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基 │ 出獄返家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這篇文章,劉先生記錄了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出獄後北上參與夏潮、如何進入台大新聞所就讀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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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基 │ 台大新研所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本篇文章,劉先生記述了就讀台大新聞所時,實習採訪了當時獨派與民進黨政治人物的經歷,也道出對於不同台獨立場政治人物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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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基 │ 北京大學燕園授課瑣憶

【編按】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並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這群老前輩的精神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各自在工人運動、兩岸分斷問題等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在〈北京大學燕園授課瑣憶〉這篇文章中,作者從他去北大任教,談起他自台灣解嚴之後訪問中國大陸和開始參與兩岸交流工作的因緣,以及作為統派而不了解當時的中國大陸而選擇前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就讀的思考,也談及後續工作與到北京大學廣告系任教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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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 │ 我為什麼關心臺灣

【編按】這幾年因著香港問題、疫情區隔,兩岸民間出現愈趨對立的言論,今年隨著俄烏戰爭,兩岸問題也常常被提出來類比,特別是從國際地緣政治局勢來切入。本文是「臺灣左翼的兩個重要時刻」工作坊(2021年12月25 日)上的圓桌發言,作者黃紀蘇老師選擇嘗試從「心理結構」切入兩岸的問題,特別指出中國大陸想了解臺灣民眾,就應該瞭解日據時代以來的歷史對臺灣民眾內心世界的影響或塑造,並需要反省大陸現今普遍說不需要像臺灣學習的心態,重新回看自身的心靈史。黃紀蘇老師為學者、業餘劇作者,中國社科院退休職工,著有劇本《無政府主義者屬意外死亡,左派藝術家屬意中死亡》、《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貓和老鼠的故事》等。圖片來自網路和「臺灣左翼的兩個重要時刻」工作坊資料。 本文轉載自「謂無名」,感謝黃紀蘇老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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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婷、章羽、劉希 │ 從輝煌到衰敗,上海工人新村和新村裡的婦女都經歷了什麼?

【編按】在新國際前篇轉載的〈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如何保衛社區〉一文中,訪談了葉子婷、章羽、劉希對於上海「工人新村」的觀察,她們看到「工人新村」的中老年阿姨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如何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本文節選自三位作者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第七章《上海工人新村裡的平凡故事》,這篇文章書寫了工人新村普通中老年阿姨們的故事與研究者對於城市化、集體主義、性別等議題的反思交相輝映。從這些故事,我們進入基層婦女的日常,找尋集體主義的遺產,反思城市化與現代化的陰面。感謝人民食物主權與三位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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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如何保衛社區

【編按】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台灣媒體對於疫情,多著重在醫療相關政策,而對於這次上海疫情的報導,也多著重在「動態清零」下衍生的各種問題。然而,對於實際生活於其中的人來說,究竟怎麼應對、渡過難關呢?上海「工人新村」以及生活其中的中老年阿姨們是一個例子,「工人新村」保留了集體主義的精神與生機,在疫情之下發揮了社區集體互助的作用。1952年,隨著滬西工業區(現上海市普陀區)曹楊路鑼鼓喧天、汽笛長鳴,曹楊新村也成為上海第一個為專門為工人搭建的住所,為工人提供了享受愜意生活的場所,是社會主義中國工人翻身做主、生活質量提升的真實寫照。然而改革開放後,上海國有企業改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工人新村往日的風采已不復存在。工人新村逐漸「淪落」為繁華都市裡的老舊小區——居住條件差,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居住在工人新村的人們也往往被貼上「底層」或「貧困」的標籤。可當新冠疫情來臨時,你會發現,這些看似破敗的老舊小區絕不是「治理」的對象,而在其內部蘊含著強韌的集體主義精神與生機。面對疫情,工人新村裡的人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尤其是那些曾是工廠職工現在或下崗或退休的中老年阿姨們,她們挺身而出參與維護社區運行的各種工作,努力保衛著自己、家人及社區。她們的故事值得我們知曉與珍視,更值得我們的反思。本篇訪談來自《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一書三位作者葉子婷、章羽、劉希的觀察,感謝三位作者授權,這篇訪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原登於第一財經,由第一財經記者佟鑫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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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戈│論上海疫情:這一次,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嗎?

