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東亞民族解放鬥爭

活在東亞民族解放鬥爭
◎徐勝

 

【編按】台灣的轉型正義缺乏左翼的歷史視野,在這篇文章中,曾為韓國政治犯的徐勝老師描述了他的左翼政治生成經歷、出獄後面對「歷史終結」下如何思考和平與東亞近現代史中的帝國主義問題(以及「普世人權」去歷史化問題),以及與東亞政治犯包括台灣林書揚先生、陳明忠、陳映真的接觸與串連(而日語是老政治犯們東亞重要的溝通紐帶),正式提出東亞冷戰時期國家暴力的問題,特別是提出清算日本殖民暴力與將美日東亞秩序轉變為以民眾為中心的秩序。作者徐勝老師為在日韓人,1971年因涉嫌「校園匪諜事件」被逮捕並於同年10月被檢察官求處死刑。當時徐勝為了抗拒南韓保安當局羅織入罪、強迫「轉向」,毅然引火自焚。歷經19年牢獄羈囚,徐勝老師於1990年獲釋,出獄後受聘於日本立命館大學,講授比較人權法、現代韓國政治,並擔任立命館大學Korea研究中心顧問,現為韓國又石大學東亞和平研究所所長,並將其奮戰經歷著成《獄中十九年》(由人間出版社出版)一書。徐勝老師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建立深厚情誼,合力促成台灣、韓國、琉球、日本四地政治受難人的互動網絡,共同探索東亞冷戰與國家暴力的起源和性質,致力於大東亞地區的進步思想與和平願景。

本文為華東師範大學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所揭牌儀式暨第一屆「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討會上所進行的主題演講,原刊於由呂新雨、趙月枝老師主編的《批判傳播學》微信公眾號,感謝呂老師授權轉載。

 

 

1. 我的時代

1945年4月3日,我出生在日本京都北部的一個山村,當時正值美軍登陸沖繩,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旗搖搖欲墜。我父母是在日朝鮮人,我就在日本社會濃厚的排外氛圍和歧視眼光中萌生了最初的民族意識與反抗精神。

我上學時期,正好蘇聯剛剛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勝利,向全世界彰顯著社會主義的強盛,而此時的中國,則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的年輕人所嚮往的國度。在日本,原本受到帝國主義鎮壓的馬列主義(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隨著法西斯主義的滅亡而重獲新生,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在朝鮮半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雖然在朝鮮戰爭中遭受了毀滅性打擊,依然頑強地存活下來。它延續著抗日、反美的民族自主的正統性,與將主權拱手讓給美國,淪為了軍事獨裁國家的韓國相比,在道德上佔優勢地位。記得在我讀初三的時候,京都市區內隨處可見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示威遊行,不止京都,當時的整個日本都掀起了反對安保條約的熱潮。這是反戰意識、反軍事政府、和平、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在輝煌的年代。

上高中以後,我開始召集在京都的朝鮮學生,組織各種朝鮮籍高中生聚會活動,並在學校創建了朝鮮文化研究會。朝鮮民族分段、美軍在韓駐紮、朴正熙的軍事獨裁統治、世界各地日益高漲的受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越南戰爭打響之後迅速興起的反美•反戰運動、批判現實的學生運動……這種種國際國內的社會事件對我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我開始閱讀大量左翼思想著作和歷史書籍,哪怕其中有許多內容對於涉世未深的我來說太過複雜。我讀《共產黨宣言》、《從空想到科學》、《論帝國主義》、《一步前進、二步後退》、《論矛盾》、《論實踐》等高深著作,也讀相對簡單一些的《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論》(蘇聯科學院出版)、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劉少奇的《青年的修養十章》、《要做些什麼》等在日本的一些左翼思想啟蒙讀物,這些書籍塑造了我的早期思想。除此之外,我還通過閱讀《朝鮮近代民族解放運動史》、《抗日游擊隊回憶錄》等對朝鮮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作為一個生在日本、長在日本的朝鮮人,我對日本的社會文化並不認同甚至反感,倒是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非常感興趣。我從初中就開始看《三國演義》,上高中之後又通過埃德加•斯諾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領略了中國革命的震撼,後來又讀了不少介紹中國革命的書。

