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與歷史敍述

「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與歷史敍述(2013. 02. 22 《新國際》)
◎賀照田

 

在我的中國大陸當代史閱讀和思考中所以會湧現出這樣一個題目,是因為近年來我在對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後精神倫理狀況,及此精神倫理狀況與從文革到新時期大歷史變遷的關係的研究中發現:一方面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大陸當代的歷史敍述、歷史理解中被賦予極高的地位,新時期的開始即被敍述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則非常令我驚訝,就是在有關歷史敍述、歷史理解中,被認為導致了中國大陸新時期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所指涉的並不是實際推動新時期得以出現的——在1977、1978年歷史中發生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全部乃至大部,而是被直接過度聚焦敍述、理解為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所發生的論爭。

文革後第一輪思想解放運動

無疑,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當代中國大陸的歷史上非常重要,在相當的意義上,確實可說沒有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中國大陸的「新時期」。但問題在於不能將此開啟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敍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這樣說,是因為把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敍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等於有意無意地把歷史-觀念意涵豐富的思想解放運動,過分先入為主界定成對真理的真誠追求與面目可憎的教條主義對立並戰而勝之的戲劇性事件,這樣也就等於有意無意地把歷史-觀念意涵極為豐富的新時期出現過度看作是這一認識論翻轉所直接引發的效應,而這所影響的不僅是我們對歷史確實知識的掌握,而且會影響我們對從文革到新時期這一巨大歷史轉折很多方面的理解。比如,和這一思想解放理解、敍述密切相關的,便是在歷史敍述上對應的,有意、無意誇大「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此前歷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1978年5月發表的)的規定。而這樣當然會大大誤導我們對這一歷史重要轉折過程的理解。

而真的要在如何快速結束文革,如何快速推出如我們所見的新時期這一理解層次上把握思想解放運動,首先必需面對的就是「四人幫」批判運動。

文革後中國大陸的全國性思潮首推當時中央主導下的「四人幫」批判運動,在其時黨和國家有意識推動下,這一批判運動很快由政治、道德層面推進到思想、理論層面,並且在推進到思想理論層面後,雖然表面上不僅沒有挑戰反而看起來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正統文革理論,實際上卻以擺脫和毛澤東文革後期思考緊密相關的文革後期激進思潮為目標,而力圖把全國全黨的思想、工作重心轉移到華國鋒等宣導的「抓綱治國」方略上。正是在這一意義上,1977年上半年的四人幫批判,當時便被稱為「思想解放」也就毫不奇怪了(兩報一刊的1977年元旦社論《乘勝前進》)。
也正是以1977年上半年便發生的這一「思想解放」為背景,華國鋒主導的當時中央,得以於1977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順利結束毛澤東若活著絕對不會終結的文革文革,同時把「抓綱治國」正式確定為接下來統一全黨全國思想、指導具體治國實踐的方針大計。只是這作為文革結束後第一輪思想解放結果的「抓綱治國」,在它所致力推動的高速度現代化建設方面,很快就碰到了不少問題,使當時無論在黨還是在國家方面都處於主導位置的華國鋒等,覺得需要在如何治國方面再度進行廣泛探索。1978年2月華國鋒在全國五屆人大上所作的《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政府工作報告結尾,便核心傳達著當時中央國家的這種鼓勵探索的意識: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對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更大勝利,充滿了無限的信心。

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是一場極其深刻的革命。從城市到農村,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將發生巨大的變革。在這場偉大鬥爭中,必然會出現許多我們所不熟悉的新情況、新事物,需要我們去認識;必然會出現許多我們沒有遇到過的新矛盾、新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個新的提高和改進。我們必須刻苦學習,善於學習,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問題,以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顯然,這時華國鋒所主導的中央已經看到了——他們所致力的急迫現代化建設事業對他們已有的治國方略形成的種種新要求新挑戰,這種認識使他們覺得要在原有的「抓綱治國」基礎上,呼籲在有關現代化建設方面新一輪的「解放思想」。正是以這次中央鼓勵的「解放思想」為契機,1978年在科技問題、管理問題、經濟體制問題等方面都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觀念理解變革。也正是在中央和國家推動的這一廣泛的思想解放熱潮中,我們才能理解華國鋒於1978年國慶向全黨、全國、全社會號召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華國鋒《在國慶二十九周年招待會上的祝酒詞》)等當時影響很大的——這類言論所指為何。

