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六三罷工的史實論證

上海六三罷工的史實論證

◎梁寶龍

 

前言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各路人馬紛紛出書寫文章,不少談及工學關係,使用了工學同行和聯盟兩詞,龍少認為完全錯誤,因此詳細整理上海六三罷工的史料,以正視聽。

部份寫政治宣傳文章者愛引用歷史事件以加強宣傳效果,可惜引用的部份史實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一面指責中共官方杜撰歷史,而自已卻又是如此。在杜撰歷史上,徐承恩(1978-?)的《鬱躁的城邦》是表表者,龍少已公開發表文章指出其錯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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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1919年巴黎和會舉行期間,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得知北洋政府將會簽署和約,日本將順利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他立即召集學生領袖許德珩(1890-1990)等面談,希望他們有所行動,阻止簽約。[1]而五四運動史權威周策縱(1916-2007)的《五四運動史》没有使用這一重要史料,為何呢!因為他寫此書時是五十年代,而這史料七十年代才出現,他寫書時没有機會看過這史料,所以談不上使用。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等著名學者的著作都有這情況。同樣在談論大革時左派人士都推崇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這書同樣有這情況出現,但這不表示這些著作已没有價值。龍少認為這些經典必看,但新舊史料不論好壞都要看,以獨立思考加以判斷,過份吹捧經典是迷信。

五四天安門遊行示威後,5月5日上海學生立行動起來,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接着全國各地都有學生聯合會。

5月7日上海的江蘇省教育協會舉行了一次國民大會,商談拒絶簽約一事,有兩萬餘人出席。5月9日上海商店罷賣日貨,提倡國貨。5月18日黃包車拒載日人,遊樂場拒絶日人進入。

5月19 日北京18間大專學校學召開會議,決定19日大罷課,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名義向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工團、各報館發表罷課宣言,同時上書總統徐世昌(1855-1939),要求拒絶簽約。

5月26日上海學生舉行總罷課,5月27日許德珩和陳寶鍔(?)化粧南下上海,發動群眾運動要求拒絶簽約。

5月31日上海舉行追悼郭欽光烈士大會,約有十萬市民和學生出席,會上決定在學聯成立多個部,如勞工部專責與工人保持聯絡,但没有資料顯示勞工部有任何具體活動。又設調查部調查日貨,並提出成立全國生聯合會,至6月16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至此學運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全國學生都動員起來,各地發生不少警民衝突。[2]

6月3日北洋政府大捕學生,觸發全國各界起來支持學生。[3]同日上海學生代表何葆仁(1895-1978)、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黃日葵(1898-1930)、段鍚朋(1896-1948)和陳寶鍔等到上海縣商會要求支持,商會剛接到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1878-1965)的信,決定與該會聯絡合作,替學向北洋政府請願,可見商會加入行動主要是敎育界遊說的結果,不是學生。晚上學生四出到碼頭和各重要區域派傳單和演講。

有關「商會接江蘇省教育會黃炎培的信,決定與該會合作,」周策縱的書有使用這資料,而葉曙明(?)的《重返五四現場》則没有使用,不知為何。

至此部份文章指學生南下是發動工人罷工,完全是錯誤的,學生南下主要是找學生,其次是商人,没有找工人。而有關工學同行和聯盟下文會繼續闡述。

6月4日上海學生得知北京大拘捕學生消息,四出宣傳,要求商店罷市。

6月5日上海大罷市開始,商店門外貼出告示及懸掛旗幟,表明為營救學生而罷市。6月6日後進一步表明不除國賊不開市,市面秩序井然,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舉行罷市。[4]店主本來不想罷市,店員在學生鼓動下主動收鋪。[5]所謂國賊是指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1877-1966)、駐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和幣製局總裁宗輿(1876-1941)等3人

下午學生聯合會邀請工學商報四界集會,有1,473人出席。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1867-1945)、黃炎培、江蘇省教育會理事蔣夢麟(1886-1964日)、教育家葉楚傖(1887- 1946),政論家張東蓀(1886-1973)和國民黨首領孫中山(1866-1925)的代表黃大偉(?)等出席。決定繼續罷市,組織工商報學聯合會,稱為全國各界聯合會。[6]這裏的工字是指工業界,不是工人組織。

 

