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面對的告別

為了面對的告別──敬悼林書揚先生(2012. 10. 26 《新國際》)
作者:關曉榮

 

2012年10月12日晨,驟聞前輩林書揚先生病逝的消息。永別的痛感油然而生,久久,化做凛然默哀的敬禮。

藝術要為人民服務

回想起來,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內戰與全球冷戰風雲下,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統治,大舉捕殺左傾人士。知名導演候孝賢為記錄這段台灣的重要史實,於1995年出資,邀我們一些朋友共同製作了「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紀錄片。開拍前的準備工作千頭萬緒,幾經周折,決定在藍博洲構思的敘事架構下,商請林書揚先生親自現身主述。拍片過程就成了製作小組跟随藍博洲已經深入查訪多年的努力,進入質與量都有可觀貢獻的史實。也因此成為我們近身接觸林書揚先生等人,傾聽他們的遭遇和思想、感情的開端。有一天,林書揚在談話中提到,不久前至屏東探望臥病多年的老同志辜金良先生,老同志未酬的壯志化作相濡以沫的悲懐熱淚,說到這裏,林書揚在台北辦公室裏,當著我們的面,流下眼淚。

 

記得大約兩年前深秋,得知先生因病住院的訊息,利用學校沒課的假日,前往台大醫院探望。尋到舊院區病房,赫然在病房長廊入口處,迎面隔著閒人止步的鐵柵欄,開了一扇僅容一個人進出,可以上鎖的小門。門外邊有一小桌、小椅,桌上擺著訪客登記的簿本,桌邊坐一位門禁管理員。

 

在這之前,於2010年5月由人間出版社出版了林書揚文集(一)回首海天相接處;(二)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文集(一)的自序裏寫道:

 

「1950年5月的最後一個夜晚深更,本人被捕解往警局。到了9月間,本人遭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宣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罪名引自剛出爐不久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企圖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著手實行」。罰則本來是唯一死刑,「姑念」如何如何,減死刑為無期徒刑」。
「爾後,等著我的鐵窗歲月竟然有34年7個月。在感受上,『漫長』兩個字幾乎不足表現究竟有多『長』。」
「1984年12月17日,本人假釋出獄。初靠翻譯賺稿費維生,後來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不論所寫文章題目是什麼,說的是什麼,意識立場和思想脈絡是貫穿的。讀者一讀便知(有朋友擔心因其如此,書可能賣不好)。但那是本人在34年7個月長期獄囚生活中唯一的內部支持力量。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証明了它」。

 

在訪客登記簿寫下姓名和時間,進到病房。先生的夫人曾玉嬌女士、弟弟和一位姪女在病榻旁陪伴,自我介紹說明來意,雖多年不見,曾女士還認出我來。病榻上的先生蒼老許多,因眼疾怕光戴著墨鏡。曾女士凑前取下墨鏡,告訴他誰來探病,先生緩緩張開双眼看著我,清晰地說道:「藝術要為人民服務」。先生在病中對我說的話,簡潔扼要讓我無言以對。於今回想起來,我雖明白先生是對我的攝影工作給予勉勵和期許。但我卻從來不把自己的攝影工作等同於言人人殊的藝術,最多只是通過攝影語言,讓廣大的在權力剝奪下喑啞的被侮辱與被損害民眾,說出自己的心事、發出至深的吶喊,抵抗加害者造成的恐懼、辛酸、創傷與絕望。

 

為社會的進步承擔代價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當年在綠島拍攝先生口述歷史,將要收機前,我冒然對先生提出最後一個問題。先生的直白回答,於今抄錄如下:

「靠什麽堅持過來,現在叫我要怎樣跟你們說呢?在那種境遇下,我相信每一個人都總是要過日子啊。像我這種判無期徒刑的人,這點若沒看開,幾乎就沒法度生活下去。就是說,看到判决10年的人,10年到了要出去。13年到,又一批坐滿13年的人要出去,15年到,坐滿15年的人要出去。這時候你無期徒刑的人,要有一個覺悟。所以我想我的覺悟很早就有了。大概10年刑期將至的人要出去的時候,他們還未出去,我就有心理準備了。大概再二、三個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夥在那個風暴裏頭一起共甘苦生活過來,有一大批人已要脫離監獄的生活,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對留在那裏的人來講,如果沒有心理準備,當然會形成相當大相當大的衝擊,但是你還得看得開,憑什麼才能看得開呢?也不是說反正煩惱也沒法度,不要去想它,這也不是辦法,不是這樣就能逃避的。你必須要有一個思想上有關人生觀的準備。一個人生命的過程和終點,或者說得抽象一點,人活著到底是為什麼?一個人的生命在什麼狀況下結束,才沒辜負生命的價值?像這樣的問題,我們也無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個人生觀、生命觀。也許說得大一點,口氣說得大一點,說不定認為:這也是我們正在承擔,為了替這個社會的進步承擔某一種代價,不得已的代價由我們來承擔」。

