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現代中國之路》
代序：四十歲從頭學起
◎呂正惠
【編按】本文為呂正惠老師新書《走向現代中國之路》的代序。《走向現代中國之路》為呂正惠老師用二十多年的時間，透過有系統的大量閱讀與實際走遍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沉潛思索與印證後的讀書心得，述說著他如何從書本中所知道的中國走向現在實際上的中國。本書主要目的是要「重認中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這篇序中，呂正惠老師描述了在台灣政治走向台獨與社會朝向本土化的過程中排除了「中國」，無論是學校的相關課程、個人的身分認同，乃至文化文明，如何開始重新認識中國，以及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棄絕傳統而完全走向西化道路的問題，包括知識論的限制。感謝呂正惠老師授權轉載。
一
一九七〇、八〇年代之交是令人振奮的歷史轉折點。台灣黨外政治運動和鄉土文學運動同步發展，國民黨的政治高壓和思想鉗制越來越失去效力。七七、七八年間，國民黨發動它所能掌控的一切媒體，對鄉土文學進行總攻擊，但迫於輿論壓力，終於不敢逮捕鄉土文學的領導人陳映真等。七九年，黨外在高雄舉辦遊行時，由於糾察工作組織不力，讓混進遊行隊伍的不良分子有機會進行暴力破壞， 國民黨藉此誣蔑黨外人士蓄謀叛亂，把重要黨外領導人幾乎全數逮捕，並對主要人物進行軍事審判。但在審判結束不久之後所舉行的選舉中，受刑人的家屬凡參與選舉的，無不高票當選。所以，當時我們心情非常暢快，以為台灣即將進入大有所為的民主時代。
沒想到，十年之後的局勢卻讓我大為沮喪。我那時候涉世未深，不知道整個七〇年代潛伏著的台獨勢力正在蓄勢待發。所以等到八〇、九〇年代之交，情勢逐漸明朗時，我從困惑轉為憤怒，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
一九八六年，黨外主要力量在美國暗中嗾使下，宣布組織「民主進步黨」。按照當時尚屬有效的戒嚴令，蔣經國可以依法逮捕組黨人士。但是，這樣必然導致台灣社會嚴重對立，因此，蔣經國只好在第二年宣布取消戒嚴令。後來民進黨在訂定黨綱的最後階段，突然有人提議加入「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的條款， 而且通過了。有一批五〇年代的左派政治犯，在民進黨宣布建黨時，立刻申請入黨。等到黨綱一通過，他們又立刻宣布退黨，並且登報申明反對民進黨的黨綱。這一事件的發展，可以看出一九八〇年代末台灣政治情勢之詭譎。
另一方面，原本有台獨傾向的文化人也開始他們的密謀運作。他們攻擊鄉土文學領導人陳映真的大中國情結，並且一再申說，「鄉土文學」的「鄉土」只能指台灣，跟中國毫無關係，所以「鄉土文學」應該正名為「台灣文學」，還一再「論證」台灣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扯不上任何連繫。這是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形成、到八〇年代末已盛行於世的「台灣文學論」。
我原本研究唐詩，但受到鄉土文學運動影響，八六年開始寫台灣現代文學評論，並於八八年出版第一本評論集《小說與社會》，我的位置很清楚，我屬於「鄉土文學派」。但當我的評論集出版後，我卻發現，「鄉土文學」已經不成陣營了， 新的陣營現在叫做「台灣文學」。
那個時候國民黨暗中支持日漸興起的「後現代派」，後現代派和台灣文學論者成為兩大勢力，左翼鄉土文學極端式微。大約在九五年左右，雖然我又出版兩本評論集，但我新寫的評論已經很難刊登在報紙和雜誌上，我的論文大都只能在學術會議上發表。更糟的是，我的文章寫再多，已經沒有人想看了。我在中文系講授的是中國古典文學，但很明顯，學生對古典文學越來越缺乏興趣，大家都想讀台灣文學，而且必須是「有台灣主體性」的台灣文學。就這樣，我漸漸覺得，在台灣我好像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如果不存在了，別人也許更高興。
更大的麻煩是，台獨派宣稱，他們不是中國人，而不認同台獨派的人，也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我曾經問過幾個外省學生，「你們認為你們是中國人嗎？」他們大都拒絕回答。我跟他們講，你們可以反對共產黨，可以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你們無論如何還是中國人啊！但他們對此無動於衷，事實上，這種人是另外一種台獨派，我們可以叫做「中華民國」的台獨派。因為他們如果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知道將來就要跟大陸統一，所以他們不願意承認，也就是說，他們選擇「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拒絕思考統一問題，這當然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台獨了。
我在學院裡越來越感到孤獨，非常痛苦。後來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你何不加入中國統一聯盟，至少那裡還有陳映真等人，你就不會完全孤立。我終於聽從了他的勸告，在 1992 年4月正式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在此之前，我跟陳映真只見過兩、三次面，很不熟悉，加入中國統一聯盟以後，我們才變成「同志」與同事。