在我進入大學之後,日本國內反對安保條約的餘熱仍未消退,文化大革命的熱潮又襲來,學生們開始走上街頭高喊「造反有理」、「自我否定」,掀起瞭如火如荼的「學院鬥爭」。

1964年,我第一次踏上韓國的土地。我先是去了爺爺的故鄉忠南青陽,又去了論山探望外公。在首爾市區,我看到了人們走上街頭高喊「反對賣國性質的韓日會談」,也聞到了防暴警察為鎮壓示威學生投下的刺鼻的催淚彈。我的大學生活可以說是從反對韓日條約鬥爭開始的。我加入的「在日韓國學生同盟」和韓國國內的學生組織取得聯繫,邁進了反對韓日條約、反對軍事獨裁政府的示威活動。那時候的我不是在忙著組織策劃,就是在忙著準備傳單、海報、報紙等示威宣傳資料。如此一來,我根本沒有時間學習,只能在坐電車時抽空看會兒書,但這些內容反而在記憶裡留更久。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居然還是順利地從大學畢業了。這恐怕要歸功於當時日本糟糕的學習環境,畢竟所有的大學都籠罩在休學、休課、閉校的陰影之中,又有幾個學生能好好坐下來讀書呢?

正當北緯17度線、38度線以及台灣海峽的矛盾正進入白熱化階段、隨時可能從冷戰轉為熱戰時,越南戰爭打響了。在越戰中,韓國派出了僅次於美國的軍隊數量,在越南國土上展開了殘忍的屠殺和侵略。隨著「朝鮮半島將成為第二戰場」的論斷甚囂塵上,戰爭危機前所未有地籠罩在半島上空。當全世界都開始高喊革命口號,我開始相信,在日本飽受歧視的朝鮮同胞問題也需要通過反美自主、民族解放、反獨裁鬥爭來實現的民族統一,才能獲得解決。而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朝鮮民主戰士,就必須具備相應的能力與覺悟。我意識到,我必須學好朝鮮語,並充分掌握朝鮮的歷史、政治、經濟。因此,我在1968年大學畢業之後踏上了韓國留學之路。

在首爾大學語學研究院學習1年韓語之後,我開始攻讀社會學碩士學位。校園生活讓我在知識與思想方面都頗有長進,我還看到了在韓國社會的角角落落被民族分段和帝國主義摧殘的民眾。但是很快,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當時,我在首爾的住處是金相賢議員的家。金相賢是在總統選舉中最有力的朴正熙對手——金大中的競選參謀,他自然是獨裁政權最重要的攻擊對象,而容易想像寄宿在他家的我也因此成為了他們的獵物。

1971年3月,我被韓國軍方情報機關即保安司令部逮捕,開始了長達19年的監獄生活(詳見《獄中十九年》一書)。韓國政治犯的監獄顯然是韓國政治矛盾的精華。雖然牢獄剝奪了我19年的漫長歲月,我也從中收穫頗多。首先,獨裁政權的監獄是,關押著參加反軍事獨裁運動、反美自主運動、政權批判運動的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地方,多虧我在獄中結識了大力推動韓國民主化進程,後來還當總統的金大中,還有許多國會議員及各行業先鋒,他們成為我出獄之後的重要社會關係。其次,我還認識了一些曾經的地下黨黨員、北朝鮮派遣來的特務和參加過游擊隊戰的戰士,通過與這些正統派革命運動家一起生活,我獲得了關於朝鮮革命史最真實的一面。同時,我還在監獄裡結識了一些違背反共法的人士、參加學生運動的思想政治犯,從與他們的對話中,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韓國社會的矛盾與衝突。是監獄,讓我對政權、人權和作為暴力機制的國家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它雖然奪走了我寶貴的青春,卻也讓我深深融入到了祖國歷史進程的脈絡之中。

 

2. 與台灣的同志們相遇

長達19年的監獄生活結束後,我於1990年被釋放。此時,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9年蘇聯解體,極大的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也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資本主義開始支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想受到極大的打擊,一度顯露出頹勢。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被宣判為「歷史的終結」,遭到全盤否定。從那時開始,世界不再向著和平的方向前進,那些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摧殘穆斯林等不接受美國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秩序的所謂「反恐怖戰爭」、 披著新保守主義(neocons)、新自由主義外衣的法西斯勢力,以攜風帶雨之勢捲土重來。

