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與北洋政府的國家社會主義

西原借款與北洋政府的國家社會主義

◎梁明德

 

(本文原載於2019/09/12東方歷史評論,感謝作者授權轉載。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本文獲得西原龜三之孫西原忠昌先生協助,在此致謝。)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教科書上一般指出,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在愛國、民主青年當中,激起了作為一種反體制思潮的社會主義運動。當時學生受到俄國革命影響,思想紛紛左傾。而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領導者在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與由孫中山領導、實行民生主義的國民黨合作。中國從此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和發展主義的道路。

然而,在五四以前,東亞已經有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傳播史。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不是納粹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國家社會主義其實是一種原始的發展主義。在近代東亞,以國家社會主義為代名詞的「發展主義」不但沒有被革命的社會主義所取代,更成為了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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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Hamilton

 

1. 發展主義的根源在哪裡?

 

發展主義的核心信念,是利用國家行政、財政力量,直接或間接操控工商機關,干預生產投資決定,以及通過基礎建設,推動經濟發展,並促成社會結構的現代化改造。在近代史上,這種信仰的起源是美國立國元老、共和主義始祖亞歷山大.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其提出於1790-1791年的經濟政策,受法國路易十四的重商主義影響,著重由國家推動工業化和進口替代策略,以鞏固新生美國的經濟獨立。

 

聖西門

 

法國貴族昂列.德.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 曾經參與美國獨立戰爭,受漢米爾頓影響,提出一個由產業階級代替貴族領導政權的構想,計劃通過大規模基建,包括修築巴拿馬和蘇彝士運河,把世界連結起來,史稱「圣西門主義」。這一般被稱為一種「空想社會主義」,但其實更像一種鼓吹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意識形態。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曾經在1820-1830年代旅居美國,同樣深受漢米爾頓主義影響,反對英國貨物傾銷德國,對亞當.斯密(Adam Smith) 的經濟自由主義深惡痛絕,深信經濟增長不二法門,在於由國家領頭髮展生產力。他提倡德國各州建立關稅同盟,認為應向英國貨物提高關稅,資助國內產業發展,並為鐵道建設提供融資。圣西門死後,其追隨者分為左右兩派,右派包括銀行家佩雷爾兄弟 (Pereire Brothers),首倡工業投資銀行模式。當時的銀行只為短期商業活動提供資金,但佩雷爾兄弟的「動產信貸銀行」首次為工業計劃提供長期信貸,甚至希望以銀行推動「金融社會主義」。

 

李斯特

 

國家社會主義成型於1848年歐洲革命浪潮前後。當時左翼面臨「執政後如何運用國家權力」的問題,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也提到日程上。圣西門主義左派、法國思想家孔斯通坦.培克(Constantin Pecqueur) 被視為國家社會主義之父,率先提出建立一個人人自食其力的勞動社會,由國家通盤計劃生產和消費,為各省區設立指標。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費迪南德.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者,在1863年前後與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進行多次密談,嘗試說服俾斯麥接受國有化、普选和產業合作化等思想,不幸因參與決鬥而英年早逝,未能看到國家社會主義開花結果。

 

孔斯通坦.培克

 

1870年代,德國發生經濟危機,自身深受李斯特主義影響的俾斯麥,開始逆轉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並於1879年開始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普魯士鐵道國有化,鼓勵各產業卡特爾化,推行疾病、意外、老年保險和強制教育,實行普選,並向國會宣稱他正在實行社會主義政策。遭俾斯麥壓制的左派當然不買賬,紛紛指責俾斯麥的「社會主義」名不符實,但隨著俾斯麥走向成功,國家社會主義也走向世界。

 

神鞭知常

 

李斯特主義很早便傳入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1874年便提出政府有「誘導獎勵」產業發展的責任,認為只有在建立起更強大的工業基礎之後,才具備採取自由貿易的條件。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全書要到1889年才由大島貞益翻譯成日語。該書的校對工作由富田鐵之助負責;富田前為日本銀行總裁,因其國家主義經濟思想,被主張私有化、推行自由放任的大藏大臣(後為首相) 松方正義逼迫下台。富田、大島和前大藏省翻譯官神鞭知常,於是組織「國家經濟會」進行反抗,並出版《國家經濟會報告》 雙月刊,標榜李斯特主義,並介紹了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在1906-1907年,首相桂太郎模仿俾斯麥,對日本鐵路進行國有化,同時由國家壟斷郵電、瓦斯、自來水和鋼鐵製造,並補貼航運和銀行。這些在當時都被日本和國外媒體稱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即便日本政府目的主要是為了盈利,而且相比德國,日本的社會政策也乏善足陳。

 

2. 國家社會主義來到中國

 

