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貧困的時代

普遍貧困的時代
◎姜來熙
許多 譯 郝玉滿 校

 

【編按】五一勞動節前夕,如何思考台灣社會當今種種的對立、衝突、藍綠統獨與經濟發展的困局呢?近來,台灣被冀望能在經濟上重回四小龍,然而常被當對照樣本的南韓,社會上又面對了什麼處境?本文通過南韓的種種案例,考察新自由主義之下現今南韓社會陷入相互敵對的狀態,包括指出有些女權運動,同樣地採取了「以牙還牙」的敵對方式,而作者認為必須仔細探究這樣困局的成因,指出這種敵對狀態的歷史,包括少數身分如何在左翼或爭取自由民主運動被打壓與走向激進化、獨裁政治未被所謂的民主化清算並接合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左翼運動的邊緣化與改良主義的問題、反動的身分政治興起等。從中,作者嘗試說明當中的關鍵在於新自由主義造成了基本生活資源的「普遍匱乏」。對照台灣,我們如何理解「自由民主」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這又如何影響著台灣社會與左翼運動?透過此篇文章,希望能在主流的權利論述與身分認同的政治情感之外,重新思考「普遍匱乏」下的視野。作者姜來熙(KANG Nae-hui)為韓國中央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韓國《文化/科學》期刊創辦人。譯者與校者皆為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生。本文轉載自《熱風學術網刊》2018年冬季號,感謝《熱風學術網刊》授權轉載。

 

當今世界在新自由主義的統治下,最令人不安的狀況莫過於人們並沒有攜手抵抗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困境,反而陷入了互相敵對。新自由主義越是造成社會不公,人們似乎越會陷入到互相敵對和仇恨中。韓國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新自由主義進程加速,而這正是韓國正在發生的狀況。韓國近年來由仇恨引發的衝突和犯罪急劇增多。比如女權分子相比以往,更多地採取了「鏡像複製」的策略來對抗右翼男權主義,即依樣採取了他們的做法。儘管這種反應情有可原,問題在於「以牙還牙」並不能消滅施暴者和暴行。只要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還在盛行,暴行總會找到足夠的營養存活下來。我們急需克服當下的困局,搞清楚這種狀況是如何產生的同樣很重要。這就意味著,必須仔細分析和探究造成當下困局的根本原因。我認為,之所以各種社會群體紛紛陷入不斷升級的互相敵對,關鍵在於新自由主義造成了基本生活資源的普遍匱乏,比如工作機會、收入、住房、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當然更可惡的是,新自由主義蓄意造成了這種普遍的匱乏。更糟糕的是,這種困乏越來越泛濫,會殃及越來越多的人。我會通過韓國的種種案例,試圖考察今天為什麼變成了普遍匱乏的時代,以及我們如何應對。

 

在2010 年代前幾年,韓國的網絡上出現了一個叫Ilbe的極右翼團體,異常激進的身份政治開始顯現出最邪惡的樣子。這個團體的成員在網上宣洩前所未見的仇恨言論和行為。他們公然宣揚男權統治,歧視女性,還用惡毒的語言攻擊其他社會少數群體。女性、女同性戀、男同性戀、變性人、殘疾人、移民勞工、左派活動家和自由派政治家往往成為被攻擊的對象。2014年4月的世越號沈船事故造成304人喪生,而且絕大部分死者是高中生,這時候幾個Ilbe成員甚至出來攻擊受害者家屬!當家屬們在光華門廣場上靜坐抗議當局推卸責任,這幾個Ilbe成員當著死難者家屬的狂歡胡鬧、大吃大喝,囂張地吃著披薩、炸雞和方便面。2016年5月也發生了一件類似的事情,在首爾地鐵江南站10 號出口旁邊的一間公共廁所裡,一名三十出頭的男子無端殺害了一名年輕女子。很多女性感到恐慌,覺得任何一個女性都可能成為男性暴力的犧牲品,於是開始組織起來。慘案發生後,她們立刻把江南站的10號出口打造成緬懷死者的空間,市民們紛紛趕來,向死者表達哀思,把印著悼詞的海報貼在牆上。這時一名Ilbe 成員來「獻」花圈砸場子,更激化了人們的憤怒。花圈上掛著一條標語,上面寫著「不要忘記在天安號上死去的戰士,他們都是男人」。天安號是韓國海軍的一條小型護衛艦,2010年在北朝鮮附近海域沈沒,船上共104名船員,最終46人遇難。儘管韓國官方調查說北朝鮮是幕後黑手,但沈船的真正原因仍有爭議。一些女權主義者發起集會,悼念凶殺死難者,抗議男性對女性的仇恨和殘害,這時另一名Ilbe成員穿著連體衣,戴著頭盔,裝扮成粉紅色的大象,突然出現在集會上搗亂。雖然他聲稱「男人和女人攜手共創更安全的韓國」,但是他誇張的裝扮只會激起女權主義者的懷疑和憤怒。