六三罷工

上海工廠罷工於6月5日開始,早上11時30分曹家渡日資內外棉第三、四、五等廠全廠男女工五六千人舉行罷工,下午1時30分陸家灣日華紗廠,楊樹浦上海紗廠男女工相繼罷工,參加者約二萬餘人,尚有四五區的錦華、小煙絲廠等。[7]

是日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印刷廠也罷工,碼頭工人致函上海總商會聲言罷工3天,要求與總商會開聯席會議。滬寧、杭甬兩路工人罷工,要求釋放學生。[8]

6月6日罷工的有求新機器廠、銳利機器廠及浦東陸家嘴祥生鐵廠,南市華商電車公司等罷工,英美電車公司工人則響應華商電車工人,以請假來罷工,電車班次因而減少。海關造冊處印刷廠工人及職員也罷工,而英美煙廠工人則準備罷工,[9]有發展為同盟罷工趨勢。

求新機器廠工人罷工後到街上遊行,並自資在廠前街道建造鐵木牌樓,高6丈寬5丈,上題毋忘國恥4字,每字3尺,其頂部放置五色旗及順風機,上書有喚醒國民4字,隨風轉動。[10]

是日有工人組織致電駐節南京的江蘇省都督李純(1867- 1920),言詞激烈地鼓動他發動革命,宣佈江蘇省獨立。[11]

北洋政府繼續採取高壓手段,司法部訓令各地政府鎮壓罷工。[12]午後陸宗輿先被免職,下午上海華資銀行團致電北京要求將曹章陸3人免職,否則金融無法維持,如3人免職則可向商界遊說開市。6月10日天津商會致電北洋政府要求罷免3人,以謝國人,保護學生。[13]

6月7日罷工繼續擴大,滬寧、杭甬鐵路總機廠工人罷工,法商電車公司工人也罷工,部份電車停駛,英商別發印刷房全體工人罷工,日暉橋興發榮機器造船廠全廠工人罷工,北浙路信通織布廠工人罷工,而閘北絲廠工人為維持女工生計起見暫不罷工,而手工業工人則全部罷工,輪船水手宣佈罷工,要求釋放被捕學生。[14]

6月8日日商第三、四、五、七、八和九等廠受襲擊,建築物被破壞,第五廠有3人受傷,巡捕到場驅散群眾,第七和八廠受襲擊後,被迫於是晚至14日休息5天。同濟學校工廠工人罷工。軍警在南市包圍學校拘捕學生,結果引發更多罷工。全市銅鐵機器業公會開會決定於3日後罷工,聲援北京學生。[15]

軍閥盧永祥(1867-1933)等致電北洋政府,要求將曹章3人免職。[16]6月9日直系軍閥吳佩孚(1874-1939日)也要求釋放學生。[17]

6月9日浦東陸家嘴各工廠及江南造船廠全體工人罷工,招商局江新、江輪及甬班之新寧、紹新和北京等輪船因水手罷工而停駛、英商電車公司機器工人罷工、耶松公司老船廠、瑞熔機器造船廠、美商慎昌洋行、浦東美孚及亞細亞全部工人罷工,清潔工人也罷工。華界自來水工人因軍警在南市拘捕學生而罷工,有全市總罷工趨勢。據當時報章資料,至此罷工者有公共租界汽車司機,木匠、裝配工、機器工、造船工、石匠、電話接線生、磨工、印刷工人、馬夫、洗衣工、銅匠、技工、香煙廠工人、電車工人、水手和紡織工人等,約兩萬四千人,電燈公司醖釀罷工,[18]可能會没有電力供應,不罷工者也要停工。

南京下關碼頭工人拒卸日貨,廈門碼碩頭工人也拒卸日貨。[19]

是日曹汝霖提出辭職,傳說有軍閥率部向北京開進,銀行家警告北洋政府,如不能解決罷市問題,明天金融無法運作,政經局勢日益危急。晚上曹章陸3 人辭職被接納後,然後又被宣佈罷免。[20]6月9日後國務院接到天津傳來消息,指公用事業等十萬工人將於6月10日跟隨商界罷工。[21]

