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生產」特色與中國道路探索

「小農生產」特色與中國道路探索
◎薩米爾‧阿明
東方木雅 譯

 

【編按】「中國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激辯帶有著「中國未來向何處走」的焦慮,而這個問題對於台灣的左翼與社會主義運動而言,意味著如何從中國實踐社會主義的經驗尋求參照的資源與運動的連帶。本文作者薩米爾阿明認為,籠統而抽象地為當今中國定性,無形中損害並削弱了中國革命與建設中歷史細節的鮮活性。他嘗試從中國小農生產的歷程(1950年到2013年),說明毛時代的思想資源與社會主義實踐如何在中國建立自主的現代生產體系發揮作用。文章原題為China 2013,原載於美國《每月評論》雜誌2013年第3期,由《觀察者網》特約作者東方木雅翻譯。本文轉載自保馬2018-08-26

 

 

圍繞在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國家的現在和未來的辯論,總是讓我感到疑惑。有些人說中國已經徹底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甚至有意圖地加快其整合入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的步伐。他們十分樂見此事,並期望這種「迴歸正常」(也就是資本主義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能夠伴隨著西式民主體系(多黨制、選舉、人權)的發育。我認為這並不可能。但是他們相信,或者他們需要相信的是——中國將有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追趕」按照人均收入而言可以算的上富裕的西方社會,儘管這可能只是漸進的。中國的右翼也與他們持有類似的觀點。其他人則以一種被稱為「被背叛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來譴責這種觀點。有些人與西方世界中佔據主導的打壓中國的言論宣傳勾結起來。而最後剩下的那些人,也就是北京的執政者們——認為中國選擇的道路最精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然而,仔細閱讀官方文獻(尤其是被精確、嚴格執行的五年計劃),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辨明其特徵。

事實上,「中國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問的並不好,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要在這兩個非此即彼的選項中做出一個言之有理的選擇,實在是過於籠統和抽象。實際上,中國從1950年開始就已經走上了一條獨創的道路,而這一道路的起源甚至可能追溯到19世紀的太平天國革命。在本文中,我將嘗試在其發展歷程(也就是從1950年到現在——2013年)的每一幕中闡述這一條獨創道路的本質。

 

土地問題

 

毛澤東將由共產黨發動的中國革命的本質描述為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但是他從未抱有幻想,以為只要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人民就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他總是將這種建設稱為社會主義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我必須強調中國革命解決土地問題的獨特之處。農民分得的耕地並未私有化;它仍然是國家財產(這裡,農村公社是國家的代表),而農村家庭所使用的僅僅是使用權。這和列寧時代的俄羅斯並不相同,俄國在當時面對1917年農民騷亂的既成事實,只能承認受益人對分配土地的所有權。

為什麼在中國(以及越南),農業用地不可能成為商品這樣一個原則得以實現?很多人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即全世界各地的農民都想要(土地的——譯註)所有權,也只追求所有權。如果在中國也是如此的話,土地國有化的決定將會導致漫無止境的農民戰爭,就像斯大林在蘇聯強制推行集體化政策,所發生的那樣。

中國和越南農民的絕無僅有的態度不能用假定的 「傳統」——即中越兩國的農民沒有私有產權觀念——來解釋。這種態度是中越兩國共產黨所實施的聰明的、特殊的政治路線所結出的果實。

第二國際將農民對私有產權的難以遏制的渴求視為理所當然,這符合19世紀歐洲的現實。在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漫長轉化過程中(1500-1800),之前習以為常的對土地的封建使用方式——由國王、領主和農奴分享權利,逐漸被現代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所消解、取代。而這種新制度將土地視為一種商品,即所有者可以自由處分(也就是買賣)的貨物。儘管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們譴責這種觀念,但他們還是接受了「資本主義革命」所造就的既成事實。

他們還認為小農經營是沒有未來的,而未來屬於類似於大工業的、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企業。他們認為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將使土地高度集中,並使土地的利用率最大化(參見考茨基對這一問題的著述)。歷史證明,他們錯了。在兩種意義上,農民經濟被資本主義家庭農業取代:一是後者為了市場而生產(農場自身的消費變得無足輕重);而另一個是對現代農業裝備、工業上游產品(指的是農藥、化肥、種子等農資——譯註)和銀行信貸的利用。更有甚者,用每名工人每年每公頃的產量作為口徑進行比較,這種資本主義家庭農業也比大農場更有效率。這個結果並沒有排除這樣一個事實,即現代資本主義的農民普遍地受到壟斷資本的剝削。這些壟斷資本控制了上游產品和信貸的供應,以及農業產品的下游市場。這些農民已經被轉變為主導資本的分包商。

