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明│「斷路器」無法阻斷的選舉慾望

【編按】新加坡一度是新冠疫情防疫的模範,但隨著移工疫情爆發而破功。本文作者指出了控制疫情如何與政黨大選掛勾,而作為新加坡重要支撐的客工又如何被剝削與在疫情時如何被排除在外,凸顯了新加坡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本文轉載自「Covid 19-跨界南島評論」,感謝授權轉載。作者黃子明為新加坡文化研究者,自由撰稿人,德國文化遺產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新加坡文化史以及多元文化社會,著有《優影振天聲:牛車水百年文化歷程》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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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他│「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對美國疫情的回應

【編按】5月25日,明尼蘇達州的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跪壓7分鐘致死,直接引發該地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騷亂,抗議示威持續升級,已從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蔓延至全美接近20州。示威背後長期有著非裔美國人長期歷史以來面對不正義的憤怒。四月下旬RAMPANT網站邀請美國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共同參與一場關於疫情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圓桌討論,分析何以少數族裔的生命在新冠疫情之下顯得分外脆弱。由於過去歷史裡的深重壓迫和現今政策上的冷淡漠視,黑人的基本權益在全球性流行病的肆虐之下更為風雨飄搖。因結構性矛盾不得不承擔低薪工作的少數族裔無法承受不工作的損失,也沒有在家遠程工作和實現社會距離的特權;「種族隔離的嚴重程度」和「新冠致死率」之間的正相關十分觸目驚心,作者呼籲重新高揚「種族正義」。值得強調的是,少數族裔運動需要尋求更為廣泛的聯合,通過廣大被殖民者的緊密團結,為了社會中所有脆弱的群體而戰,才能最大限度地喚起政治能量。本文原載於「澎湃思想市場」公眾號,本文及圖片轉載自2020年6月1日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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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杰│疫情後的國際「新常態」

此次疫情對於國際社會從經濟的根本形態到國際關係的秩序的衝擊影響尤甚,可以說是開啟了一個「新常態」,而現在我們只是看到了這個「新常態」的開始。例如,供給側大斷鏈會否逆轉全球化的進程?各國或機構「忽然」都成為了凱恩斯主義者,以數萬億的救市計劃拯救危機中的資本主義,這會否改變新自由主義的操作方式?還有唯我獨尊(「美國優先」)的國族主義引致單邊主義的崛起,撼動了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這會否對多邊主義的協商構成挑戰?這些都是當前極為艱難、摸不清前路的一些問題,而疊加起來很有可能對世界的運作方式產生某種根本性的重構,形成一種疫後世界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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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賀︱何以解怨:一個「前陸生」的「後陆生」體悟

【編按】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發生後,在臺求學與工作的陸港澳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以及過年回鄉省親的大陸配偶立即面臨,因為防疫特殊處置而無法返臺、或被迫滯留第三地的窘境。同時,也有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和台商因此無法返回工作崗位,甚至在兩岸對奕的緊張態勢中蒙受不必要的指摘。雖然疫情尚未過去,防疫的邊界管制亦未消除,但相關措施已然對他們造成傷害,也讓兩岸關係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尤其4月9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來台升學就學的試點工作,不僅加劇兩岸關係的惡化,更實質地影響了「陸生」的權益,乃至未來兩岸高教的地景。是故,《文化研究》學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舉辦了「新冠肺炎下的兩岸移動」論壇,並希望藉著舉辦一系列的文章,向受到影響的朋友們表示關心和致意,並且展開對「陸生」、「陸配」以及其他兩岸身份的討論。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視角的觀察,思考兩岸移動的未來。孫賀曾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就讀。本文原刊於2020年5月16日《文化研究》學刊網頁,感謝《文化研究》學刊與孫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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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病毒告訴我們有能力的政府很重要

【編按】聲名卓著的諾貝爾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認為「川普經濟學」必定失敗,因為川普降低富人稅、放鬆金融與環境管制,坐視保護主義壯大,全都不利於社會公義。「人們應該從全球性的災難中學到教訓!」斯蒂格利茨期待,透過重新擬定社會契約,在更進步的資本主義中,重建一個個勇於承擔、法治自省的效能政府。而這正是疫情過後,人們最需要的重生力量。本文轉載自2020/5/7瘋範兒百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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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哈維│面對新冠病毒的集體困境,我們需要集體地應對

【編按】大衛.哈維的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中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最新思考。文章從1857年《大綱》出發,以馬克思對大機器體系和科學發展條件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化的分析為指導,直指我們這個時代令人瞠目的技術創新與社會生產、階級鬥爭的新形式,最後,在這場全球危機中呼喚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可能,「真正的個人主義、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過集體行動來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當然,採取何種集體形式,達到什麼樣的自由(是哈維所說的六小時工作制還是「後浪」式的「自由探索」),只能由歷史做判斷。文中馬克思《大綱》文句並非標準譯文,有些譯法易致混淆,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8-110頁。原文 “We Need a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e Collective Dilemma of Coronavirus” 刊於2020年4月24日Jacobin Magazine。中文翻譯刊登於城讀公眾號,本文轉載自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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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採訪通知】高雄民間防疫聯盟不畏政治抹黑抹紅,回應黃文益議員與民進黨團質疑。

再度呼籲中央指揮中心回應七大訴求,舉證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支持普篩(massive testing)。
陳時中部長表示花費540億元可能篩出3萬個無症狀感染者,豈無效益?
政府應依據科學證據防疫,還給民眾安心生活的權利。

【記者會1】 聯盟重申七大訴求,科學依據回應黃文益議員與民進黨團質疑。
時間:5月7日(四)9:00
地點:高雄市議會大門口 (鳳山區國泰路二段156號)

【記者會2】「逆時鐘?」「普篩無效論?」向陳時中指揮官提問與篩檢政策論辯
時間:5月7日(四)10:30
地點:高雄市光華一路12號12樓之2 (自由女神企業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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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泠│危機時刻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編按】美國近來在疫情之下發生了抗議「禁足令」的集會示威,雖然不乏經濟停滯導致生活艱困的原因,也有人更是為了個人生活的便利,如「我需要理髮」。紐約州立大學張泠老師在本文指出,在自由市場的推崇下,這種「個人主義」式的訴求往往被推崇為與「集體主義」的對立面,卻令人們沉湎於原子化的自我隔絕與虛幻的自由感,因而人們的共情能力普遍下降,對共同體的苦難缺乏了解甚至無動於衷。他進而主張人們應超越「個體」與「集體」的二元對立來關注未來,以全球視野和批判方法,同時意識到責任所在,積極地參與改變社會。這些行為對人們有益的同時,又不會危害個體的個性與多元性。本文原刊於「南峰山」公眾號,轉載自2020年5月1日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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