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如何傳入中國

馬克思主義如何傳入中國

◎梁寶龍

 

【編按】今年是馬克思誕生二百週年紀念，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與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影響巨大而深刻。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如何傳入中國的呢？有什麼辯論與關注轉變？本文概述了這段歷史。當時作者梁寶龍為香港工運史研究者，近期出版了《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回顧論文集》、《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等著作，其博客《香港工人的故事》。感謝作者供稿。

 

 

馬克思主義東來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商貿大門，大批輸入鴉片，傳敎士亦乘坐鴉片商船東來，傳播精神鴉片──宗敎，同時向中國輸入西方文化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等。

清政府數番被列強打到抬不起頭，遂下決心進行洋務運動，模仿敵人以求存，大量翻譯歐美文化書籍，吸收新知識以求變革。傳敎士在這方面擔當了重要角色，把所有不同類型的思想都傳入中國，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注意。

1899年2-5月基督教出版機構廣學會（Christian Lit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出版的《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第121-124冊，連載英國浸信會傳敎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口譯、蔡爾康（1858-1921）筆述的《大同學》，該書譯自英國哲學家本傑明•頡德（企德，Benjamin Kidd，1858-1916）著作《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的前4章。5月《大同學》編為10章出版單行本。

在《大同學》第一章〈今世景象〉說：

「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德）人馬克思也，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安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貨，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

在第三章〈相爭相進之理〉中，又一次提到馬克思的思想，「試稽近代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即是社會主義）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客偲，主於資本者也。」[1]馬克思主義首步踏上了中國黃土地。

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後，維新派領袖東渡日本避禍，1904年2月維新派大將梁啟超（1873-1929）在日本出版的《新民叢報》第46-48期合刊本上發表〈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簡略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從1899年到1903年上半年，梁啟超在文章中多次論及馬克思主義。也就自己認識馬克思學說作了介紹，基本肯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現象，因而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當認識加深後把社會主義概括為「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表示贊同馬克思主義。[2]

二十世紀初，清政府派出大批學生留日，這時日本知識分子正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留日學生尋救國道路，很多人接受了社會主義，因而掀起了一股譯介日文社會主義著作的熱潮，及後大部份由上海的作新社、廣智書局、文明編譯局和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於1903年出版的有10多種。革命派乘大批留學生在日，出版報刊加緊宣傳，有助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1902年12月至1903年1月，留日學生在日本出版的《翻譯世界》第1-3期，刊載了留日學生翻譯的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會會長村井知至（1861-1944）的《社會主義》，該書共分10章，前3章的經濟基礎的發展部份，說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中國第一部有系統地介紹馬克思生平和學說的譯著，文中又論述了剩餘價值論。該書於1903年6月又有留日工程學生侯士綰（1881-1960）譯出，由開明書局出版。同年4月，廣智書局還出版了留日學生羅大維（？）的譯本。

革命派馬君武（1881-1940）以君武為名，於1902年12月在日本出版的《譯書彙編》第11期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把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作比較，尖銳地批判維新領袖康有為（1858-1927）的《大同書》，指它否定階級鬥爭，聲稱進化，實則退步。

馬君武介紹社會主義的著作共有26種，其中包括馬克思（1818-1883）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哲學的貧困》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6種。他是直接譯自從歐洲的文本。〈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附錄刊出馬克思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等書的目錄。

1903年廣智書局出版了維新派趙必振（1873-1956）翻譯日本眾議院議員福井准造（1871-1937）的《近世社會主義》，第二編第一章〈加陸馬陸科斯（即卡爾‧馬克思）及其主義〉，介紹馬克思生平，和第一國際及巴黎公社，使讀者分清楚社會黨和無政府黨的根本分別，及《共產主義宣言》（即《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經濟學之評論》（即《政治經濟學批判》、《自哲理上所見之貧困》（即《哲學的貧困》、《英國社會勞動之狀態》（即《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的寫作過程與主要內容。還介紹了《資本論》的勞動價值、勞動力價格、剩餘價值和資本的來源等，並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性。

