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與台灣左翼專題】「自稱左派」面臨中國難題

【統獨與台灣左翼專題】

「自稱左派」面臨中國難題

◎盧荻

 

【編按】統獨與台灣左翼問題牽涉了兩個面向的問題:何謂「左」與當前中國的性質為何。本文作者就中國整體經濟表現與人民福祉發展的面向,指出了所謂左派(以及右派)如何看待資本主義與中國發展的認知侷限,有助於我們回到政治經濟的具體分析來重新思考台灣左翼面對「中國」的問題。本文載於《明報》201879日,之後稍有修改和補充。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要寫一篇關於這個題目的評論文章,是因為幾個事件的觸發。

一是近日發生在台灣社運的論爭,所謂「超越統獨只講左、左獨、先左後統、統與左不可分」等等各方的混戰,畢竟自稱左派是今日世界範圍的潮流,尤其是能夠吸引普遍陷於困境的年青人。二是,自去年以來內地發生了一系列官方壓制自稱左派事件,被壓制者以精英高校學生居多,大都是以「反國家主義」為標榜,這很是吸引了已經亮相好幾年的「(粵港)左翼自由主義」,以至出現要兩者合作或合流的聲音。三是,月初在倫敦敝校有一個關於中國與資本主義的論壇,眾多身份背景殊異的與會者踴躍發言、熱烈討論和交鋒,反映了西方各路左派的中國關注和躁動,相當觸動人心。四是關乎個人,先前區龍宇在《明報》反駁我對「新帝國主義中國論」的批評,他那篇文章被翻譯成英文後,引來裡面提及的南非學者Patrick Bond「找上門」,電郵跟我理論,交換了一些見解,分歧繼續。

以上種種,主題皆是聚焦於中國的政治經濟構造的性質,認識分歧不僅是因為價值觀、立場各異,而且,縱使是關於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判斷也是大不相同——各路自稱左派之間總有一股強烈的傾向,要斷言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是社會發展狀況惡劣,要認定今日中國從經濟到政治已經是瀕臨甚或深陷危機。

或許可以透過簡評下面這篇美國學者的文章來理解相關論爭。

 

關於中國的經濟表現和人民福祉

美國左派經濟學者Martin Hart-Landsberg是資深東亞專家,在1980-1990年代以東亞工業化研究聞名,就戰後東亞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發表了頗有影響的一系列論著。自新世紀以來,他的研究重點轉向中國大陸,在2004年與另一學者Paul Burkett合作發表了題為《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長文,被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文字,在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左翼圈中引發哄動和回響。

近日,Hart-Landsberg撰文評論中國經濟變革新進展,集合了各路自稱左派理解中國的主要觀點,包括:(1)今日中國經濟瀕臨危機,主要是債務負擔沈重,形勢嚴峻;(2)縱使未至於瀕臨危機,經濟停滯仍是常態,展望未來只能是這樣,主要是近年來官方的需求再平衡努力始終不見成效;(3)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本來就是遠低於官方統計數據所示,因為數據的可信度成疑;(4)縱使官方數據屬實,這也只不過是「高增長,低發展(甚至反發展)」而已,這可以證之於收入分化、勞工經受超剝削、自然環境退化等等;(5)官方試圖透過一帶一路等「走出去」舉措應對困境,這不僅難以奏效,而且會讓低發展、反發展現象蔓延到其他發展中國家。

以上各點其實沒什麼特別,在主流媒體諸如《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等也是司空見慣,只不過來到左派學者手上就以左派語言包裝而已。所指認的現實情況確有根據,但大都是局部性問題,不足以構成整體判斷。

例如債務問題,要說瀕臨危機未免誇張失實。須知債務基本上都是內債,而政府、企業和居民整體而言皆有充足的資產作為對應。其次,要從國際經驗來判斷中國,必須先認識到,以銀行和債市為主導的金融制度與股市主導的金融制度不完全可比。其三,今日的問題是全球範圍的金融化衝擊,也即資金沈澱在投機部門,而不是生產性部門發展不力,所以,即使金融出事也不一定會導致經濟危機。其四,中國的國家控制金融的基本格局仍在、壓制金融化的努力仍在,出現金融崩潰的可能性甚低。