6月10日罷工到達高潮,滬寧杭甬鐵路工人及各輪船水手和海員全體罷工,海陸交通癱瘓。電話工人罷工,美商奇異電燈廠工人罷工、榮昌火柴第一、二廠、華昌盒片廠、浦東英商和平鐵廠、叉袋角大有榨油廠,日商鈴木洋行、美商茂生洋行、西餐廳、英商伊文思圖書公司等等工人罷工。[22]

6月12日下午,南北市機器銅鐵各廠、黃包車夫、工頭、扛頭和縴夫等在四明公所開會,約二千餘人出席,議決繼續罷工支持學生,與政府及日本無關的工廠自行決定是否繼續罷工。[23]

隨着暑假到來,學生離校運動走向結朿。流氓、盜匪和幫會也表示愛國。乞丐、小偷、妓女和歌女也罷工,郵差、消防和警察也計劃罷工。[24]

周策緃的《五四運動史》指上海當時没有聯合工會能有效領導罷工,故工人各自發動罷工,估計罷工的共有43個單位,內有7間紡織廠、7間金屬廠、18間公共事業公司(包括公共汽車、電話及電報等)、7間運輸及交通公司及其他等,總計約有一百間公司,約為卅五萬人。若以五萬人來計算,每人日薪0.584銀元,總共損失2,044萬銀元,而排斥日貨有助華商營商補償罷市損失。周策緃亦指當時上海有一百萬人,12%是工廠工人,即是十二萬人,[25]約是卅五萬罷工人數的三份一,這數值頗有問題,若加上手工業者和商員也未必有卅五萬人。

就罷工人數再看其他資料,工運人士鄧中夏(1894-1933)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估計有六至七萬人罷工,勞工學者陳達(?)的《中國勞工問題》估計有九萬人罷工,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估計有十萬人參加罷工。劉明逵編的《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第一冊,估計1920年上海的全部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男女工人約有卅萬人。法國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1922-2007)的《中國工人運動史(1919-1927)》Les syndicats chinois, 1919-1927,引當時出版的《新青年》資料,指上海總人口為一百五十餘萬人,男女工人為卅萬人,罷工人數無法確定

 

工學同行嗎!

有關五四的工學關係,當事人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指出:「當然,還另有一種浪漫的小資産階級的學生,或者可說是急進民主派的學生,他們却因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感覺到自己孤立,須要找一個共同奮鬥的同盟軍,這一同盟軍在他們的實際經驗中認爲就是新興的工人階級。真的『五四』運動中有一部份學生領袖,就是從這裏出發『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這種小資産階級的學生,自然接近於無産階級,後來趨向於共産主義,以至於加入共産黨。」[26]他一點也没有說是工學同行或工學聯盟,只是說:到工人中辦學校,辦工會。且這是北京的事,與六三罷工無關。我們又要留意他說:小資産階級的學生變為無產階級的戰士,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所以奉勸各位自稱左的朋友,不要有意埋没這一事實,以高喊左口號來自瀆,要學習當年的小資産階級以行動來改變自己,進而改變社會。五四主將右派領袖傅斯年(1896-1950)當年也主張往民間去。[27]可以簡單地說,在中國歷史上左派利用右派開拓局面,奪取成果。

所謂工學同行或工學聯盟,龍少的字面理解是指工人和學生一起部署行動,綜合以上資料看不到工人和學生一起部署行動,而是工學各自部署行動,學生發動行動工人響應而已。學生鼓動店員罷工也不是工學同行或聯盟,因事前没有一起部署行動,或事後也没有一起計劃如何延續行動。到了鄧中夏到長辛店組織工人時,當時他的公開身分雖是學生,但他這次行動實質是準備組織共產黨,也不能稱為工學同行或聯盟。從運動中各界成立的工商報學聯合會成分可見,没有工人組織參與,證明學生從來没有計劃與工人一起行動,頂多只是鼓動工人支援而已,奉勸各左派評論家不要一看見罷工兩字出現就自我亢奮胡吹一番。

 

總罷工

據1924年《伍氏中華年鑑》第十四章評論,指「中國人之組織工會,乃與1919年之學生運動有密切的聯繫。當時愛國學生籲請工人總罷工,以反對中國代表團在巴黎簽訂凡爾賽和約,……當學生請各地工人代表舉行全國總罷工議提出時,工人代表未允簽字所提議的總罷工」。[28]