二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宣布開放兩岸探親以後，很多外省人回去過大陸。當時台灣的媒體最喜歡報導這些外省人對於大陸的批評：大陸非常落後，比台灣差太多了；上海還是四十年前的老樣子，一點變化也沒有；大陸廁所連門都沒有，如此等等。當時大陸規定，回大陸的人可以在香港購買電視、電冰箱、洗衣機（所謂三大件），領取憑證，再把憑證交給大陸親友去領取實物。這件事在台灣非常轟動，台灣人都知道，大陸連這三樣最基本的電器用品都買不起。
以當時兩岸生活條件之差距，台灣人不想跟大陸統一是必然的。當時兩岸的政治對抗還很強烈，所以，國民黨當然會跟台灣老百姓宣揚：你看，共產黨多糟糕，四十年來大陸人民的生活完全沒有改善，你們不應該再批評國民黨了。台獨派的推論就更「深」了：只有中國那種落後的國家才會產生永遠一黨專政的政府（這一批評同時也暗指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中國是沒有救了。當時台獨派什麼蔑視中國、蔑視中國文化的言論都出籠了。我記得最刺激我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就像蟑螂一樣，死也死不完。台灣人在日本統治時代受夠了日本人的歧視，日本人動不動就罵台灣人是「清國奴」，現在台獨派把日本人罵他們父親那一代的話，倒搬過來罵「中國人」。台灣人現在發達了，闊氣了，所以也就有資格罵「中國人」了，那副嘴臉，我至今難以忘懷。
八十年代大陸的激進派知識分子也對台獨派的氣燄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陸激進派說，美國簡直就是天堂，連台灣都比我們好太多，可見以前共產黨的路走錯了，以後一切要跟著美國。我看了他們製作的《河殤》以後，簡直目瞪口呆。他們說，中國是大陸型文明，是黃色文明；西方是海洋型文明、藍色文明。中國應該拋棄保守的、靜態的黃色文明，走向進步的、躍動的藍色文明。台獨派也看到《河殤》，他們欣喜莫名。他們說，台灣面臨海洋，是藍色文明，跟中國的黃色文明沒有任何關係。
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台灣的解嚴及開放兩岸探親幾乎是同步的，其效果類似戰略上的「分進合擊」，它們聯合打擊的對象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大陸經濟的落後，以及中國文化的保守與僵化。
我讀高中的時候（1964-7），李敖的「全盤西化論」盛行一時，我因讀李敖的書而開始關心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原來就喜歡中國的歷史與文學，我還沒有能力判斷李敖對胡適思想的繼承與發揮是否站得住腳，但閱讀相關書籍卻加深了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那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考大學要選讀文科，放棄人人都以為將來更有前途的理工科（我的數學成績還不錯，讀得起理工科）。一九六七年考上台灣大學中文系以後，我接著讀碩士，然後到東吳大學讀博士，一九八三年拿到學位。在長達十六年（其中兩年服兵役）的時間我一心撲向「故紙堆」中， 很少考慮李敖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以及中、西文明孰優孰劣的問題。
八〇年代末兩岸同時興起、並且還意外形成「唱和」之勢的中國文化否定論， 以及到處瀰漫、此起彼落的「我不是中國人」的吆喝聲，讓我感受到了類似「震撼教育」的效果。從內心湧現的兩種最重要的情緒是：「屈辱」——居然這麼瞧不起我們中國人與中國文化，和「憤怒」——發出這種聲音的竟然還都是中國人，是自己的「同胞」。此仇不報非君子，而且，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的報仇方法很簡單，把中西歷史、文學從頭讀起，一定要反駁那些無恥之徒的無根之談。一九八九年我升了正教授，隨即接任清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我在唐詩和台灣現代文學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成績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九九二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九五年我即將接任統盟主席的時候，也有機會競選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在院務會議投票過程中，我發現我的朋友全部聯合起來抵制我。即使如此，在院務會議中距離半數同意我仍然只差一票。那時候我了解到，我在台灣學術界的「功名」之路已經完全斷絕。從此以後，我日漸脫離所謂的「學術研究」， 開始全心全意的搞起我的「雜學」。我已經四十多歲了，但我決心從頭學起，為了替中國和中國文化爭一口氣。
三
