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上)

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從列寧到羅莎.盧森堡(2010.9.17《新國際》)
文■蜜雪兒.羅伊(法國) Michael Löwy 摘譯■趙超

【(2010.9.17《新國際》)編按】本文登載於法國《當代馬克思》(Actue Marx)第46期,北京《國外理論動態》組織翻譯。文章回顧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於革命黨的理論,從爭議最多的黨與群眾的關係、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以及黨的組織結構等方面,對列寧、盧森堡、葛蘭西、盧卡奇的政黨理論進行了梳理與分析。《新國際》取得《國外理論動態》同意,精采文章可與台灣讀者分享。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革命只能是勞動者的使命。1846—1848年間,他們開始思考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的地位問題。他們認為,共產黨或者革命者的作用並非如同各種空想社會主義流派所主張的那樣,僅停留在工人運動的邊緣地帶,通過宣傳向人民宣揚真理,而是應當密切地參與階級鬥爭,幫助無產階級通過自己的歷史實踐找到革命的道路。此外,共產黨也不能發揮雅各賓主義的領頭作用或者巴貝夫主義(或布朗基主義)密謀組織的作用,更不能自以為高高淩駕於人民群眾之上,代替人民群眾「搞革命」。

為解放而鬥爭的先鋒隊

換言之,被統治階級的普遍利益不能被異化為一個高居人民群眾之上的「不朽的領袖」或者「開明的少數派」的形象。根據馬克思的實踐哲學,被壓迫者即勞動者傾向於通過他們的階級鬥爭實踐來實現總體性。共產黨不是總體性的異化化身,而是作為工人運動終極目標的總體性和階級鬥爭歷史進程的每個組成階段之間的理論和實踐的調節者。

總而言之,馬克思的革命黨不是資產階級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最高救世主」的繼承者;它是為解放而鬥爭的被統治階級的先鋒隊,也是喚醒人民群眾並支持其鬥爭行動的工具。它的作用不是代替或超越工人階級進行行動,而是引導工人階級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走向社會革命。

列寧在1900—1904年間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問題的著作——特別是《怎麼辦?》(1902年)和《進一步,退兩步》(1904年)——構成了嚴密一致的整體,論述了社會主義運動「集中制」的典型概念。

《怎麼辦?》和《進一步,退兩步》的組織概念的更為廣泛的理論依據是列寧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兩種形式所進行的區分,這兩種形式的性質和歷史根源各不相同:

(1)階級意識的「自發」形式。該形式是從無產階級的早期鬥爭中突然出現的,開始的時候呈現出一種激情澎湃的特點——「絕望和復仇的表現」,隨後在「工聯主義意識」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工聯主義意識」是指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工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這些反抗構成了在經濟鬥爭以及工人與工廠主之間關係的有限範圍內,工人階級憑藉自身力量應該可以達到的最高意識水準。即使這種意識具有某種政治特點,它仍然與社會主義政治完全不相干,因為它僅僅局限於司法—經濟改良(罷工權、勞動保護法等)的鬥爭中。

(2)社會民主主義意識。這種意識不會自發地出現在工人運動中,而是通過來自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從外面」灌輸進去的。這種意識只能通過反對無產階級的自發性和工聯傾向的思想鬥爭使自身得到承認,因為自發性和工聯傾向會導致無產階級受到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奴役。社會主義意識主要是無產階級利益與現存政治—社會體制之間根本對立的意識。社會主義意識不僅吸引工人階級對其自身的注意,也吸引他們對各階級之間關係的注意,對整個階級社會的注意,將每個特殊的事件插入資本主義剝削的整體畫面中。列寧正是從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結構的分析出發,構建了他的政黨理論,打算用組織的術語將意識的不同等級制度化。

