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反革命:新自由主義的漫長危機與經濟問題法西斯化

川普反革命:新自由主義的漫長危機與經濟問題法西斯化
◎Mikkel Bolt Rasmussen
鄭亘良譯

 

【編按】本文改寫自《川普的反革命》(Trump’s Counter-Revolution)一書的序,是作者Mikkel Bolt Rasmussen在2019年5月23日於成功大學台文講堂的發言內容。這篇文章分析美國總統川普當選的政治經濟脈絡,指出新自由主義四十年毫無節制的社會不平等發展與造成的矛盾,正是川普權力行使崛起的重要背景,這是法西斯資本主義介入普羅文化與極端國族主義之間。川普透過訴諸與召換「美國」受到威脅的意象,重建昔日白人種族主義至上的勞動階級與資本家聯盟的新關係,並阻擾了像是佔領運動與Black Lives Matter等能真正挑戰新自由主義秩序與帶來變革的運動壯大結盟。因此,川普的法西斯主義,是回應晚近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革命,看似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但這種革命的幻象只是延續了問題本身,反對及防止了真正革命的發生。《川普的反革命》(Trump’s Counter-Revolution)一書於2018年出版時獲得廣泛關注。Mikkel Bolt Rasmussen是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藝術與文化研究系教授,是丹麥年輕一代的藝術史與政治理論批判學者,專研前衛藝術的政治性與歷史。同時深入研究反資本主義的激進理論、傳統革命、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等。再次感謝作者授權翻譯刊登,標題為編輯所加。

 

 

組織反革命

 

川普與川普當選象徵什麼?川普意味更大的東西。川普現象不能只當作美國的事來理解。當然,仔細分析特定人口群體的選票分佈與投票模式,例如哪一群美國人投給了誰、與前次選舉比較有什麼異同等問題都相當重要,但是,我們也必須分析川普當選與其他地方類似事件之間的關連(亦即問題不僅是身分認同政治,右派或左派)。換言之,我們必須解釋其脈絡,即2008年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後續我們也會看到,始自1970年代的政治經濟歷史。英國歷史學者佩里安德森在《法國世界外交論衡月刊》上寫到:川普是現在此刻遍及世界的右派反體制抗議的一部分。[1]

美國選舉需要放在全球騷亂的變動中理解,在這些騷動的場景中,威權右翼激進運動挑戰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菁英,並且進入了權力的核心。除了川普取得政權,像是埃及的塞西(al-Sisi)將軍、土耳其的艾爾多安(Recep Erdogan)、印度的穆迪(Narendra Modi)、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阿根廷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巴西的泰梅爾(Michel Temer)也取得政權,當然還包括川普的俄羅斯朋友普丁(Vladimir Putin)。歐洲也沒倖免,像是匈牙利的奧班(Viktor Orban)、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由卡臣斯基Jaroslaw Aleksander Kaczynski總理、捷克共和國的齊曼(Milos Zeman)等。這是我們面臨的悖論之一:反體制的力量似乎是掛著民族主義的旗幟出現,代表了最硬蕊激進的民族主義立場。對現狀的挑戰來自於右翼。在北歐,如挪威與幾乎整個丹麥,在當今這坡右轉中是走在最前頭的國家,明確排斥恐懼伊斯蘭的政黨,已經將對伊斯蘭的恐懼排斥訴諸於國家政策。當然全世界的政客與政黨都有顯著的差別,但是他們卻全都訴諸排外的民族主義,徹底拋棄了五十年來由人權論述所主導的政治,無論這套人權論述在制度或地緣政治內真正落實過或只是想像。在富有的北歐中,種族主義的表現方式比較愉悅輕巧(就像2005年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卡通中所描繪的穆罕默德),但在全球南方,種族主義就明顯地展現出威權的面向。但是,其發展都一樣。就像在法國聽到的說法,1930年代又再度回到我們面前。

 

長的危機

 

這樣發展的背景是經濟危機的政治化,而且經濟危機似乎會持續,也因此影響了難民政策。川普試圖以民族主義的方式渡過危機,在政治上宣傳白人至上主義,經濟上訴諸保護主義與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

無可否認,我們身處於危機的時期,也因此國家治理的方式也面對了不確定與缺乏方向、虛無的狀態。統治階級難以再生產其霸權,新自由政治也遭受到意識形態的打擊而尚未恢復。這是此前曾未有的狀況。無論擴大投資或撙節政策都無法讓經濟再次增長,勢態發展該何去何從難以預測。既有的思考模式凸顯其侷限,但是似乎也沒有新的思考方向可選。到底怎麼了?如經濟學家克魯曼所希望,我們只是面對了所謂經濟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挑戰?或者,如同提出世界體系理論的華勒斯坦所主張,我們面對了資本主義系統根本的危機?無論那種解釋,都指向了這個短的美國世紀的結束,價值危機是如此地大,連美國都難以挽回。[2]

金融危機無疑是最後一根稻草,而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如911、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2011的抗爭潮、各種人民發起的運動不斷增加、氣候危機等等,也是原因之一。這些事件所帶來的變化,挑戰了民族經濟、增加了既有建制政治體系的統治壓力,特別是對美國。拋棄舊政黨、望向他方,則是人民的回應。因此,川普成為了一種抗議。