佳人之奇遇

 

梁啟超在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後逃亡日本不久,偶然接觸到國家經濟會員柴四朗所寫的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 ,以及通過其他讀物,接觸到批判英式自由放任、提倡經濟保護主義的思想,並在瑞士法學家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的「國家有機體論」影響下改奉國家主義,又鼓吹「軍國民主義」。1903年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 中,認為「國家社會主義,以極專制之組織,行極平等之精神,與中國歷史上性質,頗有奇異契合也」, 鐵路、礦務、製造業國有化等政策「中國可採用者甚多」。

日後牽涉到西原借款風潮中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時為東京留學生,舉辦了《譯書彙編》 雜誌,在1901年第一期便中譯了大島所日譯的李斯特著作,反映李斯特主義和經濟發展思維已經接觸到中國知識界。1908年4至5月,曾擔任留日學生領袖的楊度,獲得袁世凱、張之洞聯名向慈禧太后舉薦,得以在頤和園向貴族講課。在課上,楊度提出中國必需實行「經濟的軍國主義」,建立產業化的開明專制,應以「生產為急,分配為後」,否則就要面臨社會主義革命。

1906-1907年,革命派和立憲派在東京發生了一場「社會主義辯論」,兩方貌似水火不容,其實契合者甚多。其中革命派如馮自由提出學習德、日的國有化政策,認為在革命後應該馬上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並進行土地改革。立憲派則反對土改,但出於國家主義立場,也支持日本式的產業國有化政策,視之為立憲後可以實行的「社會改良主義」。1908年,盛宣懷訪日期間曾與桂太郎長談,深受其鐵道國有、鋼鐵國產政策影響,於1911年提出中國「鐵道幹線國有」,結果因未有審時度勢,引發了四川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

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在多處演講,明言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民生主義,認為必須保留鐵道國有政策,並擴大政府對經濟干預,大力興建鐵道等基礎設施。孫甚至指出,革命的社會主義並不可行,但德日模式的國家社會主義, 「舉世風靡」,且可以節制私有資本,是中國應該參考的對象。宋教仁也在1912年8月的國民黨綱領中提出「採用民生政策,將以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

 

周學熙

 

辛亥革命前後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也影響到曾經訪日的清末新政官僚在民國新政府中提出的經濟政策。比如有袁世凱「賬房先生」之稱的天津實業界沙皇週學熙,在1912年12月擔任財政總長後便提出要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推動十多項產業的發展;而張之洞干將、南通紡織大王張謇在出任農商總長後,提出了「棉鐵主義」,即大力發展棉花、鋼鐵以及羊毛,厲行進口替代,並仿效日本的「保息政策」,由政府利用公款保障棉、毛、鐵等產業新設企業在開頭幾個年度的利潤。

司法總長梁啟超在1913年的政府宣言中,也提出參考國家社會主義,開徵新稅。在袁世凱死後,財政部曾經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於國會提出普通營業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和「中華國立保險局」法案一讀,後者的靈感來自英國財相、首相戴維.勞合.佐治(David Lloyd George) 仿效德國俾斯麥實行的「國家保險法」。法案審議因國會解散和張勛復辟而未有繼續,但以上的事情證明北洋政府已經開始採取措施加快工業化步伐,併計劃實行社會政策。

 

3. 西原借款的背景

 

在歷史上,一般以五四運動為中國和日本從親善到交惡的分水嶺。教科書上如此描述五四的背景:1914年,一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這本是剛進入民國時代的中國的發展黃金機會。然而日本在佔據德國殖民地青島後,又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而袁世凱獨裁腐敗無能,最後喪權辱國。袁死後,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政府對德奧宣戰,中國正式參與英、法、日、美等協約國陣營。但同時又與以孫中山為首的廣州政權長期混戰, 「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並且接受最少1.45億日元的「西原借款」,以充內戰軍費。1919年,上海南北和談失敗,同時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對山東權益的種種要求,中國代表顧抗辯無效,拒絕簽署和約;五四運動於是在北京爆發。

近年來,挑戰這種單純看法的著作已有不少。唐啟華的《洪憲帝制外交》 描述袁世凱在二十一條風波中力爭中國權益;徐國琦的《中國與一戰》 一書充分肯定了中國參加一戰,認為這為中國平等參與國際體系奠定了基礎。但是,對於西原借款一事,學界仍然認為其有關有線電信、鐵道建設等項目,僅僅是巧立名目,為的是在軍事、經濟上援助北洋政權的反動統治。北洋和日本從二十一條時的對立,一變而狼狽為奸。

