologies）開始，巴特即貫注其心力於分析時尚、流行、解構物慾，批判商品廣告和消費社會對於人們的奴役。他指出，廣告行銷刺激商品需求，創造神話迷思，成為當代的「意識形態工具」，從而衍生拜物的信仰（羅蘭‧巴特有一篇文章談轎車的行銷與時代的精神面貌，他說，「在今日，確切地說，汽車已等同於當代的歌德式建築大教堂。」）。資產階級的策略，即在於透過物慾和消費刺激，將他們的文化和道德觀填滿整個世界。
愛馬仕將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打造成神話一般的商品，將小資的愛情想像具體化為豪奢的贈禮，讓名牌的慾望填滿愛侶的心田，如是挪用（我們在台灣習慣稱之為「文創」），顯然是將批判者收編，融入時尚流行的邏輯體系，羅蘭‧巴特的書寫成為頂級奢侈品的殖民地，作者並沒有消失（羅蘭‧巴特有一篇文章，題為〈作者已死〉，認為「讀者的誕生必須以作者死亡做為代價」。這篇文字被視為後結構主義的重要文獻），只是成為自己的買辦。
至於《福布斯》國際版的廣告，「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的口號，當然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最後一句話的諧仿。當「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可以被富豪本位的雜誌轉化為「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並且刻意以文化大革命做為廣告背景，這顯示共產主義已不再嚇人，資本家不僅不畏懼，而且轉守為攻，搶占共產主義的地盤。於今，福布斯已進入中國，在上海設立分社，根據其宣傳語法，是「帶著使命來到中國，為追求創業價值觀和自由企業精神的高層企業決策者打造創富工具。」
《福布斯》1998年在歐洲的宣傳也有一個紀念日行銷的背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未滿30歲的小伙子在倫敦完成《共產黨宣言》時，是1948年。1998年正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50週年，《福布斯》的廣告正處於紀念活動的熱潮之中。還要提醒的是，1848年也是革命之年，當年爆發的革命取得廢除奴隸制度的成果、同時也爭取到成年男性的普選投票權。
就在這樣的日子，福布斯用他的方式宣告共產主義不再令人畏懼，資本主義取得全面勝利。
這種勝利的味道，也是當今「全球化」的一個精神面貌。
其實，自從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裂解，東歐集團垮台以來，在全球範圍內，瀰漫的就是這樣的氣味。尤其這些國家相對專制閉鎖的統治模式，似乎證明了一套公式：沒有自由市場，就沒有自由思想。
只有「現狀」的永續，再也沒有其他選項
在資本主義「完勝」的氣氛之下，有人說，歷史終結了，從此定於一尊，地球就按照既定的公式運轉，再也沒有其他選項。於是，自認為是左翼的人士也不得不與自由派右翼達成一定的共識：1. 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必須以自由經濟為前提；2. 沒有市場經濟就談不上真正的發展；3. 國有企業必然效率低落，生產工具的集體化必然導致浪費和匱乏；4. 促進平等不能列入政府施政的要項，否則將拖累社會的發展……這些在1990年代之後衍生的「規範」，即使在共產黨主政的中國，似乎也已成為社會默認的趨勢。
總之，在政治上，倖存的共產黨，即使執政，也陷入某種困思悖論的狀態。而過去在冷戰時代以反共做為標榜的傳統右翼，由於失去鮮明的敵人，很快自我瓦解消亡。在台灣，新黨就是明顯的案例；國民黨右翼也自此進退失據。有些政黨則遵循勝利的號角，臣服於以美、日為首腦的新自由主義單一思維，維持資本主義完勝的現狀，並打造其世界觀成為「普世的價值」。你如果認為朱立倫主席所帶領的國民黨和蔡英文主席所帶領的民進黨越來越氣味相投，難分彼此，那麼，不要懷疑，相信你的直覺，這就是單一思維化身為普世價值的產物。
