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 脫中國 再中國（2009.11.20《新國際》）
■賀照田
《新國際》上一期刊登拙文〈現代中國啟蒙與現代中國政治〉中，我重點討論了被新文化運動所啟蒙的現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為什麼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一方面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另一方面卻常處於被其他政治力量吸收位置的問題。卻沒有討論對歷史的理解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史同樣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問題，就是：此就其自身表現來說帶有很強情緒性，其中國論斷常和很多中國人實際經驗有明顯距離的文化運動，何以會在1910年代後期1920年代初期中國的思想觀念文化領域獲致如此強的霸權地位呢？以致接下來幾十年太多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還很大程度上以它的是非為是非，以它的視野為視野。
國民志氣之銷沉至今日而極矣！
我以為，要歷史地理解這一點，就要對新文化運動所處身的社會政治現實與思想文化現實有相當的瞭解。因為顯然，沒有一些特別的歷史、觀念情境狀態配合，而僅僅借助於晚清以來部分西學觀念所形成的霸權勢能，不可能使得就論述表現看起來經常不公正、有時甚至明顯情緒性的新文化運動論述，在其時的歷史中取得如此具有籠罩性的思想文化論述霸權位置的。
也就是說，就其論述言對中國明顯不公正的新文化運動，就其歷史起源和得以獲得霸權位置的當時中國歷史語境言，卻有著很強的中國內在時代基礎。只是，這歷史地配合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發展與獲得霸權性位置的時代語境，並不僅僅由當時所存在的各種實際政治、經濟等硬體問題所構成，也由對這些問題的把握方式與認知整理等軟體問題所構成。
和陳獨秀為《青年雜誌》撰寫〈敬告青年〉的發刊詞同年，梁啟超為也是該年創刊的《大中華》撰寫了一篇發刊辭。梁氏這篇發刊辭對歷史、扼要地感受、瞭解該時憂國憂民敏感心靈的痛苦和因何痛苦很有幫助。梁啟超開篇便寫道：「嗚呼！我國民志氣之銷沉，至今日而極矣！」接下來梁氏便具論當時國民人心所以比清末感覺最無希望時更消沉，是因為到梁為此文時，「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複餘」，無論變法、立憲、共和，凡「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至為全社會所厭倦所疾惡。言練兵耶，而盜賊日益滋，秩序日益擾；言理財耶，而帑藏日益空，破產日益迫；……其他百端，則皆若是」。
培養承擔歷史責任的政治力量
那麼，當時其他士人又是若何整理這些經驗應對這一局面的呢？簡要地說，當時對此問題的回答基本可分為新舊兩派。守舊派把一切問題歸為新學、新政，極端者「甚至欲一切摧陷廓清以反乎其舊」，新派則把問題主要歸為當政者人的問題。把問題一切歸為新學新政，以復舊為政策，以提倡舊道德為攻擊新學新政之口實，要有起碼說服力，至少需回答：何以當年滿清均此舊政，而不能應對其時尚不如今日困窘之局面，今日此種復舊為何就能有此能力；而其提倡舊道德，也需先求今日種種怪亂現象所以發生之原因，若此不之求，而一切歸罪於新學新政，不僅道理上不能服人，而且因此輩此種邏輯事實上和表面開口孔子、閉口禮教，其實本身為當世風俗道德敗壞之最大源泉的狡黠貪詐之官僚政客邏輯相同，心理上便極激人反感。也就是說，當時守舊派雖然人數眾多，並多有地位勢力者，因此頗具現實壓迫力，但由於其實踐與思考均極為貧乏，因此不僅不能在實踐說服力與思想觀念論辯層次占有力之地位，反因其實踐、思考上的高度不足，使得其現實壓迫更易激起對反的反抗情緒。
相比之下，新派思考者則主要認為，當時中國所以陷入困局，此中人的要素實居重要地位。不僅當政者本身對現實至此要負絕大的責任，而且一般官僚層和具社會領導位置的上層士大夫對此一局面也要各負責任。也就是說，在現有的官僚層和上層士大夫中並不具備能承擔起此歷史局面要求的現成政治力量，否則，如果現實中便具有能成功領導突破當時困局之現成政治力量，那麼思考的重心自然是：若何才能使此政治力量運動到領導位置；而如果此現成的政治力量在事實上不存在，那問題自然相應轉換成：若何才能培養出能承擔此歷史責任的政治力量。