川普勝選與金融危機有關,凸顯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就是極度的不平等。紀錄片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以及左翼共產黨刊物《叛亂筆記》(Insurgent Notes)這樣解釋:川普當選是對長達25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反叛,因為外包與去工業化已經一步步蠶食美國絕大多數勞動與中產階級習慣的生活方式。[3]問題的爆發拖了一點時間,因為增長的信用經濟尚能使西方勞動階級能夠撐個幾年。但是到了2008年經濟泡沫化了,突然之間勞動階級必須兼三到四個工作才能生存,或者背負著高額的借貸支撐起一個家,使小孩能夠受到教育。這是川普成功的社會經濟因素:薪資倒退、經濟不穩定、失業。就算在金融危機之後,統治階級也一直難以真正處理這些狀況,政客選擇協助銀行紓困,要社會負擔信用泡沫化所要付出的代價。

所以川普現象的背景是金融危機,在美國爆發於2007年與2008年之交,接著很快地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的危機,席捲全球,尤其在美國與歐洲帶來了重災害。這些政府處理危機的方式,就像1930年代的墨索里尼。他們負擔了銀行的債務,然後直接佔用了在歷經三十年新自由主義重新結構下已經剩餘不多的社會福利資源。於是經濟危機進一步發展成真正的政治危機。但是統治階級執意執行,彷彿沒事發生。當今這些統治階級的代理人,無法看見其政治主張的問題。不平等的問題在全球各地爆炸式地增加,越來越多的勞工掉出勞動市場之外,導致越來越多的社會動盪。將挽救那幾個該為金融泡沫化負責的機構的政策列為優先,對遍及美國與世界各地的房貸與信用經濟泡沫化的立即回應就是提供巨款給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資本,以阻止它們破產。這樣的作法暴露了經濟在通貨膨脹下奇怪的機制:印製紙鈔與價值的生產沒有任何關係。這些國家的財政赤字突然消失了,而銀行繼續營業,好像沒事發生一樣。民族國家承擔了債務,絕大多數國家的赤字變得比先前更為嚴重。此時政治領導人與金融資本的結盟就突然變得相當顯而易見了。柯林頓夫婦就是這種結盟明顯的案例,他們與高盛及華爾街的緊密關係無疑地使許多選民選擇不支持希拉蕊。銀行是保住了,但許多美國人也變成無家可歸。

金融危機的爆發與後續的管理凸顯了一些存在已久但未被注意到的潛藏趨勢。尤其是在像美國等國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相當嚴重,最有錢的人群瓜分了最大的一塊餅,越分越多。

如馬克思歷史學家布倫納(Robert Brenner)所言,問題在於剩餘價值的生產已經有很長的ㄧ段時間沒有增長了。自1960年代尾,全球經濟與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歷了大幅度的利潤下降,同時最有錢的一群人卻變得越來越富有。[4]如此發展的結果是自1980年代始,新自由主義政治成為主導的政治。為補償價值創造的衰減,新自由主義政治嘗試透過減稅、去規管等各種類似的措施將大部份的財富轉移給有錢人。

如布倫納指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的歷史,最遠可追溯自二戰結束後。在戰後25年的期間,美國與西歐的經濟歷經爆炸性的增長,但到了1960年代時就氣力放盡。已開發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面臨了增長放緩與經濟逐漸衰退的困局,以及隨之增加的不平等與反覆出現的危機。新自由主義曾是危機的解藥。既然能夠分配的財富資源便少了,雷根與柴契爾一同推動大規模有利於富人的減稅政策,並打擊工會組織,而西方世界的政客們也一個一個地加入新自由主義的陣營,新自由主義政策並於1989年後擴及至東歐。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削弱工人的力量,阻止他們能夠從他們生產的價值中獲取更多。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回應1968、企圖分裂美國與西歐工人核心戰鬥力、並以其他地方——特別是1970年代尾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更為便宜的奴隸取代之。回顧這段歷程,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並非一個有效、長期的解決方案。雖然過去三十年中,相當鉅額的財富集中起來了,但是潛伏在金錢經濟下的問題仍舊未解。這也是為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慢性自殺,資本主義過去三十年都在空轉,而巨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信貸是刺激增長的主要動力。在資本運作與股票市場中的大幅國際貿易增長,使得經濟發展看起來沒什麼問題,而利潤與價值的生產看起來好像相互獨立,彷彿資本積累的過程不受生產的過程所限制。當然,資本積累總是受到生產過程所規定。這就如同體力勞動並未消失,但有些社會學者與哲學家就相信體力勞動消失一陣子了。不!歷史並未終結,新自由主義經濟並未創造增長,而是創造了大量鉅額的紙鈔,打造經濟增長的幻象。紙鈔使這個時期看起來一切正常,但實際上到處潛藏危機。1970年代始就發生危機,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初、2007年與之後都發生危機。如果我們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檢視新自由主義的時期,我們可以發現新自由主義時期根本就是三十年的無情戰爭,一直打擊著工人階級。但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卻付出了慘痛代價:打壓工人階級並不足以提高獲利,即便有一段時期,信貸與股票的稅收看起來是解藥。