甫一出獄,我立刻就投入了這廣闊的世界。先是在日本居住了一年,然後搬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生活了兩年半。我以美國為根據地,輾轉於日本、美國、歐洲、台灣等地,以我在監獄中的所見所聞,呼籲釋放那些入獄三四十年仍未變節的韓國長期政治犯,並反對進行嚴刑拷問。在六七十年代,伯克利是美國反戰運動和嬉皮士文化的大本營。在那裡,我參加了以宗教徒和當地韓國人為中心的朝鮮半島統一運動,同時,我也以伯克利為起點,向著北美大陸、歐洲、南美等地,繼續進行我的旅行演說。

在這個過程中,我所關心的重點,從人權問題漸漸轉移到了和平問題,以及東亞近現代史中的帝國主義問題。因為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我所經歷的人權運動中,大多數情況下即使對於歧視問題再敏感,就歷史性的帝國主義侵略犯罪,即奴隸制和殖民主義及其產物——獨裁權力而言,反而是以普世性為名義,用相同的標尺去度量加害者和被害者,相同的錯誤一犯再犯。因此,歐美的的人權論是表面化、毫無歷史省察的。他們不去解放被壓迫的民族,反而在「沒有言論、沒有政治自由」等藉口下,去限制被壓迫民族的主權和民主,這一意圖已然無法隱藏。韓國的民主化過程中,雖然人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逃離美帝國主義的羈絆、走向統一的運動中,仍舊遭到了以人權問題、自由民主主義秩序、國家安全保障為名義的帝國主義體制擁護論的製約。

我與林書揚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是1990年7月在京都市內的一家茶館裡。這次見面多虧了大阪大學杉原達教授從中斡旋。林先生出生的台灣台南縣麻豆鎮林家,他的家族被稱為台灣三大林家之一,日據末期家世開始衰退。他很早就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台灣光復後,他滿懷著對新民主主義和新中國誕生的期望,組織了「還中會」等活動。但是1950年,當他還在讀高中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麻豆支部案中,被捕入獄,在監獄中整整度過了34年。2012年,因病赴北京治療的林書揚先生,在京結束了他作為共產主義者的一生。

林先生通過日本的《世界》雜誌,對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被關押的韓國監獄,還殘留著很重的日本帝國主義痕跡。就在那時,我認為台灣與我們一樣,都受過日本的殖民統治,也都同樣有著眾多的政治犯。而且在日帝統治結束後,也都經歷了冷戰和分裂,都經受過軍事政權的統治,這段歷史與韓國如此相似,就像是一對雙胞胎一樣難分彼此。

在遭受了日帝50年的殖民統治之後,台灣老資格的政治犯幾乎都會說流利的日語,他們在獲取新知識、新情報時,也多是使用日語媒介。這與一部分韓國或者東南亞的政治犯境況相同,他們之間通過日語形成了東亞共識,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實際上,如果不是有了日語這個重要的溝通紐帶,我也不可能與台灣勞動黨的中心成員們,形成如此親厚緊密的友好關係。

從美國回來後,1995年,我收到來自「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邀請,參加台北地區的講演會。演講結束後,我跟著陳明忠先生的嚮導,從台北新店區軍人監獄出發,途經泰源監獄、綠島新生訓導所、日月潭、霧社、水里、阿里山樂野部落等地,找尋與台灣政治犯們有關的監獄、收容所、鬥爭根據地、鎮壓實地等重要地點,就這樣,一路穿越了整個台灣。我把那段時間的經歷,詳細記錄在了《緊隨台灣民眾鬥爭的足跡》(《歷史批評》 33號1996年5月)和《徐勝之東亞和平紀行——走遍韓國、台灣、沖繩》(創批,2011年11月)。侯孝賢電影工作室為拍攝《為什麼我們不歌唱》,特請林書揚先生與藍博洲、關曉榮一起去綠島考察,我也隨行前往。在南寮的鬆容大旅社,就韓國和台灣的政治犯監獄這個話題,我們暢談了八個小時。在台北,還見到了人間出版社的陳映真先生。現在回想起來,他們這幾位都是台灣革命運動的巨石支柱,對台灣勞動黨竭心盡力,對我也表達出了極其熱情的歡迎。而我那時也只不過才剛剛接觸了台灣的革命運動,就遇見了曾經被捕的難友(政治犯)們。即使現在,台灣勞動黨辦公室的牆壁上,還懸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的肖像畫。他們是一群真正的、堅定不移的擁護最純粹勞動革命思想的人。

