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下)

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從葛蘭西到盧卡奇(2010.10.1《新國際》)
文■蜜雪兒.羅伊(法國) Michael Löwy 摘譯■趙超

【(2010.10.1《新國際》)編按】本文登載於法國《當代馬克思》(Actue Marx)第46期,北京《國外理論動態》組織翻譯。文章回顧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於革命黨的理論,從爭議最多的黨與群眾的關係、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以及黨的組織結構等方面,對列寧、盧森堡、葛蘭西、盧卡奇的政黨理論進行了梳理與分析。《新國際》取得《國外理論動態》同意,精采文章可與台灣讀者分享。繼上一期分析從列寧到羅莎‧盧森堡的政黨理論之後,本期續論葛蘭西和盧卡奇。


葛蘭西關於組織問題的思想在1919年和1934年之間發生了深刻而徹底的變化,幾乎可以說是「思想的決裂」。義大利共產黨成立(1921)之前的幾年內,葛蘭西在義大利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皮埃蒙特版和義大利社會黨共產主義派的週報《新秩序》上發表了幾篇文章,提出了組織問題,與「盧森堡主義者」的觀點頗為接近,而1933—1934年在獄中撰寫的劄記則超出了「雅各賓-布朗基主義」的範圍,直接達到馬基雅維利式的程度。一些跡象清楚地表明,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源自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在這15年內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義大利所發生的深刻變化。

工人運動進入「群眾飛躍」時期

首先,為了理解葛蘭西在1919—1920年這段時期內的著作中暗含的「自發主義」,必須將這些著作置於其歷史社會的背景之下:

(1)「一戰」後,在蘇維埃革命的影響下,隨著罷工運動、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起義(1919年的德國和匈牙利)的不斷出現,整個歐洲大陸的工人運動進入了「群眾飛躍」的時期。

(2)特別是在義大利,無產階級群眾表現出比工聯領導或社會黨領導更具有首創精神和戰鬥性。在都靈,在葛蘭西直接經歷和參與的歷史運動過程中,起義工人佔領工廠並自發地組織工人委員會。

(3)受「中間派」份子支配的黨的領導層與群眾的革命程度相比非常落後:在都靈大罷工期間,黨的領導層拒絕全面支持運動,將運動嚴厲地批判為「無政府主義的偏向」。就像1904年的盧森堡一樣,葛蘭西面對的是一個表面上的革命黨——義大利社會黨自稱「第三國際的支部」,但是該黨內部受到議會制和改良主義的侵蝕。

因此,葛蘭西在1919—1920年的文章中使用非常接近斯巴達克同盟的綱領用語,並將盧森堡作為除馬克思和列寧之外啟發他根本信念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共產主義革命只能通過群眾實現,而不是某位黨的總書記或共和國總統借助政令實現的。像盧森堡一樣,葛蘭西認為正是自發的、不可遏制的勞動群眾的運動展現了歷史發展的確切意義。這些運動是在工廠的黑暗和群眾的覺醒中秘密準備起來的,群眾的精神自主和歷史首創精神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

在義大利,1919—1920年的工人委員會是無產階級革命自發性的歷史表現。在工人委員會中,勞動者受到了社會管理方面的訓練,為工人國家的自治政府做準備。因此,群眾的政治權力、引導運動的權力必須歸屬群眾自己的代表機構——委員會和委員會體系,而組織的技術人員(也就是不能免職的專家)必須局限於純粹的管理職能,不能涉及任何政治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黨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呢?葛蘭西認為,黨不應力圖機械地將運動限制在其組織的狹小框架內:它可能會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保守的機關,眼看著革命過程掙脫了它的監督和影響。在工廠委員會的具體情況中,黨和工會不能裝出一副監護人或者從這些新的機構中組建起來的統治階層的樣子。恰恰相反,黨必須成為「工人從執行者變為宣導者這一內心解放的過程」的工具。

總之,共產黨不能成為空論家、「小馬基雅維利」的集合,也不能成為利用群眾以試圖對法國的雅各賓派進行英雄式模仿的政黨,而應該是想要通過自己的方式、採取自治的方法實現自我解放的群眾的政黨。

實現自我解放的群眾政黨

黨與群眾的這種關係結構反應出黨的內部組織的水準,葛蘭西認為它應該是「自下而上」的:在每個工廠(都靈),都有一個帶著自己領導班子的共產主義常設小組。一些獨立的小組根據所在工廠的地理位置聚集在一起,在黨支部內部成立領導委員會。