不過這一切到了2007年就停止了,全球性的經濟經歷泡沫化,而過去曾一度勉強維持經濟免於困難的信貸,變成整疊的呆帳。突然之間,全面性與不可逆的去工業化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發生了。去工業化吸納整合了全球的勞工,使得資本家可以減少成本並打擊西方工人的頑強力量。自1960年代以來,西方工人一直「誤解了」戰後他們與資本家在工資與生產力之間的交易,只不過要求能夠消費商品與福利國家。對於一些西方工人階級而言,新自由主義重塑的結構帶來了永久的失業,以及不穩定、低薪的工作大幅增加。各式各樣的信貸機制一度暫緩了這個發展趨勢,但在2007年的危機之後,這套方式越發困難。新自由主義的自殺性破壞已經瓦解了工人階級的認同,現在毀壞的狀況更是明顯,突然之間西方的工人發現自己已經被拋出經濟體制之外,南方與北方的青年共同看不見已被偷走的未來。這是2010與2011年以來抗爭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捲動的背景,但同樣地,這也是川普能夠勝選的背景。

金融危機並未帶來政治上的改變,因為政治菁英似乎無法批判地反省他們自以為不證自明的真理教條,不過實際上許多事情也開始改變。突然間,長達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這個建立在再生產與勞動力的積累,變得清晰可見。極度不平等的狀況過去意味著美國是個機會之地,現在頓時變成問題。

 

一場抗議反對各種抗議

 

金融危機後,美國與歐洲更替的政權所面對的主要任務,顯然是不顧人民經濟的匱乏來維持經濟。此時一些事情發生了。首先在南歐,因為經濟危機,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被鎖定要求大幅刪減國家支出,並遵照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政策。結果很明顯:這些國家的經濟面臨進一步的衰退,帶來了失業、薪資下降,以及社會動盪。這些國家政府以極受屈辱的方式被迫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歐洲中央銀行等交易,而他們的人民卻無法在其中表達任何意見。希臘的狀況相當引人注目。隨著希臘大規模地抵抗上述的借貸方案下,新歐洲共產主義政黨SYRIZA取得政權,但是勝選後不久,他們還是得接受同樣的交易條款,連條款中的一個逗點都未嘗試協商。這中狀況顯示了國會與街頭之間的難以跨越的距離,而國家體制實際上的作用就是統治支配的工具。這過程甚至沒有什麼爭辯。SYRIZA無從插手改變,從一開始就捲入了不可能的任務中。

2010與2011年之際,雅典、馬德里、里斯本等地的民眾開始上街抗議經濟墫節政策,抗爭發展地很迅速,隨即變成實際的運動,有數千名參與者。同時,突尼西亞與埃及爆發革命,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持續上漲的麵包價格導致了民怨爆發。忍受那些當地由西方支持的權貴吃香喝辣幾十年了,因此革命一觸即發,幾週內突尼西亞與埃及的革命成功地推翻了班阿里與穆巴拉客政權。類似的革命起義很快地席捲了幾乎所有的北非與中東國家,緊接著利比亞、敘利亞、葉門都爆發內戰。問題隨之轉向後殖民的世界秩序與新殖民主義、侍從主義與低度發展等問題。埃及的革命佔領了開羅的解放廣場,其策略激勵了歐洲許多的抗議行動仿效,佔領許多歐洲城市的主要廣場。首先在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接著在義大利與多數北歐國家。[5]

抗議之火也在美國燃燒。2011年9月,示威者佔領了曼哈頓的Zuccotti公園,抗議不平等的擴大,以及政府對銀行的紓困政策。其實2009年已經有一些規模甚小、但相當驚人的抗議,例如加州大學的學生抗議學費上漲。2011年夏天,數以千計的公部門勞工佔領位在麥迪遜的威斯康辛州議會大廈,抗議政府禁止集體談判權。然而直到佔領華爾街時,美國才出現比較大規模的抗爭。「金融資本暴君下台」、「我們是99%」的口號下,抗議民眾指向了美國貧富極為懸殊的問題,最富有的0.1%群體,擁有35.6%的財產,最貧窮的68.4%群體,僅有4.2%。佔領華爾街像野火一樣燃燒,很快地遍佈全國上百個的城市,都發生佔領行動。大城市的青年們佔領了私人廣場,以重奪公共空間來表達抗議,並利用這個站領空皆實驗平等的政治。美國在1970年初之後就從未發生過如此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對許多人而言,佔領運動可謂帶來了真正的驚喜。

在超過30年的「單向」階級鬥爭後,「資本主義的現實主義」突然被割開一個洞。[6]佔領運動重新找回早期具有戰鬥性與反資本主義的抗爭形式,但是所有的抗議也很快地四分五裂。2011年9月到12月是佔領運動的高峰,接下來幾個月運動的能量很快地消散。在歷經30年新自由主義個人化的強烈影響下,運動參與者很難找到語言能夠超越道德主義與單一議題的關注,進而連結彼此,對資本主義體系形成一連貫的批判。但是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與各地警局則竭盡所能地掌控這些抗爭。Zuccotti公園的佔領被清場了好幾次,許多參與者被捕並遭警方毆打。