趙必振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英、法社會主義思潮比較，有兩大特徵：其一是深遠的學理，精密的研究，以經濟原則來堅持真理與正義；其二是視野不局限於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而是注重全世界。

同年9月，在日本的中國達識社翻譯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1871-1911）的《社會主義精髓》，該書根據《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對馬克思主義主要觀點作了較詳細的介紹，並指出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切合科學、歷史的要求和進化的原則。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對當時上海思想界產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人關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社會主義概念，差不多都是通過日本轉譯過來。[3]

《譯書彙編》第1、2、3、6、8期，還連載阪崎斌（？）譯日本著名法學者有賀長雄（1860-1921）著的《近世政治史》，該書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部份〈萬國工人總會（即第一國際）及德意志支部〉，介紹了馬克思流亡倫敦，召集各國工人領袖創立第一國際的情況，以及第一國際的宗旨、章程、組織機構和鬥爭綱領等。文中介紹說：「麥克司（即馬克思）與拉司米（即拉薩爾，Lasalle，1825-1864），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說，而兩黨之勢以熾，然其主義，各不相同，麥克司始在可倫(即德國科倫)，並設報館，倡均富之說。」在介紹德國社會民主黨時說：「創此支部者，名黎白克內脫（即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1871-1919），即革命黨新聞主筆麥克司之門弟子也。」

這一時期的出版物，主要是介紹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主義不是出於義憤，或基於對貧苦大眾的憐憫而設計出來的救世方案，而是客觀的經濟生活和階級構成運動變化的必然結果。出版物所介紹的社會主義儘管依舊非常混雜，但是很大一部分都已經注意到了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區別，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它們統統混為一談。

 

同盟會宣傳馬克思主義

同盟會評議部書記朱執信（1885-1920）於1905年，在同盟會在日本東京剛創刊的《民報》第2號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先後編寫馬克思和拉薩爾的傳記，馬克思傳內專文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評介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的內容，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

《民報》編輯胡漢民（1879-1936）於1906年6月，在《民報》第五期發表〈斥新民叢報之謬妄〉一文，猛烈抨擊梁啟超批評社會革命的言論。指其所說的民生主義者，拾取了布魯仙（即蒲魯東，Proudhon，1809-1865）士門（即聖西門，Saint-Simon，1760-1825）麥喀（馬克思）等理論，指：

「梁氏於民生主義無所知，以為架空理想，不能實現，本不足怪。但謂奪富人之所有，奪之一字，誰告汝者……均富之方法至多民生主義學者所主，不勝縷舉。梁氏不解所謂，則不知蓋闕可耳，而遂謬作是語，是決為無理謾罵不得自解也。」

最後談及中國不能行社會革命論，指梁啟超認為解決土地國有問題並不能解決整個社會問題，徹底的社會革命是一切生產機關國有化，這在歐美尚未能實行，而中國更無法實行。因此，中國只能行社會改良，而不能行社會革命。胡漢民反駁說，歐美社會問題積重難返，中國則是消患未然。兩者處境不同，歐美不能者，不等同中國不能。他強調指出今日最能以《資本論》警動世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革命只是實行土地和大資本國有，小企業小資本仍聽其自由競爭；並且均富也不是平分財產，而是人民機會均等，依據每人的才能來定酬勞。

另一方面，在論戰中，胡漢民對於梁啟超的批駁，在論理上又是頗有深度的。他不僅廣涉歐美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而且能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析難。

香港同盟會的《中國日報》通訊員葉夏聲（1882-1956）以夢蝶生為筆名，於1906年8月在《民報》第7號發表〈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將《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中，關於在最先進的國家中採取的經濟鬥爭的10條綱領全文譯出。

當時還有留日浙江學生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天義報》等刊物都對馬克思主義有所介紹，《天義報》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1884-1919）等人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均最高。但是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劉師培傾向反對議會鬥爭，又把導致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責任推到馬克思身上。

