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問題與顏色病毒──香港「佔中」剖析
◎曾健民
十‧一前夕，包括泛民和新加入的學生團體再度發起了大規模「佔中」運動。在高喊「真普選」、「梁振英下台」口號中佔領街頭、築構街壘癱瘓交通，包圍港府，阻撓行政，甚至發展到議會不合作運動，勢在癱瘓特區政府；佔領行動從原先的中環擴大到金鐘、旺角各要地，警察疲於奔命又忌於使用暴力，只有徒手對峙，後來「反「佔中」」的市民挺身而出，引爆了激烈衝突，使香港被撕裂的傷口赤祼祼地呈現在世人眼前。在一國兩制下已回歸17年的香港，竟然發生這樣的激進抗爭並且帶有反中離心色彩的事件，令人震撼又不解，深深衝擊每一個中國人。特別對台灣來說，今年3月剛發生過大規模的「反服貿」佔領立法院抗爭，糾結未理，餘緒猶存，而且台灣與香港同樣曾經歷過殖民歷史（只不過台灣在70年前已回歸中國），現在又同在一國兩制的大歷史中，有相近的歷史心理背景，更令人憂心慼慼。「反服貿」與「佔中」雖然都是政客與學生發動的佔領運動，看似相近又還遠，各有不一樣的歷史政治脈絡，然而兩相比較，相互映照，自然可看得更清楚。兩者都有內因、外因，事像紛亂，要怎麼看？事關如何認識在中美大交鋒下中國的一國兩制大問題。
13日中國主辦的APEC已圓滿結束，中國進一步取得了世界的發言權並啟動了亞歐非的大戰略，中美進入了「新型大國關係」；在這種新形勢下北京立即啟動了因為「佔中」而延期的「滬港通」，以實力支持香港金融人民幣市場的國際地位，在這同時，「佔中」也已成了強弩之末。再來應該「辨症下藥」，否則餘燼再燃必定更為猛烈。
一、「佔中」運動起源
這個被簡稱為「佔中」的運動，起源於2011年香港一些社運團體受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佔領了香港金融中心中環而起。由於它帶有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色彩，有反資反金融寡頭民主運動的要素，雖然也帶有反特區政制的內容，仍受到主流媒體的批評，也受到泛民和本土派的冷落，最後遭警方清場而告終。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政客、學者、律師等專業菁英，開始祭出「爭民主」、「真普選」的口號；「佔中」一旦披上了西方普世價值的道德外衣，內外主流媒體便爭相吹捧，泛民等反梁振英特首反特區政制的政黨，還有反中「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本土派，都紛紛騎劫「佔中」運動。9月28日，學聯、學民思潮等學生團體發動罷課加入「真普選」示威行動，使「佔中」運動範圍擴大並升高對立。
學生的行動一開始就出現了在烏克蘭、埃及等「顏色革命」常見的「非暴力革命」色彩，當抗爭符號黃色雨傘被策劃出來並佔滿街道時，西方主流媒體還有抄襲西媒的台灣媒體便連篇累牘地將「佔中」描繪為顏色革命的香港版——雨傘革命。譬如，美國《時代》雜誌就以抗爭者舉起黃雨傘的照片，配上「雨傘革命」的標題作為封面；媒體也開始大幅造神運動，大肆吹捧黃之鋒、戴耀廷等檯面人物，並宣揚其民主理念。「佔中」與媒體互為激盪，逐漸脫離其原初的性格，質變為顏色革命。雖然參與「佔中」的人紛紛否認顏色革命，說運動是自發的，只是爭民主，但從運動的內容還有幕後美國推動的議程來看，即便不至於演變成「革命」，至少可說是香港版的顏色「動亂」，或者正確地說「顏色病毒」。
二、香港一國兩制的矛盾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佔中」運動本質上是香港一國兩制內含矛盾的爆發。一國兩制是人類政治史上一個創造性的制度，是中國現代歷史與現實的必然，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然而它畢竟只是一個粗略的政治框架設計，具體的內容還是有待歷史的實踐。現時，香港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指的是香港主權治權回歸中國，它表現在國防外交歸屬中央主掌，還有一個由中央人大通過的基本法規範特區政府；「兩制」，指的是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問題在這個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經港英殖民長期統治過的扭曲的殖民地資本主義，「不變」就是指繼續保存和延續這種統治香港的制度。