因此,由於第二國際的激進社會主義者們抱有這樣的錯誤觀念,即在每個經濟領域中(工業、服務業和農業)大企業都總是要比小企業更有效率,他們認為土地所有權的廢除(也就是土地的國有化)將建立大型社會主義農場(和未來蘇聯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類似)。然而因為革命並未在他們所在的國家中(即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發生,他們未能對這些措施進行任何試驗。

布爾什維克們一直到1917年都篤信這種教條。他們計劃著要把俄羅斯貴族的大地產國有化,而將公社土地保留歸農民所有。然而,他們隨後就被奪去了大量地產的騷動農民打了個猝不及防。

毛澤東從這段歷史中吸取了教訓,發展出一條完全不同的政治行動路線。毛澤東以日益明確的政策,即堅持聯合佔多數的貧農和無地農民(即僱農——譯註)、團結中農、孤立富農(使其在戰爭中不採取敵對態度),使共產黨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中國南方發展壯大,一直到漫長的內戰和解放戰爭結束(這裡作者使用的是the long civil war of liberation,直譯應為漫長的內部解放戰爭,但是中國國內一般將這段歷史分為國共內戰<或者叫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兩段,它們被抗日戰爭分割開來——譯註)。該路線的成功,使絕大多數農村居民開始考慮並準備接受一種排除了土地再分配並私有化的方案。我認為毛澤東的想法及其成功施行都能在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運動中找到其歷史根源。於是,毛澤東就做到了布爾什維克所沒有做到的事情——與絕大多數農村人口建立穩固的同盟關係。在俄羅斯,1917年夏天造成的既成事實(即農民騷亂——譯註)抹殺了在之後的時間裡,與貧農、中農建立反抗富農的聯盟的可能性。這是由於前兩者急於保衛其獲得的私有財產,因而更傾向於跟從富農而非布爾什維克。

這樣的「中國特色」——其影響非常重要,使我們不能把當代(即使遲至2013年)的中國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因為資本主義道路的基礎是把土地轉化為商品。

 

小農生產的現在和未來

 

可是,一旦認可了這一原則(指的是在中國和越南,農村土地不能成為商品的原則——譯註),使用這種公共財產的方式卻可以變得十分多樣化。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把小農生產和小型產業(指的是有所有權的私有小產業——譯註)區分開來。

在過去所有形式的社會中,小農生產——即農業和手工業——都佔據著主導地位。它在現代資本主義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它與小型產業聯繫在一起,出現在農業、服務業甚至是某些工業部門中。當然,在主導當代世界的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那裡,這種模式正在衰退。這種衰退現象的一個例證就是小型企業的消失、並被大型商業實體所取代。然而從效率上來說,並不能說明這種變化是「進步的」。如果將社會、文化和文明等維度納入考慮範圍,這種程度還會進一步加深(即非進步、反動的程度——譯註)。事實上,這就是由於普遍的壟斷(generalized monopolies)的尋租行為的支配所產生扭曲的一個例證。因而,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小農生產的地位也許仍會像先前一樣重要。

無論如何,在當代中國的國民生產中,並不必然與小型產業聯繫起來的小農生產仍然佔據重要地位。而且,不光農業,城市生活也是如此。

將土地作為一種普通商品使用時,中國有著多種多樣、乃至相互矛盾的方式。一方面,我們要討論所謂效率(即每名工人每年每公頃的產量);另一方面我們還要討論這種轉型的動態過程。土地的使用方式或將鞏固資本主義,從而引發人們質疑土地的非商品性的存在;或將導向社會主義。從20世紀50年代到當代中國,只有通過對這些土地使用方式進行具體的考察,才能回答以上質疑。

起初,20世紀50年代實行的是結合了小農家庭生產與簡單合作形式的制度。這些合作形式包括管理灌溉、協調工作和使用農業設備。與之相伴的是將這種小農家庭生產嵌入到國家經濟中的過程,而這個國家經濟體系基於(中央決定的)計劃價格壟斷收購在市場上出售的產品、並提供信貸和上游產品。

20世紀70年代,在生產合作組織的建立之後開展的人民公社運動帶來了極為重要的經驗。即使大農場的優越性激勵了該制度的一些支持者,但從小生產過渡到大農場的過程並不必然會帶來問題。這種制度的必然性來源於分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需求。人民公社不僅要對一個大村子或者數個小村落(這種組織本身是小農家庭生產與更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形式的雜糅)的農業生產負責,它們還有更大的目標:(1)開展在特定季節僱用農民的工業生產活動;(2)將生產的經濟活動與對社會服務(比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的管理聯繫起來;並(3)推動對社會進行政治治理的分權化。就像巴黎公社設想的那樣,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至少部分)是一個社會主義公社的聯邦。毫無疑問,人民公社在許多方面超前於歷史。

