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白色恐怖

關於《悲情城市》大概早有成篇累牘的分析，我只是說一些粗淺的觀察和感受。這次片商包裝成「身為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重新上映，結果引發一些錯誤期待，許多人或許希望看到一個強化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片，殊不知它帶來的是綿長的、有待咀嚼消化的省思。但對我而言，某個意義上，這個宣傳語又是正確的，這部片確實是屬於台灣人的──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史詩，而且遠遠超越了其他同類型的史詩電影。

圖片來源：Wikipedia悲情城市劇照

「黑暗的終章裡，溫柔的歌聲結束，單薄的日光燈點起。情節、道具、空間、意象、聲響、人物被一點一點地唱名、指認、撤去、排除，掉落到劇場外無名的闃暗，獨留那張自開場以來就空缺著的椅子。那是范天寒嗎？是梁雲漢嗎？是許金玉嗎？是徐慶蘭嗎？演員圍繞空席而坐，或輕撫、或告白，我們才曉得原來他們始終在場。在紛然崩解的劇場中，我們向他們告別。

當白色恐怖越被重視，國家越是傾盡全力挹注資源支持轉型正義時，標榜「鎮魂」的實踐也越來越豐富多元（也許我們也該時時自問：迄今來看，這國家到底有多大的改變呢？），向著論說、文化、旅遊乃至於商品等領域蔓生。對於立志於改造社會的社運青年與行動者們（或許也是對於台下這麼多年輕的面孔而言），《范》劇所開放的歷史可能性不止在啟發了神秘化或商品化的創作，而是創造了三代人之間相互諒解、攜手並進的場域。

我想起1988年《人間》同仁引介梁雲漢與羅美文在罷工現場相識的故事。親身到了新埔，聽了羅美文的罷工演講後，梁雲漢情不自禁地向鍾喬握手，說道：「鍾先生，我們是同路人」。那握手間，蘊藏著跨越萬般艱難、推動歷史巨輪的龐大力量，幾近永恆。自落幕的劇場這端回首那一刻，我才明白鎮魂的真實意涵：那遠不止是血緣、地域或族群的連結，也並非藏諸名山、僅供研究的不宣之秘，直到投身於鍛冶社會變革的行動，直到在社會上形成並持續存在對應的政治和思想力量，直到讓舞台上的空席由另一雙手接過、安放、入座以前，鎮魂的行動都尚未終結，《范》劇中的提問仍要繼續。」

（原文刊登於表演藝術，作者張宗坤為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感謝鍾喬老師推薦轉載）

「既然要將劇場的物質性，完全暴露在觀眾眼前，或許可以考慮更為激進的做法，更進一步打破舞台與觀眾席之間的區隔，讓觀眾更能沈浸在悠揚而憂傷的歌聲、明暗不定而恍恍惚的光影、和閃爍於山林之間的幢幢人影之間，進入更深一層的記憶，更聽清楚地下黨人、工運人士、基層民眾的熱切低語，反思自身此刻的處境，嘗試拒絕當代社會功績主義的制約，重新肯認理想主義（社會主義）對人性的價值，追求更高層次的自由意志。

導演王瑋廉說：「我們不能讓我們的生命向歷史靠近一點，唯一能做的，只是藉著歷史向我們自身靠近一點。」但依我個人之見，我們其實是可以往歷史靠近的—至少在劇場當中，同時也可以更貼近自身的生命底蘊，最終，更深刻地感知歷史在我們身體裡的開展與滲透。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2020年版，如此印證。」

（本文原刊於「表演藝術評論台」，作者陳正熙為2020年度駐站評論人，感謝鍾喬老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