2012年3月,就在佔領運動紛紛瓦解時,另一個新的抗議運動興起了:「黑人生命是一回事」(Black Lives Matter)。這場運動中,非裔美國人抗議警察種族歧視,槍殺了年輕的黑人男性生命,同時也抗議將非裔美國人排除在經濟體系之外的美國「白人」資本主義。美國資本主義產生了種族化的經濟不平等,意味著許多黑人生命對於資本主義而言是多餘的,他們並非勞動力的後備軍,僅僅只是剩餘不要的。警察的職責是控制這些剩餘人口在經濟體之外,窮人必須被壓制住。因此警察的角色就是隨時看好這些無法販售其勞動力的工人。這是警察暴力的社會經濟脈絡。種族主義與去工業化一併產生效應,讓非裔美國人成為Frank B. Wilderson所謂無理由暴力攻擊的對象。[7]非裔美國人就是比其他人沒價值,因此也更容易被警察暴力針對。一個令人不安的數據指出,在美國每28小時就有一位黑人被警察槍殺。同時,黑人囚犯數說明了制度性歧視的樣貌。非裔美國人約全美人口的百分之13,但於囚犯人數卻佔了百分之40。年約30至39歲的非裔美國人中,總計有百分之6的人坐牢,相比之下白人只有百分之1。如果你是黑人,則有5倍的機會吃牢飯。今天黑人男性坐牢的比率比念大學的比率高,而且如果你是黑人,比起白人,你大概有約百分之30的機會被警察攔下來。[8]

因為始自1970年代發生的經濟結構轉型,許多被歸類為黑人的人難以找到工作,也因此被迫盡其所能找方式生存。他們被「美國夢」的公民權運動排除,掙扎活在貧窮與犯罪之間。一些人要靠借錢,一些人才剛出獄。1960年代的爭取權利鬥爭——「我有個夢」——創造了一個後種族美國的意象,而非裔美國人甚至可以成為總統,但是警察暴力的傳統則提供了另一套故事。這個故事中,相當一大比例無法過活、被稱之為黑人的人,暴露在種族主義的暴力中。超過兩個世紀的奴役與近一百年缺乏政治權利的人,生活在物質上極不平等的生活中,僅只有少數幸運的非裔美國人才能克服這些不平等。絕大多數的人只是被拋棄在一旁,他們所擁有的非常少。這就是資本主義日常的運作:窮者窮。種族打壓與資本主義排除的結合就是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背景。其發端於2012年3月時,一位17歲的少年Trayvon Martin被槍殺。Trayvon Martin是被一位白人保全所殺,這位白人甚至一開始未被逮捕,即便他最終受到法律起訴,他也被判無罪。在一長串年輕非裔美國人被槍殺的名單中,Martin只是個其中一個悲慘的例子而已。2012年11月,另一位17歲的青年Jordan Davis在加油站被槍殺,只因為他不願意調低他車子的音樂音量。2013年,Renisha McBride被槍殺,她只是在一場交通意外尋求協助而已。抗議行動已在2012年與2013年接二連三展開,直至2014年8月在Ferguson的 Michael Brown被槍殺了,終於引發了大規模動員的抗爭,抗議警察暴力。當抗議湧進街頭,情勢演變為國家級的問題,政客與主流媒體被迫關注此議題。18歲的布朗,沒有持有武器,在搶劫時被一名白人警察射了12槍,但布朗只在雜貨店偷了香煙。騷動隔天在Ferguson爆發了,警察與憤怒的非裔美國人相互對峙。抗爭持續超過一星期,商店被砸,汽車與加油站被放火。警察的回應相當強硬。與其試圖將騷動降溫,警察開進紀念會場,這是布朗家族在他被槍殺後一天放置紀念花朵的地方,接著使用軍隊武器,就像許多州的警察局一樣,這些軍隊武器是為了反恐戰爭時所購置的。警察受到國民警衛隊的增援,向群眾施放催淚瓦斯、煙霧彈、閃光彈、橡膠子彈等。這些警察不再身著藍色制服,而是穿上戰爭服,並配置自動步槍等重裝武器在裝甲車上,與伊拉克與阿富汗所使用的配備沒什麼兩樣。城市中劃出了禁航區,警用直升機在空中盤旋來鎮壓騷動。

2017年11月,大陪審團決議不起訴射殺布朗的警察。這次的決議又引起大規模的抗議與街頭抗爭,這次不只在Ferguson,同時在超過100個美國城市。被謀殺的年輕黑人男子名單越來越長。2015年4月,爆發了更為暴力的抗爭,25歲的Freddie Gray在警方拘捕時遭受脊髓損傷而致死。他被警察帶走,綑綁在警察車廂的後頭,雙手雙腳被綁住,在移送的過程中昏迷。這個事件在巴爾帝摩與其他美國城市引發了遊行與暴動。2016的夏天與秋天,涉及Gray死亡的六位警察不是被當庭釋放,甚至未經過任何審判。