當然,反對婦女的行動並不是沒有遇到挑戰。在2015年8月,一幫女性主義者在網上成立了一個名叫Megalia的團體,開始發起反對男性的鬥爭。Megalia成立時正值中東呼吸綜合症在韓國爆發,兩名韓國女人在從首爾飛往香港度假的航班上被確診感染,一些韓國男人大肆攻擊這兩名女性,認為她們拒絕被隔離治療,Megalia要反擊這類污蔑。韓國有一個很紅的網絡論壇叫DC Inside,上面一些男人惡毒地批評和攻擊染病的女性,罵她們太自私,說她們去國外丟韓國的臉,罵她們「泡菜婊子」(就是說成天只想著買買買)或節衣縮食去買奢侈品的「大醬女孩」(大醬是一種很廉價的燉菜)。雖然後來謠言被澄清了,但是論壇上的女性用戶聯合起來發起了猛烈的反擊,抗議幼稚的、過激的仇女言論。她們對男人的批評反唇相譏,罵他們「泡菜男人」或「hannamchung」(可憐的韓國人渣)。一些女權主義活動者認為,這種反擊行為更像是「一報還一報」,「採取同樣惡毒的語言去反擊男人」。比如一些女性主義者更激進,痛斥騙婚的男同性戀。

Megalia的出現標誌著韓國正在興起一股凶悍的女權運動,儘管Megalia的激進程度跟Womad相比就相形見絀了。Womad是另一個網上的女權團體,由於和Megalia的成員就如何看待男同性戀的問題有了分歧,於是脫離了Megalia,自立門戶。前面提到過,Megalia也在排斥男性的性少數者,但只是攻擊「搗亂的人」,比如騙婚的男同性戀。但是還有一些女權分子遇到男人就一定要排斥,激憤到排斥一切男同性戀的地步。這個分歧「造成了社團的分裂,促成了Womad的成立」。Womad甚至斷然否認少數群體的權利,經常取笑和嫌惡任何「帶把兒」的男性,甚至包括嬰兒、殘疾人,激烈到了如此地步。

去年5月,一名女體模特被逮捕,因為她在大學課堂上拍攝男同事的裸照併發到了網上,而這名女裸體模特兒正是Womad的成員。然而她的被捕在婦女群體中激起千層浪。媒體大肆報道這次逮捕,女性主義活動家們於是組織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集會,譴責韓國社會風行的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這次集會尤其針對警察對非法拍攝存在的明顯雙標。5月18號爆發了第一場集會,吸引了12,000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婦女。抗議領袖說:「與之前大多數非法拍攝受害者都是女性時不同,這次弘益大學拍攝男性落體模特的非法拍攝從一開始就獲得了巨大的關注……警察反應出奇迅捷有效,簡直前所未見,這是針對不同受害者的偏頗執法。」6月9號舉行了第二場集會,規模更龐大,參與人數達到了22000 人,抗議者舉著標牌,上面寫著「我的生活不是你的黃片」。不用說,去年世界各地已經開始爆發了#MeToo#運動,激發了韓國婦女對仇女文化和權力濫用的義憤。在第二場集會上,婦女對韓國男人的不信任已經高到不可思議,她們甚至不准男記者接近集會中心,遑論採訪報道。只要有男人膽敢拍照,一律驅逐! 7月7號第三場集會有60000 人出席,聲討韓國的男權統治,現場出現了更多的標牌,比如上面寫著「你有雞巴,你就沒罪。你沒雞巴,你就有罪」。8 月上旬還爆發了一場集會,據組織者稱有70000 人參加。

