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與台灣意識

「五四」與台灣意識(2011.5.5《新國際》)
文■朱高正

 

五四運動固然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青年學生反日示威遊行,但是正如同戊戌新政須往前追溯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五四運動也須往前追溯到1915年「二十一條」的簽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履行協約國義務,派兵強佔青島。翌年1月,其駐北京公使逕向中國提出21條蠻橫要求。袁世凱為交換日本支持其稱帝的野心,竟率爾接受此一被視為「國恥」的勒索。國人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激憤自此引爆。1919年,巴黎和會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更使得此一情緒達到最高潮。而北洋政府內政紛擾、外交無能的窘境更是暴露無遺。知識青年持續的抗爭,造成國人普遍的政治覺醒,收復失土的要求更是日趨熾烈。

外爭主權 內除國賊

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一直延續到1923年,方才告一段落。這一年,國民黨在國家統一的大目標下,宣佈聯俄容共,從而奠定北伐的基礎。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在誓師典禮上發表如下宣言:「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三民主義為基礎,擁護國家及人民利益,故必集中革命勢力於三民主義之下,乃得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其中,「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正是對五四運動的具體回應。

「五四」有兩層意義,其一是愛國主義的發揚,也就是救亡圖存的群眾運動,總訴求可概括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8個字。其次是思想的啟蒙,也就是「新文化運動」,最響亮的口號就是「民主」與「科學」。前者可謂是延續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願,後者則有其不同於以往的全新內涵,它是新時代的產物。

誠如李大釗所說的,新文化運動不是幾個青年憑空製造出來的,而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亦即民國初年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條件,與清廷時期比較,已有重大轉變,民族資本和勞工階級皆有顯著增長。面對新的政經形勢,面對社會上有別於往日的精神面貌,自然需要一套新的思想文化以為因應。

1915年9月,陳獨秀於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首揭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青年雜誌》自第二卷改名為《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李大釗、胡適、劉半農、錢玄同、魯迅等人先後加入編撰的行列。《新青年》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陳獨秀的 〈文學革命論〉、〈偶像破壞論〉以及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都先後在《新青年》上刊登,有關社會主義的介紹和討論也陸續出現。當時,儘管以新文化運動為號召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生,《新青年》卻已定下了基調。

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個啟蒙運動。他們認為,要實現中國現代化,首先必須改造國民性。康德對啟蒙的定義是:「一個人要從歸咎於自己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來。」所謂「未成年狀態」,乃是指若無第三者從旁指導,就無法運用自己理性的狀態。而「歸咎於自己的未成年狀態」,意指:並不是因為其心智尚未成熟,而是因為缺乏勇氣和決心,以致不敢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性。

啟蒙就是要鼓勵每一個人敢於認知、敢於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啟蒙鼓勵每—個人──不管其職業,不論其貴賤──針對可以公開評論的事物,去運用自己的理性。也只有每一個人敢於將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或感受公開表達出來,別人才有機會針對他的看法或感受予以公開批評;而他也才有機會,針對別人對他的看法或感受所做的批評再予以公開批評,一個公開論辯的情境於焉成形,這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換句話說,啟蒙鼓勵大家不再依賴他人,自己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性,勇敢站出來,面對世界,同時也對自己的所思、所欲、所言、所為負責。他不再是別人的未成年子女,也不是別人的奴隸,他是他自己的主人翁。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說法,其實已為康德的定義做了相當好的詮釋,他說:「解放云者,脫離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從這段文字可見陳獨秀對於啟蒙與獨立運用自己理性於生活實踐的關係,已有相當清楚的認識。

掃除蒙昧 啟發民智

然而,新文化運動「掃除蒙昧,啟發民智」的素樸啟蒙理想,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焦慮情境下,並沒有舒緩從容操作的空間。救亡的急切往往使得「五四」人物在理性思辯上只重視其效用,而忽略其本義。從大時代的脈絡來看,新文化運動中會出現「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激情口號,也許並不足為奇。因為,在當時的思潮中,「民主」與「科學」是舶來品,Democracy是「德先生」,Science是「賽先生」,兩者是當代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價值。因此,從西方國家揚威四海而中國積弱閉鎖的現實經驗來看,「全盤西化」這一偏激口號中所蘊藏的向西方學習的內涵,未嘗不是救亡圖存、追求國家富強最便捷的途徑。

