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崛起與浮浪發展
■薩米爾‧阿敏 Samir Amin
■譯／林深靖
（2012.12.7《新國際》）
【編按】 國際知名政治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目前正在中國大陸訪問，參與「南南論壇」，並應邀作多場演講。他剛完成一本著作，題為《當代資本主義》，分析資本主義擴大壟斷與宰制之本質，也用相當大的篇幅討論新興或崛起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本文是此書中的一個章節，阿敏直接將尚未正式出版的法文稿寄給《新國際》編輯部，要求先譯成中文，以做為演說的材料。文中「浮浪發展」，原文是lumpen-développement，「lumpen」一詞，在經濟學上，一般譯為「流氓」，譬如「流氓無產階級」。但是，要與「發展」做為複合詞，我們在此選擇譯為「浮浪」，取其輕浮放浪之意，閩南語亦有「浮浪狂」一語指稱輕率無紀律的人。
阿敏畢生站在論述與實踐的最前線，除了在大學任教之外，也曾擔任聯合國非洲經濟智庫負責人，重要作品有：《不平等的發展》、《歷史上的階級與國家暨當代危機》、《在世界體系中的省思》、《混沌帝國》、《全球化的挑戰》、《資本主義的幽靈》、《新自由主義的病毒》、《為多極世界進言》等。
所謂 「崛起」，並不是如同某些俗套經濟學家所說的，從國內生產毛額（或外銷）的相對長期增長（超過10年），或是從國民所得達到比較高的水平來做衡量。「崛起」有更豐富的意涵：工業生產的持久增長，以及這些工業在全球的競爭力。而且還必需確認是哪些工業以及何謂競爭力。
何謂「崛起」？
首先得排除那些採掘工業（礦產和石化能源），因為在某些自然資源豐厚的國度，光是依靠採掘就可以快速增長，卻無法帶動整體的生產活動。此外還必需在經濟上的整體生產體系（système productif）中去把握生產活動的競爭力，而不僅只是看重某些個別生產單位。透過工廠移轉或是代工生產，跨國公司可以是南方國家建置在地生產單位的起源（跨國產業的子公司或相對自主的企業），它們也完全有能力出口到世界市場，依據俗套經濟學的術語，這些生產單位具有強大競爭力。這種片面的競爭力概念來自初級的經驗論。真正的競爭力必須是整個生產體系的競爭力。
生產體系的競爭力要能夠存在，其經濟必須包括生產機制和分支配置的相互依存組合，唯其如此才稱得上是「體系」。生產體系的競爭力要從經濟、社會的多個因素來觀測，其中包括整體的教育水平、各級勞動者的職訓養成，也包括主管國家總體政治經濟機構的效能（稅賦、商業法規、勞動法規、信貸、公共建設等等）。而且，生產體系也不僅限於加工產業或製造業，不限於產品的生產和消費（若是忽略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也就稱不上是生產體系），還應該涵括食糧和農業的生產，以及維繫體系正常運轉所不可或缺的服務產業（尤其是運輸與信貸）。不過，一個實存的生產體系也會有「先進」程度的差別。亦即其所有的工業活動還必需分別出：哪些是「一般」的生產，哪些是尖端科技的生產？看待一個崛起中的國家，我們必須注意到：其生產價值的攀升是已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崛起的概念因此必須以政治的、整體的面向去看待。一個國家唯其當權者的施政邏輯是以建構並強化自我中心的經濟為目標（即使是向外部開放的），並從而確立民族經濟主權，這才稱得上是一個崛起中國家。這個多重的目標和主權的確立關涉到經濟生活的所有面向。它尤其要注重強化糧食主權以及對於自然資源的自主控制權，乃至對於領土外的自然資源也要有獲取的能力。如是多重、互補的目標與買辦政權大異其趣。買辦政權只會依據世界宰制體系（「自由-全球化」）所規定的成長模式和所恩准的可能性進行整治。
到目前為止，對於崛起的定義還未涉及國家發展願景的政治策略及其社會性質：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然而關於這個議題的辯論，不能刻意迴避，因為領導階層對此願景所做出的選擇，對於崛起的成功與否將產生重大的效應，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崛起之政策選擇必然伴隨著社會的衍變，兩者的關係十分微妙；兩者的關係除了倚賴崛起政策的內部協調之外，同時也倚賴社會衍變互動互補的程度（或是其內在的衝突）。社會鬥爭──階級鬥爭和政治衝突──並不是為了 「調適」崛起國家的施政計畫邏輯；它們對於崛起的計畫有關鍵性的影響力。當前的經驗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兩者關係的多樣性和多變性。
崛起和貧窮之間的關係
崛起通常伴隨著不平等的加劇。然則還是必須確認其性質：究竟這個不平等的受益者是極微小的少數或是相對龐大的少數（譬如是中間階級），以及在不平等的框架下是造成絕大多數勞動者的貧窮化，或者相反地，是伴隨著勞動者生活條件的改善，即使勞動薪資的成長遠低於體系受益者的收入。亦即政策的擇取會決定崛起和貧窮之間的關係。