如同佔領運動,Black Lives Matter是個大規模的混合的抗爭運動,當中包含各種不同的議題,從具體要求提昇警察訓練的提案,或要求警員配戴身體錄相鏡頭,到廢除種族資本主義這樣革命性的訴求。借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訴諸制度革新,更提出經濟補償奴隸制的訴求。也有人主張,唯有透過更激進的結構性變革,才能夠改變那些深受資本主義打擊的人的生存狀況,他們的生命已被充斥危機的資本主義造成的惡果所壓榨。所以問題不在個別警察的種族主義,而是在於社會制度,這套社會制度讓身上承載了「黑人」標籤的人,因而暴露在結構性的暴力與排除中。在最後的這個例子中,當然問題在於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制度只是讓錢滾錢,卻無視人或這星球上的生物。

川普在選戰中提及Black Lives Matter時,他並未選擇東拉西扯、避重就輕。對他而言,這就是保護警察免於受到黑人罪犯攻擊的問題。他認為與其說Black Lives Matter,他提出「藍制服的生命是一回事」(Blue Lives Matter)。這套說詞中,警察才是受害者,他們受到黑人罪犯攻擊,並且沒有得到地方與全國政治人物的支持。川普認為,Black Lives Matter就是「向警察宣戰」。即便過去25年來,襲警的案件數降到最低,但是川普還是聲稱此刻仍充斥著「危險的反警察氛圍」,所以他的政府會不惜一切代價對抗到底。川普對此事沒有任何的猶豫。對他來說,這不是警察種族主義的問題,警察是種族主義者實際上也不是個問題。問題是那些黑人罪犯,尤其是Black Lives Matter,因此必須主動出擊打擊Black Lives Matter。川普就職宣誓後,一些州就著手立法,賦予警察更大的權力並且規定一些反警察的暴力將受到更重的刑罰,像是把攻擊警察視為是仇恨犯罪。此處川普的觀點相當明顯,如同川普就任後即在白宮官網上提到:「我們的工作不是讓那些滋事份子、搶劫犯、暴力破壞者的日子舒服好過。」加重刑罰的措施必須落實,例如嚴格制裁拒捕的行為。同時川普允許警察再次購買重刑武器,警察使用重型武器一度在Ferguson事件後受到進一步的限制。川普的戰線一清二楚。

簡言之,佔領運動與Black Lives Matter對美國資本主義帶來四十年來首次的嚴峻挑戰。而川普則是對此挑戰的暴力回應。對於激烈改變的恐懼帶來了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案。美國資本主義的問題加劇,而現在的情勢截然不同了。

我們正面對著一段不連續的崩解過程,一連串事件中衝突接二連三,一個取代另一個,到處都是矛盾,邁向革命的道路常常脫離了預期的走向或被鎮壓。這是川普勝選的脈絡。因為川普,一群被「遺忘」或忽略的人則動員到美國中部的小鎮。如果佔領運動是一群紐約與加州的青年,Black Lives Matter是黑人群體,那麼川普的支持者就是大都會之外的白人藍領工人,他們拒絕過去三十年來的經濟重整,要求重塑前一時期(白人為主)的社會福利制度。因此,我們可以說,佔領之後,就是川普。

 

 

反革命

 

因此川普很明顯地有個反革命的元素存在。將佔領運動與Black Lives Matter放一起來看,這兩股運動意味著對種族主義資本主義體系的初步清算。[9]相對地,川普明顯地是提供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的解答,而白人與中產階級對此有所回應,他們毅然決然地排除任何會根本破除現狀、動搖他們能在受薪勞動上獲得優勢的管道。當中的邏輯似乎是,美國的工作崗位就是屬於白人的特權。因此,百分之45的白人女性投給川普,嘗試確保他們自己與其子女後代能夠在工作與消費商品中取得先機。由此觀之,川普不代表破除現狀,而只是延伸了一種絕望的、處在壓力下的白人美式民主。當今全球市場的擴張已走到極限,並由國內市場所訴諸民族的、保守的保護性所取代。此下反革命正被組織中。

因此川普意味著一種反對各種革命的革命,以相當暴力的方式趕走想像另一種世界的要求。取代另一種世界的想像的是美國將重回過去的美好時光,那時白種男子是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的主人。世界失序了,但川普會重整秩序。女人、黑人、所有的賤民都會在這塊土地中出局。這就是「讓美國再度偉大」這個口號真正的意思。整個國家的共同體就像一個大家庭,川普爸爸會坐在桌子的前頭。總統川普是國內的暴君,將不聽話的黑人丟進牢房,從胯下抓住那些歇斯底里的白人女子,然後轟炸穆斯林。

危機迫使資本放棄寰宇主義的詞彙,諸如1990年代盛行的移動的自由與民主。一切都要嚴格控管,法西斯主義重生變成解答,種族主義、性主義、恐伊斯蘭混著流行文化的垃圾話與愚蠢行為。川普的反革命不僅僅只是阻止佔領運動與Black Lives Matter所推動的抵抗力量,更打算阻止未來任何自發的革命潛能,就算這要犧牲美國傳統上所謂容忍與開放的價值。