就此論，陳獨秀《敬告青年》開篇顯然便是對這一歷史困境所提核心問題的痛快回答。陳以當時中國社會為陳腐朽敗之分子充斥，表明他根本不認為其時中國現實中有現成政治力量能負起當時中國需要他們擔負的歷史政治責任；而同樣，他此篇所給出的，他欲造成的思想文化青年運動，正是他的時代政治論，是他對若何才能造出帶領中國突破當時困局的政治力量的路徑的回答。
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可相比對，梁啟超的《大中華》發刊辭則把當時習慣認為「全國全社會之中堅者」的上流士大夫按現狀分為六類。六類中包括在上軌道政治社會中一定有功的「志行純潔之士」類型，和從中又分出的在上軌道政治社會非常被需要的「最謹飭者」類型。梁氏對他認為含概了當時上層士大夫大部的這六類士大夫進行了描述和分析，描述和分析的結果，梁氏以為這六種類型的士大夫，「為途雖殊，然其預備亡國，且以自力促其亡則一」。「志行純潔之士」和「最謹飭之士」個人操守或無可議，但由於不能振拔於其時彌漫的沮喪暮氣萎靡氛圍狀態，故其實際仍是隨社會已成之波遷流，當然不足以承擔起帶動中國突破歷史困局的現實領導責任。
是以，梁啟超其時反復倡言告別政治致力於社會事業便毫不奇怪，因其對現有各種政治力量不抱希望故也。而其於《大中華》發刊辭後緊接刊發《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看起來是在從政治問題轉向思想文化教育問題，但細繹其旨，便可明白，此文所以規劃重構孔學，核心關注實在「使孔子教義切實適於今世之用，予國民以共能率由，以為國家為社會築堅美之基礎」。梁氏認為，相對於中國現代的需要和特點，孔學的精華便在養成君子人格，「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對梁啟超來說，若「國中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國家主義何施不可？」所以，梁啟超此文所呈現的思想文化教育思路，實亦是梁氏在對已有政治絕望後所給出的政治論。
梁氏此舉和此前作《讀經當積極提倡》、《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的嚴復思路相近。蓋嚴復更早便對民國政治深懷憂慮，對政治背後的人格、道德問題三致其思，而頗思以順承轉化經籍、聖人教化力量應對之（觀其《砭時》、《論國會議員須有士君子之風》可知）。是以他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提倡讀經，提倡忠孝節義，實亦是嚴氏經過認真思考後所給出的政治論。嚴復提倡忠孝節義，實是為建立現代國民人格、道德，從而為現代中國的國民行為，政治、社會組織，政治、社會、制度、組織運轉提供一個人格道德的基礎，而非簡單的復舊。
從梁啟超和嚴復這些言論，我們可以看到，面對民初的政治不堪，梁、嚴和陳一樣均已認識到，其時政治、制度運轉要有根本改善，需要有與現有在位者不同的道德人格出來，只是陳獨秀以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不必議論，但或是仍舊用中國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這個國是，不可不首先決定。」（《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而梁、嚴並不以為中西絕對是兩樣，並探討重新開掘中國傳統資源，以造就現代中國所需要的國民、現代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所需要的道德、人格。
歷史為何倒向陳獨秀一邊？
不過，瞭解了嚴、梁思路與陳的思路的差別，也自然讓我們產生如下問題，就是：梁、嚴既照顧了現代政治經濟社會運轉的需要，又根植於中國被久遠崇信之價值、教化、經籍和風俗之轉化，按理說比思想上缺少必要說服力之守舊派和陳獨秀這樣亟亟於打倒太多中國傳統意識的激進派，更宜被中國這樣一個講傳統的社會所接受和同情，加上梁啟超和嚴復在1910年代中葉的思想界均居陳獨秀不能比擬的地位，歷史接下來為什麼反是倒向陳獨秀一邊呢？
歷史如此，當然和清末以來新學、新政在中國已經積累起的勢能有關，也和陳獨秀對時代課題的敏感總結他推動運動的策略方式密切相關。陳既擅長利用已經積累起來的新學、新政勢能，又擅長利用各種機會組織對其所攻擊物件進行鍥而不捨之打擊。但無疑，比上舉這一切更具決定性的，是新文化運動所處身的政治社會現實、思想文化現實。