所謂雜學，並不是隨意找書來看。我先設定了三個大問題，再找相關的書籍來閱讀。首先是中國文化的評價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大的特點就是，全面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虛心的向西方學習，這是矯枉過正，因為中國文化絕對不可能像新文化運動所批評的那樣全無是處。但毛澤東說過：「矯枉必須過正」，民國初年，保守勢力還非常強大，為了革新，不得不如此。這種反傳統的傾向，一直持續到一九八〇年代，最後變成是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全面否定，這就發展過頭了。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從現在開始，必須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這是台獨派和河殤派對我的啟示。
跟這個大問題相關的，就是對於西方文明的態度，以前為了學習西方，太過於強調西方文化的正面性。事實上，近代西方文明帶給全人類非常大的苦難，譬如，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是以往任何歷史都無法比擬的。只看西方的長處，不看西方文明所造成的災難，就會毫無限制的崇拜西方，就像台獨派和河殤派一樣。
第三個大問題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過百年的摸索和嘗試，為什麼會走 上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道路？革命成功以後，重建中國的道路為什麼會那麼艱難？為什麼需要進行改革開放？這難道是因為走錯路而要從頭開始嗎？真的能夠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引進市場機制嗎？這樣會不會最終還是走向資本主義？
無論是對我來講，還是對台灣的統左派講，第三個問題都是最為迫切的。我跟一般人最大的不同是，雖然我憂心忡忡，但我對改革開放有信心（也許是盲目的信心吧），因此除了大量的閱讀相關書籍和文章外，我還同時閱讀跟前兩個大問題有關的其他書籍。我不急著尋找明確的答案，我希望在努力學習的過程中，我的體會逐漸深入，最後答案會自動出現。反正，我對台灣的形勢不可能有任何影響，我就沉潛下來安心學習，活到老學到老，這樣我的日子才不會白過。
我的讀書範圍之廣，絕對會讓人大感意外。譬如，為了理解中華文明經久不絕的綿延性，我異想天開的想要了解新中國的考古成果，最後我發現了蘇秉琦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這本書告訴我，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各處都有新石器文明，用蘇秉琦的話說，就是「滿天星斗」。到了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黃河中游地區，因為處在中心點，終於能夠吸收各處新石器時代文明的精華，形成了華夏文明區，然後再由此輻射出去，帶動各處文明的發展。所以，在有文字之前，中華文明的特質就已形成：它海納百川，包容性極大，因此形成的凝聚力也就非常強大。我把這種想法，應用到我最熟悉的唐宋時代，同時寫出兩篇文章，〈中國文化的第二次經典時代〉和〈難以理解的「中國的存在感」〉。如果沒有讀過蘇秉琦的這本書，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
在重新了解西方文明方面，我決定更偏重歷史，而不像以前那樣太過重視哲學與文學。西方哲學比中國思想更具體系，而且邏輯嚴密，西方的史詩與悲劇性的文學（包括悲劇和小說）讀起來常讓人感到震撼。如果純就哲學與文學來看，很容易覺得中國確實比不上西方。但如果仔細閱讀西方的歷史，你又會慢慢體會到，西方人的集體行為其實是相當野蠻而殘酷的。表面上西方人很講人權，細究起來，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譬如西方人到達美洲和澳洲，曾經對當地的土著進 行大規模的種族滅絕。又如，為了開發美洲的土地，西方從非洲進口了大批奴隷。十七、八世紀，奴隷貿易是西方最賺錢的商業行為。法國大革命和美國憲法都強 調天賦人權，但那時候還是奴隷貿易的高峰期，西方人怎麼會沒想到奴隷也是人。再看看最近美國人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歐盟對利比亞的不分平民和軍隊的大轟炸，你會覺得他們講的和做的怎麼會差那麼遠，難道他們一點都不自覺嗎？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開始把我的閱讀和思考心得有系統的寫出來，這是我未來的工作重點。根據我對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的比較，我可以自信滿滿的說，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文明」太多了（在本書中，只有〈西方的太陽花，東方的紅太陽〉一文稍微涉及這一問題）。
