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與台灣左翼專題】
「自稱左派」面臨中國難題
◎盧荻
【編按】統獨與台灣左翼問題牽涉了兩個面向的問題：何謂「左」與當前中國的性質為何。本文作者就中國整體經濟表現與人民福祉發展的面向，指出了所謂左派（以及右派）如何看待資本主義與中國發展的認知侷限，有助於我們回到政治經濟的具體分析來重新思考台灣左翼面對「中國」的問題。本文載於《明報》2018年7月9日，之後稍有修改和補充。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要寫一篇關於這個題目的評論文章，是因為幾個事件的觸發。
一是近日發生在台灣社運的論爭，所謂「超越統獨只講左、左獨、先左後統、統與左不可分」等等各方的混戰，畢竟自稱左派是今日世界範圍的潮流，尤其是能夠吸引普遍陷於困境的年青人。二是，自去年以來內地發生了一系列官方壓制自稱左派事件，被壓制者以精英高校學生居多，大都是以「反國家主義」為標榜，這很是吸引了已經亮相好幾年的「（粵港）左翼自由主義」，以至出現要兩者合作或合流的聲音。三是，月初在倫敦敝校有一個關於中國與資本主義的論壇，眾多身份背景殊異的與會者踴躍發言、熱烈討論和交鋒，反映了西方各路左派的中國關注和躁動，相當觸動人心。四是關乎個人，先前區龍宇在《明報》反駁我對「新帝國主義中國論」的批評，他那篇文章被翻譯成英文後，引來裡面提及的南非學者Patrick Bond「找上門」，電郵跟我理論，交換了一些見解，分歧繼續。
以上種種，主題皆是聚焦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構造的性質，認識分歧不僅是因為價值觀、立場各異，而且，縱使是關於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判斷也是大不相同——各路自稱左派之間總有一股強烈的傾向，要斷言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是社會發展狀況惡劣，要認定今日中國從經濟到政治已經是瀕臨甚或深陷危機。
或許可以透過簡評下面這篇美國學者的文章來理解相關論爭。
關於中國的經濟表現和人民福祉
美國左派經濟學者Martin Hart-Landsberg是資深東亞專家，在1980-1990年代以東亞工業化研究聞名，就戰後東亞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發表了頗有影響的一系列論著。自新世紀以來，他的研究重點轉向中國大陸，在2004年與另一學者Paul Burkett合作發表了題為《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長文，被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文字，在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左翼圈中引發哄動和回響。
近日，Hart-Landsberg撰文評論中國經濟變革新進展，集合了各路自稱左派理解中國的主要觀點，包括：（1）今日中國經濟瀕臨危機，主要是債務負擔沈重，形勢嚴峻；（2）縱使未至於瀕臨危機，經濟停滯仍是常態，展望未來只能是這樣，主要是近年來官方的需求再平衡努力始終不見成效；（3）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本來就是遠低於官方統計數據所示，因為數據的可信度成疑；（4）縱使官方數據屬實，這也只不過是「高增長，低發展（甚至反發展）」而已，這可以證之於收入分化、勞工經受超剝削、自然環境退化等等；（5）官方試圖透過一帶一路等「走出去」舉措應對困境，這不僅難以奏效，而且會讓低發展、反發展現象蔓延到其他發展中國家。
以上各點其實沒什麼特別，在主流媒體諸如《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等也是司空見慣，只不過來到左派學者手上就以左派語言包裝而已。所指認的現實情況確有根據，但大都是局部性問題，不足以構成整體判斷。
例如債務問題，要說瀕臨危機未免誇張失實。須知債務基本上都是內債，而政府、企業和居民整體而言皆有充足的資產作為對應。其次，要從國際經驗來判斷中國，必須先認識到，以銀行和債市為主導的金融制度與股市主導的金融制度不完全可比。其三，今日的問題是全球範圍的金融化衝擊，也即資金沈澱在投機部門，而不是生產性部門發展不力，所以，即使金融出事也不一定會導致經濟危機。其四，中國的國家控制金融的基本格局仍在、壓制金融化的努力仍在，出現金融崩潰的可能性甚低。
經濟增長問題，認為需求再平衡是必須條件，這並沒有理論根據，至多屬於媒體評論，以及反映了國際和國內的政治訴求。實際上，所謂消費不足是幻象，首先是中國的統計數據定義上系統地低估了消費佔總收入的比率，其次是一直強勁的消費增長遠比消費佔比與經濟增長更有關聯，其三是即使經濟增長主要是投資帶動也並非必然不可持續，而可觀察到的快速技術進步正支撐著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