此外,當時的革命青年普遍將中國的衰敗,歸咎於舊王朝的封建體制和貪腐成性、阿諛成風的官僚,並認為舊體制的權威正是根植在傳統文化的土壤裡,而傳統文化又以孔教為代表。因此,陳獨秀說:「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李大釗說,「孔子者,歷代君王專制之護符也。」可見,「打倒孔家店」所傳達出來的訊息,實是對封建體制的厭惡以及對權威的不滿。

李大釗很清楚這種反傳統文化的邏輯,他說:「故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也,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五四」思潮的形成,有當時的時空條件,如今時過境遷,儘管追求國家現代化的熱情未減,我們面對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理應重新評估。現在是一個新的轉捩點,在傳統文化已無需成為封建體制的代罪羔羊、在知識菁英與西方文明已有一段長時間的對話、對於民主與科學的內涵也有更貼切了解之後,另一波文化啟蒙運動也許正蓄勢待發。

筆者主張以「重建文化主體意識」做為文化再啟蒙運動的目標。對個人而言,主體性的凸顯是表現在認識自己、批判自己、超越自己、從而創造自己;就整個民族文化而言,則是表現在認識傳統、批判傳統、超越傳統,從而創新傳統的過程。

一個具有文化主體意識的民族,知道面臨問題時,如何衡量客觀的條件和主觀的能力,知道審時度勢,深入大環境,而後將問題加以解決。百餘年來,我們的文化主體意識幾近淪喪,因為我們面臨問題時,並不是自己直接掌握。由於對傳統文化缺乏信心,於是掙扎於中體西用、全盤西化、留日派、留德派、留美派、留俄派……的糾結之間,政隨時轉,缺乏一貫的立場。誰掌權,就由誰決定使用哪一派的解決模式,其結果常是偏執自是,或是藉機結黨營私。

一旦具有文化主體意識,在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就不再只是優劣或取捨的問題,而是彼此之間積極的互動與對話。在引進一套制度之前,一定會先做比較制度的研究,知道某一套制度在哪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哪一個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之下,用來解決哪些問題。

我們在學習別人的制度之前,總要先確立一個大方向;既然有必要引進新制度,就要有能力將現有的制度做合目的性的調整。同時,我們也能夠不卑不亢地面對自己的文化,體認到我們絕不僅僅是傳統文化的承襲者而已,我們更肩負著檢討、批判、創新文化的責任;我們不只是被動地、無意識地承受傳統文化的「客體」而已,我們更是重新評價傳統文化,進而開創新文化的「主體」。如此的傳統才是活的傳統,如此對過去的傳統文化負責的文化創造,才是真正的文化自由創造。而這一切,得從喚醒全民族有意識地接受,有意識地承認我們傳統文化之為我們所固有、所獨有的做起。

社會主義遭到無情塗抹

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是海峽兩岸知識菁英共同努力的目標。但由於兩岸長期隔閡,尤其自從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更由於意識型態的對立,中共內部有反右鬥爭,台灣當局則在全球冷戰體系中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全面執行非共化的政策,在教育和文化傳播上一切皆以「反共」、「仇共」為主軸,終致國民黨史官刻意扭曲或隱匿中國現代史的真相。經過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全面肅清,與社會主義有關的任何人、事、物,幾乎被清除得一乾二淨。幾十年嚴酷反共政策的積累,使得台灣當代的知識菁英在世界觀、在知識的領域上,都產生難以彌補的空白。即使在戒嚴體制解除,政治逐漸邁向民主化之後,其後遺症仍然歷歷可見。

而「台灣意識」原是淵源於日據時代知識青年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抗爭。和維新運動、五四運動一樣,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基於共同悲願、基於歷史責任感而產生的自主性大結合。他們或是抱持深厚的漢民族意識(如蔡培火、蔣渭水、陳逢源),或是思想上傾向社會主義信仰(如連溫卿、王敏川、楊逵),都是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深惡痛絕,對社會上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又有強烈的正義感。

誰知,台灣社會自1987年解除戒嚴、走向民主化之際,本土意識抬頭,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遂競相以民粹式的煽情言論吸引選票,在政爭相激相盪之下,「台灣意識」在有心人刻意扭曲之下,竟質變為「台灣獨立意識」。