17年的實踐，出現了問題，問題在哪裡？首先，雖然英國交出了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只是部分），但是英國的資本並沒有撤退，英資仍然在香港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1983年中英談判開始，港英政府就悄然讓渡了經濟權，使國際金融資本逐漸接管了香港的經濟管理權，特別是財政金融貨幣的管理大權。實際上香港的政治主權雖然已經回歸，但是經濟主權還沒有回歸。在內外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力運作下，香港形成了一個隱形的超級地租經濟，根本上扭曲了香港社會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這是香港社會極端不平等的根源。其次，回歸後原有的殖民地官僚或代理人並沒有改變，據報導，在這次「佔中」運動中港府有幾名局司級官員甚至高級警官表面擁護中央，但私下與「佔中」分子勾結，是「紅皮白心」。第三、一國兩制下，等於維護著香港極端的自由主義資本體制，香港的勞工連一般的集體談判權和最低工資規範都沒有，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下，使資方可任意剝削勞工。第四、雖然主權回歸了，但殖民地意識並沒有改變，西方價值深入人心，產生了畸形的高等華人心態；還有由於過去內戰南逃的難民歷史背景，再加上香港在冷戰期處於美英和蔣對大陸工作的前哨，反共恐共的社會心理根深柢固。第五、英國政治勢力撤退後，接手的是美國，美國在香港維持了龐大的領事館，共有一千多個工作人員，以只有七百萬人口的香港來算，每天在香港從事政治工作的美國人密度堪稱世界之冠，它的工作範圍當然不只在香港，還包括大陸和台灣。
三、香港社會的兩極化
香港處於大陸南方一角，與廣東社會本為一體不可分的。歷史上，即使在港英殖民統治下，香港與大陸之間的人、經濟、文化往來交流互為影響。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資本家在大陸找到了成本低廉的投資天堂，大量資本北移；再加上九七後的「回歸紅利」，更使港資高歌猛進，成了大陸境外資中的第一位。在快速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浪潮中，中國快速崛起，香港的經濟也急速與大陸融合，香港特區化成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結節點──以中國為腹地的、高度發展的以國際金融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今天香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圈已不只在香港島、九龍、新界而與廣州、東莞、珠海密不可分。然而，一般百姓由於一國兩制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治管制，香港和廣州深圳以羅浮河為界，不管在政體、司法、社會關係、人心或景觀上截然成二個世界（兩制）。因而在這兩制下，港資、英資美資或中資可以自由悠游於兩界蝟集於香港的高層，卻在香港的社會經濟中不斷地再生產不平等結構。再加上香港回歸後經歷了兩次金融風暴，進一步造成階級兩極化的現象。不但勞工市民階級生活狀況日愈惡化，連中產的專業人士也生活窘迫，特別在超級地租中面對高不可攀的房價，市民有大量房屋需求但同時卻存在著超高房價和巨量空屋，使中產階級也成了房奴。今天，香港有8.5%的住戶年收入超過一百萬美元，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指標基尼係數高達0.537，是發達世界中最不平等的地方，有20%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更有大量的外來勞工（不管來自大陸或其他地區）受到苛待。