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青年的數字公民權:從數字行動到數字素養

亞洲青年的數字公民權:從數字行動到數字素養

◎Audrey Yue,Elmie Nekmat,Annisa Beta, Yingchen Kwok

許多 譯、張淳 校

 

【編按】社群媒體在當代的社會行動與政治參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只是發表意見,還是同溫層的形成,進一步擴展至所謂的網軍,以及社群媒體作為議題倡議(懶人包)的平台、直播事件發生現場、如何利用網路來進行組織等。我們如何思考數位媒體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呢?本文認為過去談數位媒體的角度,無論是認為數位媒體發展帶來解放或形成規範,都不足以解釋數位媒體發展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本文通過批判性地考察當下亞洲的數位行動主義,從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面向,呈現青年人通過網絡實踐塑造他們作為公民行動者和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複雜面向。Audrey Yue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主任、教授。Elmie Nekmat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助理教授。Annisa Beta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博士後。Yingchen Kwok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與新媒體系研究助理。許多目前就讀於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班,張淳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本文原刊於《熱風學術網刊》2019年秋季號總14期,感謝作者與《熱風學術網刊》授權轉載。

 

作者/來源:Kentoh

 

導言

本文試圖勾勒亞洲新興的青年數字公民權的概貌。首先,文章回顧了目前研究數字公民權的兩種規範方法:自由範式和控制範式。通過批判性地考察當下亞洲的數字行動主義,文章進一步展現了亞洲數字公民權的種種實踐如何在上述兩種範式之間游移。筆者為瞭解釋這種緊張關係,提出第三種研究範式,即關注數字素養(digital literacy),以呈現青年人通過網絡實踐塑造他們作為公民行動者和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複雜面向。

 

1 數字公民權:自由和控制

寬泛地說,數字公民權指的是在網上參與政治的能力,也是社會融入過程的延伸。數字公民權不是一般意義上公民權的另一個面向或特徵,而更像是一種實踐,使得不同面向的公民權的社會行動得以發生。因此它指的是運用信息技術的能力和行動,以此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有關公民權的方方面面計劃、組織和施展社會行動。互聯網可能成為社會活動和社會參與的空間,也可能只是使種種行動得以發生的工具。

數字公民權是比較新的概念,尚有爭議,有著各種不同的含義和廣泛的應用範圍。當代世界的數碼技術已經無處不在了,既許諾了新的政治參與模式,也帶來了一系列威脅和挑戰,數字公民權在這個形勢下應運而生。因此數字公民權是非常重要的切入口,由此可以發現數字媒體的不同功能以及潛力,例如增強年輕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從中找到歸屬感。從數字公民權到數字素養的一系列議題,已經反映在目前歐洲國家的政策中,推薦其進入學校的課程規劃,所以國家不僅要提供機會讓年輕人學會設計、創造、製作、混合和分享有創意的數字內容,還要學習一些更宏大的議題,包括數據的所有權、隱私權以及在各種數字平台和社交網絡上開展的運動 (Mcgillivray, McPherson, Jones, & McCandlish, 2016)。兩種對立的規範性研究方法強有力地塑造了目前有關數字公民權(尤其是與年輕人相關)的研究,即自由範式和控制範式。

在自由範式看來,數字公民權大體上可以被定義為「網絡參與的能力」 (Mossberger, Tolbert, & McNeal, 2008, p.1)。這一範式涵蓋了一系列有關社會接觸和社會融合的議題,換句話說就是數字參與和數字融合。他們的觀點是,網絡技術已經徹底重塑了公民權的意義和功能。而對公民權的規範理解是傳統意義上的或類比的,即溝通是線性和單向的(政治家和政府向公眾講話。公眾只能回應或者保持沈默);數字公民權強調多層面的、開放的政治互動,個人在其中能夠「辨認出支配著他們的權力,與之鬥爭,並展開協商」 (Coleman, 2006, p.259)。自由範式理解的數字公民權類似於網眾的概念(netizen),即一種在網絡空間中形成的政治主體,擁有政治變革的潛能,因為他們同時投身於網絡空間上的國家、互聯網和全球性的政治空間(Poster, 2002)。