台獨論者向來就與美、日強權有相當溫存的關係,「反帝」思想於他們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而台灣長期反共仇共的教育,又使他們對日據時代左翼青年的信念及活動毫無所知。

對台灣本身歷史的扭曲與疏離已是如此不堪,更甭談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瞭解了。台獨意識的高漲,國民黨史官要負絕大的責任。他們對近百年的歷史肆意竄改、杜撰、隱諱,使得台灣同胞對當代中國的暸解,僅一知半解。尤其在反共的大旗之下,凡是涉及社會主義在中國生根、成長的部分,均遭到無情的塗抹。

台灣知識界對「五四」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主要正是因為「五四」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發展的醞釀期。「五四」之後,社會主義即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從此以後,社會主義與中國歷史的進程即不可分割。我們可以說,不瞭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即無從瞭解當代的中國,也無法如實了解台灣的歷史。

捨棄了社會主義的內涵,台灣同胞對現代中國根本無法做全面的瞭解。從辯證觀點來看,「部分」與「全體」是一個對立的統一體,兩者的存在是互為條件的。沒有「部分」,「全體」就難以想像;沒有「全體」,「部分」就不成其為部分。「部分」乃瞬間的「全體」,「全體」乃長時段的「部分」。缺乏對「全體」的關照所了解到的「部分」是片面的,同樣,缺乏對「部分」做深入的認識所瞭解到的「全體」也是虛妄不實的。吾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正是建立在一連串「部分─全體 ─部分─全體……」的無止境辯證超越之上。

也就是說,部分與全體不能分割,捨棄部分,即沒有全體;捨棄全體,就沒有部分。對部分的理解,是建立在對全體的掌握上,反之亦然。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近、現代史以及兩岸的關係,我們會獲得更清楚、更豐富的面貌。

國民黨史官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史實蓄意遮掩,不僅使台灣同胞對中國現代史的認知產生知識上的斷裂,同時也由於自我設限,對世界局勢無法如實掌握,以致窄化了自己的世界觀。最嚴重的是,早年國民黨的多位領導人也曾浸潤在社會主義的思潮當中,一旦刻意將此一部分抽離,國民黨本身也難免自我蒙蔽、自我扭曲。

竄改遺囑 扭曲歷史

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上說:「哲學家們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重要的是在於改變世界。」他死後,這一句話做為墓誌銘刻在他的墓碑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會那麼快成為知識界的主流思潮,當是其革命實踐的性格正好呼應了當時知識菁英救亡運動的激情。在他們躁動的年輕心靈裡,已迫不及待地要改變那個強權侵凌、國賊當道的世界。而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給予苦悶的知識分子極大的鼓舞。列寧首先伸出友誼的雙手,宣佈放棄所有在中國的特權,更贏得所有中國人民的肯定與歡迎。當時在那一片被帝國主義和軍閥踐踏蹂躪的大地,正好是最適合社會主義醞釀、生根、成長的沃壤。

李大釗在1919年5月,也就是「五四」青年在北京遊行示威之際,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首度系統地介紹馬克思的學說。1921年初,第三國際殖民地委員會秘書馬林抵達中國,受到進步知識分子的熱誠接待。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是積極的共產黨員,也是理論的先鋒。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發表聯合聲明,確定「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熾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10月,蘇聯共產黨人鮑羅廷到廣州,協助孫中山進行國民黨的改組,確定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等「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這幾個字,曾寫入國父遺囑,後來被國民黨史官硬行刪除。由此可見,我們在台灣所讀到的歷史,連遺囑都可以被竄改,遑論其他!

雖然孫中山在演講中多次提到「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容共的政策還是在國民黨高層引起重大的爭議。孫中山、廖仲愷皆贊成,汪精衛、胡漢民則持反對立場。這已為孫中山逝世後悽厲的「清黨」埋下了種子。

1924年1月,國民黨舉行改組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李大釗即成為加入國民黨的第一位共產黨員,並列名國民黨中央委員,毛澤東則為候補中央委員。

聯俄容共帶來的立即效益就是黃埔建軍。在此之前,國民黨並沒有自己的軍隊,需要用兵時,都要借助於地方軍閥。聯俄容共之後,孫中山從蘇聯取得金錢援助、飛機槍砲以及軍事顧問,終能創辦黃埔軍校,國民黨開始擁有自己的「槍桿子」。