「堅定剛毅」的領導集團

首先,列寧在政黨與階級、先鋒組織與群眾運動、無產階級中的自覺的少數派與猶豫的多數派之間劃分了明確的界限,同時還力圖在兩部分之間建立某些聯繫。在《進一步,退兩步》中,他建議根據組織程度和自覺程度劃分5個等級。黨內:(1)革命家組織(職業);(2)工人組織(革命者)。黨外:(3)靠近黨的工人組織;(4)不靠近黨但是受黨監督和領導的工人組織;(5)在階級鬥爭的重大事件中服從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的非組織分子。

列寧通過制定以下規定,將構成黨與群眾之間關係形式的原則應用於革命家組織的內部結構:

(1)社會民主黨鬥爭的政治內容及其行動的必要的秘密性要求革命家的組織包括「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這與適應經濟鬥爭的大型組織截然相反,這些大型組織必須盡可能地擴大規模。

(2)基於同樣的原因,不可能賦予黨一種「民主的」特點(選舉、監督領導人等)。黨的結構必須是「官僚的」、集中的,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建黨原則之上。民主主義、自治主義以及「自下而上」的組織原則都是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固有屬性。

(3)因此,黨的領導必須掌握在「堅定剛毅」、「在長期實踐中得到職業訓練和教育」的領導集團手中。工人階級最壞的敵人是蠱惑家,他們散佈對領導人的不信任並激發群眾的「劣根性和虛榮心」。

(4)最後,必須用鐵的紀律規範黨內生活。工人們可以自然地通過「工廠鍛煉」得到這種紀律,但是由於其生存環境而傾向於無政府狀態的小資產階級卻力圖逃避這種紀律。面對社會民主黨內在組織問題上指責列寧為「雅各賓主義」的對手,列寧回應道,革命家的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與無產階級組織不可分離的雅各賓派。

無疑,列寧在1902—1904年這段時期內的著作可以被視為結構一致、條理清晰的整體,應當前後結合起來研究。然而,這些著作果真如同列寧的許多支持者和對手所主張的那樣,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華」或者「列寧主義的完整表述」嗎?

群眾自身的首創精神

在史達林時期,《怎麼辦?》作為列寧關於組織問題最具權威的言論,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並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廣為傳播。但是,1921年,列寧認為對這一著作的翻譯不甚理想,要求在用除俄語之外的語言出版這部著作時至少要附帶「好的注釋」,「以避免錯誤的應用」!

自1907年起,在新的序言中,列寧對這一著作表達出一些保留意見,強調其中有些表述多少有些不靈活或者不準確,因此不能將這「同一定的歷史背景、同那個在我們黨的發展中早已成為過去的一定時期分開考慮」,另外,這一著作「是用論戰方式來糾正『經濟主義』,因此離開小冊子的這個任務來看它的內容是不對的」。除此之外,列寧表示從來沒有考慮過將他「在《怎麼辦?》中所作的表述當作一種構成特殊原則的『綱領性』的東西」。他提出,這些做法符合社會民主黨被局限在「活動小組」的狹小框架內的時期,「只有吸收無產階級分子來擴大黨,並且同公開的群眾活動結合起來,才能消除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不適合當前任務的小組習氣的痕跡。布爾什維克曾在1905年1月的《新生活報》上宣佈,一旦有了公開活動的條件就立即向工人政黨的民主組織過渡,這個過渡實質上就是同舊日小組習氣中的過時的東西斷然決裂」。

很顯然,列寧1904年與1907年的論斷的深刻變化是同在這兩個年份間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緊密相關的,這次事件顯示出俄國工人群眾非凡的政治首創精神:1905—1906年革命。為證明這一點,只需閱讀列寧在1905年的著作。這些著作勾畫出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新前景,列寧當時的想法與盧森堡的想法相差不遠。

首先,列寧不再說「從外面灌輸」的意識,而是說群眾通過自己實踐、自己具體的革命經驗而實現的自覺。1905年底,他斷言:「工人階級本能地、自發地傾向社會民主主義,而社會民主黨十多年來做了不少工作把這種自發性變為自覺性。」此刻,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了領袖與階級之間的關係,在1906年評論莫斯科起義(1905年12月)時指出,無產階級先於他們的領袖覺察到鬥爭客觀條件的改變以及隨後由罷工向起義轉變的必要性,實踐總是走在理論的前面。