而決策權的分散與無所不在的共產黨所體現的集權之間的辯證關係也並不總能平穩的運行。然而從文獻記錄來看,情況遠遠沒有到右派總想讓我們相信的災難性地步。北京地區的一個拒絕接受解散命令的公社,其經濟指標仍然表現突出,而且還存在高質量的政治辯論,這在其他地方已經難以尋見了。現在在中國的很多地區的農村社區推動的「鄉村重建」(可能是指建設新農村計劃——譯註)計劃,看上去就是受到人民公社經驗的啟發。

鄧小平在1980年解散人民公社的決定加強了小農家庭生產,這種模式在該決定做出後的三十年間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然而,(土地)使用者(即農村公社和家庭單位)權利的範圍發生了相當程度的擴張。對於這些土地使用權的所有者而言,將土地「租出」成為可能(但絕對不能「出售」)。出租的對象可以是其他的小生產者(這促進了居民——尤其是受過教育、不願意留在農村居住的年輕人——向城市湧入),也可以是運營大型現代化農場的企業(這種企業雖然比家庭農場而言相當龐大,但卻並不是大型莊園——這種實體在中國並不存在)。這種模式可以鼓勵專業化生產(比如優質葡萄酒——中國從勃艮第請來專家對此進行技術支持)、或者試驗新型科學種植方法(轉基因作物等)。

以我所見,先驗地「贊成」或者「反對」這些制度的多樣性毫無意義。我再重複一遍,具體地分析這些制度中每一種模式的設計和實施結果是至關重要的。事實就是——使用公有土地的方式的獨樹一幟的多樣化帶來了顯著的成果。首先,從經濟效率上來說,儘管城市人口從總人口的20%上升到50%,中國還是成功的增加了農產品產量,滿足了城市化的龐大需求。這個「資本主義」的南方國家(指欠發達或者發展中國家——譯註)所取得的成績不可比擬,而且極其特殊和卓越。即使面臨著要以世界6%的耕地養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不利條件,中國也保持並強化了食品自給能力。此外,在農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上,中國的農村與資本主義化的第三世界也毫無共同之處。舒適且裝備完善的農村永久性建築不僅與過去極度飢餓、貧困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也和被極端貧困所困擾的印度和非洲農村截然不同。

這些無與倫比的成績,其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所實行的原則和政策(即土地公有,在不提供產權的情況下鼓勵小生產)。這使得從農村向城市的相對可控的移民過程成為可能。我們可以將其與資本主義道路進行比較,比如說巴西。農業用地的私有產權制度掏空了巴西的農村,現在其全國人口只有11%居住在農村。但是城市居民卻至少有一半住在貧民窟,並只能依靠所謂「非正式經濟」(包括有組織的犯罪)維生。這與中國有著天壤之別,總體來看,中國的城市人口享受著適宜的工作和居住條件,甚至可以和很多「發達國家」一較高下,更別提那些與中國的人均GDP處於同一水平的國家了!

從人口極其稠密的中國農村遷出人口是必要的(只有越南、埃及和孟加拉國有著類似的農村人口密度)。這種遷移可以空出更多土地,改善農村小農生產的條件。儘管相對受到管控(我要再一次說明,無論是中國還是在其他什麼地方,人類的歷史上就不存在十全十美),這種遷移仍可能因為速度過快而造成危害。中國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作為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描述中國現實的時候,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標籤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只要不仔細分析這個標籤的具體內涵,它就仍然是模糊而膚淺的。

確實,工人與組織生產的政權之間的關係符合資本主義的特徵,比如說順從而異化的勞動力,剩餘勞動的榨取。中國的一些地方存在著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例如僱傭女性在煤礦和其他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對於一個宣稱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來說,這些事是很可恥的。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政體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個地方都將如此。不經歷這一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己並不能自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雖然現階段這並沒有提上日程)。對於任何社會而言,要將自己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並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漫長道路,國家資本主義是最初階段。所有層面上的經濟體系的社會化和再組織——從公司(基本單元)到國家、世界——都需要在歷史的週期中做不可跨越的漫長鬥爭。

除了以上的初步思考,我們還必須從國家的本質和規劃上,來具體的描述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種類,而不僅僅只有一種。1958年到1975年間,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服務和加強法國的私有壟斷行業,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在實現三個目標:1、建設一套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2、調節這套體系與農村小農生產之間的關係;3、控制中國與被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普遍壟斷所支配的世界體系的整合。對這三個主要目標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方面使其許諾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但同時也加強了擯棄這種道路而純粹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應該認識到,這兩者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的選擇會偏向其中的一條道路嗎?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1954-1980),它要求所有企業,無論大小都進行國有化(與此相伴的還有土地的國有化)。此後,它又對國內外的私人企業,以及自由化的城鄉小產業(小企業,貿易業以及服務業)開放。然而,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基礎工業和信貸系統仍然沒有去國有化,雖然它們的組織形式得到了修改以與「市場」經濟接軌。同時,與這些政策相伴隨的,是確立對私營企業以及與外資合夥的控制措施。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發揮其預想中的作用,或者反過來(通過管理層的「腐敗」)與私人資本勾結而變成空殼,還有待觀察。