其實,實行西原借款的日本政府並不是強迫中國簽署二十一條的大隈政權,而是倒大隈取而代之的寺內正毅內閣,而西原龜三是寺內首相的顧問和對華特使。曾長期留法的寺內正毅在二十一條提出之際,曾含淚痛罵其「永遠破壞東洋和平」,使中日變成德法一樣的世仇,而西原借款正是在充分反省中日交惡的基礎上提出的新對華政策。學界鮮有討論西原在一九一八年撰寫的國家社會主義改革宣言《經濟立國策》 。該書已知只有日文版本。書中明確提出一種互惠互利的構想,即日本不應懼怕、而是要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甚至預言日本的未來建基在中國的繁榮上。

 

西原龜三

 

在1916-1918年出任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秘書的西原龜三,其導師就是「國家經濟會」領袖神鞭知常。寺內和西原都反對盲目軍事擴張,認為瓜分中國祇會引來西方插手。西原明確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在《經濟立國策》一書中,提出中國繁榮是日本興盛的基礎,應平等對待、扶助中國。他們構想與中國組建「東亞經濟同盟」,明言支持中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要歸還庚子賠款以作產業投資,結合日本資金和中國原料與勞動力,以經濟合作政策排除侵略路線。這是一種唯物、互惠互利、經濟發展優先的亞細亞主義,非常富有遠見。

 

寺內內閣成員

 

西原借款的原來目的,是要在中國進行馬歇爾計劃式的大規模投資,建立「東亞經濟同盟」,擺脫白種國家對東亞經濟的壟斷和乾預。他同時提出設立布雷頓森林體系般的安排,以與黃金掛勾的日元作為中國儲備貨幣,使一種穩定的通貨逐步取代銀兩。而為了配合、支持中國的發展,西原認為日本也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設立起統購統銷制度和統制經濟,通過水力發電推動工業增產,並進行全面土改以及農業集體化。

 

西原龜三《經濟立國策》

 

西原所代表的是一種早期的發展主義。他的靈感是來自一戰期間德國軍需局長、電器大亨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所建立的國家社會主義統制經濟系統。這套原始的計劃經濟模式,後來啟發了列寧在蘇聯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而西原龜三也成為把計劃經濟介紹到東亞的第一人。若然他成功了,中日兩國就有可能擺脫侵略與反抗的惡性循環,迎來兩大國正面合作推進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西原並不是一般認識中的日本帝國主義,甚至他是不是帝國主義也成疑問,因為西原所提供的借款,同樣考慮到日本和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且也會給予中國一個喘息乃至崛起的機會。

中國各派政要如梁啟超、章宗祥都曾經表示歡迎日本貸款,樂意與日本經濟合作,其中梁啟超主張用日本借款建立鋼鐵工業。這反映西原借款時期,中國政要廣泛信任日本,對日本當局抱有信心。但與借款同時,西原在日本的軍方死對頭、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則密謀在東三省扶植滿清貴族所組成的宗社黨起義,後來又援助孫中山領導的南方國民黨軍隊與北京政府內戰,試圖在中國攪局,扼殺發展勢頭,並為日本出兵製造理由。相比田中一派破壞性的帝國主義,西原借款才是真正友好和具有建設性的策略,值得我們重新評價。

 

4. 西原龜三的主張

 

西原龜三於1873年出生於京都以北、福知山附近的雲原村,出身並不顯赫。1890年代,西原曾在東京法學院夜校接受經濟與法律方面的基礎教育,該校師資雄厚,囊括了法學家兄弟穗積八束和穗積陳重。西原在此時拜師於京都國會議員神鞭知常。1892年起,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翻譯者大島貞益,因病辭去國家經濟會領導職務,改由神鞭知常擔任編輯;李斯特強調國家發展生產力、反對自由放任的思想深刻影響了西原。

1904年,神鞭把西原帶到韓國,組建「一進會」,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朝鮮人改革者的同盟,務求對韓國政府進行現代化,使之能夠與日本在經濟上合作。翌年神鞭逝世。1906年,宋秉畯等一進會主要幹部被神鞭的老政敵、韓國統監伊藤博文下令逮捕,在黑龍會領袖、浪人內田良平的威迫利誘之下,接受了以「支持日韓合併」作為釋放條件。西原自此失去對一進會的控制權,該會也變成了徹底的親日組織。

放棄政治活動後,西原擔任漢城商工會議所顧問,結合日本和韓國民族資本,與當時仍然佔據韓國紡織市場的中國商人進行競爭。1908年,西原發表文章批評日本指導下韓國政府的通貨膨脹等弊端,並提出一套富有唯物主義色彩的「王道主義經濟」構想,通過「以經濟為基礎的行政」來「施行有助於韓國人經濟生活的安定與提升的政策」。西原後來成為了第一任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的幕僚。1916年寺內擔任日本首相後,西原處理各種會為寺內造成尷尬的政治操作,被時人稱為「無冕大臣」。