自由範式在年輕人中產生了廣泛的共鳴。已有研究證明,年輕人在傳統形式的公民運動中越來越難以發聲,在正式的參與形式中感到越來越不滿足;很多年輕人傾向於另辟蹊徑,在互聯網上發聲,實踐自己的公民權利 (Harris, Wyn, & Younes, 2010; Ward, 2013; Rahim, Pawanteh, & Salman, 2011)。當代年輕人的主要特徵就是「網絡青年公民」(networked young citizen),即喜歡在網絡空間中實踐公民權 (Loader, Vromen, & Xenos, 2014),不喜歡傳統的政治組織或市民組織,更喜歡參加不那麼等級化的、水平結構的組織,傾向於以項目制為主導,能迅速接收到反饋,還能參與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標的政治行動。換句話說,年輕人更多通過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公民參與,並不遵守以責任和義務為核心的公民權(傳統的公民權模式是圍繞權利和責任而確立的)。

控制範式是第二種研究數字公民權的路徑。在這裡,年輕人被視為主流社會中還沒有成年的人,需要被保護和教導,由此年輕人在網上展開的公民權也還是不完備的公民權 (Bennett, Wells, & Freelon, 2011;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7; Jones & Mitchell, 2016)。如果成年人這麼理解年輕人,就有了管控年輕人的數字公民權的合理理由,從目前圍繞數字素養而制定的國家法規就可見一斑,如澳大利亞政府頒布的《數字公民權指南》(2018)和加拿大政府頒布的《數字公民權政策發展指南》(2018)。成年人有權力規定什麼是好的數字公民權;年輕人則必須學習溝通禮儀,努力學做優良公民。有關討論集中在規範性的觀念上,即公民應負什麼責任和盡什麼義務,如數字公民權應該是什麼樣的,數字公民的行為規範,如何正確利用技術,數字媒體可能帶來什麼危險(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上網的時候),隱私、安全和媒體素養等議題 (Ribble, 2011)。因此數字公民權是通過網上行為規範被定義的,所謂的數字公民教育就是幫助年輕人邁進成人世界的手段,讓他們成長為負責的公民,有能力參與公民活動 (McGillivray, McPherson, Jones, & McCandlish, 2016)。這裡的重點就是通過教育讓年輕人掌握良好的行為規範,讓這一代從小就會上網的年輕人成長為「良民」,就跟年輕人從小被教導在社會上要「舉止文明」如出一轍。

控制範式被批評為無助於他們想要保護的年輕人,因為過分強調保護他們免受危險,卻忽視了他們參與和發聲的權力。如前所述,年輕人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無法正式參與政治活動,才傾向於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參加非正式的政治討論,只有在這些開放的空間里才能學習到政治和社會的議題。

這兩種範式對於理解亞洲青年的數字公民權都很有意義,但也都存在不足。亞洲的年輕人已經佔到了全世界年輕人總數的一半以上,而且他們無時無刻不在上網,已經成為亞洲重要的一支公民力量,可是目前對年輕人數字公民權的討論絕大多數都關注西方國家。亞洲的數碼技術覆蓋率已位於全球領先水平,智慧城市創新也在蓬勃發展,因此更需要從公民權的角度來研究年輕人是怎麼使用技術的。此外,亞洲在20世紀經歷了反殖民的獨立運動,21世紀又在新自由主義的壓制下努力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隨之而來的是越演越烈的貧富不均和對喪失文化身份的恐懼,亞洲的年輕人身逢其時,親歷著這一場歷史巨變。下文將詳細闡述亞洲青年的數字公民權如何繼承了歷史的動蕩,以及為何數字公民權是分析理解這些問題的有效工具。

 

2 亞洲數字公民權的背景:數字行動和網上政治參與

自由範式和控制範式都把「亞洲年輕技術公民」的一面理想化了,認為他們都是具有數字素養的人,因此這種形象成為兩種範式之間張力的紐帶,由此可以幫助理解上文所述的今天亞洲青年面臨的困境。對亞洲青年數字行動進行批評性的研究,可以揭示這一困境的複雜面向。

現有的關注信息通信技術、年輕人的數字運動和亞洲政治的研究大多沒有清晰地採用數字公民權的框架。即使缺乏可靠的數字公民權理論,這些學者也說明瞭自由範式和控制範式共有的缺陷,即都不能從根本上描述數字青年(digital youth)在經驗上的複雜現實。

