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與學習的「升級」

思考與學習的「升級」

◎許寶強

 

【編按】香港「反送中」運動至今,許多過去以專業與中立自持的公務員也紛紛出來要求特區政府解決現在的政治困境、監督警察權力,8月2日晚上一些公務員更出來舉辦集會表達意見,與此同時,現行運動已經直接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一些抗爭者更受到暴動罪指控,抗爭開始進行道德呼籲,希望8月5日展開全港大罷工。固然,一國兩制的政權與特殊的金融資本買辦結構,於方方面面都構成了矛盾與壓迫的結構因素,尤其是面對政府如何處理矛盾問題、警察至今的手法等等,抗爭者一而再地走上街頭,當中的壓逼感受深深涉及了「一國兩制」的矛盾:不變的想像的崩解與恐懼,而一個原初不變的「香港」成為某種精神上的寄託與政治象徵。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當中,為了對抗暴力(尤其是警察暴力),抗爭者與支持抗爭者表達出一種不顧一切的集體憤慨,以暴力為他者進行行動的升級,不斷地構築與強化出一種青春化、浪漫化、道德美學化的政治想像作為行動的基礎與動力。

這種浪漫與道德美學化的運動動力,促成了行動的動力,但是行動究竟為了什麼?例如,號召罷工(尤其是公務員或港鐵)意味著什麼?為了行動升級而升級,只是一種一日性的政治立場象徵與表態?表態希望達到什麼?如希望達成某種政治癱瘓以向政府施壓,癱瘓是現階段希望達到的目標嗎?癱瘓可以取得什麼呢?工運組織與勞動的條件本身就不良下,長期罷工的基礎為何?罷工對於勞工、以及盤根錯節的金融地產資本利益又意味什麼?政治性癱瘓又能對他們帶來什麼影響呢?又例如,「光復香港」意味著什麼?一種將殖民時期神聖化的香港,或完全分離並排除中國之外的純粹香港嗎?如果是,最終走向是可能並可欲的嗎,還是變成排斥的、內耗的並悲情式的終極一戰呢?如果不是,究竟「光復」與「香港」所指為何?這些行動與口號又與目前的五大訴求何關?五大訴求是看似團結各自兄弟爬山的最大動員公約數、一種政治立場表態,還是是在短期內具體可要求港府某個程度能夠回應的目標呢?

對於一些參與者來說,這些問題或許太複雜、太離地、難以回應自身立即的憤怒。然而在道德化的情感感召之餘,究竟行動的大方向與願景是往何方去呢?近日許寶強老師的幾篇文章,一如過去,強調「思考」的重要。「思考」不僅是批判港府的缺學無思,同時也提醒運動不能只著眼於形式策略,應於思考與學習上進行升級,更為根本地釐清與分析目標、手段、社會脈絡形勢,意味著運動不要落入既有暴力結構的邏輯,應尋求更為根本的共同政治願景與價值。本文原載於2019/6/30《明報》,感謝許寶強老師授權轉載。

反送中遊行,Wongan4614攝,維基百科。

 

超出很多人的預期,雨傘佔領清場前的「We’ll be back!」誓言,竟會在DQ議員、補選失敗、「勇武」「和理」同被判刑的民主運動低潮中,於今年六月以波瀾壯闊的「反送中」強勢回歸。同樣出乎意料的,是「反送中」克服了之前的社運分裂,讓抗爭能以分工互補的多元行動形式展現,公民不合作遍地開花,沒有大台卻有組織,時而「和理」時而勇武,包圍衝擊伴以溫柔詩歌,鼓舞了百多二百萬民眾上街,迫使目中無人(民)的政權「暫緩」修例,令缺乏靈魂的「道歉」成為掌權者的「風土病」,逐步走出後佔領的社運頹勢。

然而,政權的策略性「暫緩」與公關式「道歉」,並沒有任何實質的退讓。一眾政府高官、專制政客,仍然拒絕承認強推修例所犯下的真正錯誤和彌天大罪,包括破壞合乎公義的立法和司法程序、公然以謊言取代實證、用制度和警察暴力排擠溝通對話、漠視普羅市民和專業社群的意見。概括地說,就是心中唯權力、目下無他人,超越了人類作為共同體的倫理和道德底線。