民國3、4年讓梁啟超、陳獨秀所絕望的政治現實，相當部分便是和政治人物復舊的實踐步驟、其有意播揚的復古的氛圍同步的。在此情況下，守舊派士大夫思潮不僅不能與此滾石頭下山愈來愈惡化的政治權力劃開界限，反實際上有意無意間成為此惡劣政治與氛圍的參與者、助成者。與復舊、復古氛圍相伴隨的每況愈下的政治，與守舊派士大夫思想上缺少活力，行為、言論上沒有和惡質權力拉開必要距離，在在都使得欲從傳統儒學中汲取資源，除梁、嚴所已作的在邏輯上與現代政治困局相關性的論述外，還必需多回答如下問題：中國其時政治的敗壞，上層本身要負極大的責任，而此上層何曾「不誦孔氏之書，服忠孝節義之訓」，何以這當中太多人道德敗壞若此？責任心不足若此？且縱有謹飭君子，但何以這些謹飭君子也僅能自保個人操守，總體上仍不免隨波逐流？而這進一步便意味著如下問題：何以這些儒學君子面對時代困局能力不足若此？突破時代困局勇氣不足若此？若說此由於居要津之人敗壞，小人充斥，何以在這些人居要津之前，謹飭君子並無鑒別阻擋能力？顯然，相比陳之論述，其時現實之諸種情境已讓欲從傳統儒學中汲取資源的梁、嚴型論述，在觀念競賽中多背負了很多負擔。
頑迷復古之思想不容於今日
是，這中間很多問題梁、嚴都有觸及，但問題是梁、嚴對這些問題所以成為問題的歷史過程缺乏具充分說服力的分析。是以，當時代情境使得這些問題不會尖銳浮現於人們的問題意識和感受時，梁、嚴式之論述便易有吸引力，而當時代和守舊、復古有關惡劣事件發生時，這些問題則易尖銳浮現於人們的腦海與感受，從而降低梁、嚴論述的吸引力，並推動人們被陳獨秀的激烈所吸引。
明白新文化運動發生與發展前期所處身的歷史、思想情境的內在特點，便可明白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此一被時人所疾惡的歷史大事件，為什麼會對新文化運動確立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助益如此之大了。1917年春天《新青年》的發行量相比一年前增大了10倍，各種原因外，袁世凱帝制事件的刺激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相比，袁世凱帝制帶給此前相比陳獨秀論述更有影響的梁啟超論述的後果則相反。在倒袁護國運動中功勳甚偉的梁啟超，事後撰有《五年來之教訓》，以為民國前五年的歷史，給人們的第一教訓就是：「使吾儕知世界潮流不可拂逆。凡一切頑迷復古之思想，根本上不容存在於今日。強欲逆流而泝，決無成績，徒種惡因。試觀袁氏自民國三年以後，所以獎勵舊思想、舊形式者，無所不用其極。袁氏用心何在，姑勿深論。然國中確有一大部分人於彼之此等行動深表同情，以為是可以挽道德之墮落，防秩序之紊蕩。究其結果，曷嘗有絲毫之效，除浸淫以釀成帝制外，更何所得！」
可見，袁氏帝制事件的刺激，使得梁啟超對舊學、舊思想的存在更痛心疾首，對其與現實政治、社會惡果關係的看法也越來越接近陳獨秀，是以他才能決絕地結論：「須知今日社會上種種病症，半由與世界文明進化之軌不相順應，半由承受前清及袁氏之遺毒而食其惡報。拔本塞源，何途之從，端可識矣。」而欲與世界文明進化之軌更相順應，欲更快速地清除前清與袁氏遺毒以擺脫其惡報，拔本塞源，當然是陳獨秀之法看起來更決絕、徹底。
據此可知，1915年梁氏朋友攻擊其時的復古思潮，連及孔子和忠孝節義，梁氏便大不滿，專為文以平議，而陳獨秀等於袁氏帝制運動以後詆孔連連，而梁氏付之不問，也就不奇怪了。不僅不問，梁氏接下來二三年不再發《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類的議論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此二三年正是新文化運動獲得籠罩性霸權歷史地位的關鍵時期。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霸權
一個惡劣事件所帶來的兩個本可相互競爭思潮的一消一長於此清晰可見，而此消長背後是歷史中相當一部分人同樣受此事件刺激，從而把自己的同情乃至立場從相對溫和的立場轉向《新青年》的激烈。
於此亦清晰可見，新文化運動論述在1910年代後期1920年代初期佔據中國思想文化論述的決定性霸權，還依靠了與其競爭性論述沒有說服力（守舊派）和在現實刺激面前看起來說服力不足（梁啟超、嚴復）。而當梁、陳這一時段的論述作為思想都不夠理想時（雖然他們對時代課題所在的敏感性都是突出的，也都長於刺激人們的情感），現實事件往哪個方向刺激人們的情緒、感受，從而使人們更易接受某些類型的論述，便對相互競爭性思潮在歷史上的勝敗命運所起的作用愈大。也就是，當思想作為思想不足愈多，思想外的力量對思想史面貌的決定作用也便愈大。