 

無論反動的男權至上團體,還是極端的女權團體,顯然都出現了激進化的傾向,我們需要將其放在歷史語境中理解,重新思考身份政治最早在韓國是怎麼形成的。1990 年代早期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是重建自由民主體制的後果。經過幾十年的民主化運動,韓國的軍事獨裁政權在1987 年垮台。韓國頒布了新的憲法,重要的社會機構都被解除了官方限制。很多自由派政治家以前被禁止從政,現在都能參選了。出版社、廣播、電影、戲劇、流行音樂、遊戲等組成的媒體工業以前受到集權政府的嚴格控制和審查,如今已經徹底開放了,可以隨便參與市場競爭。大財團的商業活動也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預了。更重要的是身份政治興起了,由此自由民主體製造成了新的社會狀況,少數群體(包括婦女、年輕人、性少數、殘疾人和外來勞工)都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了。但是可以說這種身份政治也給標榜進步的社會運動帶來了一些麻煩。我們需要更仔細地考察歷史,才能理解這個狀況。

關鍵是要指出,自由民主體製造成的新政治不僅是對威權獨裁遺產的回應,還是對1980年代民主化運動中男權文化反動性一面的回應。一方面,身份政治可以說是對少數群體權利長期被忽視的抗議。在軍事獨裁時期,人們的個人慾望完全被壓制,甚至到了重建自由民主的時代,情況也沒有多少改觀。自由民主體制向少數群體鄭重保證,他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需求。於是,儘管少數群體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心聲,社會狀況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會把他們映襯得更討厭,在那些自詡「正常」的人眼裡,少數群體太張狂,太有攻擊性。少數群體的崛起讓Ilbe成員感到了惡心和仇恨。我會在後面解釋為什麼Ilbe成員會這麼反應。

在民主運動這邊,情況也沒什麼兩樣。舊的運動直到1990年代中期還有很大影響力,看起來非常像他們頑強抵抗的集權體制。集權國家動員人們的方式是,把他們嚙合成一個集體,擁有統一的身份。他們是韓國人、工人、士兵、學生,唯獨不是個人。民主運動圈子的狀況也差不多,活動家和參與者們被認為只是推動運動的一個環節,而不能是自主的人,被要求為了民族解放和無產階級解放勇敢犧牲。雖然這種信仰推動了民主進程,但是民主運動的文化還是跟威權文化一樣反動,缺乏人性關懷,漠視人們的關切和慾望。最後,民主運動圈內圈外怨聲載道,以至於鬥爭傳統也很難維持下去。隨著自由民主體制的重建,人們不僅批判集權,也批評民主運動的文化本身。

身份政治在1990年代後期的興起,要放到以上背景裡才能理解。1990 年代後期,一個叫「100名女性的委員會」的秘密女權團體發起了一項嚴重指控,震驚了左翼運動圈。該團體揭露,進步運動的圈子裡也普遍存在性暴力。她們曝光了一批涉嫌性侵女同志的男性活動家。這次嚴正的譴責讓左翼圈子關注到了進步運動內部的男權中心主義,同時身份政治在進步運動內也開始引人注目。從此女性反抗男權統治的抗議之聲就沒有停息過。