台灣人民經歷了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歲月,之後又受到了親美派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他們的認同慘遭扭曲,甚至已經被撕裂殆盡。受帶有拜金主義色彩的賤民資本主義的影響,他們已經被親日、親美的自虐奴性所侵染。儘管老革命家們在奮不顧身的戰鬥,但在台灣,他們仍舊無法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再加上解放後,混亂的社會狀況和不斷出現的實踐中的失誤,使得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國家主義有所復甦。中國的這一現狀,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思想上,都令獻身於純粹勞動革命中的勞動黨陷於重重困難之中。但儘管如此,他們在台灣仍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著共產主義道路。他們的存在,就像那高懸於天際的北極星,即使獨自發光,也永恆不變地指向北方。無論周圍的星星如何變化,它都是指引我們辨明方向的固定觀測站。

1987年,台灣曾經遭受迫害的老政治犯以及他們的家人,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以下簡稱「互助會」)」。互助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查明蔣介石政權統治下「白色恐怖」的真相,給那些不當判決還以正義,簡言之,就是對過去加以清算。1993年,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的亂草堆裡,發現了被胡亂掩埋的徐慶蘭墳塋。50年代,徐慶蘭因「白色恐怖」被捕,之後在新店溪馬場町被處決。隨著他的墳塚被發現,之後陸續又有100餘具遺骨重見天日。至此,蔣介石統治時期,其慘無人道的白色恐怖真相大白於天下。互助會以此次事件為契機,集中發起了對過去加以清算的運動。為了把國內外輿論推向高潮,1997年,我在台北組織的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正式召開。自此,包括韓國、沖繩在內,東亞冷戰時期國家暴力問題正式被提出來,東亞反帝國主義編年史上的一段歷史被具體化地展現在大眾眼前。

1945年,隨著日本戰敗,日本軍國主義解體、殖民地統治地區脫殖民地化卻因冷戰的開始而中斷,東亞各地的統治秩序在美國的主導下被再次分配。日本作為美國在東亞戰略上的忠實擁躉者,竟又死灰復燃。舊殖民統治的合作者們(親日派)以美國強大武力為免罪保護傘,在社會主義圈之外的大部分大東亞共榮圈中又重新抬頭。總而言之,東亞人民並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冷戰凍結了東亞地區的脫殖民地化過程,東亞民眾最大的夙願——民族解放也遭受了巨大挫折。這從美國軍事戰略上的得利來分析,它中斷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瓦解,而日本軍國主義作為美國的主要助力,成功扼制了正在蓬勃發展的東亞民族解放運動。最終,在韓國、台灣、東南亞等地引發了激烈的矛盾衝突,許多平民被殺害。

而在成為冷戰第一線的東亞地區,分裂的壁壘也橫跨了朝鮮半島、台灣海峽、越南。在軍部的獨裁統治下,以「戒嚴令」為統治手段,極端的國家暴力開始橫行無忌。在韓國,朝鮮戰爭使得半個世紀以來,軍事獨裁政權變的合法化;在台灣,由於內戰的爆發,在37年間逐漸形成了蔣介石政權的戒嚴令統治;而越南,也經歷了長達30年的戰亂。

其中,在專門針對韓國的美軍統治和「反共·分裂·國家保安法」體制下,從「濟州島4•3事件」開始,到「5•18光州事件」,因國家暴力,造成超過100萬平民被殺害。在台灣,從1947年的「2•28事件」,到「50年代白色恐怖」,在這些屠殺事件中,數万無辜民眾被殘忍殺害。這些犧牲者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被稱為「暴徒」「叛亂分子」「通匪分子」「赤匪」等,以叛徒、罪人的身份存在於歷史中。

19世紀80年代,在台灣和韓國掀起的「民主化」運動中,國家暴力是「極大的侵害人權」的一場大清算,作為反獨裁政權的中心課題登上舞台。1989年,冷戰崩解極大地推動了鬥爭的向前發展,針對國家暴力導致的大量屠殺事件的名譽平反和賠償運動全面展開。韓國在1996年出台的居昌平民虐殺事件補償法,和「5•18民主化運動(光州事件)」的名譽恢復•補償法成為「冷戰•分裂體制」的巨大突破口。儘管還有許多遺留問題,不過還是在1999年12月制訂了「濟州島4•3特別法」,同時「民主化運動關聯者名譽恢復與補償法」、「疑問死真想糾明相關特別法」也先後出台。在台灣,也於1995年制訂了「2•28事件」相關的補償性法律,1998年國會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條例」。