歷史地去叩問新文化運動——指出新文化運動就其自身所宣稱的理性標準言有明顯的不足，並進一步去追問，何以此有著明顯不足的新文化運動，卻得以從其時各種競爭性思潮中脫穎而出，最終在現代思想文化上獲得籠罩性歷史霸權地位？其時思潮盛衰背後的歷史深層機制是什麼？——所有這一切努力，除更準確認識理解新文化運動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知識本身的動力外，還和對新文化運動這一已過去歷史事件的認識，仍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我們的歷史感、現實感，乃至對中國的理解與認識有關。
從上述討論視野看今天中國大陸流行的兩種新文化運動認識，我們便可迅速發現這兩種流行認識所具有的缺陷。
一種流行認識是因為贊同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立場，支持它所揭櫫的民主、科學、有責任感的個人主義等觀念、價值，便自覺不自覺連帶接受了它的歷史感、中國感。顯然，在上述歷史地叩問新文化運動的視野中，此種接受新文化運動的方式，意味著他們對新文化運動因其自身缺陷而誤解、簡化中國的一面沒有認識，而這會讓他們和他們心目中的當年啟蒙者一樣——即他們對中國認識的簡化，不僅不利於新文化運動主導價值的接受者們，為其所關懷與支持的立場、觀念、價值賦予它們要深切順利扎根中國所不可或缺的恰切在地連帶感，反會增加其在地隔膜，從而引發出對自己所願望的立場、觀念、價值的扎根不必要的疑慮乃至反彈。如此，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從在地中積極發現、汲取、轉化有利於自己願望的立場、觀念、價值扎根的能量與資源。
要求中國，首先不做中國人
另一種流行認識則是或因為不滿新文化運動對待中國傳統的偏激與不公正，或因為痛心疾首於激烈反傳統所帶給中國的種種後果，激烈批評新文化運動的民族虛無主義、文化激進主義等。而同樣，在上述歷史地叩問新文化運動的視野中，我們會發現，此種自認為站在中國立場批評新文化運動的舉動，由於把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的歷史霸權地位或過分解釋為西方現代觀念在中國的霸權後果，或過分解釋為激進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表現，而事實上忽略了對此一——要救中國便需首先不做中國人的思想文化運動，卻得以獲致籠罩性霸權地位——歷史內涵豐富的歷史事件進行歷史追問。而忽略對此一歷史內涵豐富、歷史位置關鍵歷史事件的追問，事實上會影響我們對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的深入理解；而對中國近現代理解的不足，無疑又會影響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而一旦如此，以對新文化運動脫中國不滿為動力的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便弔詭地演變為另一種脫中國。
回顧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有多少妨礙建設效力乃至破壞性的脫中國，都是在為了中國的熱情和動力下發生的。認識及此，我們會三致歎息。
那若何努力才能使為了中國真的植根中國，真的堅實地把住中國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我覺得至少在知識和反思上，我們要學會把歷史和現實中存在的價值、情感和立場不僅僅作為價值、情感、立場（不管是我們贊同的、反對的、還是讓我們迷惑的），而還作為歷史、現實事件去不停地叩問、省思。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深入審視我們所支援、反對乃至困擾與無視的各種價值、情感和立場，在具體在地歷史-現實關係中所引發的多方面實際歷史－現實後果。也只有這樣，認知才稱得上是為實踐，而不是為我們的願望負起責任。
你說，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