韓國重建自由民主時期,身份政治越發活躍的另一個證據是年輕一代對社會運動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回顧進步運動的歷史,韓國的年輕人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參與者。在1960年四月革命中,高中生和大學生在推翻獨裁總統李承晚的鬥爭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也正是大學生在英勇反抗朴正熙和全鬥煥的軍事獨裁政權。沒有人可以否認年輕人在韓國民主運動中的力量和影響力。然而到了1990 年代早期,進步運動的風氣開始變化。新的社會運動提出了挑戰,要求現在多多少少應該關注人們個人慾望的重要性。1993年《新生代,為所欲為》的宣言發表正是變化的明證,一些運動參與者站出來宣稱,年輕一代應該抵制舊運動圈子的文化,因為它打著集體利益的名義壓制了私人慾望和個人幸福。

除了婦女和年輕人,其他少數群體也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韓國在1990年代早期也開始興起性別政治。男女同性戀在那幾年開始公開宣示自己的性取向。殘疾人和外來勞工不久也開始發生自己的聲音。因此,這些群體開始參加遊行,讓自己的聲音可以被更多人聽見。可以說,韓國的身份政治在1990 年代興起,正是韓國社會變得越來越民主和自由的時候。

 

然而我們還需要瞭解,經過多年的發展,為何身份政治變成了今天這麼激進的形式。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我想回過頭仔細考察身份政治在韓國興起的那個歷史時刻。前面已提到過,正是在自由民主體制開始重建的時期,一種新的身份政治作為新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開始興起,新的政治環境正是身份政治的社會土壤。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儘管自由民主體制的確立讓社會少數群體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但自由民主體制本身還有缺陷,還值得懷疑,很難說得上是完備的民主。

當然,自由民主體制的重建肯定是一種可喜的進步,改善了政治環境,但僅僅帶來了不完整的民主。別的不說,這是軍事獨裁勢力和民主勢力妥協的結果。在軍事獨裁時期,絕大多數反獨裁人士被完全禁止參政。1987 年的修憲改善了政治條件,但只有自由派獲得了跟獨裁勢力競爭的資格,而獨裁勢力沒有受到政治上的清算。相反,更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曾經積極參與了激進的民主化轉型,但如今在政治舞台上完全被邊緣化了。雖然這裡面有很多因素需要解釋,但我們仍然可以說自由民主體制的重建過程失掉了進步運動的一些寶貴財富,導致了1980 年代末到1990 年代初大量運動人士心灰意冷脫離運動。

鑒於當時的政治環境,1980年代社會運動的遺產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下不斷被簡化,即使說還沒有丟掉全部的財富,前面所說的新社會運動的崛起也是這種簡化的後果。舊的社會運動艱苦卓絕,致力於推翻獨裁政權,奪取國家政權。相反,新興的社會運動採取了更偏向市民社會或公民權的路子。雖然新舊社會運動之間還存在鬥爭和合作,但是毫無疑問舊的路子越來越難贏得民心,而新的運動強調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和參與性,已經贏得了更廣泛的支持。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自由民主體制的重建跟新自由主義在韓國作為規範確立下來是同時發生的。朴正熙政權首先把新自由主義引進韓國。韓國政府把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改革的策略引進來,在1979年4月發佈了經濟穩定計劃,要求放鬆國家對資本活動的管控。但是朴正熙不久就被暗殺了,全斗煥發動另一場軍事政變上台,繼續整合和推進1980年代早期確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讓新自由主義在韓國打下了更堅實的根基。獨裁政權不僅把新自由主義運用到經濟領域,而且還運用到了文化領域。但是全斗煥政權沒有存活太久,來不及把新自由主義確立成穩定的政治策略就垮台了。對於韓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新自由主義成本太高,風險太大。此外,全斗煥政權完全沒有統治的合法性,因為其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中殺害了至少606名平民。這樣一來,全的政權面臨來自社會運動持續不斷的挑戰。韓國的統治階級把自由民主體制的重建當做救命稻草,目的是進一步推進新自由主義。然而這就使得重建的自由民主推動社會運動的能量極其有限。至少部分身份政治的激進化的傾向需要放到這個歷史背景中才能理解。儘管自由民主體制保障了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但只有當少數群體的訴求威脅不到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時候才會保護他們。對於少數群體來說,新社會運動的核心訴求還是改良主義式的,對改善少數群體的境遇作用不大,因為新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還是一種「批

