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與世界和平任務

聯合國與世界和平任務
■紀耳伯.阿胥喀(Gilbert Achcar)

(2009.9.25《新國際》)

 

【編按】聯合國第64屆大會9月24日揭開序幕。聯合國的最高宗旨是締造世界和平,然則,上個世紀人類經歷了三次真正世界規模的戰爭。前兩次是所謂的世界大戰,第三次是冷戰,不僅是世界性的,其規模甚至更為龐大。冷戰於上個世紀末進入尾聲,然則,冷戰真的結束了嗎?全球性的衝突真的不再爆發嗎?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聯合國是否足以承擔全球安全體系的重新組建的協調者角色?我們拭目以待。

整個20世紀,人們付出極大的努力來消除世界衝突對人類的永久威脅。每一次世界大戰都帶來了浩劫,讓世界大國的領袖決心創立共同安全體系,避免災難再次發生。1914年至1918年的戰爭,促使1919年第一個國際政府間組織的誕生——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該組織由時任美國總統的伍德魯.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起,其基本原則是保障共同安全。然而,國聯無法完成其使命:首先是由於美國國會的「孤立主義」,美國國會拒絕加入這個新組織,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國聯組織結構的癱瘓。其實,聯盟失敗的首要原因是因為必須遵守《凡爾賽和平條約》(the Versailles Peace Treaty)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所承受的政治屈辱和沉重的經濟壓力,使德國在戰後處於大蕭條,並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美國:「超能力」強權

1939至1945年的戰爭之後,聯合國成立,吸取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聯合國可能確實被看作是幾個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最高峰,設法建立共識機制和國際司法框架,而不僅是單純的權力關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作為聯合國的主要發起人,將其運作置放於與蘇聯合作政策的框架下。但是這項政策並沒有延續下去。1945年羅斯福去世後,在戰爭結束以前,他的繼任者杜魯門(Harry Truman)把美蘇關係推上緊張和惡化的道路,很快導致了冷戰的開始。因此,在同一個世紀內的兩次和平計畫,同樣都是由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發起,兩位總統都相信能夠在共同安全和法律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關係,卻由於得不到美國統治階層內其它勢力的支持,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威爾遜和羅斯福至少盡力了。他們的努力的確在國際關係上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作為他們不懈努力的成果,聯合國至今仍然存在,大部分世界公民都認為聯合國是必要和有用的。如今,美國政府卻對聯合國表現了極大的敵意,對其大肆污蔑,這委實是歷史的諷刺。

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結束了。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政府迎來新的歷史機遇,在共同安全和法律的基礎上,重新啟動威爾遜和羅斯福的世界和平計畫。這次機會至少和前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時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這次美國人的責任事實上比以往都艱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有這樣的「超能力」(引自法國外交部長貝爾•韋德里納 [Hubert Védrine] 最恰當的措辭),如此強大地統領世界其它國家,形成一個「單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成為了世界強國之一,而當時仍然有其它的幾個強大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上只有兩個超級大國了,美國和蘇聯並列成為世界的「兩極」。在這種兩大陣營互相對峙的形勢下,其它國家仍然有可能在不依附於任何一方的情況下,尋求自身發展的空間。

1990年,德國統一,東德由作為北約成員國的西德政府接管,標誌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和西方國家陣營的勝利。這次勝利後,1990年代發生的國際大事就是海灣戰爭,美國在戰爭中展示強大的軍事實力,美國憑藉無可匹敵的軍事實力成為世界霸主。1991年的下半年,蘇聯解體,恰恰是美國歷史上最長時期的經濟發展,世界事實上進入新的、單極化的時期。1990年代後期,這種預測得到了證實。蘇聯解體後,正式接納了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主義,有些人甚至以為「歷史的終結」已經到來!

「塑造世界」的歷史責任

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形勢下,柯林頓政府面臨「塑造世界」的巨大歷史責任,這個詞在新時期美國官方文獻經常出現。有什麼樣的選擇呢?他們主要關注冷戰遺留的問題。面對潰敗和失落的權力,他們應該採取何種態度?應該如何處置冷戰時期的機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削減軍費開支?怎樣處理「和平的紅利」?在世界範圍內,應該採取什麼機制防止和管理國際衝突和內戰?

基於羅斯福總統的設想,這些問題應該有更加積極的答案——即不沉溺於烏托邦的白日夢,而考慮在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體系內,強國所強加的限制。一整套解決的措施應該基於建立和平、自由的世界政治和經濟體系的願望,取代過往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世界體系。

這些措施應該包括:徹底削減美國的軍費預算,催促世界各地削減軍事開支,並寫進國際條約;節省下來的資源可用於幫助前蘇聯陣營中的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像1945年在西歐實行的《馬歇爾計畫》。讓北約解體和廢除部分軍事聯盟的,改為建立共同安全的實體,如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OSCE);回歸《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條約,在聯合國內部實行改革,考慮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和冷戰結束以後的時期之間的差別;建立《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用於維持和平的軍事措施。

這些措施是可行的,但這些要求至少要像羅斯福政府那樣,得到美國人的採納才行。可惜,當時只有柯林頓!柯林頓政府選擇相反的措施:美國的軍事預算一直很高(以保守的美元匯率換算,相當於冷戰時期的平均軍費支出,也等於世界軍費總開支的3分之1);努力增加軍備出口,美國的武器占到了全球軍備出口總額的一半;同時,其發展援助預算卻荒謬地極低——用於發展援助的支出只占國民生產淨值的0.1%(軍費支出是3%);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震盪療法」,干預俄羅斯內政,直接導致俄羅斯政治腐敗,使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水準下降到史無前例的最低點(除了災難和大戰所造成的破壞以外);繼續採取干預的態度,維持、鞏固和更改冷戰時期的軍事聯盟,特別是大西洋聯盟,以及與日本簽訂的條約;北約東擴,把以前受前蘇聯影響的大部分歐洲國家全拉進來(除了俄羅斯本身);美國或北約的單邊行動越來越有代替聯合國或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OSCE)的行動的趨勢——其極端表現就是「柯索伏戰爭」。

不難發現這一系列選擇背後的邏輯。美國主要考慮的是確保自身的「單極」地位。自從1990年以來,美國一直享受並且保持著世界霸主的地位。主要的戰略目標是防止出現能和美國在世界政治和軍事霸權中互相抗衡的力量,從而確保美國的經濟霸權。因此,美國不斷地在數量與品質上增強軍事力量,拉大美國和世界其它各國的差距,特別是與其潛在的敵對國家之間的差距。同時,美國必須防止自己曾經的手下敗將逃脫美國的監督,並且試圖建立能夠挑戰美國霸權的區域陣營,例如歐洲-俄羅斯陣營,或者日本-中國陣營。通過製造地區間的緊張局勢,如俄羅斯和西歐,中國和東亞鄰國,特別是通過台灣問題,美國更新了自己的冷戰聯盟,以安全的名義征服自己的盟友,同時為了鞏固美國自身的霸權,「削減」中國崛起的權力,並且壓制俄羅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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