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的情感共同體政治

「恐懼」的情感共同體政治

◎Josef

 

【編按】「恐懼」一方面促成了人們對穩定的想望,這是政權常用以建立管治的基礎,另一方面恐懼也可能刺激創造性的行動以擺脫恐懼的威嚇。本文特別借Mabel Berezin的觀點指出,穩定而令人安心的政權是一國之內國民互愛的條件,相反地如果政權不穩定(如戰爭與不自主),也會促使人民無法擁有安全感,民間便會形成帶有恐懼甚至憤怒的「情感共同體」,既是人類沒有安全感時、直面威脅時的基本反應,也是政體失效、無法疏理和穩定民間情緒的結果。香港「反送中」持續多日,涉及了香港對於中國政府與香港政府的不信任與恐懼。作者認為,香港本來就潛藏不安,而「一國兩制」所設想與提供的「五十年不變」的穩定感,也因為各種政治事件使得穩定感存在的條件都一一消失;相應地,民間如何面對恐懼,有賴更多的連結溝通。本文轉載自2019/7/28《明報》副刊周日話題,,原標題為〈逆權恐懼:香港的情感共同體〉,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愛思左主辦的「今日香港,今日台灣」於8月10、11日仍有兩場,歡迎參加!

 

「illiberal politics in neoliberal times: culture, security and populism in the new europe」的圖片搜尋結果

Mabel Berezin於2009年出版的著作,圖片來源:google books

 

已退休的牛津大學文化人類學家David Parkin說,集體恐懼分兩種:一種是「敬畏」(reverential fear或respectful fear);另一種,我試翻譯為「逆權恐懼」(raw fear)。現時香港很合乎「逆權恐懼」的概念。

 

從恐懼中渴求穩定

「敬畏」是一種政權很想要的恐懼,是權威得以樹立的基礎,可控制人。如果成功製造出使人害怕的影像、輿論或場景,人感到自己的脆弱,便會服從。無數思想家說過恐懼可以治理人民。例如16世紀英國思想家Thomas Hobbes說,人們害怕在戰爭般的自然狀態中死亡,這種人與人之間混亂地互鬥至死的恐懼,會促使人渴求政權帶來穩定。這些恐懼,展現出來的人類行為是一種可知的恐懼(knowable fear),政權感到可以預測,方便管治。

但歷史上還有一種相反的恐懼反應,無論如何也無法被馴服。Parkin認為,此恐懼在制度的受害者身上可見。這些人既感到政權和秩序的壓迫性威脅自己的尊嚴和生命,但又同時展現出變幻莫測的創造力,不斷逃離權力的威嚇與操控。近二十年,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研究恐懼的文化和政治,聚焦於恐懼如何被建構出來,很少關注由恐懼逼出來的創造力,關注Parkin的文章的人也不多。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Robert Wuthnow也是一個罕有地關注這方面的學者。他認為恐懼不一定是使人脆弱無力的負面情緒,因為焦慮和恐懼的處境往往可以刺激人不停想做些事,讓自己感到有能力掌控自身。

 

從恐共心理進化

執筆之際,網上似乎冒出一種集體情緒:恐懼7‧27的光復元朗會有大事、卻又有必須保護別人的義務,這就是逆權性的恐懼。我想指出的是,不論短期內香港會否遇上災難或「攬炒式」的鎮壓,我相信香港現時的逆權恐懼不會有太大改變。

現時的恐懼,跟過去多年的「恐共心理」截然不同——它最恐懼的是一幅在1989年坦克車的畫面,此痛苦的回憶不斷回來,成為人們的參考去判斷政權的心意和行動;今天上連登和facebook,會發現很多人不是不怕(雖然也有人似乎真的不怕),但會認真從國際關係、經濟、影像技術和地形分析「出動」的可能性和方式是什麼,如何在恐懼下行動、卻又保住安全。此刻,不滿政府的市民正在準備進入元朗買老婆餅和拜祭李鵬,以回應上星期元朗無差別攻擊所帶來的恐慌,希望令元朗再次變得人多興旺,克服恐懼。

此公眾的情緒及其行動形態得以形成,可以從體制的角度去思考。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因為一國兩制,香港既有威權、又有自由的成分,因此既恐懼、又逆權。但社會學家Mabel Berezin曾提及「令人不安的政體」(insecure state)的概念,清楚解說體制如何使民間滋長恐懼。

 

政體愈安穩 國民愈敬畏

她從政治情緒學的角度出發,考察了現代民族國家形成時的情感結構。一個國家的國民之所以有互相體諒的同情和愛,並非無條件的:前提是先要有一套可以疏導情緒的制度、邊界和定期的儀式去使人感到免於威脅,人感到安全,便感到制度值得敬畏和捍衛。假如人們創造出一套穩定人心的體制,有健康的情緒,那便是使人安穩的政體(secure state)。相反,處於戰爭或沒有自主性的政體,便是令人不安的政體。

Berezin說,當制度無法為人民帶來安全感,民間會出現情感共同體(community of feeling),而且很多時是一群帶着恐懼、憤怒甚至怨恨的人,因為這是人類沒有安全感時、直面威脅時的基本反應。不安的人聚在一起,便會感到安全。情感共同體是政體失效、無法疏理和穩定民間情緒的結果。

此刻,我們很可能正在見證一個「使人不安的政體」如何使一個「情感共同體」快速形成。香港本來就是潛藏不安的制度。晚期的殖民地制度被所有人(包括中國)共同認為是一套成功的規範,所以它延續五十年,好像是一種安全感的保障。但五十年的年份,其實也在提示了你保障有限期。官方又可以忽然說,原來國際性的契約沒有現實意義和約束力。上街會面對不公平的暴力對待。去參選,選舉主任可以DQ異見者,使很大群人無法在本來約定俗成的體制內找到自己。當所有晚期殖民地時期使人感到安穩的條件都失去,不同人努力尋找共同感受者,便會形成分享共同情感的共同體。

德國思想家Hannah Arendt說,一個政權要生產恐懼來使人屈服,是要把人孤立(isolation)和使人感到精神上孤獨(loneliness)。意志再強的人,也很難活在一個疏離和陌生的空間:周邊沒有活生生地跟他平等交流的人類,只有像機械般重複口令地執行任務的人員,四周的環境本來承載自己的記憶,則被強行鏟除來牟利,成為毫無意義的空間。這些因為意義體系崩潰而帶來的恐懼,如何應對?

 

連結溝通 共同體齊上齊落

社會上常常流傳一句著名的話:「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我其實不喜歡,因為它太有自信了,好像恐懼只不過是自己嚇自己的幻覺。但恐懼不一定是假象,威嚇可以非常真實地存在。真正可以有力回應恐懼的,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互相連結和溝通,以如常生活的方法保持周邊的熟悉感(和對抗陌生感),着緊別人、避免出現孤立和孤獨的人。共同體不是抽象的人口數字和利益集團,而是一群真實地願意齊上齊落、各自爬山不割席的人。

 

發佈日期: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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