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8《新國際》）編按】本文是詩人導演鍾喬新書《靠左走：人間差事》（心靈工坊出版社）中的一篇。在台灣，鍾喬做為左派文化人，孤獨地以詩、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身體與行動，那面翻飛的理想旗幟下，靠左行走。
中國國家一級評論家，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林克歡如此評論本書：
鍾喬，一位詩人、小說家、劇作者、導演，更重要的是，一位結合創作與社會實踐的文化左翼人。他長期關注階級、族群、環保議題，反美、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視野恢宏，文字犀利、立場鮮明。《靠左走：人間差事》呈現鍾喬30年來的思想及實踐軌跡，同時爬梳了創作和社會對話的心路歷程。他以散文的情感，向一路靠左的先行者致敬；以詩的熱情，對藝術創作提出反思；以宏觀的行腳，凝視第三世界，尋覓文化反抗的可能性。
作為一個極富詩人氣質的戲劇家，作為一個遠離「等待啟蒙或啟蒙他人者」的思想者，鍾喬的文化實踐，不是在幽靜的書齋，不是在知識生產的大學課堂，而是在底層民眾的現實與記憶中，展開創作與學習。
直到永遠的勝利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
──致民眾戲劇的老伙伴 莫昭如
■鍾喬
（2013.1.18《新國際》）
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直到永遠的勝利），這是切．格瓦拉告別革命後的古巴，繼續前往玻利維亞山區展開叢林武裝鬥爭時，寫給老同志卡斯楚及古巴人民的一封信中的最後一句話。2007年，我在自己工作的「差事劇團」編導了一齣稱作《闖入、廢墟》的戲碼。結尾時，演員共同合唱了戲的主題曲。歌詞的最後一段是這麼寫的：
他們以為囚禁我的身體／就能束縛我的靈魂
然而，我召喚這火／將我的肉體焚燒／燒得只剩一堆灰燼
於是，在灰燼中，我沉沒黑暗裡／和你一起沉沒黑暗裡
於是，在灰燼中，我發光／和你一起在灰燼中發光
於是，在灰燼中，我沉沒黑暗裡／於是，在灰燼中，我發光
在灰燼中 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
在灰燼中 直到永遠的勝利
Ha—s—ta—la—Vic—toria—Siem—p–re
知識份子的文化草根實踐
我無心並無意「消費」切的革命理想。卻以他的名言作為志同道合的友眾間，相互激勵的詩句。理由僅僅在於，我輩正逢上一個在劇烈變遷中，即便是稍稍進步的社會改造理念或行動，都不免在冷漠中被輕描淡寫地帶過的年代。
時代是孤寂的。然則，吶喊又近似不合時代的潮流。世界的變遷超乎人們想像的快速。上個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柏林圍牆拆解、以及中國朝資本主義疾速奔流的轉軌，全球資本化的巿場性競爭經由資訊、媒體的迅捷傳播，幾乎直接劃分了世界性貧富差距的再擴大化。就是在這樣的國際變局與日漸進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觀光化與消費化不知不覺地操控著文化意識的轉向的同時，我認識了來自香港的莫昭如。
巧合也是緣分，沒記錯的話，應該是1989年歲末吧！當時，我剛從停刊的《人間雜誌》卸下主編工作，就經由創辦人陳映真先生的引介，到韓國參加一個稱作「民眾戲劇：訓練者的訓練」（People’s Theatre :Trainers’ Training）的戲劇工作坊。
猶記得這項工作坊的時間長達近一個月之久。邀約了來自孟加拉、尼泊爾、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香港、台灣、南韓以及澳洲等地共約20人左右的民眾劇場工作者，展開包括著組織、思想以及最重要的民眾戲劇操作方法的密集訓練。
工作坊在離首爾（當時的漢城）約3個鐘頭車程的一個山上公共舍房中舉行。頭一回度過每餐都吃泡菜吃到拉肚子，夜晚則喝韓式燒，時而因不適酒性與過量而隔日頭痛劇烈的日子。
莫昭如不熱衷菸酒，倒是談興很高，一聊就聊到夜深人靜而不止。最記得的是，他隨身都攜帶個水杯，以水代酒……。漸漸地，從談話中，知道了他從1970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從事社會運動、搞街頭劇，並參加托派組織的背景。