但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1950-2012年間的成就仍然是驚人的。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建立了與其規模相適應的、自主的、完整的現代生產體系,其成就只有美國可與之相媲美。通過發展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它已經成功地擺脫了對蘇聯和西方模式的高度技術依賴。但是,它還沒有開始從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角度去重新組織勞動力。計劃——而不是「開放」——仍然是這個系統建設的核心措施。

在這個發展計劃的毛澤東主義階段,強制性的計劃無所不在:新建設的性質和位置,生產的目標以及價格。在這個階段,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替代品。我要在這裡提一下這一時期關於價值規律本質的、為該時期的計劃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的有趣辯論,但不做深入闡述。這一階段的成功——而非失敗——要求為了追求快速發展而做出改變。為了避免蘇聯的致命經濟停滯,對私有經濟的「開放」——從1980年開始,特別在1990年之後——是必須的。儘管這個開放過程剛好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相一致——我將在後面再提到這個一致性的負面影響——選擇一個「市場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者更好的說,「有市場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作為加速發展第二階段的基礎,在我看來是合理的。

這個選擇再一次的讓人震驚。在寥寥幾個年代裡,中國建成了一套將6億人集合起來的高效的、工業化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幾乎相當於歐洲人口)是在過去20年內進入城市的。這是計劃而非市場的功勞。中國現在切實存在一個獨立自主的生產體系。沒有任何南方國家和地區(除了韓國和臺灣)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在印度和巴西,在同類的自主計劃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互不相干的元素,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在這些新條件下,設計和實現計劃的方法發生了轉型。對於大型基礎設施投資而言,計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為4億城市新居民提供適宜居住的房屋,同時建立一套空前的高速公路、公路、鐵路、大壩、電網等的體系;去開發中國全部,或者說幾乎全部的鄉村;以及把發展的中心從東海岸轉移到西部內陸。同時,計劃對於公有企業(由國家、省、市所有的)的規劃和財政資源來說,也至少部分上仍然是必要的。對於其他經濟形式而言,有可能存在城市小規模商品生產的擴張以及工業和其他的私人(經濟)活動。這些目標都得到了重視,同時實現這些規劃的政治經濟資源也得到了明確。總的來看,最終的結果和「計劃」的預測沒有太多不同。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也將可見的社會(我沒有說「社會主義的」)維度也整合進了其發展計劃中。這些目標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比如說,消除文盲,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等。在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個部分(20世紀90年代),總趨勢無疑忽視了這些目標。然而,應該注意到,作為對積極的和有力的社會運動的迴應,這些規劃中的社會維度重新贏得了其應有的地位,並被期待著能催生更多的進步。這個新的城市化進程在其他南方國家是無有其匹的。當然,有很多「時尚」街區和其他完全算不上富裕的街區;但中國卻沒有貧民窟,而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裡這些貧民窟卻長期持續存在併到處擴張。

 

中國整合進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

 

如果不去考慮其與全球化的整合,我們就無法分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官方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希望與世界資本系統脫鉤,通過建設一個完整的包含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完成這個脫鉤過程。蘇聯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種脫鉤,儘管這更多的是因為西方的敵對,而蘇聯甚至譴責西方為孤立蘇聯而推動的封鎖。然而,儘管建立了經互會(應該是Comecon,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作者原文為Comecom, 疑為筆誤,——譯註),整合東歐的計劃卻沒有多少進展。東歐國家的地位仍然不確定且脆弱,雖然與西歐部分脫鉤,但是在嚴格的國家基礎上,從1970年開始就部分對西歐開放。而中國和蘇聯整合的問題從來沒有存在過,不僅由於中國民族主義不接受這樣的整合,可能更多地是由於中國的首要任務不需要整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嘗試著用著自己的方式脫鉤。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重新融入到全球化的過程,已經徹底、永久地放棄了脫鉤呢?