面對200萬的民意壓力下,政權依舊避重就輕,借「暫緩」來掩飾「送中」修例可以隨時再次啟動,「道歉」之餘仍強調「初心」之正確,極度藐視200萬民眾「撤回」的訴求,也不解除抗爭者仍然面對「暴動」起訴的威脅,亦不願設獨立委員會徹查事件,更一點也沒有向受警方和制度暴力所傷害的民眾表示關心、給予賠償。而強推修例、引起事端、製造矛盾、激化對立、誠信破產的高官政客,不僅沒有人問責下台 ,還可以厚顏無恥地「希望」社會讓他們「繼續服務市民」。

然而,經歷傘運佔領及其後的政治起伏、內耗分裂、秋後算帳,願意思考和學習的抗爭者和普羅民眾,業已快速成長。相反,受極權邏輯感染的高官建制,仍然缺學無思,甚至變本加厲、粗暴濫權、表現拙劣。此消彼長,當政權受壓於200萬民意,欲重施拖延戰術,作策略性的「暫緩」與公關式的「道歉」之後,民眾的集體回應是:「行動升級!」

 

學習如何「升級」 或學習就是「升級」

「行動升級」的訴求,於雨傘佔領運動的中後期,在一眾不甘心佔領無效的抗爭者當中,逐漸成為共識。雨傘運動中的「升級」,主要是指衝擊或包圍等形式,希望能用更激烈的行動,迫使政府讓步,推進真普選。然而,「反送中」的「升級」行動,則呈現出更多元的面貌,從媽媽集會爸爸遊行,到圍堵警署接送放工;從創意文宣社區放映,到眾籌廣告領館請願;從守護香港到衝出國際。就形式來說,今次的「升級」,比傘運時多了點創意,減卻些偏執。不過,除了形式的多樣性之外,一個更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各種抗爭的「升級」行動,是否能夠達到「升級」的效果?或怎樣的行動,才算是真正的「升級」?

「升級」成為抗爭運動的關鍵詞,大抵始於雨傘佔領期間。與此相關的另一組關鍵詞,是「勇武」vs.「和理非」。由於部分傘運參與者認為靜坐、遊行、佔領等「和理非」方法,完全無效,因此要求「升級」,也就是採取更激烈的抗爭形式,包括圍堵、衝擊等被認為是「勇武」的行動。換句話說,傘運有關「升級」的想像,主要集中於行動形式的轉變,較少探討行動與目標之間的聯繫。

「升級」之所以必要,應是為了能更有效地達至抗爭的最終目標,這大概不會有太大的爭議。以傘運為例,「升級」的短期任務,自然是撤回人大8.31決議、啟動真普選;而終極願景,則大抵是追求每個人的「命運自主」。與之對比,「反送中」運動的主要訴求,是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收回6.12暴動定性、撤銷所有政治檢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濫權、林鄭月娥等主責官員下台;而抗爭者的長遠目標,應該是保衛我城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要判斷行動是否「升級」,或能否達到「升級」的效果,不能單看形式,必須分析行動與短期目標、長期願景的連繫,前提是釐清抗爭目標的真正含意,以至分析抗爭行動所置身的社會脈絡及所可能產生的效果。例如,「鳩衝」或「鳩坐」之所以「鳩」,並不是源於衝擊圍堵或靜坐遊行等行動形式的先天缺陷,而是由於某些「衝」或「坐」的行動,脫離了特定的政治環境、社會條件和文化氛圍,因而產生不了「升級」的效果,甚至可能適得其反。

更壞的是,當「升級」只是依據行動的激烈或暴力程度而劃分,很容易會墮入「窮得只剩下暴力」的政權所容許甚至鼓勵的「反抗戲碼」,在這種把抗爭窄化為「顏色革命」、「暴力至上」的「抗爭劇目」中,採用政權極之熟悉並樂於使用的暴烈行動形式,在國家機器壟斷所有暴力手段的社會脈絡下,並不特別有利於抗爭,自然更難達至真正的「升級」效果。