具體的例子很多。韓國學者Epstein和Jung(2011)認為,韓國20世紀下半葉的社會經濟發展是一種高度壓縮的現代化和數字化進程(p.84),這種現代化特點在亞洲國家屢見不鮮,同時給身處其中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期許、不安和焦慮。他們還指出,儘管韓國的網民運動常常讓年輕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2008年的燭光遊行就是鮮明的例子,然而近來運動也出現了一些陰暗面,一些年輕男性躲在屏幕背後充當鍵盤俠,騷擾和侮辱年輕女孩,只要在他們看來女孩作風不檢點,不符合儒家父權制價值觀,有點像在網上進行的迫害女巫活動。無獨有偶,Therwath(2012)頗為憂心地指出,雖然跨越國界的印度教運動讓來到東非的勞工和移民可以與自身的宗教文化保持聯繫,但是近年來在網上傳播印度教文化的人卻變得越來越暴力,越來越仇恨伊斯蘭教(徒),利用數碼技術去逃避印度乃至別國的法律訴訟,同時掩護隱藏在幕後的跨國組織結構和幕後金主。

亞洲數字公民權運動的種種實踐不能被簡化成任何單一的敘事,這既不是數字抵抗(自由範式),也不是不恰當地使用技術(控制範式)。年輕人宣稱數字技術帶來了一些自由,但仍然受制於等級制的社會力量,挑戰了一些壓迫性的規範,卻強化了另一些同樣壓迫性的規範。Lim(2013)指出,在印度尼西亞,雖然社交媒體上的活動分子有時候能成功動員大眾,使被壓迫的大眾起來反抗腐敗官僚,但是這些運動只有跟城市中產階級對接,得到主流媒體支持時,才可能激起比較大的聲勢。Latham(2007)認為,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管控媒體的方式已經失效了,根本不足以控制年輕人使用媒體時混亂無序的內容生產和消費行為,年輕人覺得國家的政治宣傳不是垃圾就是扯淡;然而混亂無序的媒介生產導致信息變成了商品,同時廣告泛濫成災,讓年輕人失去了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力量,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正是造成貧富不均的罪魁禍首。Zhang(2013)在新加坡觀察到的現象是,年輕活動分子與老一輩政治活動家劃清界限還是倍感壓力,他們更關心環保、人權和地緣政治等議題,並不採取激烈對抗的姿態,在網上開博客,生產不一樣的內容,不願意直接參與政治。

另一派研究者更為樂觀,強調數碼技術作為「弱者的武器」是很有潛力的(Scott 1985),認為數碼技術的潛力使得公民在參與政治很受限制的情況下,也能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力。Tapsell(2018)使用Scott的「弱者的武器」來分析馬來西亞2018年大選。這場大選堪稱里程碑,推翻了執政61年之久的「國民陣線黨」。作者認為這場政黨輪替應歸功於互聯網越來越深的介入,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流行,不僅因為反對黨更擅長在網上開展競選活動,而且WhatsApp和臉書是極為有效的平台,可以發佈和散播各種信息,讓自上而下的宣傳話語失去民心。Sreekumar和Vadrevu(2013)在2011年新加坡大選中觀察到了類似現象,推特上的一些賬號發佈諷刺性的惡搞段子,挑戰政府的單一敘事,讓所謂的「進步、經濟繁榮、生產力和效率」(p.244)等宣傳話語失去效力。雖然這種利用網絡技術的諷刺賬號無意政治動員,但是其高人氣也逼迫官府不得不應對「民主批評和政治活動」,放寬審查尺度(p.246)。Rauchfleisch and Schäfer (2015)認為,雖然中國的微博是世界上審查最嚴的數字平台,但是仍然滿足了一些公共領域的核心標準。網民們大開腦洞,使用各種隱語來替代敏感的政治內容,成功地規避審查,與審查權力玩貓捉老鼠的遊戲。

目前研究數字公民權的兩種規範性範式,即自由範式和控制範式之間的張力,已經被上文對數字行動主義的批判性考察揭示出來了。上文舉出的案例表明,塑造年輕人網上政治參與的力量很複雜,絕不是解放或管控就能涵蓋的。下文將提出「數字素養」的概念作為第三種範式,將更好地理解數字公民權面臨的困境。

