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4,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全球化首部曲

《1624,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全球化首部曲
◎楊渡

 

【編按】本文為楊渡老師新書《1624,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第七章,楊老師將於6月26日上午9:30於臺南市下營區老人福利協進會舉辦新書講座,顏思齊後人、左翼聯盟顏坤泉也將參與與談。感謝楊渡老師供《新國際》轉載,讓我們先賭為快。

 


再悠長的歷史,總要回到當代的書寫。

再遙遠的記憶,總要找回人間的溫情。

從台灣安靜的海濱媽祖廟開始,我試著在台灣的農村,在廈門青礁村的顏家宗祠,在福建龍海的古月港海邊,在平和的古窯址,在長崎、平戶的古寺裡,追尋一個傳說中的名字──顏思齊。從一個人的生命開始,卻看見一個時代,一段深遠的歷史,一個遼闊的文明。

從16世紀到17世紀大航海時代,中國有過三次重大機遇。如果中國作出政策回應,歷史不會是今天這樣。可惜明朝和清朝都錯過了。

 

 

當1517年葡萄牙船第一次航抵中國珠江口的時候,人們都還未曾警覺,那不只是一個叩門的響聲,而是第一波全球化時代的浪潮,正在拍打中國的大門。新時代已經來臨。

葡萄牙人想去見皇帝,正式打開貿易之門,卻不得其門而入,只能繞著中國沿海和民間私商交易。

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中心之國」,周邊圍繞著朝貢的小國,貿易只是蠅頭小利,明朝皇帝根本看不上眼,皇帝要的是尊崇和威儀,給的就是上對下的賞賜。至於東南沿海小島所進行的貿易,朝廷官員還是用帝國的思維,認為那是邊陲的事務,民間走私只是奸民小商違法的行徑,全面禁止。

但廣東、福建、江浙一帶,民間的反應卻完全不同。最先感受到這一股西方吹來的貿易風,有新的機遇,有更大的利益。走私活動興盛起來。民間的貿易集團悄悄集結,買通官員,勾結軍隊,發展走私貿易。他們干冒海禁,逐利於海上。北連日本,南接越南、麻六甲、爪哇、菲律賓等。無論多少衝突,多少圍捕,都無法阻止。

葡萄牙的來臨,各地的華商恰恰成為最佳供應與行銷商。寧波旁邊的雙嶼因而崛起,成為萬商雲集的港口。

如果有遠見,懂得善用,將之建設為貿易港,並不一定要有詳細的海關稅則、船舶進出港管理、進出貨物報關等,只要像日本的御朱印船,由官方給予海商一定的認證,合法營運,相信憑藉著當時海商的智慧,中國的絲綢、瓷器、工藝品等,備受歐洲各國歡迎,一定外銷暢旺,為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帶來新的契機,也讓明朝社會安定,對國家財政更大有助益。

可惜在內部的派系鬥爭中,一個對明朝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連同王直這樣的海商奇才都被犧牲了。

葡萄牙後來落腳澳門,用買通官員的方式,付出租金,終於取得合法貿易站。而繁忙的走私交易和倭寇之亂,讓明朝官兵窮於應付,抓不勝抓,最後終於在1567年開放月港。

以一個偏遠小港來應對全球化的貿易浪潮,這並不是一個明智的決策。但至少政策方向是對的,並且管理方法也與現代海關相近,的確向前邁進一大步。僅僅是一個月港就為明朝賺進大量的白銀,讓中國生產的絲綢、瓷器,行銷到全世界,變成一個名牌。而月港的稅收,更為明朝困窘的財政帶來補血般的助益。

如果明朝有遠見,以月港為試點,將它的成功模式、管理制度,複製到廣東、浙江的幾個港口,明朝未始沒有可能開展出一個面向世界的貿易格局,為全球化時代開出大道。

可惜,明朝的官僚系統還是舊機器,轉不出新思維。皇帝想增加稅收,派出來到地方抽礦稅的人,竟是宦官集團,其危害程度,不只讓百姓咬牙切齒,讓地方經濟受損,最大的問題是妨害了正常交易的進行。派來福建的宦官高寀接受荷蘭賄賂,完全不顧國家主權。

設想,這樣貪圖私利的官員,怎麼可能為國家規劃長治久安、有利財政的制度?可以想見,開放的港口,公開公正的管理,必然有利於國家財政;而一味管制,圖利的反而是有權力的官員,讓走後門、收賄成風。