香港勞工（上班族）一直沒有集體談判權，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直到2010年才有一小時28港元的最低規定），可說是弱肉強食的「極端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儘管失業率相對低(4.5%)，也處於世界經濟大分工的有利位置（金融、服務業），但從2008年金融海嘯後，再加上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所產生的挑戰，處於階級矛盾和中港矛盾前沿的香港年輕世代，嗅到了即將來臨的經濟、環境、社會的劫數，因而產生了一批「無望的世代」參與了以年輕人為前鋒的全球性抗爭浪潮。
戰後香港一直是冷戰的前沿，以及中國內戰的結節點，本來反共反大陸的意識就很強，再加上1967年反英抗暴使香港民族左翼完全被鎮壓下去。幾十年來，特別是回歸後，香港的所謂「左」的站在廣大民眾經濟利益的激進論述，已完全被天真的「民主反抗大陸極權」的語話所主導，本來的階級矛盾問題經濟不平等問題被隱蔽並被轉置導引到「民主、反中」去，這是這次佔中的主調。美國通過港領事館以及以NGO面貎出現的美國民主基金會及其附屬機構，長期處心積慮地以資金培養、鼓動這種原來已相當存在的「反中」和「民主」感情，使問題火上加油。
四、佔中運動的派別
佔中運動大致可分為幾個派別或團體。學生和所謂左派（粵語稱為左膠，「膠」者指頭腦不清楚、行動怪異者），都幻想以抗中爭取民主普選就可以解決香港不平等不公義的社會問題；而由政黨、政客、議員和中產專業人士（如律師教師等）為主力的「泛民」，其爭的是西方式民主普選，所要的只是爭取更大的政治空間更多的選民支持，為自己的選舉政治前途打算，他們利用學生打前鋒，是真正的親英美派。學生、左膠和泛民都在一個「反中」「民主」（西方民主，特別是美國民主）的旗幟下結合，但彼此間也有路線鬥爭；另一方面，它們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個共同的美英老板，操控著香港的「反中」、「民主」為自己利益服務。最另人擔憂的是，通過這場運動，使香港的右傾本土派（所謂「右膠」）急速抬頭，它們極端主張保衛香港本土意識和利益，甚至出現「香港民族」論；它們是族群主義者，曾發動反陸客、陸人的「驅蝗行動」，在黎智英的「水果日報」刊登巨幅的驅蝗廣告引發中港對立的氣氛。在運動中，這批右膠對著左膠、泛民急追猛打而急速成長。
佔中的領導人（特別是泛民）及其幕後美國老板，真正的目的在：
1. 奪取政治主導權，扶植親美英的特首、特區政府。
2. 將香港的顏色革命病毒傳染到大陸。
3. 利用香港動亂，作為脅迫中國在一些其他議題上讓步。
4. 動搖港台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串連台港分離主義，形成台港「反中、民主」連線。
五、美國用NGO推動新型「民主」政變
現在美國的戰略正進行著世界性的轉換，從「世界警察」的角色轉變成幕後的主謀者。這個美國戰略的進化通常伴隨著下列特點：從維持大量的前線部隊轉換為防衛的後防部隊，削減傳統戰力以特殊部隊、諜報部隊取代之，轉包的民間企業扮演重要的角色，避免出動戰鬥部隊介入而儘量與當地同盟者合作、配合發動「顏色革命」、非正規戰以及運用雇傭兵的介入。這種間接迂迴的戰略不但低廉且可以維持自己和平正義的假面，避免冒與其真正的對手中國、俄羅斯、伊朗直接對抗的危機。
典型的所謂「顏色革命」，其實是指由外國支援的親歐美的政變。在發動顏色革命中，它們特別精於驅使從八十年代以後歐美國家盛行的NGO 以及近年普及的社群媒體滲透當地社會，擴大不滿，把所有的問體都歸咎於政治政府，創造一個不滿群眾的廣大草根運動對抗獨裁政權的幻象，同時創作一種象徵的顏色、logo和鮮明的口號（不管是民主、人權或選舉舞弊都可以），再運用吉恩．夏普的「非暴力革命」最大程度地動員民眾上街頭抗爭；再配合西方國家和國際主流媒體的聲氣應和，使當地政府受到內外夾攻，用「街頭運動」打倒顛覆不聽話的政府，這是一種相當廉價而有效的新戰爭手段。