 

3 數字公民權是一種數字素養

本節將把數字素養作為研究數字公民權的第三種範式,超越自由範式和控制範式的對立。數字素養不滿足於強調在網上使用信息的技巧,更關注網絡公民參與的質量,可以產生與公民權有關的話語和行為。數字媒體的文化消費越來越盛行,生產領域越來越轉向數字媒體平台,因此近年來數字素養的研究開始蓬勃發展。這個概念一般指的是個人有關數字媒體的知識和行為,同時特別指熟練操作和利用數字平台的能力。「數字素養」這個術語描述的是個人參與數字化社會所需的技能。Gilster(1997)首先用這個概念指稱「理解和使用數字信息的能力」(p.2),重點毋寧是掌握一些觀念,而不單指掌握一些技術。前者強調觀念上的熟稔,後者關注的是標準化的操作(Lankshear & Knobel, 2006)。Gilster很強調觀念層面,關注數字素養不僅要求個人擁有一些社會認知能力,能夠對信息進行評價、分析和綜合;而且經過綜合的信息能夠促成行動、介入世界。這個概念所指的能力不僅包括閱讀和書寫的能力,更包括瞭解信息是如何被呈現和被人理解的。Lankshear和Knobel(2008)沿著這一側重點,認為數字素養就是一種社會實踐,關乎意義的生產過程,而信息的生產、接收、傳播和交換都是數字化的。兩位學者還指出,這種社會實踐不僅僅指人們閱讀文本的方式,也包括人們討論、利用和解讀各種信念和價值的方式,還包括這些文本如何穿越不同的社會語境並產生互文效果。因此「數字素養」是更適用的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們使用和闡釋數字文本的各種方式,還能瞭解多種多樣的數字媒體是如何不斷發展的。例如稍微考察一下早年亞洲學校里數字素養培養項目就會發現,這個方式為社會行動和民主參與奠定了基礎,而且比只關注技能的方式更有持續性(Lim & Nekmat, 2008, p. 274)。數字素養這種寬泛的視野幫助我們理解數字社會的種種實踐,以及相伴隨的政策意涵,而且對教育和學習也有益處。

最近,Luke(2017)結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把對數字素養的問題放到批判能力的框架下加以審視。批判能力不僅指批評政府或大企業,還包括理解「文本是怎麼影響人們和一個地方的,如何挑戰這個過程,更重要的是如何朝著對人民和共同體有利的方向創造性地重新製作和闡釋文本」 (2017, p. 11)。Luke認為數字工具有很多可用性,如多模態性、互動性強、方便合作、文本之間的多重聯繫和有利於建立身份認同,這些特徵都對增強批判性的考察至關重要。這項研究也在回應有關數字媒體產生區隔的問題,焦點從物質和技術層面(如技術能力)轉移到了精神和使用權限(usage access)(如批判能力和文化素養)(e.g., van Dijk, 2004; D‘Haenens, Koeman, & Saeys,  2007)。

上述學術成果已經說明,數字素養不僅是社會實踐,而且是一種批判能力。這些研究有兩個共同點。首先,它們不太關注技術上的能力,而認為技術和素養是批判性探究所規定的一種社會實踐。對這一素質的強調使得人們可以質詢語言、技術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更可以參與社會行動和追求正義。其次,這些研究都強調學校的讀寫能力教育,重視培養兒童和青少年的能力。這源於新讀寫素質研究(new literacy studies)和教學法的發展所產生的理論影響,特別是關注技術對從小就生活在數字媒介中的年輕人的影響,以及強調學校應該教給年輕人必要的技能來應對數碼社會。數字公民指的是「慣常運用技術的人,利用技術來表達政治觀點的人,使用技術來行使公民責任和獲得經濟利益的人」 (Mossberger et al., 2008, p. 2)。