如果川普意味一種抗爭的表達方式,那麼川普就是一種反抗爭,意即川普與那些支持川普的民族主義資本家階級同黨,都希望在全世界佈下天羅地網,阻止那些真正的、系統性的批判力量能夠揚起抗爭的風帆。這種反抗爭就是要把Black Lives Matter對於種族主義的結構性批判,與對美國資本主義及整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切割開來。雖然川普完全否定Black Lives Matter,他倒是部分撿回佔領運動對金融危機與銀行紓困政策的批判論述。川普挪用了佔領運動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批評論述,並轉向全然相反地方向。雖然他猛烈抨擊華爾街,然而他打算讓銀行全權處理,並且已經打算替企業大幅減稅,但同時又將砲火瞄準前朝政府,根據他的說法,前朝政府都將美國的工作移去墨西哥、中國與其他地方。他成功地在挑選過的金融危機「受害者」,即白人中產階級,以及保護主義的資本家之間,建立起跨階級的同盟。當然,如川普之流的保護主義資本家,是一點也不會關心貧富差距加劇的問題。例如,川普很少討論薪資,倒是很常抱怨很難獲利。因此川普現象一目了然:川普引導著白人中產階級對於社會衰退的恐懼,結合上部分資本家階級對於現今積累制度越來越大的不滿。一轉眼川普就變成了去工業化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批評者。當中的問題在於川普簡化了分析,並挑選出特定因素作為美國人的敵人。例如,現在的華盛頓政府是壞人,中國是敵人。都是墨西哥的移民偷走我們的工作。歐洲該為經濟衰退負責。川普這套對新自由主義簡化的批評,不在於針對實際上具體的體制問題或結構性的歷史轉變,一切都被保護主義的排外所抹除。

華盛頓、移民工、貿易交易、跨國組織都是問題來源,回到家國就是解答。依據川普與他的同志們的說法,受到國家支援的民族經濟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受到控制。所以當務之急是重建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民族國家主權,而反動的民族主義或新的法西斯主義也就此生成。強力的國家政權在掃蕩動亂的同時,也開始啟動大型建設計劃,讓人民有工作。這個重返偉大的夢就是相信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的危機,能夠透過建立民族經濟、挑起貿易戰爭、以及排除「異類」來克服,

 

晚期法西斯主義

 

川普描繪了一套誇張的歷史,當中美國共同體面臨衰退、危在旦夕。「人民」是這套敘述的關鍵詞。川普整個團隊與川普提及人民與民族時,好像是個靈性團體,有別於國家,甚至有別於一般構成這個國家的人群。川普提的是「美國」而不是「美利堅合眾國」。他的口號不是「讓美利堅合眾國重返偉大」,而是「讓美國重返偉大」。這個帶有神祕色彩的「美國」,並不包括所有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而是包括這個國家內一些不太一樣、有點真實又有點不真實的人。其原因不只是因為有一大群如非法移民等的存在不屬於川普的美國共同體,同時包括像是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與所有川普在競選時嘲諷與揶揄的群體等,都不屬於這個美國共同體。川普明顯地不談這個國家的多元性,也不談當中的文化與宗教差異。他口中所謂的「人民」,是一個集合的主體,只有一種。就此來說,「美國」所包含的大於美利堅合眾國中實際的群體。川普建構出一個象徵性的、靈性的共同體,超越當今這個國家一切具體的個人。這是個神祕的民族共同體,既與作為國家體制、地理領土實體的美利堅合眾國有所聯繫,但又與此有別,也有別於現今居住在此地上的群眾。「美國」不只是美利堅合眾國。美利堅合眾國只是個國家體制,而「美國」是個靈性的存在,帶有使命,其命運已經註定好了。

 

資本主義的逃脫嘗試

 

危機與崩壞,就是當今的情勢。這對川普這種晚期法西斯主義來說是理想的社會氛圍。法西斯主義就是危機下的現象。1930年代有這樣的例子,今天也是。如同1930年代,川普的晚期法西斯主義這種新的法西斯主義,源自於金融危機。2007年美國出現嚴峻的經濟危機,緊接著蔓延至世界其他地方。這是晚期法西斯興起的脈絡。當然,我們也必須追溯美國種族主義長遠的歷史因素,因為川普重新啟動了白上優越至上的傳統。這個種族主義歷史包含了墾殖殖民主義、奴隸制、白人勞動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同盟。但是引爆法西斯的關鍵因素是金融危機與其造成的經濟崩解。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也是從美國開始,擴及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尤其在德國帶來重災。這次的危機,2008年的危機與更久的一次,可以追溯自1960年代末,這是川普敘述美國共同體受到威脅並用來動員美國白人工人階級重要的背景。

面對經濟危機,法西斯主義看起來是解藥,但卻是排除了革命性的另類力量,並確保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基本的經濟結構仍舊維持老樣子。這也是為什麼法西斯是反革命的。改變政權的修辭之下實際是虛假的革命語彙。想想川普抨擊華爾街的語言就是證明。法西斯主義總是被腐敗的體制所激怒,法西斯主義攻擊腐敗,聲稱要重建原有的秩序,但法西斯主義總是保護資本。就這樣來看,法西斯主義其實是反革命的革命。法西斯主義將反資本主義的語言與口號挪用至其民族主義的敘事中,這使得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無從顯現,反而將問題轉而聚焦在種族與文化的差異上。所以這些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反體制修辭與抨擊,實際上就只是資本主義內部不同派系爭奪經濟主導權的用語而已。因此,法西斯主義是反革命的,對於發起根本變革一點興趣也沒有,只想保護特定群體的優勢。這些特定優勢群體害怕失去其階級,而且特別重要的是,他們只想確保任何否定資本的星星之火都會被撲滅,消除任何革命的可能。