這時在中國整個思想潮流中，接受的社會主義的大多還是社會改良主義者，少數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階級鬥爭學說有所了解，但還没有一個人能真正接受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民國初年的馬克思主義

民國成立前夕，1911年天津出版了華承瀛（？）編著的《維新人物考》（《唯心人物考》），書中刊有〈馬格思〉（即馬克思）一文。[4] 1912 年李提摩太委託胡貽谷（1885-？）翻譯英國人湯瑪士•柯卡普（甘格士，Thomas Kirkup，1844-1912）的《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Socialism），由廣學會以《泰西民法志》為書名在上海出版。此書第七章專闢〈馬克思〉一章，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勢力人物，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認為科學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派的領袖。[5]此後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陸續出版。

1919年8月19日，上海《東方雜誌》第8卷第6號刊載國學大師錢智修（1883-1947）的〈社會主義與社會政策〉一文，認為「近代社會主義之開山，咸推德人楷爾•麥克（即馬克思）」。

民國剛成立泛起一股社會主義思潮活動，1912年10月14-16日，國父孫中山（1866-1925）在中國社會黨本部作出連續3日的演講，題目是〈社會主義之派別及其社會主義政策〉，在演講中稱讚馬克思以三十年時間著述《資本論》，闡發真理不遺餘力，將無條理的學說整理為有系統的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都是以此為範本，並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資本公有，說出了社會主義之精髓 ，3日內共有6,600餘人聽講。[6]

1912年6月，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2期，發表煮重塵治（朱執信）譯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即馬克思）之學說〉一文，文章除了對馬克思的生平作了介紹，並全譯了《共產黨宣言》十項綱領，並有一節專門介資本論的概論。

《新世界》第1、3、5、6和8期連載施仁榮（？）譯恩格斯（弗勒特立克恩極爾斯）著的〈理想社會主義與實行社會主義〉一文，譯出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一、二、三節的部份內容。[7]

1919年4月北京《晨報》副刊連載主筆陳溥賢（淵泉，1891-1957）譯日本學者河上肇（1879-1946）著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馬克思的〈資本論〉》）。5月5日，增設〈馬克思研究專欄〉。至11月11日，共辦了6個多月，5月刊載了陳溥賢譯河上肇著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二〉）、食力（？）譯馬克思著的〈勞動與資本〉（即《僱傭勞動與資本》）。6月又刊載陳溥賢譯考茨基著的〈馬氏資本論釋義〉（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7月刊載無譯者署名基督敎社會運動家賀川豐彥（1888-1960）著的〈馬氏唯物史觀的批評〉，（即《唯心的經濟史觀之意義》），無譯者署名無政府主義者堺利彥（1871-1933）著的〈馬氏唯物史觀概要〉（即《唯物史觀概要》）。從1919年5月起，幾乎每天都刊登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翻譯文章。[8]

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於5月12日，刊載北大圖書館館員劉秉麟（克水、南陔，1891-1956）的〈社會黨泰斗馬克思之學說〉，7月25日轉載《晨報》食力譯的〈勞動與資本〉，8月5日刊載河上肇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體系》，12月6日刊載日本帝國大學中國學生安體誠（1896-1927）譯〈河上肇博士關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考察〉。[9]。

中華革命黨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從1919年8月17日至1920年6月6日，共出版35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有50篇，中共創黨成員李漢俊（1890-1927）所著就佔了38篇。

當時，李漢俊在刊物上發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約有90篇，1920年9月，李漢俊翻譯〔德〕米里‧伊‧馬爾西（？）《經濟漫談》，改名為《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

1919年11月，學生救國會在北京出版的《國民》第2卷第1號發表北大經濟系學生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斯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即《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費覺天（？）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自序〉。1920年6月、10月出版的第2卷2號和3號發表北京師大學生常乃德（1898-1947）翻譯帕夏爾•拉金（W. Paschal Larkin，？）的〈馬克思史的唯物主義〉。