崛起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並不是終結的定性，崛起的過程是一步跟著一步的，前面的步伐可能為下一步墊下成功的基礎，卻也可能把未來帶向死胡同。同樣的，崛起的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的關係也是處於恆常的變動狀態，會帶來不同的發展前景，可能因而強化國家主權也可能造成主權的弱化，可能強化社會團結或相反地加以弱化。因此崛起並不是出口增長的同義詞，也不能以此視角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大。出口增長與內部市場（普羅大眾、中間階級）的增長其實是緊密扣連的，前者可能是後者的支撐，也可能是障礙。出口增長因此可能強化，也可能弱化崛起經濟體與世界體系之間的相對自主性。
崛起因此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以某個崛起的模式（中國、印度、巴西、韓國）來概括。必需在個別案例中具體地檢視崛起國家發展的前後步伐，找出它們的強項以及它們的弱點，分析它們在布局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以及所激發出來的活力。崛起是政治計畫，不僅只是經濟的。
從傳統經濟的角度來看，不少崛起中國家的確已獲致一定經濟成果，但是資本主義主宰中心還是不斷地透過各種手段維繫其宰制的地位，要衡量一個崛起國家的成就，首先就要看它是否有能力來抗衡這些手段，降低其影響力。這些主宰中心強權的控制手段，依據我的定義，包括科技發展、自然資源的取得、金融和全球貨幣系統、媒體資訊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擁有。
我認為做為帝國主義合體的三角聯盟（美國、歐洲、日本）始終試圖透過各種手段維繫它們主宰地球的優勢地位，並且禁止崛起中國家對此提出質疑。然則，崛起中國家的發展野心終究還是會牴觸三角帝國的戰略目標，衝突在所難免，衝突的強度則要看崛起中國家質疑中心主宰的力度而定。崛起的經濟體因此不能迴避國際政治的選擇。究竟是要選擇站在三角帝國政治－軍事聯盟的一邊，接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目標？或者是相反地選擇與其對抗？
「賴活」的經濟活動
若是沒有一個座落在穩固社會基座從而取得統治正當性的政策，就無所謂崛起，政府要有能力協調出一套計畫，建構自我中心的國家生產體系以及系統化的、讓絕大多數普羅階級得以分享成長果實的政策，並強化其效能。
相對於上面所描述的這種有利於普羅大眾的發展，這種高品質的真正崛起，其反面是那些單向順從於世界資本主義全面壟斷戰略的國度，其模式我以「浮浪發展」（lumpen-développement）稱之。我在這裡隨意借用已逝的昆德弗蘭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用語，他曾經使用這個名詞來分析類似的演變，不過是在不同條件的時空之下。於今，當壟斷的帝國主義中心將一套加速社會解體的發展模式（其實根本不夠資格使用發展這個詞）強加於其所宰制的邊緣國度，其所產生的結果也就是「浮浪發展」。浮浪發展會出現「賴活」經濟活動（即所謂非正式部門）的驚人增長，也就是內化於資本積累單向邏輯的貧窮化現象。
大家會注意到我並沒有將崛起冠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名號。因為崛起是資本主義經濟管理邏輯與「非資本主義」（因此有可能是社會主義）社會管理與政治管理邏輯互動互補以及衝突激盪的過程。
在既有的經驗當中，有某幾個經濟體完全夠格使用「崛起」這個用語，因為它們沒有浮浪發展的現象，普羅階級沒有受到貧窮化的衝擊，甚至相反地，生活條件獲得或大或小的改善。其中有兩個明顯是資本主義陣營的經濟體──韓國與台灣（在此我不細緻討論讓它們得以成功的特殊歷史條件）。另外有兩個是承襲了以社會主義為名的革命遺產──中國和越南。古巴也可能加入後者的行列，如果它可以克服當前面臨的種種矛盾。
可是我們也知道有其他崛起的案例，在相當大的層面上是類屬於浮浪發展的歷程。印度是最鮮明的例子。也許在現實上有不少環節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崛起，譬如一套有利於強化工業生產體系的國家政策，中間階級的擴大，科技和教育能量有所增長，在世界棋盤上其國際政治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社會上3分之2的人口──卻是加速的貧困。印度因此是一個混合的案例，既有崛起，也有浮浪發展。我們甚至可以凸顯其社會現實兩個面向的互動互補關係。我相信，即使不過度誇大此一現象的普及，其他被視為崛起中的國度，大多歸屬於這個混合的類型，巴西、南非和其他諸多國家都可以列入。
可是也還有其他南方的國家，整體社會中看不到崛起的要素，而浮浪發展卻幾乎就是現實的全部。土耳其、伊朗和埃及這3個國家就屬於這個類型，也因此我以「非崛起」稱之，它們原有可能的崛起計畫完全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