通過傾盡產業系統的能力,加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全球化,這條道路使得中國將出口放在首要位置,表現為出口增長率超過了GDP的增長。十五年來(從199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義潮流偏愛這個選擇的成功。單純追求出口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由於它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同時也因為它受到了2007年開始的、新自由全球資本主義的內爆的威脅。中國政府似乎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很早就開始試圖通過更重視內需和中國西部的發展來糾正這個問題。

很多人反覆聽到這樣的說法,即中國的成功得益於對(顯而易見「失敗了的」)毛澤東思想的拋棄、對外開放以及外國資本的注入。這個觀點是非常愚蠢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建設作為基礎,開放不可能達到眾所周知的成功。和沒有發生過類似革命的印度的對比能夠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比下面的說法更荒謬的了:中國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歸功於對外來資本的引入。建立了中國的工業系統並完成了城市化和基礎建設的目標的並不是跨國資本。中國90%的成功應該歸功於其獨立自主的規劃。當然,對國外資本的開放實現了一些有用的規劃:這增加了現代技術的輸入。然而,由於中國的合資模式,中國吸收了這些技術並且能夠掌控它們的發展。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即使在印度或巴西,更不用說泰國、馬來西亞、南非和其他地方。

中國和全球化的融合仍只是部分完成、且受到控制的(或者說至少是可控的,如果非要這樣說的話)。中國仍然置身於金融全球化之外。它的銀行系統仍然完全國有,並主要服務於國內的信貸市場。對人民幣的管理仍然由中國自主決定。人民幣並不是金融全球化所強加的難以預測的兌換的主體。北京可以對華盛頓說,「人民幣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就像美國1971年對歐洲說的,「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進一步來說,中國在其公有的信貸系統中保持了大量準備金。相比美國、歐洲、日本以及許多南方國家的被人認為不可忍受的負債率,中國的公共債務幾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國可以擴大公共支出,而沒有引發惡性通脹的危險。

吸引外資雖然使中國獲益,但這並不是其規劃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地,正是中國的規劃的成功使得中國對西方跨國資本產生吸引力。而比中國開放程度更大、並且無條件服從全球化金融資本的南方國家,並沒有相同程度的吸引力。跨國資本被吸引到中國來,並不是來掠奪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也不是剝削廉價勞動力獲利卻不轉移技術;也不是像在摩洛哥和突尼斯那樣,外資通過對其不存在的國內生產體系進行訓練並將其整合進離岸交易而獲利;甚至不是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東南亞一樣為了實現金融掠奪的目的,讓帝國主義銀行掠奪國家儲蓄。相比較而言,外國投資在中國可以從低工資中獲利並得到比較高的利潤,但前提是它們的計劃與中國的計劃相吻合,並且允許技術轉移。總之,這些都是「通常的」的利潤,但如果和中國當局可以進行更多合作,那就會有更大的利潤。

 

中國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中國,新興大國

 

沒有人會懷疑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大國。一種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只是正在試圖恢復其幾百年來的地位。然而,這個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更是諂媚的——無助於我們理解這股新興力量的性質和它在當今世界中的現實處境。順便說一句,那些宣傳這個籠統而含糊不清的觀點的人,並沒有興趣去思考中國的興起是通過恢復資本主義的普遍原則(他們認為或許有這種必要),還是嚴格地執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計劃而實現的。對我來說,我認為倘若中國確實是一個新興的大國,這恰恰是因為它沒有選擇純粹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且,倘若真的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其振興計劃將會陷入失敗的危機。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反對這樣的觀點:人們不能跨越必要的階段,因此中國在考慮其可能的社會主義未來之前必先發展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未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始終猶豫不決。我們知道,歐洲的第一次攻擊(鴉片戰爭)剛過,他就寫道:下次你再派軍隊去中國時,迎接他們的將是這樣的標語:「注意,你正處於資產階級的中華共和國的邊境線上。」(原文沒有註明這句話的出處,馬克思的著作中類似的表述是在發表於1850年「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的《國際述評(一)》:「如果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本文出自《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七卷。馬克思的本意是說,歐洲人在中國的商品傾銷解體了中國傳統的經濟模式和社會基礎,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變革提供了可能。——譯註)這是種了不起的直覺,說明他相信中國人民應對挑戰的能力,但同時,這個論斷又是錯誤的,因為標語事實上寫著:「你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線上。」然而,我們知道,在論及俄國時,馬克思也沒有否認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參見他對維拉•查蘇利奇的回覆,「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出自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九卷。——譯註)。今天,有人可能會相信馬克思的前一個判斷是正確的,中國確實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但是毛澤東比列寧更加理解資本主義的道路將導致一事無成,而且中國的復興只能由共產主義者來完成。十九世紀末的清朝皇帝,以及後來的孫逸仙和國民黨,已經規劃了中國的復興,以應對西方的挑戰。然而,他們無法想象,除了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另外,他們也沒有能力理解「真正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條道路不適合中國」。作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理解了這一點。不僅如此,毛還認識到1949年的勝利也不意味著革命提前成功,和長期堅持社會主義路線這個中國復興的前提條件,與可預見將來的資本主義信徒復辟之間存在的衝突。