最後,讓我們回到根本的問題:如果抗爭的目標和願景是阻止濫權、保衛能守護公義的法律和令人民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採用暴烈的手段,是否一種相適應的方法?暴力跟極權的目標——把人變成活於謊言管治、白色恐怖下的非人——是否相對親和?還是較容易與公平正義、「自由香港」等願景接合?這恐怕是民眾在選擇「升級」的行動形式之前,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循這個角度思考,「升級」行動,必然包括深入和細緻的研究學習:一方面釐清短期目標、長期願景的具體內容,另一方面分析社會脈絡的動態變化,並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之上,探討不同的抗爭形式與行動目標、社會脈絡之間的扣連,再選取能有效地針對目標、接合環境的適當行動。這大概才是「升級」的真意。

 

策略考量以外的終極「升級」

如果行動形式不足以判別「升級」與否,那麼加上策略性地分析社會現狀和國際局勢,又是否足夠?

以最近的領館請願、全球登報這兩輪「升級」行動為例,發起行動者的主要判斷,大抵是認為在G20會議期間,港人向國際發聲,應可加強中國政權承受的壓力,甚至有可能迫令其撤回「送中」條例。然而,這樣的政治判斷,建基的是怎樣一種對國際政治和國家政權行為的假設?這些假設和分析又是否可靠?更根本的問題是,這種嘗試借助國際政治博弈形勢的策略取態,當中隱含的價值倫理,與抗爭的目標和願景又是否一致?

「反送中」運動的幾項短期訴求,指向的是林鄭政權,因此「升級」的想像,亦往往聚焦於向政府施壓。然而,向政府施壓並非「升級」的目標,更非抗爭運動和民眾的願景,而是一種建基於策略分析下的工具性手段。如果這些手段所蘊含的原則和價值,偏離甚或違背民眾抗爭的願景,那麼儘管這些策略性的手段,或許真的能夠向政權施壓,但卻很可能於過程中更遠離「升級」的終極目標。例如,假若運動的長遠目標是抗拒把人變成活於謊言管治、白色恐怖下的非人,那麼「升級」行動,就不可以運用政權的弄虛作假文宣伎倆,儘管謊言恐懼可能更有效地動員更多人向政權說不。同理,如果我們鄙視無視公義的權謀利益交易,也就不應以建基於權謀利益的策略取代光明磊落的公義訴求。換句話說,不能為了打敗惡魔而首先自身成魔。

因此,輔以策略性分析的行動,也不足以校正「升級」的方向。只有當我們把「反送中」的目標和願景,放回探討何謂「升級」的中心位置,並以此扣連各種策略和行動,才有可能突破形式與策略的局限,回到根本的原則與關懷:決定「升級」與否,從來都是行動形式——社會分析——目標願景的扣連。

循這角度回看近期「反送中」抗爭的「升級」行動,可得到一些新的啟示,包括釐清到領館請願與眾籌廣告這兩個行動之間的微妙分別。到外國領館請願,多少帶點國際政治框架下,建基於實力和利益博弈的計算。相反,於全球不同地方登報發聲,針對的對象更多是當地民眾,焦點似乎更在於開拓一種「民間外交」。依賴國際政治的實利計算,相信「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希望借助其他政權的力量,迫使中港政權接受香港民眾的要求,建基的是這樣的一種假設:政權的考量與大部分民眾——包括受不公義對待者——的利益可以是相容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的「勝者全取」邏輯主導下的當代世界,當少數政商權貴掌握大多數的資源,上述的假設是很值得商榷的。例如,美國政府恐怕更願意大力支持以色列政權,而非站於長期受欺壓的巴勒斯坦人民一方;而當特朗普政權對國民的醫療保障也不願負擔,我們更難相信這個只想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美國政府會真心誠意為香港人面對的不公義發聲。

相反,透過民眾與民眾的跨國溝通理解,嘗試建立一種世界公民的互助倫理,希望在強大的全球民眾支援和保護下,抗拒不公義的法律和各種濫權暴力,也許與港人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的願景,更容易連繫上。當然,如果領館請願或眾籌登報等「升級」行動,在要求別人關注港人福祉的同時,也同樣(及要求各國領館和民眾一同)關注及支援其他地方遭受不公義對待或被政權打壓的民眾,例如最近被蘇丹軍政府暴力鎮壓的示威者,共同守護讓全球人類「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共同價值,大抵也是一種有助抗爭走向終極願景的升級行動。

 


「今日香港,今日台灣」活動

 

發佈日期:2019/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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