那一回「訓練者的訓練」工作坊主要由「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PETA）的Ernie Cloma主持。在每日長達8個鐘頭以上的工作坊時間裡，終而讓參與者有機會親身體驗，民眾戲劇在菲律賓這個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透過一整套的理論和實務操作，在底層民眾間開展戲劇教育的過程。經由稱作「基本綜合性劇場藝術工作坊」（Basic Integrated Theatre Arts Workshop）的工作方法，非常具體地將戲劇作為草根教育的能動性，體現在人們的面前。
猶記得在多次分享及共同討論的時光裡，莫昭如談到，自1970年代他在香港搞社運和街頭劇，雖積累了多年以戲劇為社會發聲的經驗，卻一直沒有開展一整套完整的工作坊實務操作法。「因而，這趟體驗和學習，彌足珍貴……」理一理額前一頭超乎一般人得以想像的白髮，他朗朗的笑聲，劃破了夜闌的寧靜。
工作坊中，運用了綜合戲劇、音樂、舞蹈、繪畫、寫作、詩歌等表現形式，充份地驗證了民眾戲劇自覺而自主地擺脫精英劇場的歷程。去年是「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創立40週年紀念。回想過去這近乎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世界雖歷經科技、交通、電子傳媒的大幅轉變，然而一場全球化的市場經濟「洗禮」，非止沒有「洗」出更具前景的世界觀來，相反地，貧富差距的擴大化愈發讓弱勢地區的弱勢人民，身處於不平等發展的天秤一端。
莫昭如是這樣看被主流精英們嘖嘖稱是的「全球化」潮流的……。
而大抵也就是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吧！我與莫昭如相似，都在工作坊的實際參與中，找到了知識份子具體展現文化草根實踐的可能性。
被壓迫者教育學
在廣泛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存在著為數龐大的文盲，掙扎於飢餓線的邊緣，菲律賓自不例外。在開了門就直接目睹貧病、動亂、飢荒的社會裡，劇場的身體語言正以無窮的衍生性效果取代了文字，讓弱勢民眾也得以表達她／他們的被壓迫經驗。這是民眾戲劇在進步性的意涵中，令人無從迴避的文化衝撞力。
很快地，我們一方面在閱讀巴西教育哲學家保羅．弗萊爾（Paulo Freire）的「被壓迫者教育學」（Petagogy Of The Oppressed）中驗證著何謂「提問式教學」（Problem Posing）的真締；與此同時，並得以理解「基本綜合性劇場藝術工作坊」裡提出的「O-A-O」系統如何形成並被視作工作方法的基本精神。第一個O意指組織性（Organization）；A意指著藝術性（Artistics）；第三個O則意指著思想傾向（Orientation）。
直到將近20年後的今天，我們都還在社區戲劇的工作坊中，運用這樣一套思惟與民眾互動。
為什麼是藝術性呢？不難理解，戲劇作為一種綜合性藝術的表現，總無法脫離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
組織性又所為而來呢？恰是要在民眾生活的現場，讓劇場藝術也肩負起組織民眾生活公共性的功能。
最終，藝術性和組織性又和思想傾向性脫離不了干係。理由再簡單不過了。畢竟，民眾戲劇與布爾喬亞戲劇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並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相反地，是在激發民眾對公共議題的自覺上，開發屬於民眾自身的藝術性。
然則，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情境，畢竟有別於在1970年代前後歷經「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台、港地區。客觀現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轉化著主觀文化的認知與實踐。
如何將菲律賓民眾戲劇的草根實踐，不失本質卻有效運作地形成一套具在地性的工作方法，是莫昭如和我共同面對的問題。
針對這項挑戰，我們的反思來自看來簡單，其實繁複的兩個客題。其一，誰是民眾？其二，訓練者（Trainer，更洽當地應稱作輔導員Facilitator）和民眾的關係是什麼？
前面一個提問，讓我們自覺到，既是民眾戲劇，而非為民眾表演的戲劇，那麼在民眾生活的中間展開以民眾登場為主體的戲劇，便是一件不可避免的客題。