就個人而言,我一向認同毛的分析,而且我將回到這個主題,這與我下面一些想法緊密相關:太平天國革命(我將其視作為毛澤東思想遙遠的源頭)、辛亥革命、二十世紀初期其他南方國家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萬隆時期開始時的爭論,以及對所謂「南方新興國家」受阻於資本主義道路而造成的僵局的分析。所有這些思考都是我中心論點的推論,這個論點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史上內在的兩極分化(也就是中心/邊緣差別的構建)。這種兩極分化抹殺了邊緣國家「追趕」資本主義中心的可能。我們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追趕」富裕國家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必須做出另外一種選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不是從1980年,而是從1950年起,中國就走上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儘管這條道路經歷了許多方面都不同的很多階段。中國根據自身的需要發展出了清楚的、自主的計劃。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將土地商品化是合乎邏輯的要求。只要中國始終站在當今的金融全球化之外,這個計劃就能保持獨立自主。

中國的這個計劃不是資本主義,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意味著,這使得它有可能邁步走上通向社會主義的漫漫長路。然而,它也仍舊受到這樣的威脅:離開那條道路,並且以完全回到純粹的資本主義上而告終。

中國的成功興起完全是這個自主計劃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唯一一個名副其實的新興國家(還有韓國和臺灣地區,我們後面再談)。在這麼多被世界銀行授予「新興國家」證書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興起的,因為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堅持清楚的、自主的計劃。所有國家,甚至是那些隱性的國家資本主義部門,都完全服從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所有國家在包括金融領域的所有層面上都屈從於當今的全球化。就後一點而言,俄羅斯和印度,而不是巴西、南非等國,有部分例外。它們有一些「國家產業政策」,但與中國系統地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需要專業技術的領域)的計劃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基於這些原因,所有這些被過於輕率地打上新興標籤的國家始終在不同程度上脆弱不堪,但總是比中國更加脆弱。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新興經濟體的出現——體面的增長率,出口製成品的能力——常常與這些國家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的貧困化聯繫在一起,而中國卻與此不同。當然,不平等的加劇在任何地方都是顯而易見的,包括中國;但這樣看問題是膚淺地,也帶有誤導性。在一個不排除任何人(甚至伴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這是中國的情況)的增長模式中出現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一碼事;在使少數人(總人口的5%到30%,時情況而定)獲利的同時又使大多數人陷入絕望的命運,這樣一種增長所導致的不平等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宣傳打壓中國言論的人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這種決定性的差異。在豪華別墅與中產和工薪階層的舒適住房之間出現的不平等,不同於在犬牙交錯的富人別墅、中產階級的住房和大多數人的貧民窟之間出現的不平等。在一個結構穩定的系統中,作為衡量年度間變化的手段(基尼係數)是有價值的。然而,在具有不同結構的系統的國家間比較中,基尼係數就失去了作用,就像其它所有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用於衡量宏觀經濟規模的手段一樣。新興國家(除中國以外)的確是「新興的市場」,任由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的壟斷組織所滲透。這些市場允許後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榨取該國所生產的龐大的剩餘價值。中國則不同:它毋寧是這樣一種「新興國家」——在其體系中可能保留絕大多數在該國所產出的剩餘價值(在其他國家的體系中,該國所產出的剩餘價值很大一部分被全球化的金融資本掠奪回帝國主義中心國家——譯註)。

韓國和臺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真正興起的絕無僅有的兩個成功例子。這兩個地區獲得成功只是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由於這種因素美國允許它們去做華盛頓禁止其它國家做的事情。正因如此,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支持,與它對納賽爾執政的埃及和布邁丁執政的阿爾及利亞兩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極其暴力地反對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越南和古巴可能出現的振興計劃,或俄羅斯可能的復興進程所需要的條件,但這些不是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問題。我也不會討論其它南方資本主義國家,如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進步力量在鬥爭中的戰略目標。這些進步力量有利於擺脫當前的僵局,且能促進自主計劃的出現,這為與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邏輯做出真正的決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偉大的成功,新的挑戰

 

中國不是才走到了十字路口;自打1950年以來,它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來自左、右派的社會、政治力量,活躍於社會上和政黨內,持續不斷地產生碰撞衝突。

中國的右派從何而來?當然,前國民黨政權的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已經被驅逐出了權力之外。然而在解放戰爭的過程中,全部的中產階級、專家、公務員和實業家都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無能失望不已,於是他們接近、甚至加入共產黨。他們中的許多人——當然不是所有人——始終只是民族主義者。後來,隨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私營企業的開放,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右派出現了。不應將那些成功積累了(有時是巨大的)財富,並且由他們的客戶——包括國家和政黨官員——支持的人簡單的視為「商人」。後者與他們相互勾結,甚至進行權錢交易。

他們的成功,一如既往地在不斷壯大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中激發對右派理念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不平等的擴大——即使這與其它南方國家的不平等毫不相同——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威脅,是傳播右派理念、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的利器。