評性的支持」。

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之交,韓國陸續成立了一些重要的市民社會組織,直到今天還有很大影響力,如公民經濟正義聯盟、參與式民主聯合會、韓國環境運動聯盟、韓國婦女團體聯合會。所有這些組織多多少少都具有改良主義的性質,因為都支持和推進參與式民主。韓國婦女團體聯合會和韓國環境運動聯盟都是新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都致力於社會結構的全面改革,這兩個團體對待社會改革的態度都是自由派的,社會運動會跟這兩個團體合作。結果包括身份政治和環保運動在內的韓國社會運動發現自己面臨一個抉擇,一邊是1980年代社會運動的革命路線,一邊是市民社會運動的改良主義路線。正如前面所說,重要的市民社會組織都認為前一種路線已經快失效了,都傾向於遵循改良主義的路線。但是就像舊社會運動長期秉持的態度,這個選擇也給韓國的社會運動帶來了難解之謎,不知道怎麼處理新的任務。韓國從1990 年代早期開始面臨各種新的社會議題,如言論自由、文化權利、性工作者、同性戀權利和外來勞工,這些議題從前完全被獨裁政權忽視,也沒有被納入舊社會運動的視野。然而,現在市民社會組織號稱代表了新社會運動的方向,也漠視這些議題!

新自由主義同時在高歌猛進。全斗煥政權在1980 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但遭到了社會運動的猛烈抵抗。但是隨著自由民主體制的重建,新自由主義政策開始獲得了一種合法性,這在獨裁政權下簡直不可想象。部分原因在於1990 年代的市民社會運動多多少少都支持新自由主義,現在代表1980年代運動遺風的團體,包括韓國總工會、韓國農民聯盟和全國無房者大聯盟等,都眼看著他

們的社會影響力急速衰落。1990年代後期情況變得更糟糕,韓國被外國資本和商品猛烈衝擊,社會危機日益深重。韓國政府到這個時候仍然在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好在還能保持國家的自主性,有能力控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程度和步驟。但是直到韓國當局為了克服經濟危機,全盤採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了一攬子救市方案,新自由主義改革才完全臣服於外國資本的要求,而這正是救市方案夾帶的私貨。韓國的社會運動這時候也束手無策,沒能阻止新自由主義化造成的社會災難:大銀行倒閉、大量失業、家庭解體、自殺流行。

我們還有必要指出,即使金大中上台後,新自由主義仍在猛烈推進。人們普遍認為,在1980年代出名的政治家中,金大中是最進步的一位,比金泳三還具有進步色彩。金泳三與獨裁勢力合作贏得了1992年大選。但是金大中政府對新自由主義的深化更是「居功至偉」。正是金大中政府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虛擬化的資本市場,引進了一系列金融機制,如金融衍生品、項目融資、資產擔保證券、抵押貸款、資產擔保商業本票、共同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房地產投資。新自由主義體制最重要的資本增值策略就是金融化,於是韓國民眾被迫背上巨額債務,生活從此被毀滅。但是值得玩味的是,韓國的社會運動對金融化的抵抗很弱,市民社會運動方面的抵抗尤其弱。實際上,市民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以及來自身份政治的合作者與自由民主政府攜手促進新自由主義政策,當然他們還是會偶爾批評一下新自由主義過激的地方。

