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紀錄〉
■王洪喆
（2013.9.20《新國際》）
「大躍進」時期，毛澤東為什麼要帶著幹部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實質上反映了建國後毛對於黨內理論水準的焦慮。
科學化的革命、革命化的科學
毛組織閱讀教科書想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運用「唯物辯證法」、「矛盾論」來具體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問題。通過閱讀毛的談話紀錄，我們看到所謂「中蘇分歧」不僅僅是冷戰地緣政治衝突，更是社會主義實踐路線背後的理論衝突。從閱讀談話紀錄中，我們得以還原一個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家」的毛。這對於今日馬克思主義具有重大意義，「毛主義」不應該僅僅作為動員革命激情或懷舊的符號，而必須是被作為一套具體的運用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加以認識。「科學化的革命、革命化的科學」，這是馬克思一生著述論戰所要指向的改造世界的理論與實踐，也是列寧、毛澤東這些20世紀的革命家所畢生奉獻的人類解放事業。
在過渡時期，要「進行一切社會關係的根本改造」，對於何為一切社會關係，毛認為「應該包括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關係」。這不僅僅是對「所有制」的改造，而是關於一整套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式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形成。整個社會關係的根本改造既是過渡時期的最終目標，又是「使生產力得到保證社會主義勝利所必須的發展」的前提條件。生產力的大發展依賴於由社會關係改造所釋放出來的優越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社會勞動的可能性，而這種生產力的大發展反過來又構成進一步改造社會生產生活關係的物質基礎。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統一，也是毛理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問題的起點。
如何進行社會關係的改造呢？這又涉及到辯證地理解「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因為「剝削階級在要革命的時候總是要動武的」，因此「沒有人民革命的暴力」鎮壓敵人的反抗，怎麼能實現人民革命的目的呢？出於革命家的立場，毛在此正面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中的「暴力」的具體性——即是對敵人的鎮壓、又是對階級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要改造，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要改造，農民也要改造。」並且這種改造，一定是具有反覆性的，「甚至要半個世紀」，而且必然與生產力的發展相互制約，並不是一個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事情，「農村來說，基本的社有制實行了，社有變國有了，全國佈滿了新的城市和大工業，全國交通運輸都現代化了，經濟情況真正全面改變了，農民的世界觀才能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變過來。」
反對絕對化的「階級論」
我們知道，對於農民的分析和改造，辯證地理解不同階層的農民和工農聯盟，是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筆寶貴遺產。對於毛而言，農民不是一個統一均質的整體，而是存在於由不同部分構成的動態的農業生產關係中。在革命的不同階段，農民中的各個階層既可能是革命的主體，又可能是革命的物件。因此，他不滿於蘇聯教科書「對中農沒有分析」。對毛來說，「中農」具有「兩重性」，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因此對合作化會產生動搖和反對。毛反對「合作化」就是從「富農那裡沒收來交給貧農和中農的土地」，毛認為「這是一種恩賜觀點，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對於毛來說，「合作化」既是一個經濟過程，又是一個政治過程，是一個新階級、新農民、新的生產關係形成的過程。我們今日理解「合作化」，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分配」過程來理解，這正是毛所反對的。
與此相似的，合作化與機械化之間也要遵循這一辯證關係。工農聯盟不僅僅是階級身分的聯盟，而且是以工農聯盟的生產關係的發展作為基礎。「單有合作化、公社化而無機械化，工農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工農聯盟既是政治上層建築，又是經濟基礎，它表明一種「合作化＋機械化」的城鄉互哺關係，是「消除工農差別」的政治經濟基礎。
沿著這個邏輯，由對工農聯盟的分析過渡到對知識份子的分析，「教科書只講了培養工農自己的知識份子，而沒有講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毛認為除了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就是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也因在各方面受到資產階級的影響而需要進行改造」。這實際上是反對了絕對化的「階級論」、「出身論」，出身並不能保證或決定一個人的世界觀，因為新社會的一切階級都不可避免地帶著舊社會的生活習慣和世界觀，因此我們要理解，所謂「階級鬥爭」不僅僅是發生在新社會的不同階級之間，更根本的是發生在舊社會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生活方式，同新的、社會主義的世界觀之間。
致力於改造世界觀
具體到知識份子問題上，「世界觀的問題常常表現在對知識的看法上，究竟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這裡就觸及到了馬克思對「一般智力」問題的思考）在此毛呼應了前文所說對於「過渡時期」的理解，教科書只把過渡時期當做「在經濟生活領域」展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毛認為這是不完全的，「我們的說法是在三條戰線上即政治、經濟、思想的戰線上都要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改造世界觀的問題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不重視這個問題，對資產階級的東西採取將就的態度當然是不對的」。
毛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與資本主義不同的一套生產關係之上，這意味著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整體迴圈產生一種另類」的組織方式，也就必然涉及對於意識形態、社會再生產、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一整套改造。因此毛在接下來的談話紀錄中多次展開對這個方案的思考。比如個人財產和公共財產、個人消費與社會消費的關係。不同於教科書只談個人消費，毛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更多的社會財產和社會消費基礎上，如公共文化教育設備、福利事業、衛生等。這涉及到社會主義中個人的一整套新生活、新價值觀的建立，因此在分配環節中片面強調「物質刺激」也是有悖社會主義原則的，毛認為教科書產品分配部分的內容應該重新寫，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不能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台電視機」這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
由此我們得以重新發問，「毛式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區別究竟要在什麼意義上來理解？它只是國家抑制消費為實現高速累進工業化的資本「手段」（蘇聯模式），或者只是出於人道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的「調節」與「補充」（社會經濟），還是一整套關於新社會如何從孕育著它的舊社會中脫胎出來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我想這是我們今天面對「何為社會主義」、「何為社會主義遺產」時所必須首先辨析的問題，這也正是我們今日重訪作為「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毛澤東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