【編按】近日台灣Omicron本土感染案例不斷上升,原先嚴格的清零政策也逐漸出現放寬的聲音。究竟該緊該鬆?如何拿捏?中國管控疫情採「動態清零」策略,有效地阻止疫情擴散,但近日上海疫情防控出現種種問題,基層防疫工作混亂,民生也出現問題,而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仍居高不下,「動態清零」政策因而受到批評,民間也出現「與新冠共存」的聲音,因為他們認為Omicron傳播力強但致死率低,沒有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清零。本文作者則以美國、韓國、香港為例,指出高疫苗接種率是減少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若因此放任病毒擴散,會對少數未接種者或體質較弱者造成危險,並認為雖然疫情防控的一些措施或許造成人們生活的不便,甚至還有個別極端情況發生,但這並非是「動態清零」這一政策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動態清零」保障了大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而這些統計學意義上的無面目人口卻無法引起人們的關注。作者認為,主要目標仍應堅持清零,並在此前提下改進防疫工作中的某些具體措施,糾正以清零為唯一考核標準的目標責任制,以避免其導致的罔顧疫情以外的民生需求和基本權利訴求的官僚主義傾向。本文轉載自保馬,原標題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疫情防控政策?〉,刊登於《文化縱橫》,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政策觀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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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遠 │ 一次教訓:寒春對民主管理的反思

【編按】寒春(瓊.辛頓,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寒春是美國二戰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但帝國主義的戰爭粉碎了她搞核物理的夢想。為了尋找出路,1948年她來到中國,1949年到達延安,此後餘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並把科研融入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本文源自寒春寫於1958年的文章《一次教訓》。奶站出現質量事故,一整罐牛奶變質,寒春一心要把工作做好,嚴厲批評了下屬工人,但遭遇了下屬的激烈反抗。在奶工和場長的幫助下,寒春認識到自己的工作方法存在缺陷,改變了處理專家和工人矛盾的方式,此後奶場工作有了很大的改進和提高。後來,農場突降暴雨,包括寒春在內的全體農場職工奮戰在抗洪的第一線,保住了大堤,同時也保證了牛奶準時運送到城市。對牛奶變質負有主要責任的老李和老張,在抗洪救災的過程中奮不顧身,給寒春以極大的震撼。通過這兩件事,寒春真正感受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句話的深刻含義。雖然犯了錯誤,但接受批評和吸取教訓的過程卻使她對工人及工人的工作方式有了新的認識。 社會主義革命,要顛覆的不光是之前的所有制,還伴隨著政治上的革命,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全新的民主制度的探索充滿著激烈的對抗——從基層看,核心是民主管理問題,即權威(技術專家、管理專家、官員)和普通勞動群眾的矛盾衝突,如何在組織框架內解決,這和資本主義社會處理勞資矛盾的方式有本質的不同。而發生在寒春身上的這兩件事,既是教訓,也是領悟。即便在當今社會也能為我們帶來深刻的啟示。 本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原收錄於周道遠著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七章。 一大早電話就響起來,我知道除了牛奶變質外,不會有什麼別的事。我不情願地從床上爬起來,不過起床了就還好。清晨是炎熱的八月裡僅有的涼爽時刻,空氣清新而清爽。 我走到電話間,拿起電話。電話里傳來輕微的嗡嗡聲。只有長途電話才會出現這種嗡嗡聲,這一定是城裡打來的。 「餵?」我在電話裡問。 「老寒,我是奶站。」嗡嗡聲里傳來一個聲音。「今早一些牛奶壞了,總量我們還不清楚。人們不斷給我們打電話,還帶著壞牛奶來我們這裡。我們還聽到有嬰兒在電話裡哭泣。她的父母問,’她的牛奶在哪裡?’看起來59號罐出了問題。你能聽見嗎?」裡面的聲音問道。 「你是說59號罐?」我喊道。 「沒錯。59號罐。整整一罐,有91斤。它們是上午還是下午的牛奶,今天的收據上又沒有標註,我們搞不清楚。」 「謝謝你通知我們這些。我來查吧。」說完我就掛掉了電話。 又是老李。真是榆木腦袋。做什麼事都要留個尾巴。這應該是我第十次告訴他怎麼寫收據了,可是他又寫錯了。對這樣的工人,你能怎麼辦?也許這次我應該好好責備他,他才能記住。可是距我上次狠狠責備他才過了一周。他發誓他不會再寫錯了。能怎麼辦呢?他老了,記不住,你沒法因為這個對他發火。但又不能因為老李沒記性就任憑牛奶變壞。真是讓人左右為難。 沒法睡回籠覺了,我決定出去轉轉。我先到了奶場,看了看59號罐的記錄。確實,它們是昨天上午的牛奶,昨天最早的一批,從西站運出的。但他們把它當作新鮮的牛奶,就因為那張愚蠢的收據。 現在什麼也做不了了。我還是去牛棚轉轉,看看奶牛吧。到那兒時,最後一罐牛奶正要運往奶房,牛棚裡正是餵牛的時候。排在隊伍第一位的是種群裡的母牛,1號牛。它是一頭巨大的且有著柔和的黑色眼睛的荷爾斯坦牛。它是一頭老奶牛,吃草料時總是比別的牛更耐心地等著。去年,它十周歲時,產奶16,600斤,創下了我們牛群的產奶記錄。這個記錄歸功於老楊。她像照顧自己孩子一樣照顧它。老楊飼養10頭牛,有時她簡直難以確定哪一頭才是她最喜歡的。 我站著看了一會餵養過程。一些工人把穀物扔給奶牛就像把穀物扔給機器一樣。但老楊不一樣。她走近每頭奶牛時,都和奶牛說話,根據不同場合需要,責備或者表揚它們。她問一頭牛為什麼沒能吃完飼料,又將另一頭牛稱作豬,因為它很快就把飼料吃光了。 「老寒。」老張把我叫到了奶房。 「看看這個濾布!又是西站的牛奶!」當我進來時,他指給我看一塊滿是凝結奶塊的干酪布,說道。 我聞了聞濾布,「奇怪,一點也不酸。找個杯子加熱,如果不再凝結,就沒事。也許這是一些得了乳腺炎的牛的奶灑在其它牛奶裡面了。」 「但乳腺炎奶不會結成這樣的塊。」老張說。老張把奶倒進杯子加熱。他把蒸氣管放到牛奶上,但是一直加熱到90℃,牛奶還是沒有凝固。 「一點也不酸,毫無疑問這是乳腺炎奶。」我說。 「但它不是乳腺炎奶,乳腺炎奶不像這樣。」老張堅持說。這時老楊從牛棚過來檢查她的早間牛奶生產情況。看到我們在專注地檢查杯子,便問道:「出什麼事了?」 「從西站來的乳腺炎奶,」我自信地回答。「只是……」 「但是它不是乳腺炎奶。它不可能是。」老張粗魯地打斷了我。 我的脾氣一下上來了。「老天,為什麼你總是這麼頑固?」我叫起來。「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就是石頭也會磨光滑。有時候我好奇你腦子裡是什麼,你的腦子是什麼做的!」 老張壓住脾氣,瞪了我一眼,很快轉過頭,繼續巴氏消毒,再也不說一句話。 「他總是這樣。凡事我行我素,也不接受別人的批評。」我想。「我現在馬上去西站,找到那頭得乳腺炎的牛。這樣是否足夠說服他?」 當我到了西站時,他們告訴我,剛發現114號牛得了嚴重的乳腺炎。他們還在過濾布上找到一個洞,在檢查第一批次奶時沒有發現,當時天還是黑的。 「那麼,」我想,「這回讓他瞧瞧。」我往回走。 為了隔離,小牛的牛棚在兩個奶場之間。騎車經過時,我決定停下來看看小牛,順便和負責餵養小牛的兩個年輕姑娘聊幾句。 「還好你終於來了!」兩個年輕的姑娘一看到我就同時喊起來,「脫脂牛奶今天已經全部壞了。這可是今年頭一回。奇怪,整個牛奶凝固的像乾酪一樣,沒有東西留給小牛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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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我的知青歲月,不是傷痕文學編造的故事