在重新比較中西歷史與文化時，我終於認識到，西方的理論和知識架構不能隨意拿來衡量中國文化。我從文學理論的應用上首先理解到這個問題。我曾經努力學習過西方文學理論，目的是想借用西方理論的長處來研究中國文學，經過十年左右的實踐與思索，我終於了解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我曾經在別處寫過文章談論這一問題。第二輯中的〈從反傳統到反思傳統〉也是與此相關的探索。按我現在的感覺，不只文學理論，甚至連西方的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都不能隨便挪用，因為這些學科都深深植根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開始發展以後的歷史與社會，如果不經思索就拿來衡量中國歷史與社會，一定會有削足適履之感。最明顯的例子是，自從改革開放後，不知道有多少西方學者從西方的知識角度論證，中國如果一定要堅持走自己的路，最終可能導致中國自己崩潰。實際發展的結果，證明西方學者的預言完全破產。所以西方一位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才會說，如果有人能解釋中國為什麼能在短短三、四十年之間發展得這麼好，一定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不就充分證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嗎？經濟學如此，政治學和社會學難道就能例外。當然要在學理上論證這一點，我的學養遠遠不足。但我的感覺確實如此，我希望將來也能在這方面寫出一、兩篇較有說服力的文章。
關於最重要的問題，即中國革命後為什麼會走上集體化的道路？三十年後為什麼要進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道路會不會走偏、最終又回到資本主義？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很幸運的遇到統左派的前輩陳明忠先生。陳先生同樣關心這些問題，大量的閱讀日本的相關書籍，寫了很多筆記，想要把這些筆記整理成一本書（就是後來由人間出版社於 2011 年出版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二十一歲就進去坐牢，前後關了二十五年，沒有機會好好學習中文。他要我幫他修改文句。因為這個原因，我有很多機會跟他討論。我自己的閱讀方式比較奇特，我拿蘇聯經驗來和中國經驗相互比較，因為透過大陸的翻譯，我可以讀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和史達林的傳記以及一些相關論著。我們兩人所讀的書籍不一樣， 交流起來特別讓我受到啟發。對於中國的現狀，形勢一有變化，我們兩人也會隨時交換意見。後來，在李娜大力幫忙下，我為陳先生整理了一本口述回憶錄《無悔》。在為《無悔》作序時，我就把幾年來我們討論的心得寫成一篇長文。這是我第一次有系統的就現代中國問題表達看法。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得到了一些人的讚許，我很受鼓舞。因此，其後在為么書儀先生和賀照田先生的書作序時，我又寫了兩篇長文加以補充。這三篇文章在本書第一輯中是排在一起的，很容易找到。這三篇文章差不多凝聚了我對第三個問題的看法，可以說是我二十多年來最重要的讀書心得。
四
一九九〇年代我決心從頭學習時，並沒有任何寫作計畫，讀書只是想要解決心中的困惑。為《無悔》寫完序時（2014 年 3 月 23 日），我非常高興，因為這一篇序把我二十年思索的一些主要看法都寫進去了，證明我這二十年沒有白活。因此，在沒有任何邀稿的情況下，我主動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是〈中國文化的第二次經典時代〉（2014年4月14日），第二篇是〈難以理解的「中國的存在感」〉（2015年4月10日）。那個時候我在重慶大學客座，除了備課和講課外，還有很多空閒時間，這些時間我就用來整理思緒，構想文章，然後每一篇就用三、四天時間一口氣寫完。應該說，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二十年苦讀終於有了成果，因此，也就開始有了系統寫作的衝動。
今年我年滿七十，決心把這幾年所寫的文章收集起來，印一本書，為自己作壽。前幾個月為鄭鴻生出了一本書《重認中國：台灣人身分問題的出路》，頗受矚目，我自己這本書就其主要目的來講，也是要「重認中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道路。作為國民黨體制下教養長大的台灣知識分子，在台獨派的逼壓下，我下決心要重新認識我熱愛的中國，我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方面努力讀書，一方面儘可能走遍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這本書就是我的心得——它述說我是如何從書本中所知道的中國走向現在實際上的中國，同時， 我也想把我的新的認識告訴台灣同胞，中國絕對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樣子，我所了解的中國，以及鴻生所了解的中國，才是現在台灣同胞必須趕快去認識的中國，這樣台灣才有救。長期以來，我既不想在台灣發表文章，也不想在台灣出書，因為我認為台灣同胞對我寫的東西已經毫無興趣。因此，除了五年前我退休時自己編的那一本《台灣文學研究自省錄》（學生書局，2014）外，我沒有出過任何書。有不了解內情的朋友，認為我已經不再讀書寫文章，其實我寫得不少，只是都沒有在台灣發表和出版而已。現在我決定不再沉默下去，我把二十多年來的探索編成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因為現在台灣正面臨巨變的關頭，我又燃起希望，想讓台灣同胞能讀讀我的書，所以我就自費出版了這本書，略獻綿薄。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我總要為我的家鄉做一點事。
2018 年9月15日完稿寫完本文後，覺得有些意思說得不夠充分，再補充一些話。