消除另類的可能、控制與緊縮安全、並防止事情失控演變成更大的社會—物質改變是很重要的。所以危機需要受到引導。1930年代就是靠強有力的國家權力直接介入與主導經濟發展過程。此時主導經濟發展的作法是確保私有財產、掃除工會與工人組織、維持低薪並創造需求、補助工業、有效地解決失業(與移除所有非亞利安人種)。這樣的政策是德國帶頭的資本家與納粹得以合作的基礎。資本仰賴納粹國家創造需求。經濟危機的解藥就是統制經濟:國家創造需求並同時維持勞工的低薪。在納粹的戰爭經濟中,獲利高但勞工薪水低。如此一來,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不但緩解,而且摧毀了革命性的勞工階級運動。如義大利左翼共產主義者Amadeo Bordiga寫道:法西斯就是二戰時替歐洲受薪奴隸大屠殺所做的準備。資本主義得救了,布爾喬亞階級國家體制所保證的權利暫且被取消了,而革命性的威脅力量被否定了。[10]

在1930年代中期,德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Alfred Sohn-Rethel曾形容國家如何接管受僱者能夠決定如何處置經濟問題的功能,並透過創造戰爭物資的需求來重建經濟。[11]現今我們大概會稱此為經濟紓困方案。德國資本的債務透過國家「社會化」了。戰爭經濟替國家創造財政赤字:出口下降,對於原物料與消費商品的進口需求上升。這樣一來使得帝國擴張變得必要。因此,解決危機的經濟面向是透過「人造」的需求、加強軍事武裝(接著就是戰爭),而政治危機就是透過建立納粹政黨專制獨裁來解決。如果法西斯主義是一種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模式,這種模式非常地特別,政治似乎是獨立存在的。德國資本家將政治權力移交給納粹黨,其換取的回報是能夠挪用政治生產出來的利益。為了挽救資本,布爾喬亞民主暫時終止。

危機使得法西斯主義變得必要。當然美國的狀況有可比性。所謂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的體制必須被新的力量取代,而經濟危機已演變成政治危機,政治與經濟的改變勢在必行。川普則承諾改變。對於那些被全球化打敗、難以在世界市場伸展拳腳的地方資本家來說,川普的當選意味著勝利。現在操作美國經濟是那些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的美國工業。美國經濟政策,將由在世界市場實行保護主義的方向主導,並實行替公司去規管與減稅的措施及大興基礎建設。美國軍事預算已經提高了百分之十。相關經濟計畫就是幫助那些難以在全球經濟競爭的公司。

全球化與貿易協定由保護主義與貿易戰爭取代。川普當選意味著美國資本最深層內部的那一部分受到挫敗,並從現在起需要抵禦內部與外部的敵人來保護這個國家。保護主義與偏激的民族主義一起攜手,因為對二者來說,所有的陌生人都是敵人。川普不會浪費潛在地緣政治的霸權,除非效果可見,能使美國資本獲利。國內強調「法律與秩序」,國外強調「冷的和平」。只要取消貿易協定、趕走移民、對穆斯林關閉邊界、將更多的非裔美國人送進監獄、給予地方警察更自由的權限來控制剩餘人口,美國將再次獲得勝利。這就是晚期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大計。

 

華盛頓政府的混亂

 

川普當選後就忙於實現其競選承諾。雖然現實證明有其難度,但他還是一點一點地實行,像是降低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高度,視其為國家危機,撤換各層級法官、執行穆斯林禁令、拒絕一大批移民、減稅、努力摧毀歐巴馬的照護政策、限縮跨性別族群的界定、倒退的墮胎法修法提案、退出國際組織、撤銷數以千計被驅逐出境者的保護、宣稱要將美國大使館移至耶路撒冷、威脅伊朗與中國。川普似乎打算盡其所能打造出一個非常緊張危險的政治氛圍,他攻擊媒體與司法制度與各個不同的行政部門。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寧願讓行政體系空轉,許多美國政府重要的工作都沒有接任人選。但是同時他又忙於對其指派的位置開砲,只要這些人看起來相當「軟弱」。被他開砲的名單一長串:Michael Flynn、Sean Spicer、Reince Priepus、Anthony Scaramucci、Sebastian Gorka已經被踢走,甚至是Bannon都離開了。川普的政權一團混亂,不同派系之間總是在鬥爭,無法合作。但這就是應該會出現的狀況。川普喜歡混亂。新聞媒體是「假新聞」,媒體不僅只是不誠實,「他們是地球上最不誠實的一群人。」川普還曾發佈「不誠實媒體獎」(Dishonest Media Awards)。媒體是「美國人民的敵人」。如果有人相信一旦他入主白宮後就會改變言行,那他們錯了。整套競選團隊的語言仍舊持續。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偏激的民族主義都是川普美國偉大夢的主要成份。