【編按】2021年12月28日18點,作家、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

曹征路老師1949年9月生於上海,當過農民,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幹部。他是大陸新世紀「底層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兒》《霓虹》《問蒼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師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立場,挺立著知識分子的脊梁。

在得知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時,曹老師說,「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於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嚮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在生命盡頭,無憾、無懼、更無愧,世間得幾人?

今天這篇舊文,是曹老師的親身經歷,也是不同於傷痕文學的另一種知青回憶。本文以及曹老師的諸多其他作品,都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個紅色年代打開了新的視角。

當傷痕文學敘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理所應當地將知青下鄉講述為「受苦」、「受委屈」,曹老師卻發出另一種追問:「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麼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麼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麼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麼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實際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經曆本身,而是改革後的高考制度,這個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識,把知青在農村的一切實踐貢獻歸零。

謹以此文,緬懷曹征路老師!

以下文章來源於微信公眾號高度一萬五千米,原標題為〈文革中真實的學工學農故事〉 ,本文轉載自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由食物天地人侯解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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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抗美援朝:一場保衛第三世界國際秩序平等話語權的戰爭

【編按】中國大陸近期的大片《長津湖》上映,可惜的是,台灣多數媒體輿論僅將《長津湖》視作是中國大陸強力打造偉大國族認同敘事的一環,反而忽略了「抗美援朝」帶有反抗帝國主義意涵的歷史國際語境。殷之光老師在本文中點出朝鮮戰爭爆發的緣由,包括了美國通過聯合國決議為出兵朝鮮提前背書,質疑了聯合國在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對「正義戰爭」的模糊定義也讓聯合國缺乏對實踐判斷的指導意義。同時,本文也認為,從毛澤東的觀點來說,二戰後的世界秩序是世界人民處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中,而朝鮮戰場則是中國革命中反對帝國主義因素的延伸。因此,「抗美援朝」的反對帝國主義目標有著世界性的意涵,而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第三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話語的代表,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政權均是各個國家在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壓迫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政治回應方式。本文原文刊登於「經略」公號,本文轉載自保馬,感謝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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