現在流行的「顏色革命」，其實是歐美主流媒體創造的話語，它有誤導、隱蔽事實的作用，使一般人誤以為「顏色革命」真的是一種「革命」。然而，所謂的「革命」應該是內發的自主的且經過數年時間引起的激烈的社會結構根本變革，而「顏色革命」只是在外國支援下幾個星期間發生的「政權顛覆」；這種沒有經過社會變革而只是把政權強制更換的政治行動只能叫作「政變」（coup）。因此，應該把「顏色革命」稱作「顏色政變」才對。
2000年在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首都貝爾格萊德爆發了一場「選舉革命」，迫使總統米洛塞維亞下台，它標誌著美國對外國政府搞顛覆政變手法的一次嶄新的歷史性轉變。這次行動不像以前美國在伊朗、瓜地馬拉等國用中情局搞祕密暗殺，而是通過國務院支助的非政府組織NGO，從幕後金援、策劃、培訓、扶植、指導，將天真的青年學生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一個反抗網絡，使他們相信自己在為更美好的世界──「美國的生活方式」而戰鬥；訓練他們使用新的通訊手段（實時通訊情報）快速布署小型機動作戰，利用年輕人的「造反性歇斯底里」，進行「蜂擁行動」（美國藍德公司開發的新戰術），造成瞬間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一舉癱瘓政府推翻對手，並且還使世界相信這是當地「人民」自發的為追求民主自由的行動。
這種新型的「民主」政變手法，最早出現在1989年捷克的哈維爾發動的「天鵝絨革命」和天安門事件，2000年在南斯拉夫搞政變後，把同樣的手法搬到格魯吉亞（喬治亞）搞「玫瑰花革命」、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2004年和今年在烏克蘭上演的二次「橙色革命」，還有2011年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埃及的蓮花革命。在這些「顏色革命」中經常出現同樣的幾個NGO在幕後操控，如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及其下屬機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NDI），另外還有金融大鰐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以及以輸出「非暴力革命」出名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冷戰反共時期聞名的「自由之家」等。而且，在這些顏色革命的戰略都運用以民主自由偽裝的「非暴力革命」，所使用口號、符號、標誌甚至顏色都經過同一戰略的精心設計。在貝爾格萊德的行動結束後，同一批在幕後發動「抵抗運動」的成員和組織甚至道具，又搬到格魯吉亞、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泰國，一直到今年烏克蘭基輔的街頭上演政變。
包括台灣3月的反服貿運動和這次香港的佔中運動在內，各國地區的顏色革命的總戰略都採用吉恩‧夏普（Jene Sharp）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所推動的非暴力革命（Nonviolent Resistance）教戰守則。該所由吉恩‧夏普創立於1983年，為中情局（CIA）外圍組織，它發行一本教導非暴力抗爭的小冊子，羅列了198種非暴力抗爭的手段，鼓吹民眾以「民主」作偽裝對抗政府，成為各國社運組織或公民團體的革命守則，它在台灣亦廣為流傳，許多街頭運動都看到它的影子。它藉用各國民眾對獨裁政權的反抗還有各國特有的宗教、種族、經濟、階級等各種社會矛盾所產生的各種分裂和不滿情緒，應用媒體和新通訊科技煽動群眾蜂起，以「民主、自由、人權」偽裝，發起公民抗爭癱瘓政府，以達到一舉推翻外國政府建立親美政權的目地。這種以非暴力或民主自由偽裝的抗爭或手段，亦被稱為「非暴力運動的克勞維茨」，它為美國實現那些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很難通過軍事手段實現的目標。這種新型抗爭運動亦被稱為「後現代政變」。
六、NED──在「民主」的偽裝下