在1927—1935年這段時期內,歐洲的工人運動無論是在與對手的力量關係上還是在本身的結構上,均受到了激進變革的不良影響:

(1)革命運動的普遍衰退、群眾的政治停滯、共產主義的反覆失敗,這些使得領導人中出現對黨和「領袖」給予極度重視的傾向。

(2)在義大利和德國,工人黨的失敗與法西斯掌權同時發生,法西斯在城市和農村均得到了政治上落後的大量平民階層的支持。在某些社會民主黨知識份子(卡爾‧曼海姆、埃里希‧弗洛姆)中出現了對「非理性傾向」的強烈不滿和極大懷疑,同時,在共產黨領導人中出現了對黨的機構的反省和「領袖」對「群眾」權力的加強。

(3)最後,在這個時期內(1927—1935),共產主義運動開始了內部官僚主義化進程——「史達林主義」,該進程隨著莫斯科訴訟案和對布爾什維克老領導層的清洗於1935年達到了頂點。

我們認為,這三個重大事件——群眾的後退、法西斯的成功和史達林主義的發展——成為理解葛蘭西政治思想變化的關鍵。

1933年的葛蘭西認為,黨必須發揮「現代君主」的作用,也就是馬基雅維利和雅各賓派傳統的合法繼承者。由此,黨在意識上處於神話或絕對命令的地位,成為確定什麼有用什麼有害、什麼高尚什麼邪惡的參考點。黨最終具有了「進步的員警職能」。換言之,「如果從存在著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以及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這一原則出發,那麼,毫無疑問,到現在為止『黨』是培養領導者和鍛煉領導藝術的最便利的手段」。

在他眼中,革命黨的內部組織順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被定義為「將源自群眾根基的因素持續嵌入領導機構的穩固結構中」。這意味著一個界限分明的內部等級制度:最底層是「貢獻並不在於拿出創造精神或高度組織精神,而在於他們的紀律性和忠實」的普通人群體;最頂層是「具有強大的聯繫力量——集中的、有紀律的甚至發明的力量」的領導集體;兩者之間,則是銜接兩個極端的中間要素。然而,需要補充的是,葛蘭西對於這樣一個組織綱領的危險性並非渾然不知。他對「官僚主義集中制」、領導人官僚的保守主義習慣以及對黨異化的拜物教這三者的批判,暗示著《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的劄記》的作者與《新秩序》的作者之間具有某種連續性。

超越自發主義和宗派主義

盧卡奇在庫恩‧貝拉的短暫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3—7月)中擔任人民委員的親身經歷,可能令他萌生了對辯證地超越自發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理論進行綜述的想法。在這段革命經歷中,工人階級的自發的革命毅力表現出巨大的力量,但是它的迅速失敗表明,「儘管工人階級的革命自發性是以無產者的革命為基礎的,但是我們不能將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在這一唯一的力量上」。

此外,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1919年1月斯巴達克團起義失敗後,非常有必要對革命過程中經受決定性考驗的組織理論進行一次思想總結。在這樣的歷史形勢下,這種總結對「盧森堡主義」是非常不利的。然而,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寫於轉型時期(1919—1922),在這段時期內德國的形勢還比較具有潛在的革命性,「盧森堡主義」還是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中比較強大的一派。需要補充的是,盧卡奇當時生活在德國,該派別在德國的影響力很大。

這就很好理解為什麼《歷史與階級意識》儘管有所保留,但仍深受盧森堡思想的浸透。
盧卡奇認為,盧森堡主義的自發主義的根本錯誤,一方面在於深信無產階級的自覺是對潛在內容的簡單實現,另一方面在於忘記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影響,正是由於這種影響,即使是在最糟的經濟危機發生時,工人階級的一些階層政治上仍然落後。群眾的自發行動是經濟規律的心理表現,但是真正的階級意識並不是客觀危機自然而然的產物。

於是,他引入對工人的「心理意識」和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區分,這是《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核心論題之一。前者是指群眾實際有效的、全憑經驗的想法,從心理上可以進行表述和解釋,後者是指對階級歷史形勢的有意識的見解。這種真正的階級意識並不是階級成員想法的總和或平均,而是一種「客觀的可能性」:可以給予這個階級的最適當的理性反應,也就是這個階級如果能夠把握歷史形勢的總體性而會具有的意識。