黃埔軍校初創時,有不少共產黨人擔任高級幹部,如周恩來為政治部副主任,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後來列名中共十大元帥的聶榮臻、徐向前、林彪也都是出身黃埔。蔣介石能獲得校長的職位,正因為他在此之前曾被孫中山派往蘇聯考察蘇聯紅軍建制。蔣介石當時支持聯俄容共,被視為是國民黨內部親蘇聯勢力的代表,有「紅色將軍」之稱。

國民黨的聯俄容共也許是基於策略上的需要,但是能夠迅速在黨內通過扶助農工的重大決策,可見當時的國民黨對於社會主義並不排斥。孫中山亦自認為,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

可是,隨著1925年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高層的權力鬥爭日愈慘烈。汪精衛和胡漢民之間因「國民政府主席」地位之爭,雙方勢同水火。蔣介石則在黃埔內部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隊,時而聯汪制胡,時而聯胡制汪。當時的中國依然四分五裂、軍閥當道,而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這國民黨內三大巨頭的鬥爭,實不脫軍閥佔地為王、挾私報冤、交互攻防的行徑。

「清黨」殺戮 國共仇恨深植

1925年8月,廖仲愷被國民黨內右翼分子刺殺,背後主謀者指向胡漢民,胡漢民因此被逐出廣州。1926年3月,又爆發「中山艦事件」,汪精衛被指為意欲劫持蔣介石的主謀者,於是被迫出走法國,離開權力核心。這兩大事件對國民黨日後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其事實真相卻迄今成謎,一直是眾說紛紜的歷史公案。可是,就其結果來看,廖仲愷死,胡漢民、汪精衛相繼失勢,蔣介石是最大的獲利者。從此以後,國民黨內他一人獨大,幾乎掌握了所有的資源。

唯一不在他掌握之內的,是原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勢力,於是,有1927年的「清黨」。從4月12日在上海血腥鎮壓左翼群眾運動(412事件)開始,兩個月內,在蔣介石指使下,被黑道暗殺、被軍隊搜捕殺害或在示威中被掃射屠殺的共產黨員和工運人士,根據當時英文媒體《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的估計,在5千人以上。國、共之間從此結下了深仇大恨。而往後國、共對峙、內戰、相互殺戮的歷史場景,就在這裡拉開了序幕。

蔣介石以對抗蘇俄陰謀之名,合理化其1927年的「清黨」,清黨後進行黨籍總檢查,黨員重新辦理登記。1949年,蔣介石退守台灣,驚魂甫定,即又透過情治單位進行了另一次黨籍總檢查,可以說是再一次的「清黨」,也是來台後第一波的「白色恐怖」。翻開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幾乎每天都出現「匪諜××等數犯,昨日槍決伏法」之類的標題。在此背景之下,別說是社會主義,只要有任何左傾思想的嫌疑,或不慎與左傾者有任何關係,恐怕都難逃被網羅的命運。

除此之外,1950年代初期還發生了「吳國禎案」和「孫立人案」。省主席吳國禎和陸軍總司令孫立人相繼被整肅,這兩個案件迄今仍有許多謎團未解,與早年的刺殺廖仲愷案和中山艦事件,如出一轍。吳國禎、孫立人被清除後,國民黨內再也沒有異音。蔣介石在台一人專政的態勢形成,而蔣經國接班的障礙也大致排除。

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灣人最痛苦的記憶,無非是1947年的228事件和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解除戒嚴之後,要求追究過失、為受難者平反並還原歷史真相的聲浪不絕如縷。但是,如果我們對國民黨的了解僅限於其來台之後的作為,恐怕只能捕捉到所謂「歷史真相」的吉光片羽,自然也難以全面平反。但是,部分的平反,並沒有辦法使該部分的真相重建。因為,部分的詮釋,不能捨棄對全體的了解而存在,對部分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全體充分的掌握之上。