後面的提問，則讓我們深刻體驗到，以民眾做為學習主體的重要性。亦即，如何在工作坊的過程中，真正達成不做民眾代言人的角色，而是讓民眾自身因著從個人到共同的覺察，以身體和意識表達生活的歷程。
這裡用保羅．弗萊爾的話語來說，就是「知識份子教農民寫『犁』這個字，而農民卻教知識份子怎麼使用『犁』」這層意義的延伸。
拉開民眾戲劇「另類全球化」視野
2005年，莫昭如在「香港社區劇場發展概況」這篇文章中提到，『過去20多年來在香港出現社區劇場，粗略來說，大概可分兩種：「推廣性社區劇場和變革性社區劇場』兩類。」
雖然，文中並未繼續開展他的論述。就我的理解而言，推廣性應是以滿足一般社區民眾須要為主軸所展開的非敘事性的劇場表達，說得淺顯易懂些，就是視戲劇呈現為某一次社區活動的花絮，並未通過工作坊的過程，讓參與者在身體與意識雙方面都獲至提昇的功效；那麼，文中所指的變革性，則必然是具備著對話過程以及議題敘事性的民眾戲劇表現。例如，他提到的：「為失明人、少數族裔青年、勞工婦女及年青更生者／釋囚舉辦工作坊和演出……。」
就像莫昭如所提到的，推廣性及變革性的社區劇場，畢竟在精神上有所差別。
一旦社區戲劇以安排花絮式的活動甚於過程的積累以及成果的表現，端到社區參與者的精神餐桌上時，不可免的必然會是民眾到底如何經由劇場的對話，在情感及認知上達成何種程度的Empowerment（中文可譯作「使能」即「使別人能時，先要使自己能」）？必定是值得懷疑的……。
這是一個再具體也不過的提問了！因為，不斷在社區或公民生活領域中進行的推廣性劇場工作坊，對於真正觸碰到個人內在或社會公共的壓迫，並無法做出深度的回應。好比莫昭如在省思後回答：
「由於香港是一個現代化城市，交通四通八達，跨區快捷容易，劇團一般會發覺參與者來自四面八方，社區意識薄弱，所以工作坊完了，結業示範演出完結了，主辦單位離開了，也就曲終人散。」
人們常說，闊別三秋，身影異常陌生。指的是，友誼間因人各有志而不知對方所做所為。
這自然並非莫昭如與我的情誼……。在這將近20年的歲月輪轉中，我雖隔海與莫昭如偶而互通音訊，往來皆為共同舉辦民眾戲劇相關活動，卻一次比一次地在讚嘆中發現，由他手上散發出去的各式各樣工作坊的訊息，不說幾百項，也有近百項。
他在世界各處跑，為的是拉開民眾戲劇「另類全球化」的視野；很重要的是，回到香港本土，「在地化」是他永遠最關切的焦點，於是引介了各個相關領域的專業者，在社區或藝術中心開辦工作坊。開展劇場與社會串聯的各種可能性，提供青年戲劇工作者多元的學習機會。
所以每當亞洲民眾戲劇的朋友跨越國界前來相遇時，都會帶點玩笑的口吻，幽默地說：「Mok？（莫昭如的英文名子）他是跑得最遠，也住得最近的鄰居……。」
這麼說來，形容莫昭如是民眾戲劇「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代表性人物，當真一點也不誇張了！只是別忘了在前面加上一個「另類的」或「另立的」字眼，就是洋人說的Alternative的意思。
從大地災難中翻轉出來的劇場
這樣的省思，在我和「差事劇團」也有過非常類似的經驗。
具體的面對，則是在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後，我們終而有幸在石崗災區遇上10位勞動婦女，與她們展開工作坊，並於日後出於她們的自主性，而成立了「石崗媽媽劇團」。至今將近8年時間，仍然繼續在社區中展開社區劇場的互動及演出……。
「石崗媽媽劇團」的浮現，是從大地的災難中翻轉出來的……。多少說明了一件事：亦即民眾的苦難，不會是做些工作坊，就像似施捨些恩惠給受苦的人，事情就算結束了。相反地，如果民眾戲劇能真正在民眾生活的核心產生作用力，施捨卻是一件要被極力避免的事。
知識份子或文化人如我和莫昭如，經常在實踐時帶給自身的反思，是如何運用工作坊的互動機制，在民眾的身體與意識之間形成有機的對話，而非單向的啟蒙。
這一點，我們很多時候，從魯迅那邊取得了思想資源。在〈過客〉這篇以劇作形式寫就的散文詩裡，魯迅甚而透過「過客」這主角訴說了與其接受他人施捨，倒不如獨自走向滄茫墳地的孤絕情境。
當然，並不是說民眾戲劇一定要在魯迅似的孤絕中找到反抗黑暗或絕望的立足點。但作為一種思想的追索，卻自有其深刻性。
民眾要在自身的探索與追究中，去找到共同發聲的語言和聲調，這是近20年來，像我和莫昭如這輩以民眾戲劇為職志的人，共同的明白和體會。
年輕時，莫昭如有過烈火般燃燒自身理想的青春。他這樣子形容自己：「我們想搞一場世界革命，終結剝削、壓迫、貧窮、官僚控制、獨裁、威權／極權統治、戰爭、不平等、種族主義、岐視等。我們想要全面的改革社會。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大多數的人民也有同樣的希望，有意識的以此為目標。」