如此理解數字素養跟Bennett區別於(圍繞權利義務組起來的)「恭順型公民」(dutiful citizenship)的「求證型公民」(actualizing citizenship)密切相關。「求證型公民」是公民參與的一種模式,其特徵是個人與同伴群體的參與,利用可以使個人訴求最大化的社會技術收集信息和組織公民行動 (p. 834)。由於互聯網使得人們可以學習和踐行各種各樣的公民權,「求證型公民」正是在通過參與式媒體在數字網絡里蓬勃發展起來了,這種媒體模糊了生產和消費的界線,沒有等級,信息來源多元,用戶自己生產內容,富有創造性,可以發出自己的觀點,允許非常個人化的表達方式。在網上踐行政治和經濟上的公民權不僅需要每天上網,還需要各種教育和技術上的準備,數字公民權同樣要求在社會領域廣泛參與的能力,不僅要求人們在網上參與,還必須與線下生活產生聯繫和互動(Coleman, 2006; Bakardjieva, Svensson, & Skoric, 2012; Couldry et al., 2014; Choi, 2016)。

這一範式將數字公民權視為技術、社會、政治、法律和商業複雜地綜合起來的過程,培育了分散的、差異巨大的、互相爭辯的數字公民和數字空間 (McCosker et al., 2016)。數字公民權的含義不僅包括網上參與本身,還包括「公民權的各種行為」,「數字公民是權利鬥爭的結果,而且在不斷鬥爭中」,無論這些權利是否已經存在 (Isin & Ruppert 2015, p. 62)。這種理解方式打破了一系列思考公民權時的二元對立,如數碼世界和真實世界、權利和責任等。因為公民權與日常生活實踐是一體的,所以公共與私人、網上和線下、本地和全球等界限都變得模糊了。數字公民權不應該只是被看作公民權的另一個維度或側面,而應該是一種實踐,公民權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通過實踐活動達成。

在新加坡,年輕人在臉書上收集全球各類資訊,公開討論LGBTs議題(Yue, Nekmat and Beta, 2019, forthcoming)。他們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對公共議題的理解,獲得了一種分析社會的批判能力,評價和選擇相信哪些信息時不再只依靠國家設定的議程,還回應了從自身生活經驗出發產生的意識。印度尼西亞也有類似的狀況,年輕穆斯林婦女的政治地位受性別和宗教習俗的限制,然而其數字公民權就表現在每天在Instagram發佈的內容上,女性表達自己的看法,也忠於傳統要求的服從,線上和線下的共同體創建也支持了新的女性群體和創造意識,女性可以成為創造另一種公眾的政治主體 (Yue, Nekmat and Beta, 2019, forthcoming)。雖然這些女性沒有直接參與激烈的政治行為,也沒有大聲疾呼,但是默默地踐行公民權也會對爭取公民變革產生很大的影響。

以上案例證明瞭,數字平台的流行創造了多樣化的公民表達,形成民意,塑造個人和集體身份認同,重塑政治行動和商業文化。各種民主參與活動將批判能力轉換成真實的社會實踐:新加坡的年輕人從各種渠道和群體收集大量材料,討論各種價值觀和身份認同上的共識和分歧,然後再將各類信息加以吸收、混合、排列和闡釋,最後形成公共輿論;印尼婦女在社交媒體上表現自己,在宗教、政治和商業領域發表自己的觀點,增強了女性在印尼社會中的存在感。雖然這些實踐在公眾當中形成了集體性的聲音,但是由於媒介融合和平台同質化,進一步加強了以個人為單位的的公民參與模式。當然關鍵問題不在於網上參與的範圍,而在於網上參與如何轉化成具體可感的物質形式,讓更多人實際參與進來,具有社會性的認知。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的模式,素養作為公民和城市的條件才成為最好的行為模式。

 

結論

本文批判性地回顧了既有的數字公民權研究的兩種規範方法,即自由範式和控制範式。文章指出目前主流研究的西方中心色彩,把數字公民權理解成普世的概念,忽略了年輕人的特殊性和面臨的困境。筆者先考察了數字行動主義的張力,進而提出第三種研究範式,即數字素養,希望能夠推進數字公民權的研究,尤其可以深入討論亞洲年輕人的狀況。由於數字素養兼具批判能力和社會實踐的特點,所以關注重點就在於如何通過網上參與實現數字公民權,從而實現實際的公民參與。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亞洲,(數字)公民權是高度不平等和分裂的。因此,數字素養的批判能力和社會實踐是一種很有效的方法,可以闡明這種差異。尤其是亞洲很多地區的媒體還處在國家嚴格管控之下,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亞洲年輕人如何通過踐行數字公民權形成一種新的模式,逐漸塑造出新的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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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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