 

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西原毫不掩飾他對德國國家主義經濟政策的仰慕,驚嘆「德國在不滿五十年的歲月裡,便成為世界的最強國」。自從俾斯麥上台,「德國爾來之富強,既凌法國,亦直迫於英國」。1914年末,德國軍需局長瓦爾特.拉特瑙利用各產業已經卡特爾化的事實,建立各產業「軍需公司」和「調整分局」,以進行生產乾預,建立統購統銷,以糧票、布票等取代貨幣經濟,並以柏林軍需局作為德軍原料調配的控制中心,甚至使用原始的打孔式計算器協助管理。西原雖沒有點名贊同瓦爾特.拉特瑙,但他認為德國富強的秘密和在歐戰中的持久戰力,乃出於其舉國體制,即「共存共益之經濟立國主義」, 「將經濟的舉國活動政策發揮極致,使生產與消費達到了可及的極限,又節約排除了中間勞費,以此所得轉於生產所用,使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受鴻益」。

 

 

1916年主要國家人均國民生產
英國 442日圆
美國 430 日圆
法國 370 日圆
德國 300 日圆
日本 60 日圆

 

西原較瓦爾特.拉特瑙更進一步,指責日本政客一味搞軍備擴張、忽視民生需要,也沒有理解到國防的基礎是經濟的生產力。西原驚覺於日本的生產力低下,認為如果日本每人生產總值要從60日元增加到200日元以上,就必須採用「徹底的產業政策」,以實現「家給人足」的小康社會為目標。他寫道:「要之,新時代之要求乃有統制之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即以共存共益為根幹,以舉國民之一致活動為依據,從而增進國家國民永遠的福祉。真正的國政,不外於安定保全國民生活,且使之向上發展。」

西原的日本國內改革方案涵蓋四大範疇:土改、統購統銷、工業發展和金融改革。土改方面,西原建議向地主按戰前價格贖買土地,向每個農戶派發兩公頃農地,並將所有農戶和手工業者編成合作社,取代町村作為地方行政基本單位。統購統銷方面,合作社與 「帝國商品株式會社」 直接貿易,由 「帝商」 在各市中心建立百貨市場,取代混亂的零售業,打擊囤積居奇。工業發展方面,主張大力開發水力發電,推動二次工業革命,向各地新建工業園區輸電,並對出口企業實行優惠稅率,以及利用稅款在園區建設工人模範住宅。金融改革方面,主張把當時由三菱、三井和日本皇室私人擁有的日本銀行股權改組,由地方銀行持股,以促進日銀向地方融資。

西原對中國的發展構想極具野心,也發展了中國農商總長、狀元實業家張謇等人的政策目標。1914年一戰爆發前夕,日本實業家澀澤榮一訪華,討論中日經濟合作,得到農商部人員接待,很有可能在此時了解到張謇提出的「棉鐵主義」,即發展棉花、羊毛、鋼鐵產業,厲行進口替代。一戰爆發使日本製造業迅速膨脹,但國際原料價格上升為日本經濟製造了壓力,同時日本資金面臨過剩。資本家如澀澤於是西望中國,希望利用日本資本技術,開發中國的勞力與資源。西原日記中記載他與澀澤在1917年多次討論向中國還付庚子賠款,以資助地質考察、綿羊繁殖和棉花培植。

東京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檔案中,有一份成文於1918年的中日條約草稿,內容是日本將在1918到1940年間,分23年向中國歸還全部庚子賠款。條約規定在中國國務院下新設一個「殖產廳」,以管理經費的分配,並指導經費所資助的事業。該廳將於全國各地設置「產業局」,下屬「棉花栽培試驗所」和「綿羊繁殖試驗所」。不難想像,如果中國和日本簽訂了這份條約,段祺瑞政權將會具備指導全國范圍大規模經濟發展的機關和經費,而日本也會成為美國後第一個向中國歸還庚子賠款的國家。

 

日本歸還庚子賠款用途
棉花栽培 40%
綿羊繁殖 40%
地質調查 15%
在北京設立普通、高等實業教育學校 15%
殖產廳經費 10%

 

西原於中國鐵路的計劃甚為遠大。雖然借款中主要鐵道項目位處中國東北和山東,但西原真正希望建設的卻是一條連接歐亞的鐵路。他建議把膠濟鐵路延伸到河南道口,以連接作為南北大動脈的京漢鐵路以及東西向的隴海鐵路。一旦延伸至蘭州,這條鐵路可以同時往兩個方向開叉,一者向新疆方向進發,並連接在西伯利亞鐵路上的俄羅斯托木斯克州(Tomsk),另一者取道青海,直進中亞,形成一條「中央亞細亞橫斷鐵道」,並最後抵達「地中海之濱」。