於是,列寧產生了黨與群眾之間關係的新觀念,堅決主張強調群眾自身首創精神的決定作用:「現在,工人將要發揮出的巨大首創精神,是我們昨天的地下工作者和‘小組活動家’所不敢設想的。」正是基於這個原因,他提出,將工人代表蘇維埃轉變成革命的政治中心、臨時革命政府。他圍繞以下中心主題,起草了一份未來政府的公開聲明:「我們沒有脫離革命的人民,我們的每一個步驟、每一項決定都交給他們去審定,我們完全和絕對依靠來自勞動人民群眾的自由的倡議。」

最後,「新派別」也表現出黨的內部組織程度,黨接受了革命工人群眾的加入。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列寧要求批准新的工人黨員作為代表,與老「委員會」的代表一同參加會議。此外,他在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看到「在黨組織內充分實現民主原則的一項決定性步驟」。

過分簡單的學究氣

盧森堡在1903—1904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發表文章並在1906年的小冊子《群眾罷工、黨和工會》中闡述了她的組織理論,徹底反對列寧1905年以前提出的集中制,堅決主張由群眾自己發揚革命首創精神,對於政權集中在黨的領導核心手中持保留意見。

盧森堡認為,工人群眾的自覺過程更多來自革命鬥爭的經驗以及無產階級直接和自主的行動,這遠比黨的宣傳冊和傳單的作用大得多:俄國的專制主義必須由無產階級推翻,但是,為此無產階級需要高水準的政治教育、階級意識和組織意識,而所有這些條件只能源自革命過程中真切的政治鍛煉和鬥爭。「一月份在彼得堡事件的強大推動下突然爆發的無產階級的全面起義,對外部來說是向專制主義進行革命宣戰的一次政治行動。但正是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階級行動本身,由於它像電擊一樣首次喚起了億萬無產者的階級感情和階級覺悟,因而它反過來對內部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強大。」

在這裏,盧森堡表現為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堅定信奉者:「外在」的「環境」和「內在」的階級意識正是在群眾的革命實踐中同時發生變化的。革命意識只能在「實踐」運動的過程中得以傳播,人類的「大量」變化只能在革命中發生。

實踐的範疇使盧森堡跳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伯恩施坦抽象的道德主義和考茨基機械的經濟主義之間左右為難的困境。同時,實踐的辯證法令她超越了以《愛爾福特綱領》為代表的傳統二元論,即在作為「最低綱領」的改良和作為「最終目標」的革命之間的二元論。通過1906年〈反對工聯官僚主義〉和1910年〈反對考茨基〉提出的群眾罷工戰略,盧森堡明確地找到了一條能夠將經濟鬥爭或為爭取普選的鬥爭轉變為群眾革命運動的道路。

此外,盧森堡還認為,在工人群眾的激進起義過程中,想要在(工聯主義的)經濟鬥爭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鬥爭之間進行劃分的「過分簡單的學究氣」消失了:這兩類鬥爭變成了階級鬥爭的兩個方面,工會與社會黨之間人為的限制被取消。因此,盧森堡拒絕將「工聯主義意識」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對立起來,建議區分潛在的理論意識和實踐行動意識,前者在小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統治時期具有工人運動的特點,後者出現在革命過程中,當人民群眾自己(而不只是黨的代表和領袖)登上歷史舞臺,直接在實踐中使「思想教育」具體化。正是由於這種實踐行動意識,缺乏組織的落後階層在革命鬥爭時期成為最激進的分子,而不是落在後面的分子。

