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絕望的抗戰」與魯迅的時代意義

「如果問今天的中國人:你怎麼判斷社會的好壞?大概十個里面有九個,都首先是看「經濟」吧?只要GDP和工資單上的數字一直往上,我們就會覺得:嗯,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關心「政治」和「社會」,因此對現實多有不滿,但看看自己的產權房、旅行機票和特斯拉轎車,多半就也半閉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魯迅卻不是這樣。他也看重經濟,看重物質,但他判斷社會的第一指標,始終都是「人」,是這社會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輕時候他就斷言:一國能不能「立」,全看這國的人能不能「立」,終其一生,他都堅持這個標準。

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義上,人不是別的,就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種社會條件——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態的,等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社會或時代會怎麼樣,通常取決於我們自己大致長成了什麼樣。」

(本文為《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修訂版序,作者王曉明教授,1955年生於上海,現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該校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研究。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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