在這一意義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只是以1977年「思想解放」為前提的1978年思想解放熱潮的一個部分。這一部分當然有其特別的一面,就是它不僅超出了華國鋒所希望的思想解放範圍,而且它實質挑戰的是在此前一直被儘量繞過的「兩個凡是」。

但如此,並不意味著其他未正面挑戰「兩個凡是」的思想努力就受兩個「凡是」束縛。因為如果其他思想努力真受兩個「凡是」束縛,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多方面觀念的急劇調整就不會發生。而這些思想努力所以不挑戰「兩個凡是」,是因為挑戰「兩個凡是」一定涉及到——在當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的如何妥帖安排毛的遺產,而又不引發破壞性後果的問題,因此這些觀念變化、思想努力聚焦的只是它們認為重要的問題,而非正面挑戰它們實際上很清楚在背離的毛的權威。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殊性在於它為正面討論具有多方面歷史效應的毛的遺產問題打開了一個缺口,在於由此導致的人事、歷史具體事件的評判等方面的變化。從這點來說,它的貢獻很大。但問題是,不能因此就否認,許多有關中國未來面貌、走向的其他方面變化,主要是通過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其他努力實現的,而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能在當時的歷史中發揮如我們所見的作用,實和它能從整個思想解放運動所引發的諸種觀念變化及其與此相應的人事變化等中借力有關。

也就是,假如我們對比毛澤東逝世時和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時的相關狀況,我們會發現,什麼是占歷史優勢位置的理論?(在毛逝世時,顯然其時最具壓倒氣勢的觀念是毛澤東的指示「什麼三項指示為綱,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是以毛澤東激進指示為背景的對「右傾翻案風」的激進批判,而此時則是內涵可以修正的「抓綱治國」)什麼被當成是檢驗理論的實踐?(毛逝世時,實踐的最核心內涵還是如何找出使中國免於變修、以保證中國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各方面探索,而到此時實踐則主要被感覺為社會經濟發展成效)什麼被算作檢驗?(對文革而言,揪出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集團證明著文革發動的正確,而此時則很大程度上轉到了對社會經濟成長指標的關注)和誰有資格參與裁定實踐對理論的檢驗,等等,實際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從文革到新時期的巨大歷史轉折

而這些在把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敍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的歷史理解、歷史敍述中,顯然都不會被正面審視、分析。這樣,不僅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對歷史很多方面變化有著實際重要性的眾多思想努力被此種歷史敍述、歷史理解略去,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得以在當時發揮重要作用的,有關什麼是占歷史優勢位置的理論?什麼被界定成有檢驗理論資格的實踐?怎麼樣又被算作通過檢驗?和誰有資格參與裁定實踐對理論的檢驗,等等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及導致這些變化的複雜的歷史-思想-政治過程,包括:這些變化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這麼發生?使這些變化被接受的社會基礎、心理基礎和時代氛圍是什麼?這些變化多方面歷史內涵、多方面歷史後果是什麼?等等,這些為我們歷史-現實理解,思想-實踐參照而最該追問的,高度有關「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認識、理解的重要問題,便都會在現在與「新時期」這種使用對應的——把歷史的變化簡化為認識論翻轉的歷史敍述、歷史理解中,被推出我們的歷史關注視野。

正是有感於和思想解放運動有關的這一歷史敍述、歷史理解現狀,我覺得有必要提出「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敍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問題,以藉此推動人們去關注新時期所實際由出的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的整個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過程,及其內部多種思想努力所包蘊的多方面的歷史-觀念意涵,以一方面使在現在的歷史敍述歷史理解中被隱去、但對歷史實際展開卻有著重要影響的眾多思想努力浮出海面,使它們有效進入我們的歷史敍述、歷史理解視野;另一方面也意圖使此前被過分關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能更被放置在它的實際歷史位置上被更準確地敍述與理解。而一旦這兩方面都有進展,當然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大陸從文革到新時期這一巨大歷史轉折的多方面歷史、觀念意涵的深入理解。

願更多的人都來關注這些問題,來關注中國大陸當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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