時間過去，歲月過去，「一場世界革命」大抵並沒有具體地發生。然而未燒盡的理想，既便只剩灰燼，也映照著理想主義者皺紋滿佈的側顏吧！
這側顏中，有一張是滿頭白髮下仍炯炯發亮的眼神，像似在對人們說著：「來吧！未來，就在翻過高牆的那一端……。」
免於被商品「異化」的藝術表現
的確。時間來到2006年，我和莫昭如都經歷了「亞洲民眾戲劇」的連結，並進一步穿越橫跨東亞版圖數十年的冷戰防線，和韓國、上海、北京、日本的伙伴們，展開了「東亞民眾戲劇聯絡網」的形構，並且再度將「民眾戲劇：訓練者的訓練工作坊」搬上檯面，由更年輕一輩的民眾戲劇工作者來共同參與。
這之前的2005年，我和莫昭如在南韓民主解放記憶的核心城市──光州，共同參與了一場稱作「亞洲廣場」的藝術節，針對那場融合著劇場與民眾變革記憶的匯聚，我留下了一段話，至今，仍可作為與莫昭如及其它更多民眾戲劇伙伴的臨場對話。我是這麼說的：
「我們幾乎無法以現今出現在亞洲的各式藝術節來類比。說得更具體一些，現今種種亞洲的戲劇網絡幾乎甚少深刻切入民眾生活於歷史和現實的批判、反思。但，發生於光州的戲劇聯演卻無可避免地必須具備這樣的性質，經由對於這樣性質的不斷質詢和討論，或許我們才得以稍稍拉出一個免於被文化商品所『異化』的藝術表現。」
這之後的2007年，在香港「國際教育劇場／戲劇協會」（英文簡稱IDEA）的開幕會場，莫昭如神色奕奕地出現在大廳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社區暨教育戲劇工作者、專業人士、教師、訓練者共聚。
他，已然是此次盛會的核心人物，並且驗證著他一貫以來「全球在地化」的戲劇視野。當然，我不會忘了在他的左胸口浮貼一張「另類的」或「另立的」貼紙，做為國際新左翼民眾劇場的辨識指標。
認識莫昭如，堪稱偶然。然而，恐怕也就在這偶然所燃起的火花中，讓原本彼此不識的我們，因著對於民眾戲劇的共同想像，望見了相互間在火光中通紅起來的臉。
更重要的是，莫昭如引領我用另一種視線去看香港。漫長的冷戰歲月中，由於兩岸的分斷，我們總是經由香港這層關卡去試探大陸內部的風風雨雨，一直到今天。
香港，是過境的轉接口；然而，它又是英屬殖民地遺留下來的一座現代化大都會。
無論就城市外觀或文化感覺而言，香港留予人最深的印象，必然是和現代化的不可切割。
觸動被壓迫者敏感的靈魂
恰恰就是這樣的觀感吧！早期前往香港時，總是帶著「劉佬佬進大觀園」的偏見，想說自己既來到現代化大都會的「景觀窗」前，就姑且在高樓海港前留影紀念一番，便算到此一遊了！大抵沒有什麼深入這城市文化底層的意圖或想像。
認識莫昭如，才從他忙碌工作的快節奏中體會到城巿高樓的摩登景像底層，在尋常百姓的陋巷中，經常進出著他及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伙伴的身影。
再有，更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來，跟隨著中國大陸非官方民間組織NGO的出現，愈來愈多團體和個人，運用民眾戲劇的方法，在社區或弱勢人群間展開一波波工作坊的訓練。
就在2007年「國際教育劇場／戲劇協會」大會於香港舉辦前夕，莫昭如引介我前往廣州，在南嶺認識了來自大陸各省份共3、40個有志於民眾戲劇工作方法的個人及團體．進而和他們進行或長或短的工作坊。
廣州，一個稱作「木棉花開」的民眾戲劇團體，用年輕人自身的熱情和理想，在毫無經費的奧援下，撐起一片創意的天空。他們在民工間進行的「論壇劇場」，鼓舞著受資方剝削的工人，站到舞台上，用身體表達他們的異議，深深觸動著其他被壓迫者敏感的靈魂，留給我異常深刻的印象。
中國大陸在歷經改革開放的巨大變遷中，一方面加速了生產，提高了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卻也無可避免地在市場化的大潮中，席捲了弱勢農、工、城市小市民的基本生存權力，帶來前所未見的貧、富落差及社會問題。
具有NGO背景的民眾戲劇團體，在追求社會公益且不以西方發展社會的傲慢作為前題的狀況下，所展開的草根文化實踐，原本就帶有追尋或復甦社會主義價值的意涵。
這樣的意涵，在一片新自由主義彌天蓋地而來的浪潮中，尤有其大同社會的精神，不容輕忽且令人欽佩。恰恰是在這樣的精神價值下，我屢屢想起共同走過民眾戲劇近20年道路的老伙伴莫昭如，並再度引用格瓦拉的名言，說是：
「直到永遠的勝利」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是的，直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