 

 

 

計劃書討論到疏散過度密集的日本人口的各種方案,並認為因俄國革命而產生政治真空的中亞,比白人控制的美洲、非洲和澳洲、甚至是人口稠密的滿洲和「氣候寒烈」的蒙古,更適合日本人移居。西原曾經與總理段祺瑞討論過這項歐亞鐵道計劃;他告訴段,只要把山東鐵路延伸到歐洲,青島就可以成為比上海更繁榮的港口。段祺瑞接納了這個「歐亞連絡」的計劃為正式政策,希望鐵道「經過甘肅新疆各省以融化漢回」,連接俄國,使「民族上、國防上,情勢一變」。

 

西原龜三的中國發展藍圖
棉花 將中國農地一百萬公頃的5%用於栽培棉花,年產907,500公噸。由日本每年對華提供一百萬銀元,設置實驗場,以推廣良好棉種和化肥利用。
羊毛 每年提供五十萬日元,在青海、甘肅和四川設立綿羊繁殖試驗場。
礦產 每年提供一百萬元,資助在中國各地進行地質考察。
鋼鐵 在南京浦口建設 「中華民國國立第一制鐵廠」,年製造二十四萬噸生鐵,產鋼八萬兩千五百噸。
鐵道 建立東北鐵道網;把膠濟鐵道延伸至蘭州或青海,進入中亞,直達歐洲。
財政 裁廢釐金,提高關稅,以與黃金掛勾的日圓為發鈔儲備,取代銀兩。

 

 

西原思考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沒有止步於提出一個由日本支配的中日關係,而是認為中國經濟本身就具備重要角色,必須藉助日本力量站起來,而不是處於被動甚至受到盤剝。改革中國稅制和幣制的理由,正是因為幣制混亂和各種雜稅窒礙了中國產業的興起,改革稅制幣制會使得中國的生產和貿易取得增長;在這一點上,西原的看法跟中國經濟學者一致。西原對於中國的統一問題採取了唯物主義的看法,在書中提出:經濟發展和交通完善是先決條件。在缺乏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強行追求武力統一,並不會取得成效;而日本的積極經濟介入正是中國實現政治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快捷方式。

西原一而再、再而三呼籲日本政治家考慮長遠而不是短視的利害關係,並且看到「中日親善」的基礎不是「中日本是同文同種」之類的空話,而是實際的經濟互惠互利;假如日本下定決心走中日提攜的道路,為中國提供財政和資金上的支持,那麼日本的投資和中國的發展就會產生「因果關係」,日本國內資金就不會陷於「固定凝滯」。這最後會促成一個「經濟同盟」的形成,「使政治的結合得到自然鞏固」。

 

5. 安福政權與西原借款:北洋政府的大躍進

 

段祺瑞

 

一般人對北洋政府的印像是「軍閥政權」。實際上,北洋政府在多數情況下維持著立憲議會制政權的型態,而如何控制議會一直考驗著軍方。袁世凱生前宣布國民黨非法,解散了國會,造成南北內戰。1916年袁死後,反對袁氏稱帝的國務總理段祺瑞為求南北停戰,重新召開國會,允許國民黨議員復職,但這開啟了國民黨議員與軍人建制長達的一年激烈政治鬥爭,最後張勛逼迫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並複闢清帝。

1917年7月段祺瑞在帶軍打敗張勛復辟後,反省了之前一年與國民黨在國會政爭的教訓,決意另起爐灶,委派一個「臨時參議院」,其議員多屬梁啟超領導的進步黨。梁啟超也因此得以參與草擬國會新選舉法。他認為士大夫階級應該成為民國的中堅政治力量,並轉化為產業階級,於是決定大幅提高新國會的投票、參選的資產門坎。然而段祺瑞與進步黨合作並不順暢,於是再次另起爐灶,設立政黨「安福俱樂部」,選舉新國會,並出任總理和「參戰督辦」。

在1917年12月到1920年8月,安福俱樂部作為執政黨,是由幾個國會議員派系和曹汝霖所領導的「新交通系」等官僚派系組成的攻守同盟;各派的首領名列俱樂部的評議會每月至少開會兩次,以決定送呈國會表決的事宜,以及安福俱樂部議員的發言內容。安福俱樂部作為一個由軍方支持、實行「民主集中製」的一黨獨大政權,是發展型威權國家中常見的體制。

 

曹汝霖

 