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是美國政府於1983年成立的非營利機構，經費來自國務院撥款，以及來自許多國際大企業如花旗集團、洛克菲勒兄弟、麥當勞、福特汽車、高盛、波音公司、VISA公司等的捐款。該會宣揚其宗旨是：「促進及推動全球的民主化，並向相關非政府組織及團體提供資助」。實際上該會是美國CIA 的民間版，CIA沒辦法公開進行的工作由它來執行。近年來該基金會每年資助「中國民主運動」的項目就高達50項目600萬美元，藏獨、疆獨是其資助的重點。香港也一直是其工作的重點，這次的佔中可說是其長期經營、培植的結果。
當然，NED並不真正從事如其所宣揚的「促進民主」，而是忙於構建被歐美稱為「公民社會」的新帝國政務的全球網絡業務，它與許多西方所謂的「國際機構」密為交錯，完全為華盛頓、華爾街、倫敦和布魯塞爾的利益服務。NED扮演華盛頓在全球進行政治煽動的主要角色，是華盛頓的一條重要戰線，它在促進民主自由的偽善面具下為西方的全球地緣政治利益和大企業金融家的利益承擔開拓的任務。
2011年，當美國主導的顛覆風潮「阿拉伯之春」橫掃北非中東並向著莫斯科和北京方向吹的時候，美國參議員麥肯，一個好戰的干涉主義者，公然嘲諷說：「一年前，本阿里和卡達菲失去了政權，明年阿塞德將下台，這個阿拉伯之春是一個病毒，將攻擊莫斯科和北京」。自此以後，顏色病毒發起了多次風波衝擊中國，包括暴烈的疆獨和藏獨，而台灣的318反服貿太陽花和香港的佔中黃雨傘只是最近的一次。
七、NED的香港「佔中」腳本
從NED分枝機構NDI的公開網頁中，我們可以看到它如何培養香港的代理人，如何在香港資助及開展一系列活動，試圖介入並構建香港回歸後選舉的框架、自治地位、法治及民主自由，以到達顛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領導力。
2005年，它發起為期六個月的香港青年政治領袖的培養計劃，側重栽培新興政黨和政治團體。
2006年，它推出區議會選舉學校，為2007年的選舉培養候選人和競選總部經營人。
NDI也致力於招集政黨和政府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一齊在公共論壇上討論香港的政黨發展、角色和政治改革。譬如在2012年，它透過其支助的智庫Synergy Net，招集各不同理念的政黨討論如何以一個聯合政府的方式導致回應能力更強的立法進程。
2014年4月，在華盛頓，在NED地區副主席的主持下邀請了佔中運動的兩位重要領導人，香港民主黨創黨人李柱銘以及港英政府時期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三人共同舉行了一場以「香港民主為什麼重要」為題的對話節目。會中，陳方安生以流利的英語腔不斷強調香港問題的責任在中國，因為中國在執行九七回歸時與英方簽署的協議有很明顯的倒退；李柱銘則不斷重申，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在於把西方的制度、法政和利益「傳染」給中國，他也不斷向華頓呼籲要美國全力保衛它在香港的利益。李、陳二人也都強調，因為中國很在乎世人對中國如何治理港人的形象，美國可以利用這一點迫使中國對香港的治理讓步。他們甚至提議使香港混亂和不安定化，可以作為迫使中國向西方讓步的可行方案。
在這一小時的對談中，已經暴露了在香港街頭湧現雨傘革命之前的五個月，「佔中」的腳本已寫好，在華盛頓NED的前面逐字逐句赤祼地公開。嘲諷的是，大聲譴責中國介入香港且被當作追求香港自治自決的所謂「民主」抗爭，其領導人卻由外國的資金所支持，「佔中」的議程卻與外國利益共同擬定，說不好聽，這真是一場充滿陰謀的騙局。
可笑的是，陳、李兩人與NED代表坐在充滿代表外國利益干涉香港治理的房間中，卻毫不臉紅地抱怨北京對香港的指令和干涉，甘為美英利益服務。
八、美國介入香港「現形錄」
據10月21日BBC新聞網報導，在一個由世界各地「人權活動家」參加的挪威「奧斯陸自由論壇」上，香港佔中是一個焦點，記者得知在香港佔中發動之前兩年早已有人策劃了香港「民主示威」，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概念是以「非暴力行動」作為挑戰中國政府的「大規模破壞武器」。有參加佔中的人士告訴記者，至少有一千名佔中者曾經接受過特殊訓練，使佔中運動達到最大效果。由此可知，境外組織早已策劃了佔中並有計畫地培養訓練大批核心分子 。