歷史給出了最好的第二次機遇──月港。它曾擁有中國最早的海關管理辦法,最繁榮的全球貿易,卻沒能夠發展出全國性的進出口貿易法制。

可惜了月港,也可惜了中國的海商,他們有受世界歡迎的商品,有最好的交易網絡,有最多的市場行銷站,西班牙、荷蘭等國都拿著現銀來中國買現貨,卻只能偷偷在海上的小島走私。原本有機會發展為海商集團的人,一個個被消滅。

明朝朝廷用無形的鎖國,把中國的機遇,綁死在陸地,視海洋為畏途,卻不知道海洋文明已經來臨。

第三次機遇是鄭芝龍所創造的。1624年在顏思齊的帶領下來到台灣的鄭芝龍,是幫眾中最年輕的,卻以其聰明靈活的統治手腕,變身海盜首領,帶領兄弟跟著荷蘭人行劫馬尼拉和漳州灣,終於漸漸成為一個巨大的海商集團,甚至連荷蘭都是他的手下敗將。他是中國第一家「軍事商業複合體跨國公司」的霸氣總裁,有幾十個黑人保鑣,率領幾十萬軍隊、上千艘船舶,航行中國沿海,壟斷貿易,向過往海商收保護費,和日本、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乃至東南亞的所有商人直接做生意,他的海上勢力若再有十年時間,絕對可以成為東亞最強大的霸主,可惜明朝的國運,已經走到末端。

這個全球化時代的第三度機遇,就在鄭芝龍投降清朝之後,宣告結束。雖然鄭成功仍繼承他的海上事業,而有收復台灣的壯舉,但他是與清朝對立的,對中國大陸的沿海貿易只有反效果。

16、17世紀,第一波全球化曾帶給中國的三次歷史機遇,就這樣消逝了。

作為一個生長於台灣的孩子,我對海洋文明,有一種特殊的親近感,因此尋訪這一段歷史。內心有很深的感觸。

首先,是海洋文明已經改變中國,讓邊陲變中心。

一如布勞岱爾說的:「不再視海洋為人類生活的困境,而是人類商業與文明活躍的舞臺。」這個大趨勢主宰了第一波全球化的走向。

明朝學者周起元在《東西洋考》一書序文中也寫道:

 

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跨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始天子之南庫也。

販兒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履戶外,視酋長戎主如挹幕尉。……有漢之威遠而師餉不內耗,有唐宋之通貨而情形不外洩,然則澄之舶政,豈非經國阜財,固圉疆邊之最便者哉!

 

把汪洋巨浪當高樓,把異域風景當戶外的門庭,把外國的酋長當朋友,如此從容面對異國文化,如此優遊於流動貿易,這是何等的氣魄。它對國家的幫助,不僅在財政,更可強化海防。

面對巨變的海洋文明,明朝學者如周起元並不保守畏怯,反而充滿迎向世界新風,迎接時代巨浪的大氣。因此中國人的認知,一點也落後。

海洋文明,讓中國邊陲的小村,一躍成為國際貿易港;讓海隅的小島,成為海上爭搶的熱點。平戶、長崎、琉球、月港、澳門、馬尼拉、麻六甲、巴達維亞,原本都在世界的邊陲,每一個都變成商業的交易站,也是東西文明交會的城市。

不要說遠的,即使是漳州,都曾是葡萄牙人口中了解亞洲貿易、市場行情、貨品流通的情報中心。

小走私村的月港,成為明朝白銀帝國最重要的支撐。

澳門,成為葡萄牙的亞洲貿易中心。

台灣島,本來是福建漁民的據點,最後成為荷蘭貿易站、列強爭搶的焦點。

日本長崎,成為日本引進火槍與貿易、洋務與改革的港口。

海洋文明的轉捩點,往往不是大門洞開,而是從一個小小的漁村作為窗口,在你不注意之間,悄悄打開。有一天,你開窗望出去,世界已成為一片蔚藍的海洋,異國的新風物、殘酷的大炮彈、香料的新氣味、船舶的汽笛聲,同時向你湧來。

新世界開始了,而活在當下的人並不知道,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唯有敢於冒險的人,向著那新起的浪頭,迎風航行。

海洋文明,變成世界史的中心,中國沿海的民間都知道了,並且比官方更準確的做出迅速有力的回應。

最可惜的是,明朝朝廷未來得及反應過來,就已經亡國。而騎馬民族的清朝更無法了解它的重要性。清朝的衰敗與結束,正是從邊陲海隅開始的。澳門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孫中山的革命,就是從這些邊陲海隅開始的。