然而,被「給予」的階級意識並不是一個先驗的整體,一種絕對的價值觀,在思想的世界中漂浮不定;相反,這種意識具有具體的、革命性的歷史形象:共產黨。因此,盧卡奇認為,共產黨是階級意識的組織形式,這種階級意識作為意識和革命行動最有客觀可能的載體,在理論和實踐之間、人類和歷史之間發揮著媒介作用。

指出官僚主義化的危險

在關於黨和大規模無組織的群眾之間關係的討論中,尤其必須避免資產階級歷史觀的特有傾向,即將真正的歷史進程與群眾的演變割裂開來。無論是黨的宗派主義還是自發主義都陷入了這樣的錯誤中,因為它們在提出「反機會主義的恐怖主義」這一不確實的困境的同時,卻處於「意志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困境中。

宗派主義過高地評價了革命過程中的組織作用,傾向於用黨代替群眾(同布朗基主義者一樣),並將黨與群眾之間在歷史上必要的組織區分視為長期分裂。因此,宗派主義人為地將在生活和階級演變中的「正確的」階級意識分離出來。而自發主義則低估了組織因素的重要性,將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群眾一時的情緒置於同一水準,把真正的意識層級拉至最低水準——或者最多拉至平均水準。因此,自發主義拒絕將這些層級的統一過程提高到盡可能高的水準。

盧卡奇認為,組織問題的辯證的解決辦法在於黨和無組織的群眾之間進行積極的相互作用,這可以超越反對「群眾自治」的「黨的雅各賓主義」這一方案。階級意識的發展進程將會促進這種相互作用的結構的形成。換言之,共產黨和階級之間的組織劃分源自無產者在意識問題上的異質性,但是這種劃分可能只是整個階級意識統一的辯證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從促進革命意識自覺進程的意義上看,先鋒隊組織的自治可能會是使最高的客觀可能性和平均的有效意識水準兩者相等的方法。

從共產黨的內部結構這一角度進行考慮時,盧卡奇再次努力避免官僚主義集中制和極端「自治主義」的物化方案。儘管他強調革命首創精神的能力必須以高度集權和勞動的進一步劃分為前提,但是他也指出了官僚主義化的危險,公務人員封閉的等級制度與抱有一定冷淡態度的消極黨員之間的對抗就是這類危險的體現,在這裏,盲目的信賴與冷漠無情摻雜在一起。總之,盧卡奇強調黨員的意願與黨的中央領導層的意願之間進行具體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由於這種關係,從小資產階級那裏遺留下來的積極的領袖與消極的群眾之間的對抗可能就會消失。

【新國際小辭典】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葛蘭西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義大利共產黨創黨人之一。他出身於貧困家庭,12歲即被迫輟學工作養家,後來以半工半讀和獎學金勉強完成中學和大學教育。1915年,葛蘭西即積極投入青年工人的組織運動,並參與1917年都靈的工人暴動。1919年,他參與創立革命報《新秩序》(Ordine Nuevo),並成為主要的寫手,開始倡議組織工人政治和文化教育,建構新的社會主義文化。1921年,他又著手創立義大利共產黨,隸屬於第三國際。1925年,葛蘭西被推為義共秘書長。然則,他在1926年11月即被法西斯政權逮捕,當時墨索里尼宣稱「必須讓這顆腦袋停止思考!」
然而,葛蘭西卻是在獄中大量思考,並勤奮寫作,完成30本筆記。這些筆記後來輯成《獄中日記》,於今已是馬克思哲學的傳世經典。不幸的是,葛蘭西積勞成疾,1937年出獄後沒幾天即與世長辭。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已成為解讀資本主義社會控制的方法學之一。他指出,資產階級對社會的宰制,除了武力之外,還有公民的默許。文化的霸權讓無產階級甘願接受資產階級的利益做為自己的利益。

盧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

盧卡奇生於匈牙利首府布達佩斯的一個富裕家庭,1906年於柏林的大學完成文學博士學位,並成為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助理。1917年,盧卡奇加入匈牙利共產黨,1919年起義失敗之後,他流亡於奧地利、德國,到1933年落腳於莫斯科。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他才又回到匈牙利,擔任國會議員和哲學教授,並在1956年於納吉(Imre Nagy)主政之下出任文化部長。
盧卡奇是當代最有原創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存在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問題》、《文學、哲學、馬克思主義》、《青年黑格爾》、《歷史與階級意識》、《社會主義與民主化》、《辯證與自發》、《青年馬克思──1840-1844年的哲學演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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