譬如,從「部分」來看,「228」在台灣通常被理解為族群衝突的事件,由此擴大為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之間的對立,也因而成為台獨論者廣為利用的一個圖騰。從「全體」來看,在大時代的歷史脈絡中,「228」並不是孤立的事件。根據統計,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到1948年4月18日宣佈動員戡亂,短短兩年多期間,全中國至少有13省爆發重大的民變。而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中央政府頹腐無能,戰後將士復員工作徇私苟且,非蔣介石嫡系者輒遭罷黜,而淪陷區的接收則混亂失序,放任貪官污吏藉機橫徵暴斂,於是民怨四起,紛紛採取自力救濟的抗爭。對於蜂起的民眾抗爭事件,國民黨政府非但無力疏導,反而動輒以「防共剿匪」為名,施予武力鎮壓。1947年的台灣正是類似的情境。因此,事件在本質上應是一場反貪污、反腐敗的民變。

當然,做為一場反貪腐的民變,「228」在台灣特定的歷史時空條件下(甫從日本的殖民統治解放出來),也難免存在族群矛盾的部分因素。但是,捨棄全體,而僅追究其部分,最後連這部分也將失真。在台灣,人云亦云之下,「228」恐怕已是一個失真的記憶。

對於白色恐怖的回顧亦然。若是不瞭解國民黨從「清黨」到「剿匪」的種種歷程和手段,若是不了解美國「麥卡錫主義」在國際反共陣營中的擴張,恐怕無法理解國民黨的反共情結。受害者若是只從自身不幸的部分來看,恐怕只能歸咎於情治單位的草率浮濫,以及命運的捉弄。

康有為:棄台民即散天下

同樣的,據此「部分」與「全體」對立統一的概念,來看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幾度大結合,台灣與近、現代的中國也是互為「部分」與「全體」的關係。

譬如,維新運動是源起於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指出「棄台民即散天下」。之後,又在《上清帝第五書》寫道:「割台之後,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而從日本的戰略觀點來看,攻佔台灣,乃為侵略中國做準備。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所提出的是:「直衝威海衛並攻略台灣方略」。其前任首相松方正義則主張:「台灣之於我國,正如南門之鎖鑰,如欲向南發展,以擴大日本帝國之版圖,非闖過此一門戶不可。」

日本取得台灣之後,果然不斷擴張其對中國的侵略,1914年出兵山東,翌年提出「21條」要求,終於引爆五四運動的知識青年大結合。而台灣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若是忽略「五四」的影響力,便無從理解。

1919年底,台灣留日學生蔡培火、蔡惠如等人即組成「聲應會」,取其與大陸知識青年同聲相應之意。他們研究中文、用中國年號、稱中國為祖國。不久,組織規模更為龐大的「新民會」出現,並標舉「五四」的啟蒙理想,創辦《台灣青年》(刊名仿陳獨秀等人的《新青年》,創刊號並邀到蔡元培的題字),做為在台灣推行啟蒙運動的機關刊物。他們更組成「文化講演團」,利用暑假返台,巡迴全島,展開文化啟蒙的工作。觀其講題,如「現代思想的基調」、「科學態度與日常生活」、「自由人講自由話」、「弱者之解放」。這無不與「五四」所倡議的「民主」與「科學」遙相呼應。

1923年,聯俄容共的前夕,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刊物更擴大為《台灣民報》,並逐漸從半月刊改為旬刊,到1925年改為周刊,可見其活動之熱絡壯大。《台灣民報》以白話文寫作,並大量轉載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的作品。可以說,台灣的新文化運動與祖國的新文化運動,是齊軌並進的。而在新文學的創作上成就最高的,當推有「台灣新文學之父」美譽的賴和。

賴和於1919年到廈門行醫,正是「五四」運動最高潮的時候,他直接感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並廣為閱讀新文化運動的刊物。賴和的白話文生動犀利,小說諷世、抗爭的氣味濃厚,正是「五四」創作者的鮮明風格。賴和對同是醫生出身的革命家孫中山尤其景仰,孫中山逝世時,他寫下如此哀慟的輓詞:「使這天宇崩,地軸拆,海橫流,山爆裂,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間,永遠永遠的不滅。」

「五四」之際,台海兩岸的知識青年同時推動新文化運動,對啟蒙的理想同樣抱持獻身的精神,而抗爭的對象又同樣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封建傳統的威權。對於當時最動人的口號「民主」與「科學」,他們應該也有過共同的思考。如今,同樣分處於台海兩岸的知識青年,對「民主」與「科學」又有什麼新的認識?在長期的隔閡和意識型態割裂之後,對於德、賽兩先生真實內涵的認知,究竟是更為分歧,還是有更深的共識?這是我們在紀念「五四」時,不能不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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