海洋文明改變中國的命運。可惜的是,中國史家還不夠正視,而使得這一段歷史湮沒不彰。

其次,民間的力量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觀察第一波全球化的衝擊,官方的反應往往是最遲鈍的,甚至是違反時代的大潮。反而是民間,基於生存,基於利益,一直都是採取開放的、自由的原則,突破禁忌,打開新局。曾被視為海盜的人,不論是王直、李旦、顏思齊、鄭芝龍,個個都是敢於和歐洲列強作貿易,進行武裝對抗的英雄。鄭芝龍的海戰,以幾百艘亡命火船打到讓荷蘭人害怕,和鄭成功以大兵圍攻熱蘭遮城,雖然陣容不同,但敢拚敢死的勇氣則一。

在這一波全球化浪潮裡,從雙嶼決戰,月港貿易,到澎湖打敗荷蘭,到1624年顏思齊與荷蘭同時入台,再到1633年料羅灣大海戰,中國並未屈居下風。即使船艦、武器和配備都不如荷蘭,但由於戰略戰術的運用靈活,鄭芝龍占了上風。這就表示,以前刻板印象中,歐洲人東來後,中國就一路被欺凌,無法抵抗,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亞洲貿易站的日本,也從未被殖民統治,它甚至有能力進攻韓國。所以在東西文明首度交會的過程中,一開始並非是強與弱、大與小的對比,中國因此沒有被迫打開大門的卑屈,反而可以平等的交往,建立制度,開放貿易,以得到最大利益。

這些力量的對比,應對的策略,中國民間站在第一線最是清楚。他們邊做貿易,互利交往,一邊產生矛盾衝突,不惜決戰。和戰之間,民間自有其現實所鍛鍊出來的智慧。明朝若能善用民間力量,一如鄭芝龍這樣的角色,歷史必將改觀。而鄭成功以強大的海軍實力和高明的戰略打敗荷蘭,這些經驗證明,亞洲並非一開始即是歐洲國家的手下敗將。大歷史的翻轉,與明朝、清朝有兩段長時期的太平盛世有關,史學家歐陽泰對此有不少論述(註2),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明清時代如果懂得善用民間,以政府力量為民間商業貿易的後盾,中國的貿易版圖、國際影響力、商業實力將遠大於後來的局面。

對這一段歷史加以深入研究,重新反省,找出其中經驗與智慧,將涉及中國對未來的回應與挑戰,也就是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對美國、歐洲、東亞等國家,如何提出明智對策的課題。歷史帶給我們的,不只是經驗教訓,而是指向未來的智慧。

回首看台灣史。從長遠時間看,如果不是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歐洲各國東來,台灣還可能是原住民族、福建漁民海商、琉球日本商人來交易的小島。冬日的黃昏,勤奮的漁民在嘉義魍港的海邊,依舊晒著漁網。

然而大航海時代帶來的變局使得台灣進入第一波全球化的風暴中。自此以後,命運的轉變就不由自主了。

在那關鍵的轉捩點上,誰是台灣命運的關鍵人物?誰是時代風雲的主宰?誰是開創新局的英雄?

仔細審視,1624年是台灣的轉捩點。這一年,鄭成功在日本平戶出生。顏思齊帶領眾家兄弟轉赴台灣。荷蘭從澎湖撤退到台灣,開始建堡壘。那是關鍵的時刻。

若從大歷史來觀察,我們將發現,顏思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用圍棋為比喻,他像一顆「定石」,在台灣棋局剛開始的時候,就在要害的地方落子,以此定石為基礎,開展地盤,形成棋勢。由於他的緣故,才有鄭芝龍作為接班人,開拓海彊事業,才有後來的鄭成功打敗荷蘭,收復台灣。

顏思齊是站在轉捩點上的那一顆「定石」。

然而,相較於鄭芝龍、鄭成功父子,顏思齊的歷史,卻是最少被關注的。

明朝史書總將他視為海盜,清朝史書對此更加扭曲,唯有江日昇的《台灣外記》有稍微詳細一點的紀錄。然而也只是記載了他和二十八兄弟的結拜,以及來台的經過。

反而台灣民間,特別是雲林、嘉義的海邊,那些他曾開墾過的村子、廟宇,在那香火縈繞的古蹟、寺廟、鄉村裡,還存在著對顏思齊的感念之心。縱使傳說紛紜,卻仍顯現出民間素樸的深情重義。

透過顏思齊,我們看見一個青礁的孩子,如何迎向大時代的風暴,如何在命運逆轉的困頓裡,勇敢投向大海,開拓未來。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一個人的命運裡,看見一個時代,一部史詩般的全球化首部曲。

那是東西文明初交會的瞬間,整個世界的壯闊和巨變,自此開啟。

 

發佈日期: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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