段祺瑞政權也嘗試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亞洲帶來的經濟景氣,因應戰時國際原料價格驟升,進行大量地質勘察與農業調查,並模仿日本,在全國各地成立「經濟調查會」,範圍包括農林、水產、畜牧、紡織、化學、機械、電氣等產業。農商部兩名留歐地質專家丁文江、翁文灝,此時也擬定了大批產業發展的計劃,包括提出在南京浦口建立煉鋼廠。

段祺瑞安福政權的經濟規劃,主要就是所謂「西原借款」。西原為中國設計的發展藍圖極為宏偉,預想了一次產業大躍進。他採納了丁、翁提出的產業發展計劃,發展了張謇的棉鐵主義,項目包括大規模種植改良品種的棉花,使中國可以增加八億兩收入;在中國西北發展畜牧業,大量生產羊毛;以及在南京浦口建立「中華民國國立第一製鐵廠」(「一鐵」),使全國鋼產量從30,000噸躍升到112,500噸。

 

張國淦

 

段祺瑞政府馬上設法為鐵廠提供資金。中國在1917年8月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對兩國停付庚子賠款,並按照之前與協約國列強的協議,逐步落實關稅增加到百分之五。但財政總長梁啟超,遲遲未能爭取到協約國允許中國停付或緩付庚款。1917年11月,美、日簽訂「石井-藍辛協議」,承認日本在華有特殊權益。梁啟超對獲得美國援助感到悲觀,致信段祺瑞說,應該全心全意接受日本的投資,「關稅問題等我依賴日本助我主持」,以及「東三省金融機關決與日本合辦」、 「決行金匯兌幣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甚至對於巴黎和會上的山東問題,梁啟超起初也認為可以「信賴日本最初之宣言[…] 我絕無成見」。

農商總長張國淦對此並不贊同,並且與段祺瑞起嚴重衝突,在其於1930年代撰寫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一鐵」合約只有五條粗糙的條款,明顯對中國不利。但現存的寺內正毅文書中,可以找到西原在1917年8月草擬的浦口「一鐵」的合約草稿,有十三條而不是五條條款,且明文規定鐵廠製品首先滿足中國國內需要,而日本則從餘下的可供出口的製品中購買所需。條文對中國合理,也反映西原希望浦口鐵廠首先服務於中國的經濟、軍事建設需要―― 包括「中央亞細亞橫斷鐵道」。值得思考的是,假如當時中國政府採取梁啟超的建議,決意向日本「一邊倒」的話,結果會否有更大成就?

北洋政府在一戰時期開始緩慢、艱難地走向開髮型國家。可惜1918年,寺內正毅因未能推行西原提出的改革方案控制通漲,在全國暴動中下台。五四運動以後,即便總統徐世昌等人明言希望中日經濟合作,中日之間再難以對此進行討論。段祺瑞作為柏林軍事學院砲兵科畢業生,並親歷俾斯麥統治下的國家社會主義,無疑與張國淦和梁啟超一樣希望中國走向工業化。可惜的是,對於張國淦等疑日派而言,對西原借款的迎拒,無異於中國被迫在齷齪的獨立與全面的盤剝之間作出選擇。

 

田中義一

 

同時,日本軍方田中義一等人反對西原路線,希望中國內亂,製造出兵藉口,援助孫中山發動叛亂。日本軍方自從一九一五年的倒袁活動起,便一直插手到中國的內亂中。參謀次長田中義一是軍方秘密對華政策的總設計師。後來田中反對西原的「援段政策」,認為「一邊倒」政策縮窄了日本的選項,於是繼續在華軍人支持國民黨對段祺瑞政權的反對工作。1916年12月,西原要求寺內召回那些在中國「幹革命」的日本軍人,但寺內未能採取行動。中國的內戰於是變成對立的日本政治勢力的代理人戰爭;一端是西原龜三的和平亞細亞主義和中國的發展主義方案;另一端則是一直謀求擴大中國事端、藉口對華派兵的田中義一。面對孫中山的南方政府一意北伐,段祺瑞把1.45億日元西原借款全部浪費在內戰上,是一項艱難的選擇。西原外交也未能解決山東問題。這些最後都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

在五四運動兩個月後的1919年7月8日,安福俱樂部召開全體議員會,並由日本法政大學畢業生、安福俱樂部議長王揖唐致詞,其演講內容相當於宣布該部將採取措施,研究改革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王揖唐認為在一戰以後,「民生主義為再不可緩之圖」。王覺得共產主義在中國「古已有之」,比如農學家許行等學說,並非外來的東西;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也體現著社會主義精神。王揖唐進而提出,安福俱樂部要採取「為人民謀幸福」的新定位:「替人民直接謀生存,責在政府,然間接替人民謀幸福及生存責任,實在政黨;吾黨既以保育生民為政綱,且居國會之多數黨,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擬在本部特別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王揖唐

 