事實上，現在佔中運動台面上的領導人、組織團體、智庫、論壇、政黨，絕大部分都與美國國務院、NED, NDI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已是公開的祕密。被稱為「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是香港大學的法律系副教授，定期出席NDI活動，也是NDI出資的香港大學「比較法和公法中心」(CCPL)的支薪研究員，該中心在鼓吹香港的西方民主不遣餘力。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也與NED, NDI有密切關係，她所主持的香港婦女協會(HKCW)、智庫SynergyNet都是NDI資金贊助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是一位重量級的「佔中」政治人物，今年他到華盛頓直接與美國副總統會面，據香港大公網今年4月的報導，他向美國國會建議重啟「美國—香港政策法」（與「台灣關係法」性格相類似的美國國內法），還妄言「要以此確保香港是香港，大陸是大陸，也用此來管著美國政府，不能將香港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怪不得他獲頒NED1997年的「民主獎」。香港壹傳媒大亨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扮演佔中的金主，他用四千萬港元賄賂許多與佔中運動有關的政客，還有他與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好戰的新保守主義者、前世銀總裁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z)的不尋常互利關係，早已被媒體曝光。9月24日香港《文匯報》公布了公民黨英語組和陳方安生主導的「香港2020」在9月5日的一份會議記錄，出席該會的包括有兩名美國駐港領事館官員（其中一位是美國資深間諜丹‧蓋瑞特）外國學者還有發起罷課的學聯、學民思潮學生代表共40人。曾任美國國防部和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的蓋瑞特在會上聲稱：「這次回美國向上司匯報目前香港所處境況及我在香港所推動的工作進展，華盛頓要求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爭取民主訴求的運動，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運扮演先鋒角色」。他還承諾：「美國會保護學生領袖，包括赴外國留學、定居」。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機構叫「香港美國中心」，壟斷了香港8個大學的通識教材，它是由美國出資的機構，中心主任都是由美駐港領事派任，現在的中心主任侯儒楷是美國情報部門老將。據報導，今年3月「港美中心」舉行的工作坊，培訓大學生作為佔中骨幹，教學生如何對應大型示威活動中的談判策略。佔中運動中有一個激進學生組織「學民思潮」(Scholarism)，其創始人黃之峰，現年18歲，從15歲起就受NDI的積極培養，據維基解密資料，他先後接受了NDI一百七十萬美元的活動資金從事學生活動。
早先被揭發祕密收取黎智英150萬元的工黨立法會議員，也是「職工盟」祕書長李卓人，再度被揭發接受美國資金大搞佔中活動。「職工盟」每年向NED旗下四大組織之一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申請大筆經費，至今合計1300萬元鉅款。
九、「軟性殖民地化」的危機