消除順從和奴役的習慣

顯然,這種階級意識理論促使一種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思想形成,該思想與《怎麼辦?》和《進一步,退兩步》中所闡述的思想非常不同。盧森堡反對機會主義的議會制傾向,這種傾向主張抹去黨和無組織的人民階層之間的所有差別,「將無產階級積極的、自覺的精英淹沒在作為『選舉主體』的萎靡不振的群眾中」。

她拒絕在社會主義核心和無產階級的周圍階層之間豎起密不透風的隔板,前者由黨牢牢地框起來,後者「在階級鬥爭中已經得到鍛煉,階級意識與日俱增」。

基於該原因,盧森堡批判那些她認為在階級鬥爭中高估了組織的作用並以此為基礎確定政治策略的人,這些人往往同時還會低估尚未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的政治成熟度,也忘記了「大規模階級鬥爭風暴」的教育作用。

在這種鬥爭風暴中,社會主義思想將會超出組織清單或平靜時期選舉統計的限制。這顯然並不意味著有覺悟的先鋒隊必須袖手旁觀地等待革命運動的「自發」到來。相反,先鋒隊的作用確切地說是趕在事物發展之前尋求加快發展。最後,用一句話概括她的組織理論並回應列寧將社會民主黨比作無產階級組織不可分離的雅各賓派這一著名比喻,盧森堡宣稱:「事實上,社會民主黨並不與工人階級的組織相關,它是工人階級自己的運動。」

除此之外,盧森堡認為,社會民主黨以消除「領袖」與「被領導的群眾」之間、有經驗的「首領」與萎靡不振的「盲目群體」之間的反題為己任,該反題是所有階級統治的歷史依據。群眾自己產生的明確的意識是社會主義行動必不可少的歷史條件,就如同群眾意識過去曾是統治階級的行動條件一樣。因此,領袖的作用必須脫去「首領」的身份,將領袖變成群眾,變成群眾自覺行動的執行機構。總之,賦予領袖作用的唯一「主題」是革命工人階級的集體「自我」。

從這些前提出發,盧森堡拒絕接受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提出的被她稱為「極端的集中主義」的觀點。她認為,這種集中制披上了「雅各賓-布朗基主義」的外衣,會逐漸將中央委員會變成黨的唯一有效核心。受到「夜間警衛」這種貧乏精神的浸透,領導核心更願意監督和管理群眾運動,而不是發展和豐富這種運動。她用社會主義集中制反對這種極端的集中主義,後者適用於謀反分子的組織,而前者只不過是一種「自我集中制」:黨內大多數人的統治,先鋒隊的意志的強制性綜合,反對民族、宗教或職業上的地方主義。對於在「工廠鍛煉」中形成的紀律,列寧認為這種紀律可以使無產階級自然地適應黨的紀律,而盧森堡認為這只會使受壓迫階級更好地被馴服。盧森堡不同意社會民主黨隨意地進行自我約束,她認為工人階級只有徹底清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迫形成的順從和奴役習慣,才能實現自我約束。

總而言之,儘管盧森堡確實低估了組織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但是她並沒有像一些「盧森堡主義者」所言,將群眾的自發性提升為絕對和抽象的原則。甚至在最能體現「自發主義」的著作《群眾罷工、黨和工會》(1906年)中,她承認了社會黨必須掌握群眾罷工的「政治領導」,這意味著「為鬥爭制定口號,給鬥爭指出方向」,「安排政治鬥爭的策略」,等等;她還承認,社會主義組織是「領導全體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工人運動的政治明確性、力量、統一也確實是來源於這個組織」。還要補充一點,羅莎‧盧森堡所領導的波蘭組織(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具有密謀和革命的特點,比德國社會民主黨更像布爾什維克黨。
1919年1月的失敗明確地表明自發主義的局限性以及強大的革命先鋒隊的重要性。可能盧森堡在1919年所寫的最後幾篇文章中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為這一次她強調:「群眾需要明確的領導和果敢的領袖。」(下一期的《新國際》將繼續介紹葛蘭西和盧卡奇的政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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