在此,我要提出另外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觀點:正如列寧認為的那樣(這非常適用於俄國的狀況),小生產者(尤其是農民)不會被右派理念所鼓動。這裡可以用中國與前蘇聯做個比較。就整體而言中國的農民並不反動,中國的農民則不擁護私有財產的原則。而相比之下,蘇共從來沒有能夠讓蘇聯的農民停止支持富農的私有財產。相反地,今天作為小生產者(而非小財產所有者)的中國農民成為了一個不持右派立場的階級,卻會成為推動最為大膽的社會和生態政策的力量陣營的一部分。「鄉土社會重建」(renovating rural society),這一強有力的運動證明了這點。中國的農民基本上與工人階級一道站在了左派陣營一邊。左派有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且向國家和政黨機器施加了一定的影響。(有機知識分子是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所提出的關於知識分子的重要論斷。有機知識分子與傳統知識分子相對,葛蘭西指出,每個社會集團都會同時有機地製造出一個或多個知識分子階層,並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加以完善「有機的」知識分子,這樣的階層在多個領域將同質性以及對自身功用的認識賦予該社會集團。「有機性」有兩層意思,一是與特定社會歷史集團的「有機性」,即每一個社會集團都會產生與其保持緊密聯繫的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有機性的另一層就是與大眾的「有機性」,這種有機性即知識分子與大眾的辯證法。知識分子不僅僅教育和啟蒙大眾,其自身的發展、壯大和提高,與群眾運動是緊密相連的。——譯註)

在中國左右之間的衝突持續不斷,這反映在由國家和政黨領導層實施的一連串的政治路線上。在毛澤東時代,左的路線不經過鬥爭就不會獲勝。在評估右派理念在黨和黨的領導層中的發展時,毛澤東認識到這有點像蘇聯模式,於是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與之進行鬥爭。「炮打司令部」正指向黨的領導階層——這個「新資產階級」形成的地方。然而儘管文化大革命在其最終兩年中達到了毛的預期,隨後便逐漸偏向了無政府狀態,這時毛和黨內的左派對一系列事件失去控制。這種「偏離」導致了國家和政黨重新掌控局面,這給了右派機會。自此,右派始終在領導集體中佔據了強有力的部分。然而,左派始終存在,約束最高領導層妥協於「中間派」——但那是中右,還是中左?

要了解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挑戰的實質,就必須瞭解中國的自主計劃與北美帝國主義及其歐洲和日本小盟友之間的衝突的強度將隨著中國在何種程度上不斷地取得成功而增加。衝突表現在幾個領域:中國對現代技術的掌握;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中國軍力的增強;在人民有權自主選擇其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上追求重建國際政治。上述每個目標都與帝國主義三駕馬車所尋求的目標發生直接衝突。

美國政治的戰略目標是對地球的軍事控制,這是華盛頓能維護自身優勢並獲得霸權的唯一辦法。在中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戰爭是在為由美國人冷血的出於「防患於未然」的可能必要性而假想出來的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做前期準備。煽動對中國的敵視與此種全球戰略互為表裡,這在其支持西藏和新疆的奴隸主登臺表演、在中國海加強海軍存在、以及無條件鼓動日本建立軍事力量時已經顯露無疑。那些以打壓中國的為業的人們,則對這種敵視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華盛頓致力於通過建立20國集團來安撫中國和其它所謂新興國家可能抱有的雄心壯志,以此操縱局勢。20國集團意在給這些新興國家以幻覺,以使它們相信只要實施自由的全球化,就會給它們帶來好處。在這一方面,G2(美/中)是一個陷阱,通過把中國變為美帝國主義冒險投機的同謀,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喪失它所有的公信力。

對這種戰略唯一可能有效的迴應必須在兩個層面上進行:(1)增強中國的軍力,且用潛在的威懾能力武裝它們;(2)堅持致力於重建一個多極的國際政治體系,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並且為達到這個目的,採取行動恢復已被北約邊緣化的聯合國。我認為第二個目標至關重要,為此需要優先重建一個「南方戰線」(第二個「萬隆」?),去支持南方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主。這就意味著,中國應當清楚它沒有方法實現與帝國主義一道進行掠奪(搶奪地球的自然資源)的荒唐念頭,因為它不具備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而這是保障帝國主義計劃得以成功的終極手段。相反,中國可以從加強對南方國家工業化的支持中獲益良多,而帝國主義「捐贈國」俱樂部正試圖扼殺這些國家的工業化。

中國政府在談及國際問題時的用語剋制之極(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讓人搞不清楚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了前面所分析的這些挑戰。更嚴重的是,這種遣詞造句強化了公眾輿論中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思維。