這些雖然都是東亞各國對歷史清算的一種表現,即「轉型期正義」的實現,但問題在於,最重要的、對日本的過往清算至今都沒有實現。承認歷史、教科書問題、日本軍慰安婦、參拜靖國神社、強制連行、關東大地震中對朝鮮人的虐殺……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源於這裡。只有把美日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秩序,完全轉變成民眾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東亞的過往清算才算真正結束。

我從台灣的老革命家那裡可以感知到鬥士們的真正面貌。他們熱切盼望著社會主義,在堅信國際主義的同時,聯合朝鮮、越南等國在反帝抗日鬥爭中奮不顧身。他們對歷史的認知,即使放在今天,也是無比正確的。所以,通過數十次訪問台灣,我了解到了美日東亞統治的真實情況。同時,我也將繼續找尋反美反日中東亞聯合鬥爭的線索。

《獄中十九年》作者徐勝(新國際提供)

 

3. 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

2015年9月3日,我從電視上觀看了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第二天又去了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這次主題展以「偉大勝利、歷史貢獻」為主旨,向人們展示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意義,具體整理如下:

① 是近代以來中國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

② 為中華民族由近代以來陷入沉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確立了歷史轉折點。

③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方主戰場)。

④ 中國主張並積極推動在戰爭中形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⑤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樹立了弱者戰勝強者的優秀榜樣。

⑥ 對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這次主題展的目的是為了宣揚黨和中央政府的立場,所以展出了許多非常重要的內容。首先,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在100餘年間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進行了英勇不屈的鬥爭,抗日戰爭是「第一次」徹底取得的勝利,這是中國成為當今世界大國的一個契機。這次戰爭,是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正義一方的戰爭,所以戰爭中勝利的一方也是世界史上勝利的一方。同時,聯合起來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國家,在戰爭勝利後,為了重建以聯合作戰國家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式成立了聯合國,建立和平時期的宗旨和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是維護世界「和平」。即,當法西斯主義出現復活的苗頭時,以集團安全保障為名,用集體暴力手段加以粉碎。中國是東亞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線的最前沿,因此作為聯合國的重要成員,是聯合國創始成員國之一,也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所以與作為戰犯國的日本,其主張截然不同。

那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期提起抗戰和反法西斯呢?中國共產黨在國共戰爭(解放戰爭)中取得勝利,解放了全中國,在中國大陸確立了領導地位。但因為美國的干涉,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都沒有得到國際上的認可。在國內,中國也經歷了國共內戰和6•25戰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不得不困於民生問題。直到現在,也還肩負著人民的統一與統一方式(民主主義和法治)的政治問題,怀揣著對經濟發展的不安。儘管如此,中國在物質層面的發展已是日新月異,在國際上也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大國,他的歷史性地位引人矚目。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宣言,宣告2個世紀以來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宣告中國已經從鴉片戰爭的屈辱中完全脫離了出來。加之日本的安倍挑起了「恢復大日本帝國名譽」這一事端,使得我們再次認識到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日本是戰敗國、犯罪國,而中國是戰勝國、審判國這一事實。其實,這一歷史評斷和正義的獲得,早在70年前就應該實現。但是,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初,美國就暴露出了他法西斯主義的本性,把法西斯戰爭的犯罪國吸收為反共勢力(親美分子),可以說這一行為是保存了法西斯的命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之前,美國就開始對東亞各國的民族解放鬥爭進行阻撓,插手了中國內戰、東南亞和朝鮮半島的內戰。金門戰鬥中,一批日本軍官被任命為核心指揮官參戰,他們被稱為「白團」,長期擔任蔣介石軍隊的軍事顧問團。在韓國戰爭中,3000餘名舊日本海軍軍人,或作為美軍的輔助部隊,進行掃雷作戰,或以登陸艇船員的身份參戰。不僅如此,韓國軍隊的核心軍事指揮部,也是由在滿洲(東北)帶頭鎮壓民族解放鬥爭的日本軍人組成。所以,這並不是對法西斯的清算,而是對它的維護、使它復活。戰爭才剛剛結束70年,我所提出的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秩序提議及構想,只有通過中國才能揭示出來。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主導思想成立了國際組織,「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呼籲著「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這一切都讓全世界的資本家一陣顫栗。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剛一取得勝利,在奴隸制和殖民地統治之下垂死掙扎的世界人民中,共產主義就像一股熱風一樣席捲而來。建設理想社會和解放全人類的思想,成為了東亞人民解放鬥爭的思想武器。但是,在東亞指導階級鬥爭的勞動階級還沒有完全成熟,在現實中所直接面對的矛盾,是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鬥爭。換句話來說就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青年,他們所面對的現實問題,是反帝民族解放。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胡志明、金日成都是如此。