現在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正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希望在發展的高速公路上把中國追趕美國的車子遠遠拋在身後，但恐怕很難如願，中國經濟整體實力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換個方式說，中國的偉大復興已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反過來說，相對的，西方的頹勢也已經很明顯。2010年，我買到一本厚達六百五十頁的大書，里亞．格林菲爾德的《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格林菲爾德特別為本書中譯本寫了前言（2009年2月），開頭就說：
我們正面臨著一場歷史巨變。我們敢於如此斷言，因為促成這一巨變的各種因素已經齊備，我們只須等待它們的意義充分顯露出來。除非那個至少能夠消滅人類三分之一的前所未有的浩劫降臨人間（引者按，指核戰爭），否則沒有什麼能夠阻擋這一巨變的發生。這一巨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的主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這一變化只是在新千年到來後的最近幾年才開始變得明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引文中重點為引者所標）
格林菲爾德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社會學教授，同時具有深厚的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的素養。從1987年到2001年，十四年間寫了兩本大書，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之後，還出版了另一本《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她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相對於政治學、經濟學的理論模式，她更重視各國民族意識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我們只要隨意的讀讀她的兩本大作，就會發現她的學養非常深厚，不是隨意講話的人。比起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的理論家）和德里克（中國學專家），她在兩岸讀者眼中只能算無名小卒，她所講的意思，雖然華勒斯坦和德里克也已經說過了，但她說起來更正式、也更具力量。
相對於台灣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崛起的「無感覺」（他們一直相信美國是永不沒落的「永恆帝國」），大陸知識分子對於這種變化還是比較有感覺的，因此，從1990年代後半期以後，回歸傳統的思潮一直在增強。但即使如此，大陸知識分子仍然不知道如何在思想上面對這一變局。在心態上，他們仍然處於模糊狀態， 不知道如何「述說」這一變化。
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知識分子曾經痛批中國文化傳統，認為中國要現代化只能按照西方道路走（前文已約略分析過）。後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日漸強大，他們開始猶疑起來，到了二十一世紀，當中國的經濟規模發展到僅次於美國時，他們就不得不重視所謂的中國道路了，相對的，由於西方的經濟與政治日漸出現問題，他們對西方道路的信心也開始減弱，同時不得不承認，應該重新考慮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當然，大陸內部自由主義的思潮仍然相當強勢，但這一思潮只是不斷的重覆述說二十年前的那一套理論，在世界政治、經濟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已經不再有理論的「生產性」可言。這樣的現象，我覺得可以用「世界在改變，思想在徘徊」的兩句話來形容，也就是說，大陸知識分子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時代了——他們自己也知道，但卻有無法言說之苦。
大陸知識分子雖然比台灣知識分子更了解世界變局，但對這一變局的歷史意義仍然估計不足。用格林菲爾德的話來說，這是東方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同時也是西方五百年政治、經濟霸權的結束。按照這一說法，這是世界史的大事，世界史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必須在思想、文化上面對這一變局，同時有理有據的重新述說世界史，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沒有盡到一個重新崛起的東方古老文明的知識分子的責任。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進行兩項探索：一、西方五百年的霸權為什麼會沒落？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內部具有什麼樣的弱點，從而導致這種沒落？