挑戰的另一個部分關涉到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治理民主化的問題。

毛澤東概括和運用了新中國政治治理的一條普遍原則,他將其總結為以下幾點:團結左派,中立(補充一下,是「中立」而不是消滅)右派,爭取中左翼(「團結左派,孤立右派,爭取中間派,這是一套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毛選》第五卷——譯註)。在我看來,這是取得一系列進步,獲得絕大多數人理解和支持的最佳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毛澤東給社會民主化這個概念以積極的內容,使它與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的社會進步合而為一。他總結出了執行這條道路的方法:「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林春準確地分析了這個方法及其可能造成的結果。

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相聯繫的問題——相對於「民主」與社會進步相脫離(甚至常常與社會退步相聯繫)——不僅只牽扯到了中國,還關係到全世界人民。這個應該被成功地運用的方法,不能抽象概括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簡單公式。無論如何,由西方媒體宣傳所給出的公式——多黨制和選舉——應該徹底地被拋棄。進而言之,這類「民主」甚至在西方都變成了鬧劇,更別說其它地方了。「群眾路線」是在一系列不斷進步的戰略目標的問題上產生共識的手段。這與西方國家通過操縱媒體和選舉鬧劇而獲得的「共識」(其不外乎是與資本的需求同流合汙罷了)涇渭分明。

然而,在今天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應該如何開始重建一條新的群眾路線?這並不容易,因為共產黨內的領導權已經基本為右派所掌握,並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發的天真幻想為基礎建立了其穩固的治理。發展政策的極大成功強化了這個方向的無意識傾向。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許多人都相信追趕富裕國家生活方式的皇家大道,是毫無保留的開放;他們也都認為三駕馬車國家(美國、歐洲、日本)不會反對這點;甚至毫無保留地崇拜美國的方式等等。對於那些迅速壯大且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提高的城市中產階級而言,這是尤其真實的。官方毫無想象力的、乏味的馬克思主義教學被拋棄,與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特別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那些學生)被洗腦的事實極大地縮小了徹底地批判性辯論的空間。

中國政府對社會問題並非無動於衷,這不只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傳統在起作用,更是因為懂得如何不斷鬥爭的中國人民迫使政府採取了行動。如果在20世紀90年代,這一社會維度在加速發展的迫切需求面前業已式微,那麼今天的趨勢得到了逆轉。恰恰就在富裕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所贏得的社會保障被侵蝕之際,貧窮的中國卻擴大了醫療、住房和養老金這三個層面的社會保障。雖然遭到了歐洲左翼和右翼的惡意中傷,中國的公共住房政策卻讓印度或巴西,乃至巴黎、倫敦或芝加哥的貧民區都嫉妒不已!

社會保障和養老金體系已經覆蓋了50%的城市人口(這期間城市人口從2億增加到了6億!)。並且根據「五年計劃」(仍在中國得到執行)的預期,在未來幾年內,覆蓋率將達到85%。讓熱衷於抨擊中國的記者們在他們一直吹捧的「走上民主道路的國家」中找一個類似的例子吧!然而在實行社會保障體系的方法上,爭論依然存在。左派提倡建立基於幾代工人團結的原則之上的法國分配體系(這是在為迎接社會主義做準備),而右派顯然喜歡美國可惡的養老金體系——它把工人分化開來,並把風險從資本轉嫁到了勞動者頭上。

然而,如果不與社會政治治理的民主化相結合,不與以增強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體制的創造性發明為方式的社會福利的再政治化相結合,社會福利就是有所欠缺的。

多黨選舉制的原則被西方媒體和抨擊中國的專業戶們,一再令人作嘔地鼓譟著,以真正的「民主人士」面貌出現的「異見人士」支撐著這種觀念,他們卻不能應對上述挑戰。相反,就像當今世界(俄羅斯、東歐和阿拉伯世界)所展示的所有經驗那樣,在中國實行這些原則只能使新興計劃和社會復興計劃自我毀滅。

事實上,這就是這些由空洞而花哨的辭藻(「除多黨選舉之外,別無選擇!」)偽裝起來的原則的真實目的。然而,通過倒退到保衛「黨」(它自己就僵化了,並且已淪為一個致力於為國家行政機關招募官員的機構)的特權的刻板姿態,並不足以抗擊這種壞的選擇。我們必須發明出一些新東西。

再政治化和為應對新挑戰創造條件,這些目標不能靠「宣傳」而實現。它們只能通過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得到促進。這意味著這些鬥爭必先得到法律的承認,並且要在結社、言論和提出法案等集體權利的基礎上進行立法。這反而意味著,黨自己要投入到這些鬥爭中去;換言之,要重拾毛澤東主義的群眾路線。再政治化如果不與一切層面上(如公司、地方和國家)鼓勵工人逐步奪取社會的管理責任,它就毫無意義可言。這種進程並不排除對個人權利的承認,而是相反地意味著個人權利的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實施將可能徹底地改造領導人的選舉方式。

 

發佈日期:20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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