經濟增長問題,認為需求再平衡是必須條件,這並沒有理論根據,至多屬於媒體評論,以及反映了國際和國內的政治訴求。實際上,所謂消費不足是幻象,首先是中國的統計數據定義上系統地低估了消費佔總收入的比率,其次是一直強勁的消費增長遠比消費佔比與經濟增長更有關聯,其三是即使經濟增長主要是投資帶動也並非必然不可持續,而可觀察到的快速技術進步正支撐著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

統計數據問題,其實文獻成熟,人人皆知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是不能盡信也不能不信,就世界範圍看可信度還是不錯的。至於地方政府造假,這並不構成整體數據不可靠,因為後者不是前者的簡單加總,而是有系統的核對、印證和調整。事實上,文章所引的地方政府數據造假事例,正是由國家統計局的執法檢查揭露出來的。

增長與發展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確實有種種背離經濟和社會發展現象,諸如高勞動強度、收入分化、環境破壞等等,然而要說整體上是反發展,未免也是誇張失實。中國在各種社會發展指標上的表現,一直遠比收入水平相近甚至更高的國家優異;例如,中國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1/7,而人均預期健康壽命卻在2017年超過了美國。還有,近20年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快速,而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實際工資增長又持續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這就足以消除超剝削、反發展的判斷。

再至於走出去問題,同理,一帶一路有多種背離社會發展現象,然而要說整體而言是反發展,未免也是信口開河。相應地,說寧要保育不要基建(不要公路鐵路電力電信自來水…),在整體意義上這麼斷言,未免太漠視在第三世界中「貧窮是最大的罪惡」這一普遍狀況了。

 

為了自稱左派惟有反對中國,反之也然

為什麼自稱左派就必須貶低中國的社會發展表現、認定中國政治經濟瀕臨危機?顯然,這種言說在現實認識上是遠離合理比例原則,在立場上是遠離「批判應該批判的,珍惜應該珍惜的」的負責態度。

很簡單,左意味著反對資本主義,意味著認定資本主義只能帶來低發展、反發展、甚至危機,這正是近年來世界範圍左派社運、知識圈勃興的基礎。而既然宣稱中國的政治經構造整體而言已是資本主義化了,邏輯上,也就傾向於否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倒過來說,假若承認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對自稱左派來說就構成了理論上、立場上的難題,即:在當代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中,卻還冒現出中國這個後進發展事例,而這個事例的規模具有世界範圍的系統意義,這怎麼可能?

這個難題其實並非自稱左派獨有,而是以顛倒的形態同樣見於《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等堅定右派的言論。顛倒形態,即是認定中國的政治經構造迄今還是遠遠偏離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本來就不可能有像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所以也就必須否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

那麼,是否有可能,難題其實是來自它們各自的認知框架的缺陷?在相關的學術研究文獻(而非媒體評論或政治宣言)中,認定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就世界範圍的比較看表現出色,這應該是主流認識,而認定它的政治經濟構造系統偏離於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也有堅實的根據。所以,如果不是先驗地要以反對中國作為出發點的話,上述自稱左派以及堅定右派的論斷、立場,就必須置於可疑或至少是遠未驗證的地位,而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的真誠左派就必須反思已有的論斷和立場。

上文提及的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的2004年長文,連同David Harvey出版於2005年的《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Harvey是當代世界範圍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是上文提及的Patrick Bond的博士導師),都是將中國說成是已經徹底資本主義化,都是否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由這兩份著作開創的各路自稱左派的中國觀,至今仍是影響巨大,然而也是愈來愈難以面對中國現實的挑戰。

有意思的是,Harvey近日宣稱,他正在根本重塑他的中國觀。這是他近年來多次訪問中國、與中國學者交流和交鋒多了的結果,值得期待。

 

注:

Hart-Landsberg文章載於其個人博客以及《每月評論》網絡平台,見:https://mronline.org/2018/06/07/the-chinese-economy-problems-and-prospects/

 

發佈日期:2018/07/13

Print Friendly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