二、古老的東方文明（印度和中國，特別是中國）為什麼會重新崛起，這和古老東方文明本身所長期累積的傳統又有什麼樣的內在關連？更重要的是，西方霸權的沒落， 是否也是東方文明重新崛起的一種後果，我們要如何思考兩者之間的關係？如果格林菲爾德的歷史直覺是正確的（我完全同意她的直覺），這裡所提到的問題就是世界文化史的大問題，而回答這個問題也只能責無旁貸的落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對於正在沒落的西方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很難承認這種沒落，我們不可能從他們身上找到答案。在兩個古老的東方文明之中，中國現在遠遠走在印度前面， 我們當然要當仁不讓的探索這些問題，為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尋找答案。
從五四以來，說得短一點，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我們所有的現代知識， 特別是關於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還有世界發展的知識，全部來自西方，而現在我們卻要調轉方向，去思考西方所以產生重大問題的原因，而且還要重新思考我們長期以來非常瞧不起的傳統文化很可能正是中國重新崛起的深厚基礎，這樣的思考模式恐怕很少人想去面對。因為我們必須承認，原來我們想錯了，必須重頭來過。我們要有認錯的勇氣，還要有重新學習的決心，我們沒有任何人有能力一肩扛起所有的責任，但我們要認清方向，從現在開始，一心一意的往這個方向前進，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我們所面臨的大時代。
2018 年 9 月 18 日
書訊：
《走向現代中國之路》
作者：呂正惠
ISBN：978-986-96302-2-1
出版：2018.11初版一刷
定價：480元(台幣)
尺寸：14.8.21cm
頁數：4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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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呂正惠，1948年生，台灣嘉義人。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
台灣清華大學、淡江大學榮譽教授，重慶大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著有《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詩聖杜甫》、《小說與社會》、《戰後台灣文學經驗》、《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研究自省錄》、《CD流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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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走向現代中國之路》為作者呂正惠用二十多年的時間，透過有系統的大量閱讀，並且儘可能走遍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沉潛思索與印證後的讀書心得，述說著他如何從書本中所知道的中國走向現在實際上的中國。本書就其主要目的來講就是要「重認中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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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2
代序：四十歲從頭學起
第一輯反思現代中國的艱難歷程
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三十年後反思鄉土文學運動
陳明忠回憶錄《無悔》序
新中國統治下的尋常老百姓
中國社會主義的危機？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鄭鴻生《重認中國》序
關於評價鄧小平的一些思考
第二輯重新認識傳統中國
中華文化的再生與全球化
中國文化的第二次經典時代
難以理解的「中國的存在感」——杉山正明的困惑
西方的太陽花，東方的紅太陽
從反傳統到反思傳統
中國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園
第三輯陳映真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台灣
一九六○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
重新思考一九七○、八○年代的陳映真
陳映真如何面對大陸的改革開放
第四輯難忘的人
一生心繫祖國的葉榮鐘
林書揚的信念
送高信疆先生，一個純真、善良的愛國者
懷念顏元叔教授
顏元叔的現實關懷與民族情感
葉嘉瑩先生的兩首詩
代跋：我在「人間」十二年
發佈日期：2018/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