隨著金融化的全面展開,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管理財產的方式徹底改變了。1997年外匯危機爆發時,全國的家庭債務總額是211萬億韓元;到了朴槿惠政府垮台前(2016 年),數額飆升,超過了1,500萬億韓元。全國GDP 總量同時期增長了3倍,從506萬億上升到1,637萬億。以2017年3月的數據為準,平均每一個韓國家庭欠銀行和金融公司的債超過了7,000萬韓元(折合65,000美元)。我們還必須指出,家庭債務飆升的同時,自殺率也在上升。1997 年金融危機以前,韓國很少有人自殺,但從此之後韓國的自殺率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高居榜首。

 

我們應該指出,反動性的身份政治正是在韓國自由民主體制下興起的。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結構調整、私有化、彈性工作制和金融化。這些政策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大規模失業、工作環境惡化、房租上漲、家庭債務負擔過重等,於是人們開始對自由派打出的民主口號感到失望和幻滅。即使是自由派的金大中政府和盧武鉉政府也在推進新自由主義,導致了尖銳的社會矛盾,而一般認為這兩屆政府比盧泰愚和金泳三代表的與獨裁勢力合作的政權更民主,於是人們覺得被背叛了。一個必然的後果就是,以往年輕人比他們的父輩更進步,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投票給保守派的政客。他們在2007 年大選中投給了現在身陷囹圄的李明博。2012年大選的戰況如出一轍,現在已經被彈劾的朴槿惠擊敗了文在寅。Ilbe 團體正是在這個語境下於2010年創立的。

現在不僅年輕一代的右翼分子站到了反動身份政治的前台搖旗吶喊,而且老一輩右派也粉墨登場,越來越引人注目。2016、2017年之交的冬天,韓國爆發了長達數月的燭光遊行,要求彈劾朴槿惠,懲罰腐敗的朴槿惠政府,清算與權力勾結的大財團。同時在光華門廣場對面,保守主義者也組織了一場支持朴槿惠的遊行,其中不乏年輕人的身影,但主要成員還是老年人。他們捍衛朴槿惠的行為被看作跨越代際的回應,朴槿惠是被暗殺的獨裁者朴正熙的女兒,朴正熙是他們成長年代的偶像,他們認可朴槿惠。他們年輕的時候正是韓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但是如今老被年輕一代口誅筆伐,覺得他們又老又反動。在朴槿惠被彈劾的時候,他們發起了「太極旗縱隊」,揮舞國旗組織遊行,經常與反對朴槿惠的抗議者發生暴力衝突。太極旗縱隊的成員大部分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右翼,排斥少數群體,特別厭惡LGBTs。去年6月第十屆大邱酷兒文化節舉辦時,一幫反對同性戀的基督教徒阻撓性少數群體的節日遊行,罵同性戀都是雞姦犯。去年7月第十九屆首爾酷兒文化節期間也發生了類似鬧劇,「一幫反對同性戀的保守派悍然踢館砸場子,除了反對同性戀,還反對勞工權利和難民。」

Ilbe、太極旗縱隊和基督教徒對婦女、LGBTs、反政府抗議者和外來勞工釋放的惡意和仇恨,正是今天韓國保守的身份政治的突出案例。雖然這些人罪不可赦,但更重要的是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在近來出現。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統治日漸穩固,韓國已經淪為最不平等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在2014年,全國最富有的10%和最貧窮的10%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了56 倍!在2012 年,全國最富有的1%佔有總收入的12.23%(在經合組織國家中佔第三位),最富有的10%佔有44.87%的收入(第二高)。最高收入的集中與財富的不平等分配是同步發生的。「2013 年的稅務報表顯示,最富有的1%佔有26% 的財富,最富有的10% 佔有66% 的財富。」社會不平等還伴隨著工作崗位的急劇減少,令窮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根據2013年的就業數據,官方宣稱年輕人的失業率是6.4%,大大低於很多國家。但是如果算上「尼特族」(NEETs),即「不滿30 歲,沒有工作也沒有上學的年輕人」,「15 到29 歲年輕人的真實失業率」跟「歐盟國家差不多,達到了22%」,而且這個數據仍然可能遠遠低估了就業狀況的惡劣。穩定的工作崗位減少的同時,爛工作倒在增多,比如臨時工、不穩定就業、低薪水崗位和那些自我剝削式的工作,韓國年輕人陷入了更惡劣的工作環境。老年人的處境也是灰暗絕望的。2011 年的數據顯示,「韓國48.6% 的老年人陷於貧困線以下,在34個經合組織國家中是最高的。」