統計數據問題，其實文獻成熟，人人皆知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是不能盡信也不能不信，就世界範圍看可信度還是不錯的。至於地方政府造假，這並不構成整體數據不可靠，因為後者不是前者的簡單加總，而是有系統的核對、印證和調整。事實上，文章所引的地方政府數據造假事例，正是由國家統計局的執法檢查揭露出來的。
增長與發展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確實有種種背離經濟和社會發展現象，諸如高勞動強度、收入分化、環境破壞等等，然而要說整體上是反發展，未免也是誇張失實。中國在各種社會發展指標上的表現，一直遠比收入水平相近甚至更高的國家優異；例如，中國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1/7，而人均預期健康壽命卻在2017年超過了美國。還有，近20年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快速，而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實際工資增長又持續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這就足以消除超剝削、反發展的判斷。
再至於走出去問題，同理，一帶一路有多種背離社會發展現象，然而要說整體而言是反發展，未免也是信口開河。相應地，說寧要保育不要基建（不要公路鐵路電力電信自來水…），在整體意義上這麼斷言，未免太漠視在第三世界中「貧窮是最大的罪惡」這一普遍狀況了。
為了自稱左派惟有反對中國，反之也然
為什麼自稱左派就必須貶低中國的社會發展表現、認定中國政治經濟瀕臨危機？顯然，這種言說在現實認識上是遠離合理比例原則，在立場上是遠離「批判應該批判的，珍惜應該珍惜的」的負責態度。
很簡單，左意味著反對資本主義，意味著認定資本主義只能帶來低發展、反發展、甚至危機，這正是近年來世界範圍左派社運、知識圈勃興的基礎。而既然宣稱中國的政治經構造整體而言已是資本主義化了，邏輯上，也就傾向於否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倒過來說，假若承認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對自稱左派來說就構成了理論上、立場上的難題，即：在當代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中，卻還冒現出中國這個後進發展事例，而這個事例的規模具有世界範圍的系統意義，這怎麼可能？
這個難題其實並非自稱左派獨有，而是以顛倒的形態同樣見於《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等堅定右派的言論。顛倒形態，即是認定中國的政治經構造迄今還是遠遠偏離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本來就不可能有像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所以也就必須否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
那麼，是否有可能，難題其實是來自它們各自的認知框架的缺陷？在相關的學術研究文獻（而非媒體評論或政治宣言）中，認定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就世界範圍的比較看表現出色，這應該是主流認識，而認定它的政治經濟構造系統偏離於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也有堅實的根據。所以，如果不是先驗地要以反對中國作為出發點的話，上述自稱左派以及堅定右派的論斷、立場，就必須置於可疑或至少是遠未驗證的地位，而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的真誠左派就必須反思已有的論斷和立場。
上文提及的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的2004年長文，連同David Harvey出版於2005年的《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Harvey是當代世界範圍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是上文提及的Patrick Bond的博士導師），都是將中國說成是已經徹底資本主義化，都是否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由這兩份著作開創的各路自稱左派的中國觀，至今仍是影響巨大，然而也是愈來愈難以面對中國現實的挑戰。
有意思的是，Harvey近日宣稱，他正在根本重塑他的中國觀。這是他近年來多次訪問中國、與中國學者交流和交鋒多了的結果，值得期待。
注：
Hart-Landsberg文章載於其個人博客以及《每月評論》網絡平台，見：https://mronline.org/2018/06/07/the-chinese-economy-problems-and-prospects/
發佈日期：2018/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