以上所說的總罷工未找到其他資料佐證,所以只能列出不作詳述。而「中國人之組織工會,乃與1919年之學生運動有密切的聯繫。」此話過於簡單和誇大,五四前工人已開始組織工會,且數量不少,詳情請參閱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1998),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等,不在此詳細闡述。

周策緃的《五四運動史》指上海當時没有聯合工會,故工人各自發動罷工,而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指,上海復旦大學校工於5月19日發起組織中華工界救國聯合會,以統一領導工人進行救國活動,而中華工會、中華工界聯合會第一分會等都在運動中起了一定作用,[29]這書的資料没有其他資料來佐證,暫難深入論說。

 

結論

五四天安門示威前,5月2日山東工人自發在濟南北崗子舉行收回青島演說會,有三千人出席,會中群眾情緒激昂,會後和平離去。[30]示威後的5月7日,上海楊樹浦恒豐紗廠工人自發進行反日活動,在廠外貼出對聯,左為國恥紀念日,右為禁止日本人進廠,8日晚開全體工人大會,研究如何抵制日本,宣告自今日開始與日本人斷絶工商關係,廢除與日本洋行訂立的合約,並組織幹事會,委派代青與華商聯絡,銷毁廠內日貨,[31]即是佔領了工廠。而永久機器廠工人抵制日貨決定5月21日起罷工。[32]

北京工人繼學生示威後,於5月11日在彰儀門集會,有數萬人出席,會後推出5名代表前往總統府及國務院請願,要求就山東問題進行嚴重交涉。再由姚爵舟(?)代表全體工人通電全世界,聲言中國派出工人赴歐工作,有助協約國取得勝利,所以不能說中國没有戰功,要求在山東問題上得到全世界各國平等對待。[33]

從北京政府與上海銀行界來往的電文來看,北洋政府辭退3人主因是恐三罷持續令金融繼續動盪。而內務部警政司派駐上海的任士鏗(?)於1919年6月10日致電內政部,指「商務總會通告,以金融停滯,工界罷工,危險實甚。」[34]是唯一提及罷工影響力的電文,可以說罷工對北洋政府的決策影響不大,而各路軍閥支持學生亦是一個重要因素。

帝國主義者不想見到罷工,除了經濟因素外,亦恐如義和團的仇外事件再出現,影響自身經濟利益,要求北洋政府鎮壓罷工,[35]但絶大部份工人都是進行和理非非鬥爭,市面秩序良好,北洋政府没有理睬這些要求,亦没有藉口進行任何鎮壓行動。棉紗大王穆藕初(1876-1943)驚呼:「工界罷工最為危險」,要「竭力遏止」,另有資本家提出文明抵制和切勿動等口號。[36]從中外商人的反應來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活動都以自身的經濟角度來切入,所以階級鬥爭是必要的。

另一路南下學到廣州後曾召開4次群眾大會,有十餘萬人出席,三天後開始罷市和罷工,[37]廣州亦没有工學同行聯盟的記載。整個運動没有發動農民,而運動中華商乘機打擊日商,圖個人私利。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18.07.2019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註解:

[1]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241頁。

[2]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305頁。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33-161頁。

[3] 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22-35頁。

[4]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3頁。

[5]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58頁。

[6]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306-307頁。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57-158頁。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5-87頁。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36-37頁。

[7]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3、96頁。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46-147頁。

[8]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3-94頁。

[9]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3-84、94-96頁。

[10]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47頁。

[11]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60頁。

[12]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3-154頁。

[13]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62-164頁。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第76頁。

[14]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6-99頁。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48頁。

[15]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9-101頁。

[16]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5-156頁。

[17]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61-16頁。

[18]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5、101-105頁。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29-30頁。

[19]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2-93頁。

[20]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64頁。

[21] 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第76頁。

[22]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110-112頁。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0-152頁。

[23]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2-153頁。

[24]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59-163頁。

[25]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59-163頁。

[26]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59頁。

[27] 王汎森著:《傅斯年》(台北,聯經,2013),第40-41頁。

[28]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第二編129頁。

[29] 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第78頁。

[30]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第二編127頁。

[31]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1頁。

[32]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1-92頁。

[33]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第二編128頁。

[34]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第241-253、259 頁。

[35]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6-158頁。

[36] 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第77頁。

[37]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306-3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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