安福俱樂部黨報《公言報》在1919年6月27-28日刊行的社論提出要「逐次推行社會政策」,提出雖然要防遏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但「社會政策則毫無危險」。該報又撰文介紹日本政府在處理勞資矛盾、設立職業介紹所和建設工人住宅方面的政策。在當年六月,國務院經濟調查會通過採納《保護勞工條例》,全文刊於《公言報》 ,內容包括週日放假、保護幼年工、由廠主設立工人夜校、禁止衛生和安全條件惡劣的工廠招工、規定終身養老金和強制勞工保險等條款。顯然,王揖唐演說的官方立場,延續著1910年代初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並不如一般史學家所認為、僅是一種對社會主義的反動容納,而是對(國家) 社會主義的真誠擁抱。被中國史學界所遺忘的1919年《保護勞工條例》 ,證明北洋政府正朝著解決勞動問題邁出第一步,確實具有「逐次」實施符合工業化新國情、解決勞動問題的社會政策的主觀意願。

 

6. 國家社會主義與現代東亞

 

徐樹錚

 

1919年是一個充滿圣西門主義色彩的年度。7月8日,段祺瑞干將徐樹錚所領導的「邊防軍」(即原定派遣歐洲的參戰軍) 抵達庫倫(今烏蘭巴托) 宣示主權。徐在4月發表《西北籌邊辦法大綱》,提出在外蒙建立近6000公里鐵路,在鐵路兩旁發展畜牧業,並開採阿爾泰、唐努烏梁海的礦產,為此要建立邊業銀行發鈔發債。徐並決定在外蒙推行教育、通婚,以及由漢人行政人員率先學習蒙語。同年,孫中山發表《實業計劃》,列舉了大量國民黨承諾一旦掌權將推行的建設計劃。此書被學界普遍認為是中國計劃經濟的開山之作,是民生主義的宣言。

但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見,孫中山《實業計劃》 的基礎其實是國家社會主義。此文件著重於基礎建設,在棉、毛、鐵等重點產業如何開發,明顯不如西原的計劃來得細緻,甚至可謂乏善足陳。而且,在整個1910年代,北洋政府已經多次討論整體工業化的藍圖,也建立了發展型國家常見的軍方背景一黨獨大製政府。這都是遠在《實業計劃》 和五四運動之前。而五四運動以後高揚的革命社會主義所最後實現的,正是此一國家社會主義發展藍圖。巧合的是,立志「為人民謀幸福」的毛澤東,其老師符定一曾任安福俱樂部議員,並於1949年出任政協委員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

 

龍煙鐵礦公司石景山煉廠

 

北洋政府的工業規劃也要比它來得更具體,其例證之一是翁文灝《鐵業計劃書》 中提到的北方鐵廠選項,在1919年4月落成為龍煙鐵礦公司石景山煉廠,由丁文江出任三名官董事之一;官股利用了一部份西原借款款項。可惜該廠甫投產便因歐戰結束、鐵價大幅回落而損失慘重。新中國成立後,這家鐵廠成為了「首鋼」的始祖,至今仍是中國鋼鐵業的領軍企業。

呈上文,西原龜三和列寧都深受一戰時期德國軍需局長瓦爾特.拉特瑙的計劃經濟體系影響。拉特瑙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一個沒有商業、沒有個人主義、文化上只有樣板戲的「軍營社會主義」構想,預示了日後不少社會主義國家的型態。但是,一個通過全盤動員和合理化而出現的新經濟和新文化體系,首先並不是出現在日本,而是出現在新生的蘇聯。列寧認為,拉特瑙的國家社會主義統制經濟系統可以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一切條件」,反動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加上了無產階級蘇維埃專政後,便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拉特瑙模式於是為「戰時共產主義」以及1920年代後期的斯大林模式計劃經濟工業化提供了基礎。

由拉特瑙統制經濟系統演化而成的西原統制經濟和斯大林工業化模式,在三十年代以降對東亞各國影響深遠。西原龜三在1920年代組織了一個「國策研究會」,繼續提倡統制經濟。其中一名會員是擔任滿鐵社長的山本條太郎。山本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多次提到實行「經濟立國策」的著作。1931-1932年,山本出掌由犬養毅所領導的在野黨「政友會」的政務調查會,提出實行「產業五年計劃」以應對大蕭條,獲得政友會接納為政綱,並於1932年選舉大勝。但犬養毅旋即因為拒絕承認偽滿洲國,而遭到軍人刺殺。