東北撫松市有一座張蔚華烈士陵墓。墓誌銘上這樣寫道:「張蔚華,字雅青,漢族。1913年2月13日出生於吉林省通河縣……1929年參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地下工作者。1937年11月4日因叛徒告密,堅貞不屈,以身殉難。享年25歲。」

金日成的父親金亨稷,1817年在滿洲撫鬆與張蔚華的父親張萬程相遇,結下深厚的友誼。並在他的援助下,開辦順天醫院。在那裡,金日成與張蔚華一起就讀撫松第一小學、吉林育門中學,成為了同桌好友、莫逆之交。想要參加武裝鬥爭的張蔚華被金日成勸阻,開始在撫松展開地下工作。他開辦了一家「兄弟照相館」作為掩護,不僅為金日成的部隊提供抗日武裝鬥爭所需的資金、武器、被服、情報等,還想盡辦法為部隊印刷宣傳刊物。但是在1937年,張蔚華因為叛徒告密而被捕。為了保守組織的秘密、保護自己的朋友,最終服毒自殺。

解放後,金日成主席千方百計打聽到了張蔚華子女的下落,並在平壤隆重接待了他們。金日成在他的自傳《與世紀同行》第4卷(1993年)第65頁中對張蔚華及其家人進行了敘述。在這本書裡,再沒有第二個人像張蔚華一樣被提起。1992年,張蔚華的子女訪問平壤時,金日成寫了這麼一句話:我對你們的情誼永無止境!張蔚華光榮永存!這其中深深地蘊含著對張蔚華刻骨銘心的感情。

張蔚華是中國共產黨員,也是為東北抗日鬥爭做出巨大貢獻的一份子,中國共產黨對他也做出了極高的評價。但他的烈士陵園卻是由他兒子所建的私人陵園,這在中國極為少見。據張蔚華的兒子介紹,他曾在大連做生意,1962年開始向北方大量供應裙帶菜、明太魚和貝類等海產品,小有積蓄後開始修繕張蔚華陵園。

張蔚華和金主席的感情,已經超越了個人意義上的友誼。這不僅是當時政治形勢下,中朝兩國共同並肩抗日作戰的具體體現,也是鬥爭中的同志關係締結為深厚個人情感的突出表現。金日成在《與世紀同行》中寫道:「我們的共產主義,是為了民族主義(民族解放)的共產主義。」如果只是單純依靠意識形態上的共產主義思想,而缺乏這種以具體要求為後盾的共產主義,那麼就像艱難地行進在白頭山上的暴風雪中一樣,抗日鬥爭將成為一件永無可能的事情。

林書揚先生從宇宙觀和人生觀來說,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唯物論者,以實現勞動大眾、無產階級解放為畢生信念。但是他組織的反日、反美、反帝、「民族統一」等現實性的鬥爭,卻常常被所謂的「台灣眼下的政治矛盾」當做攻擊的耙子。

在「歷史終結」的時代裡,叫囂著馬克思主義即將毀滅的人絕不在少數。但是,在現實的矛盾中,唯物辯證法才永遠行之有效。近代以來,西歐帝國主義者們手持火把和刀槍,在這個地區的人民身上烙下了「亞細亞」的烙印,並用鞭子強行維持了所謂「歐洲近代」制度。東亞人民逐漸形成了近代的自我意識。這個地區的人們,親身經歷了西歐(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通過在人民和民族解放過程中對帝國主義的否定,逐漸實現了歷史的正義,並推翻了帝國主義。之後又展開了對解放全人類的展望。民族解放鬥爭的核心是自主、自立、主體。韓國的「燭火行動」,闡明了人民群眾才是主權人。南北首腦會談和朝美首腦會談的過程,正是為恢復民族主權而鬥爭的過程。我「為東亞民族解放鬥爭而活」,不知今日能否看到光明的出路。

 

發佈日期:20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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