佔中運動高高標舉的「真普選」，不外就是西方國家不斷向第三世界宣揚的選舉幻象，一個已經是聲名狼藉的偽民主。其實香港回歸後早已有適合「一國兩制」實情的選舉制度，何況2017年後特首選舉採取的提名委員會制度將大大增加社會的代表性，而且是港人「真普選」。即使美國、英國等鼓吹民主幻象的國家也都從來沒有實現過直選領導人的制度，而有直選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如台灣、菲律賓等卻陷入社會動盪不安的狀況。實際上，西方國家鼓吹的的「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只不過是一服安慰劑，根本沒法改變不平等的現狀，絲毫不能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利益，結果只能使貧富懸殊不平等的現實正當化、合理化、穩固化。
「佔中」所高舉的標語、口號和行動似乎代表香港民眾對完全民主的熱望，抗爭也看起來像是自發的本土的行動，但實際上，佔中的每一階段都有外國利益的介入，其領導人已被證實背後有美國國務院、NED、NDI 在撐腰、資助和指導，佔中的腳本也早已被編寫好。這種由外國利益構建的「民主」議程並不是抗爭大眾所真正追求的真民主，如果「佔中」成功而北京又愚蠢地讓這些外國人精心策劃的領導人接掌政府，那麼將來運作香港的決不是香港人民，而是華盛頓、華爾街和倫敦。香港將淪「軟性殖民地化」，而且將進一步成為分裂中國、使中國不安定化的中心。就如現年101歲一生居住香港並奉獻給香港的英國女士葉錫恩（Elsie Tu）所直言：「一味追求西方民主，將導致香港倒退回殖民的隸屬關係」
十、對「後殖民問題」刮骨療傷
幾個月前，有一個叫「香港和平與愛」的佔中組織舉辦了一場非官方的公民投票，結果只有五分之一選民參加；最近，公民黨的 一份秘密民調曝光，也顯示了占大多數的香港民眾反對佔中。此結果預告了佔中運動將以失敗收場。其實，這場運動除了造成香港社會的深刻的分裂傷痕之外，沒有一個贏家：學生失去了未來，社會輸去了活力，法治成了一個笑話，警察失去了威信，只有一小撮的極端右派──反中、族群主義的本土派快速的成長。美國有大收穫，收穫了一大批反中反共親美的、對未來無望卻對美國抱有幻想的青年，完成了其在香港內部培植新世代代理人的工作。然而，美國的顛覆陰謀、組織、人物和事實真相也完全曝露在陽光下，罪證鑿鑿。大陸中央有收穫，讓香港的疹子發作，讓更多港人看到什麼是美國鼓動的脫序的民主、自由，用事實擊碎美國幻像，使一大部分人覺醒和增加歸屬感。這經驗也有利於大陸中央實事求是地落實香港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政策。
然而如果沒有痛定思痛、刮骨療傷，分裂的傷口、散布的病毒不知何時還將復發，灰燼還會復燃。如何刮骨療傷？沒有特定藥方，但如何正視並處理殖民遺留的問題──「去殖民」問題，則是一個首要且嚴肅的課題。
17年前，在1997年的香港回歸日，陳映真先生在誠品書店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有一場是陳映真與曾健民的對談──「從台灣看香港歷史」，對談中陳映真一針見血地指出：
「可是從歷史來看，一些殖民地時代殘留的問題，也不能裝作沒看見。所以非殖民地化後，有很多問題留待以後用比較特殊的方法加以處理，比方說殖民地時代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思想、學術、文化等問題，怎樣擺脫？一些後殖民問題要處理，不能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平過渡就算了。這就需要香港的知識份子、台灣的知識份子，再擴而言之，就是全中國的知識份子，要去面對的一個具有現實性且尖銳的後殖民問題。」
香港佔中與全世界各地脫離殖民地統治的地區所發生的動盪有相似的性質，由於未完成「去殖民」加上歐美新殖民主義的再介入，經常發生騷動政治社會不安定，一般稱為「後殖民問題」，是一個是世界性的現象。佔中讓我們警覺到香港回歸後的「去殖民」工作並未完成，所遺留的「後殖民問題」表現為回歸後「一國兩制」的矛盾，加上中美交鋒中受到顏色病毒的侵入，遂表現為乖張的抗爭。解決之道在逐漸落實名符其實的「一國兩制」，先要完成真正的「一國」（包括收回經濟主權、法治主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然後落實完全的「兩制」（香港的高度自治），如此才不致於輕易受到「顏色病毒」的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