犬養內閣的大藏相高橋是清放棄了五年計劃的名義,但繼續推行財政寬鬆,使日本經濟迅速復原,被稱為凱恩斯之前的凱恩斯。曾參與討論五年計劃的商工省工政課長岸信介,則在1936年出任偽滿實業次長,提出了兩個「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以及「華北產業開發五年計劃」( 1941-1946),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建立起龐大的輕重工業體系,詭異地為中共軍隊日後解放中國和抗美援朝所需的工業力量打下了基礎。

 

岸信介

 

參與草擬滿洲五年計劃的人員,不少是躲避國內政治鎮壓的左派知識分子,熟悉蘇聯經濟模式和馬克思主義。他們在戰後多數回到日本,出任「經濟安定本部」、 「經濟企劃廳」、 「通商產業省」等前線經濟部門,以強力調控手段領導日本戰後經濟奇蹟。岸信介更於1957-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曾當過偽滿軍官的朴正熙,也對滿洲五年計劃留下深刻印象,在1961年軍事政變成功後,在韓國實行五年計劃,先發展輕工業,然後在1970年代初轉而投資重工和化工業。韓國要到1996年,才放棄實行五年計劃,一共實行了七個五年計劃,推動了所謂「漢江奇蹟」。

從1920年代末開始,蔣介石政權開始著手建立國家資本主義,而這個步伐也因為抗戰開始而變得更為緊迫。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在1930年提出過一個五年計劃,而實業部長陳公博也在1932年提出一個四年計劃。該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成員包括丁文江、翁文灝和從英國歸國的錢昌照等人。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深刻影響了翁文灝等人。該會在1935年改組為「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成為國民政府技術官僚的核心,並於翌年提出一個由納粹德國協助實施的「重工業發展五年計劃」,以裝備軍工和電力發展為主要目標,無奈因日軍侵華中斷。

 

翁文灝

 

資源委員會成為大後方產業政策的重要支柱,指導玉門油礦等軍需生產,並開始策畫戰後建設,包括由錢昌照計劃三峽大壩和向上海輸電的工程。1946年,經濟部長翁文灝向資源委員會發表演講,指出該會的任務是要推動國家資本的發展,以實現民生主義,並與國際上的社會主義潮流合流;兩年後,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資委會成為反共的國民政府中的一個左翼的中流砥柱。資源委員會的九成技術官僚在1949年參加新政權,指導了新中國頭三十年的產業發展,其中錢昌照直到八零年代仍然活躍於前線,參與海南經濟特區規劃,並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直至1988年逝世。而去台灣的資委會人員,也包括多名指導台灣起飛的經濟官僚,最有名莫過於孫運璿。

 

錢昌照

 

西原在1954年逝世,其於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講到未能阻止日本陷入法西斯主義並且侵略中國,覺得十分懊惱後悔。假如中國當時充分跟西原合作,西原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成功了,即便不能徹底消滅侵華擴張的意圖,也不難想像日本政界將會出現更多像西原一樣的人和想法,乃至變成主流,甚至把其它右翼精英都爭取過來,使得提出高成本的軍事擴張行動的人如田中等成為少數派,甚至被邊緣化。

 

池田勇人手書 「西原龜三之墓」

 

然而西原在某程度上確實在戰後東亞政治中,留下了跨國發展主義的遺產。西原龜三與於1960年接替岸信介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關係密切,西原龜三墓在1957年立碑時,由池田撰寫墓上「西原龜三之墓」六字書法;而池田上任後,也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完成由西原所開始的、以國民生產增長為中心的經濟唯物政策,以及設法與共產中國和朝鮮重新打開經濟合作,實現「廖承志-高碕達之助貿易備忘錄」(「廖高貿易」),以及為朝鮮的「千里馬計劃」提供融資和設備。

 

津島壽一

 

曾在1918年幫助西原撰寫《經濟立國策》 的大藏相秘書津島壽一,直到二戰後仍然活躍於日本政壇,並在1964年擔任東京奧運會組織委員會會長。津島與大平正芳間的關係如同師徒。大平正芳於1978-1980年間出任首相,其支持基礎是自民黨的「宏池會」派系;該派的領袖是同樣出身丹後地區、於年輕時期深受西原龜三影響並曾出席西原葬禮的前尾繁三郎。大平正芳必然在施政上諮詢前尾的意見,其中幾乎可以肯定包括大平最大的政治遺產——對鄧小平的海外開發援助貸款;這給予剛宣布改革開放的中國以一筆極為重要的啟動資金,並且為西方各國樹立了對中國政治信任的典範。

 

鄧小平與大平正芳

 

西原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扛鼎人,是發展主義的先驅。日本的戰後復興,韓國的經濟奇蹟,中國的崛起​​,都能追源到國家社會主義的建設性影響。國家社會主義貫穿了東亞過去一百多年的經濟建設歷程,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東亞的地緣和經濟格局。

 

發佈日期: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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