台大醫院短暫的探視,一別兩年,傳來先生病逝的訃告。我沒有能力為文悼念,但從先生畢生的思想與鞠躬盡瘁的實踐,追想他離去的背影,翻讀他留下的文集。雖白紙黑字,卻有如涓涓細流的思想樂章,又如深沈幽遠的洪鐘,在寂靜無聲中聽見與風雲俱在的滾滾雷鳴。但願這篇粗拙的文字,藉著抄錄先生本人話語之一、二,做為從告別中領悟面對的要義。面對林書揚生命史所蘊藏的,民族與時代在歷史運動中思想、信念與實踐的真締。

林書揚文集《回首海天相接處──悼「綠島甘地」黄荣雄同學》一文。編輯將文中一段文字以詩篇的形式呈現在文集封底。慧眼獨到,此處去掉標點抄錄如下:

綠島方圓16里
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
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
卻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
我們唯有相勉
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
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
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决心
在憧憬中相期相待
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
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
日日 月月 年年 讓軀體老去
卻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生命史

林書揚文集自序中「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本人覺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經証明了它」。接下來的兩個段落:

「換言之,那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前者代表著一個血緣和文化的歷史共同體處在外來強權的控制下無法自主决定本身的發展方向,因而必須以整體團結的力量爭回主體性,這樣的自然要求。而後者則首先代表著共同體中佔有最大的人口比例,承擔著最基本的社會生存手段的生產責任的勤勞大衆對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的社會正義的當然要求」。

「的確,生活在其中的台灣資本主義,已經衍生出太多的,本身無法解決的難題群。還有,我們的族群所背負的歷史問題,也不是用摔開、割斷的方式能夠解決的。正面面對著它,苦撑下去,這樣的態度才是時代的良心。承受而不是逃避時代的痛──不論是病痛還是產痛,一心祈望終能超脫它,這就是一時代的良知良心」。

台灣社會於1987年解除「軍事戒嚴令」後,對馬克思著作有深刻鑽研的林書揚,是唯一也是第一位開設「資本論」研讀的學人。在《遲來的春天:談談資本論解禁》,文末引用17歲高中生卡爾‧馬克思作文中的一節:

「當我們自動選擇一種地位的時候,我們的主要指針,應該是人類的福祉和個人本身的完成。如果我們以為這兩種目標是互相敵對互相衝突,一方必定否決對方的關係,那顯然是一種錯誤的想法。真實是:人的天性就是這樣──只有個人為了自己身處的時代和社會的完善和幸福而努力的時候,他才能同時完成個人的發展目標。這種想法才是正確的。如果一個人只想到自己的發展,即使他能成為一位有名的學者、卓越的賢者、優秀的詩人,還是不能成為一位真正完成了的個人,真正偉大的人物。歷史把為了社會全體的福祉而努力,從而提升自我的品味的人物,稱為最大的人物。假如我們有勇氣選擇了一種能替人類提供最大奉獻的位置,即使承擔了極大的壓力,也不會為之挫折吧!因為那種負荷不外是替所有的同胞所奉獻的犧牲。因此我們不應該以貧乏的、狹窄的、利己的快樂為快樂。我們的幸福應該是屬於萬人的。我們的事業即使是無聲的,也永遠不能停頓下來。如果確能做到這樣的境地,即使我們有一天在艱辛中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們的骨灰將永遠有那心地高貴的同胞們的熱淚滋潤著它」。

「這是馬克思17歲時的高中畢業作文。我們不是說這篇稚氣未脫的文章也是天才的作品。但每當我們讀它的時候,總覺得有件事深深打動著我們的心。馬克思的一生正如這篇作文所述,早在少年時代他已經思考著這樣嚴肅的問題: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以17歲少年的領悟,那是何等的純真。而更可貴的是,護著這份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沿路把它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作品中」。

從告別中領悟面對,「正面面對著它,苦撑下去,這樣的態度才是時代的良心。承受而不是逃避時代的痛──不論是病痛還是產痛,一心祈望終能超脫它,這就是時代的良知良心」。謹以面對,向林書揚先生致敬與告別: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沿途把它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生命史中。(2012. 10. 26 《新國際》)

(本文作者曾任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院長、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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