本週被廢除的證所稅就是最好的案例。朝野兩黨平日看似劍拔弩張，對於證所稅的態度卻是幾乎完全一致，何以故？因為根據新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凡是阻撓資本流動與積累的障礙，都必須解除，證所稅雖然只是一顆小小的絆腳石，也不能容許其存在。
不要懷疑，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本面貌：資本的流動要絕對的自由，關稅障礙必須撤離，規範要力求鬆綁，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要越來越為緊密，而所有的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其存在的價值，都在於自由貿易的促進與強化。
這些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又有一個新的全球化變數。那就是網路世界大量流通所產生的「大數據」越來越具影響力，科技的穩定性受到衝擊，公部門無從掌控，政客隨著浮動的數據而旌心動搖。於是，政府部門裡面出現越來越多的資訊專家、網路達人，他們不必選舉也無需經過公務員的考核程序，卻在政府的陰暗角落裡掌握實質的權力。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就是具體的例子。這是全球化的另一個面貌。
面對金融集團的獨裁，你拿不出任何手段
這樣的全球化，資金、商品、資訊全面自由流動……瞬息萬變，虛實不分，真假難辨。譬如，全球金融界每天的資金流動量至少1兆5千億美元，其中卻只有1% 用於實質的生產，貢獻於新財富的創造，其他99% 多用於投機炒作。2007年從美國次貸疑雲所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可以說是這種荒謬結構的必然結果。各大金融集團翻雲覆雨，運用各種衍生性商品刺激買氣，詐財套利。台灣有不少人踩到雷曼兄弟的地雷，畢生血汗一夕間化為烏有。金融資本家聯合起來，刺激你的慾望，掏空你的口袋，這也是全球化的一個面貌。你自認為是自由人，享有自由選舉、自由言論、自由消費，但是，對於金融集團的獨裁，你拿不出任何手段。
而正是這些資本家，這些福布斯排行榜裡的大富豪，透過類似《福布斯》的各種財經雜誌，在為我們敘說成功的故事，為我們定義幸福的標準。
面對這樣不合理的全球化世局，怎麼辦？要如何理解？如何改變？綜上所述，我們大概已無法期待於政黨政治。政黨一般有兩個特質，其一是它們通常自我定位為全民政黨，要面對、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其二是它們通常是地域性的，一切活動自限於國界之內。這樣的結構，當然不足以面對龐雜的全球化議題。反而是公民組織或民間協會，由於它們一般是議題取向，環境、居住、人權、失業問題……等，各有專業所屬，而這些議題又通常是跨地域的，其活動範疇可以遍及全世界，合作對象很容易擴展到境外。全球化所產生的危害，已不是單一政黨、單一國家所能夠面對。要對治「資本家聯合起來」的全球化，只有重新召喚國際主義的靈魂。
在歷史上，國際主義最具體的奠基，當然就是馬克思所主導的「第一國際」。「第一國際」又稱「國際工人聯合會」，是第一個以國際團結為主旨，如馬克思所說，是「由工人創立，為工人而創立」的組織。它企圖在不同國家的工人和工人之間，不分膚色、信仰、國籍，形成一個溝通和合作的中心，從而達到其終極的目標：工人階級的全面解放。在1872年解體之前，「國際工人聯合會」已有25個分部，11個入盟團體，成員分布在全世界，從羅馬尼亞、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阿爾及利亞、西班牙以迄秘魯、俄羅斯都有。數千工會男女成員、互助團體、合作組織以及政治組合都高舉「國際工人聯合會」的大旗。
於今，一個新世代的抵抗運動和人民起義跨越國界鋪展開來。想想「阿拉伯之春」、占領運動、歐洲各地反緊縮政策的示威，在非洲和安地斯群島不斷擴延的罷工潮，乃至加拿大學運以及遍地開花的公民抗爭。當然，種種社會運動運和抗爭不可能是在一張「白紙」上誕生的。它們承接了昔日的政治思維和理論傳承，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必須回溯到豐富多彩的「國際工人聯合會」經驗。