1919年9年，國民黨的《建設》第4卷4、5、6號和第2卷2、3和5號連載，國民黨反共理論家戴季陶（1891-1949）發表〈馬克思資本論解說〉。該文是戴季陶、胡漢民、朱執信和李漢俊等4人合譯，將日文版考茨基（Kautsky，1854-1938）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書前四章譯為中文。

戴季陶當時說：「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的集大成者，是社會主義的科學根據的創造者」，「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由學理的發明與實務的努力兩相配合」，因此它「是世界的不是國家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遍佈全世界」。[10]

胡漢民寫了多篇介紹唯物主義文章，在《建設》第1卷第5號發表〈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節譯了《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以及恩格斯1889年致布洛赫，和1894年致瓦•博爾吉鳥斯（？）兩封信等有關唯物史觀部份內容。[11]尚有〈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考茨基底倫理觀與羅列亞底倫理觀〉、〈階級與道德學說〉和〈孟子與社會主義〉等。

胡適於1919年7月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作出攻擊，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反對研究馬克思主義。8月中旬，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1889-1927）在《每週評論》第35號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批駁胡適的主張。以後胡適接連發表三論、四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繼續向馬克思主義進攻，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胡適在他的文章中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否認社會科學理論的客觀真理性，認為任何主義都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主觀想像的產物；各種主義的對立和差別是由於提倡者的才能、家世和所受教育的經驗不同而出現的。他把宣傳主義同解決社會具體問題對立起來，提出要「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種種主義，以反對空談主義為名，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9年至1920年間，《新青年》社和其他一些出版機構，還出版了多種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包括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僱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自敍》和《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唯物史觀》等。

這時中國知識分子由介紹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進入介紹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與工運結合

從1920年起，全國各地新出刊物猛增至四百餘種，其中如《共產黨》、《勞動界》、《勞動者》和《夥友》等刊物，不僅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而且明確地把工人群眾作為自己的讀者。

1919年6至11月間，《廣東中華新報》副刊〈通俗大學校〉、〈世界學說〉欄，先後連載廣州時敏中學敎員楊匏安（1896-1931）的〈唯物論〉、〈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種科學社會主義〉等十幾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楊匏安在〈馬克思主義—─一種科學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資本家掠奪工人的剩餘價值，是近代社會發生衝突的根源，解決這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人階級起而取得國家權力，改一切生產工具為國有，文章最後的結論是：階級鬥爭必將隨此生產方式的消滅而同時告終。[12]將工人階級與馬克思主義連繫起來。在湖南長沙初搞革命的毛澤東（1893-1979）在《湘江評論》第2、3和4期發表〈民眾的大聯合〉，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人數總比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那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有反抗壓迫者的共同利益。為此，號召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一種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13]

廣州的《廣東群報》開闢了〈工人消息〉、〈時評〉等專欄，刊載大漢奸陳公博（1892-1946）翻譯的〈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業〉一文，內附《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主義遍地開花

五四運動令知識分子衝破了思想的鳥籠，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組織，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唐山出現了由旅日學生和本地紳士創辦的震興書社，發行新文化書刊，促進了唐山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14]李大釗主動派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到唐山工人、學生中進行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15]

山西師生組織了新共和學會[16]，見聞觀摩會[17]，山西學術研究會[18]等十餘個團體，研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湖北黃岡浚新學校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四川成都有馬克思主義讀書會，此外長沙、濟南、廣州和武漢等地都有馬克思主義小組或讀書會，廣東工人遊行時舉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畫像。

1920年至1921年間，香港教育司視學官林君蔚（林昌熾，1896-？）、皇仁畢業生張仁道（1904-？）和蒙養學校教師李義保（1903-？）等3位青年，合資出版不定期刊物《真善美》，主要是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宣傳新文化。後來3人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20]。

天津南開大學讀書的周恩來（1898-1976）組織了覺悟社，他於1920年在獄中組織被捕者學習馬克思主義，於5月分5次作出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周恩來編寫的《檢廳日錄》記載，內容有：經濟史，馬克思傳，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史，剩餘價值論和《資本論》等。[21]