川普很難撤銷可負擔照護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但他還是堅持這樣做,一步一步瓦解它,不管美國窮人與病人會付出什麼代價。旅行禁令有另一套發展,川普嘗試落實該法好幾次,即便遭到多次抗議與法律合法性的挑戰。川普將目標鎖定在他所謂的穆斯林國家,所以禁令的意義顯而易見。川普想趕走所有的恐怖份子(也就是穆斯林)。穆斯林與移民都得離開美國。該走的不只是那些來自「恐怖主義國家」的移民,還有那些來自非洲「鳥不生蛋的爛國家」的移民,以及像是海地與中美的國家。如同2018年1月他在總統辦公室的會議上所言:「幹嘛我們都有這些來自鳥不生蛋爛國的人跑來?」還建議應該把這些移民都帶去挪威。他說:「我們為何需要海地人阿?把他們趕走!」。

在墨西哥邊境築起2,000哩的長城提案雖尚未動工,但是川普已經在國會上努力找到資金。築起邊境長城的第一階段預估會花費180億美金。這筆錢將築起316哩新的圍牆,與強化400哩既有的隔絕障礙物。如果川普成功了,2027年超過一半以上的墨西哥邊界將有一到牆。即便沒有證據支持,川普還是繼續宣稱墨西哥會支付築牆費用:「我相信墨西哥會支付築牆費用,我與墨西哥交情很好。所以是的,墨西哥會以某種方式支付築牆費用。」

雖然我們不可能跟得上川普那些詭異又仇女的浮誇言論,不過很重要地,我們的分析也不能因此就認為川普之前看起來比較正常的政治就比較好,好像川普的法西斯主義與布希及歐巴馬的政策正好鄉對立。川普是晚期法西斯主義,不代表小布希、歐巴馬、希拉蕊、桑德斯就代表了民主。我們必須做的是,移除川普並回到一些「前川普」的情況。危機已經發生,川普毫無疑問只是加速危機,但是也沒有所謂的「正常狀態」可回。這就是川普現象所揭露的驚人真實狀況。可惜的是,想要支持「正常」的政治人物來反對川普並支持民主一點也不容易。法西斯主義並非相對於民主,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興起,是有感於國家民主深陷危機之中,所以需要打造秩序並阻止另類的力量生成。因此法西斯並非變態,而是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中。只要民主的政治形式仍以民族國家為範疇,就一直會出現國家為了保護其公民免於受到其察覺的外在威脅攻擊,因而自行關閉民主的風險。民族國家的家受到威脅,所以必須確保其安全與秩序。換句話說,法西斯是國家民主的內生物。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並未取消民主,他們是從其內部瓦解民主,使民主失效,因此創造了人民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來清除障礙並恢復秩序的需求。川普不需要準軍隊化的部隊,他自己完全能夠創造法律的混亂並瓦解既有的政治權力,進而生產出需要另一個政治權威的需求,一個如假包換的美國權威,也就是川普自己。川普任期的頭兩年顯示他的領導是靠製造混亂,這是晚期資本主義法西斯的運作:到處混亂與難以忍受。這是計畫好的混亂。

 

 

註腳:

[1] Perry Anderson: ‘Why the System Will Still Win’, 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ch 2017, pp. 6-7.

[2] Paul Krugman: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in: The New York Times, 16 November 2013;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3/11/16/secular-stagnation-coalmines-bubbles-and-larry-summers/; Immanuel Wallerstein: ‘Structural Crisis: Or Why Capitalists Might No Longer Find Capitalism Rewarding’, Immanuel Wallerstein, Craig Calhoun and Michael Mann (eds.):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9-36.

[3] Insurgent Notes: ‘We’re Tempted to Say We Told You So, But We Won’t’, in: Insurgent Notes, no. 14, 2016; http://insurgentnotes.com/2016/11/were-tempted-to-say-we-told-you-so-but-we-wont/

[4] 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1945-2005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5]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wave of protests, see my Crisis to Insurrection (Wivenhoe: Minor Compositions, 2015).

[6] It was British cultural historian Mark Fisher who described the period after the fall of the Wall as ‘capitalist realism’, in which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imagine another world. Capitalism had become the only reality. See 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London: Zero Books, 2009).

[7] Frank B. Wilderson, III: ‘The Prison Slave as Hegemony’s (Silent) Scandal’, in: Social Justice, vol. 30, no. 2, 2003, pp. 18-27.

[8] See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0).

[9] Reading Trump as counter-revolutionary draws on classic analyses of counter-revolution, especially Karl Korsch’s article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collected in Douglas Kellner (ed.):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Austin &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Arno J Mayer’s Dynamic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Europe, 1879-1956: An Analytic Framework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and Herbert Marcuse’s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Marx’s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s, of course, in many ways the touchstone for any analysis of counter-revolution.

[10] Amadeo Bordiga: ‘War and Revolution’, 1950, https://libcom.org/library/war-revolution-amadeo-bordiga

[11] Alfred Sohn-Rethel: The Economy and Class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 [1973],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發佈日期: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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