面對全球化的困局，我們更應該重新探討國際主義的傳承。當年，在反資本主義事業的建構過程中，國際主義究竟占有什麼樣的位置？當政治行動和日常抗爭有所分歧時，究竟是通過什麼樣的思辯和整編而得以繼續向前邁進？又，這些早期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如何影響到反殖民和反帝的鬥爭，即使當時這些地域還未被稱為「第三世界」。
就「國際工人聯合會」當年的行動而言，它如何介入種種抗爭和運動當中？如何影響英國工會？如何影響歐洲大陸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它在巴黎公社扮演什麼角色？和俄羅斯以及拉丁美洲的運動和抗爭有什麼關連？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如何重新思考「國際主義」？有哪些當前的經驗可以提供抗爭的新展望，可以建構新的計畫，可以真真正正促成整個世界的轉變？
素樸的國際主義精神，讓他成為異端
今天的主題是陳逸松，我們且回到陳逸松，同時看看他那個年代很自然形成的「國際主義」。
日本法政大學校長中村哲於戰前曾在台北帝國大學（今日的台大）任教，對日據時代的的台灣社會有深刻了解。他曾經把陳逸松和林獻堂並列，說：「陳逸松是繼清廷以來的豪族林獻堂之後，年輕一代受總督府敵視的一方之雄……成為台灣人新生代的中心人物。」
二戰期間，台灣本土名流多被編入「翼贊體制」，在太平洋戰爭的背景之下，成為日本「大政翼贊會」的外圍，支助軍方勢力對政權的實質壟斷。「大政翼贊會」當時勢力龐大，以參戰為名，意圖打造日本為「國防國家」，其仿效的對象，正是義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體制。
可是，陳逸松不肯合作，不願妥協，在總督府的眼中，不僅被視為「異端」，且是必須嚴密監視的敵對者。
陳逸松一身反骨，一考入東京大學即參加「東大新人會」，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東大新人會」的成員過著簡單的群體生活，像乞丐營，又像共產公社，生活在其中，「有討論，有爭吵，有學習，也有歡樂。」而陳逸松也曾經和其他幹部組織起來，到其他高校演講，他主講歐美當代文學和社會運動史。陳逸松也提到，他在東京沒有參加台灣留學生團體「台灣新民會」，主要是因為對於「新民」兩字不能同意，因為這等於依附殖民者、壓迫者，要成為其一份子。他說：「（這）不合我的胃口，我們是中國人，不能淪為日本的新國民啊！」
再看看他為了掩護蘇新而在日本坐牢、被刑求，吃盡苦頭。而他用心描述蘇新在羅東組織伐木工人、礦工的經過，也可見他對於勞動者組織、團結的嚮往。正是這種素樸的國際主義精神，讓他在日本殖民政府眼中，始終就是異端。
陳逸松扶助弱者、重視團結、喜歡群體生活，而其反殖、反帝的意識又如此堅定，這都是十九世紀第一國際的基本精神。從國際主義的角度來了解陳逸松當年的思想狀態，也許可以讓我們更能深入當年知識份子內心世界。
從第一國際開始，國際主義的核心精神，就是要讓被奴役者、被壓榨者、被剝削者以及所有被異化的勞動者，從惡劣生存條件下解放出來。而解放的動力來源，一方面是勞動者不分國界的團結與互助，另一方面就是知識分子分析世界的能力以及改變世界的意念，就像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題綱》第十一條所寫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陳逸松喜歡團體，也喜歡讀書。他朋友多，藏書更多。從他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他在殖民體制之下如何自求解放，同時也苦心協助同志投入解放的事業，這樣的精神，與十九世紀的國際主義，血脈相連，意氣相通。於今，我們重新閱讀陳逸松，不能不看到台灣早年知識分子磅礡的氣象與寬闊的格局。而這正是我們在今日所失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