如果我們稍稍想想韓國人的處境,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工作環境惡劣,貧困纏身,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們陷入了愈演愈烈的互相敵視。當然並不只有韓國人遭遇了缺少工作機會、工作條件惡化和陷入貧窮等慘狀,但是如果我們想瞭解狀況的慘烈程度,有必要意識到由於韓國進步勢力在政治上的軟弱,韓國沒有建立起堅實的福利系統來保護弱者。結果韓國青年淪為了「拋棄的一代」。一開始他們被看作「三拋棄」的一代,就是說他們為了渡過難關,只能放棄戀愛、婚姻和孩子。但是現在年輕人已經淪為「七拋棄」一代了,被迫放棄了社交、買房、理想和希望。毫不奇怪,年輕人把今天的韓國戲稱為「萬惡的朝鮮王朝」,500年的朝鮮王朝被嚴酷的儒家等級秩序統治著,封建等級制一開始就決定了誰高人一等,誰永不可能出人頭地。不僅年輕人感到絕望,而且老年人也心如死灰。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韓國65 歲老人的自殺率是最高的,達到了每100,000人就有54.8個人自殺,是平均自殺率的3倍。這一切都說明在自由民主體制的掩護下,新自由主義高歌猛進,大多數人韓國人的生活條件急劇惡化,找不到出路。

 

我認為,新自由主義統治造成的普遍貧困,在近年身份政治的崛起和泛濫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國家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進程使得大多數人不得不面對生活資源越來越短缺的困境。Ilbe的成員都很年輕,大多數才十多二十歲,頂多三十出頭,也不能免於貧困。有研究證明,Ilbe成員變得不安憤怒,主要是因為獲得正常、體面生活的願望落空了,好生活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虛無縹緲,比如上大學、談戀愛、做體面的工作、買房、結婚等。當然問題在於他們並沒有認清禍根,資本主義才是讓他們失望的罪魁禍首,但是他們把怒氣灑向了另一些新自由主義統治的受害者,特別是婦女和少數群體。

鑒於Ilbe成員、太極旗縱隊和反動基督教徒的仇恨暴行實在太過分,以Megalia和Womad為代表的女性團體採取「以牙還牙」的策略就不足為奇了。雖然一些婦女團體的行徑很荒謬,但是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反動的男權分子激起了婦女「一報還一報」的回擊。但是問題在於,複製男權右翼分子的粗暴行徑並不能消除導致反動性身份政治的社會土壤。儘管男權反動分子行為可恥,罪不可赦,但是把他們當做唯一的敵人就會搞錯問題的癥結。正是新自由主義造成了普遍的貧困,使得無論老幼的男人都覺得他們應得的生活條件被其他勢力竊取了。只要新自由主義不死,錯認敵人、敵視其他社會群體的行為就不可能消失。

不僅差異性在決定人們的生活,而且共通性也在塑造人們今天的生活,換句話說,普遍的貧困是新自由主義蓄意造成的。今天就是普遍貧困的時代。新自由主義統治全球政治經濟已近40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因此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爭搶有限的生活資源。大多數人對貧困已經習以為常,就不得不自相殘殺,去爭奪越來越少的資源。不同社會群體的差異和對立也是由共通的經驗造成的,就是說生活資源的短缺主宰了我們。因此我們應該關注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的共通經驗,儘管也要同時留心不同群體的差異。在這個普遍貧困的時代,我們必須始終專注於共同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敵人,還有什麼疑問嗎?難道不是資本主義造成了普遍的貧困嗎?

 

發佈日期: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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