1919年當時北大圖書館編目室張西曼（1895-1949）、李大釗和北大中國文學系主任陳獨秀（1879-1942）等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始建於1919年，先後參加的積極分子有：毛澤東、周恩來、曾加入同盟會的北大學生陳顧遠（1896-1981）、北大學生范體仁（1900-1980）、北大學生領袖易克嶷（？）、文學家郭夢良（1898-1925）、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徐六几（徐其湘，1898-1925）、文學家易君左（易家鉞，1899-1972）、敎育家孟壽椿（1896-？）、北大學生張國燾（1897-1979）、鄧中夏（1879-1942）、北京外交部俄專學生瞿秋白（1899-1935）、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1899-1972）、費覺天等百餘人，全國很多城市也有他們的分會。

1920年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公開舉行成立大會，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撥出兩間房子，一間當辦公室，一間當圖書室。創辦人有：李大釗、鄧中夏、黃日葵（1898-1930）、高君宇（1896-1925）、何孟雄（1898-1931）、范鴻劼（1897-1927）、范鴻劼（1898-1927）、劉仁靜（1902-1987）、羅章龍（1896-1985）和楊東蒓（楊人杞，1900-1979）等19人，搜集馬克思學說的各種中外書籍，編輯、刊印馬克思主義論著，組織討論會，主辦演講會，並翻譯了《共產黨宣言》。[22]後來會內大部份成員都是中共創黨黨員。

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6卷5號定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由李大釗主編，以多角度，不觀點研究馬克思主義。開首第一篇是北大經濟系主任顧孟餘（虛餘，顧兆熊， 1888-1972）的〈馬克思學說〉，觀點屬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23]第二篇是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判〉，以無政府主義立場批評無產階級專政原則。第四篇是北大政治系主任陳豹隱（陳啟修，1886-1960）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第五篇是陳溥賢（渭錄）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第六篇又是陳溥賢（淵勇）的《馬克思奮鬥的生涯》。第七篇是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最後一篇是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公開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首先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介紹剩餘價值理論、資本理論、生產價格理論、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等，還詳細介紹唯物史觀。文中亦明確陳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24]，以互助論來補充階級鬥爭學說，表現出一種注重倫理與人道主義運動的傾向。李大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表現出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某種難以割捨的聯繫。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受政府的打壓，1919年8月31日，北洋政以宣傳馬克思主義（馬爾格時主義）的罪名封禁《每週評論》。陸軍部於120年1月30日密電上海，指名查禁《勞動界》以及馬克思主義書籍。

 

成立馬克思政黨

1921年7月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實展開了新的一章，黨內曾展開理論與實踐的爭論。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暫時得以合法化

清共後馬克思主義宣傳受阻，學者以純學術研究來介紹馬克思主義，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少數留歐學生生致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如留學德國的余精一（1898-1967）於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留德學志》上發表〈馬克思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論〉的連載文章，介紹馬克思的資本的概念，還比較了馬克思與重農學派、正統學派、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在資本分類方面的歧見，重點介紹了馬克思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理論。

在國外的，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的樊弘（1900-1988）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Keynes，1883-1946）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用馬克思的經濟觀點去揭示凱恩斯經濟學說的缺陷與不足，並對凱恩斯的觀點和理論有所批判，指他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進行了有意無意的歪曲。

1930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張效敏的博士論文《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是英語世界第一部關於馬克思國家理論的著作。在介紹馬克思國家理論時，作者多處引述《資本論》等著作的經濟觀點，如在論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時指出：可以把馬克思的歷史解釋概括為一種簡單的表達形式：「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產關係——也就是經濟關係；社會生產關係進而決定著法律、政治和其他所有的社會關係以及它們所包含的思想和原則。」[25]

1937年初， 讀書生活出版社《資本論》的第一、二、三卷中譯本，由郭大力（1905-1976）和王亞南（1901-1969）翻譯。

（完）

 

註解：

[1] 王林：《西學興變法》（濟南，齊魯書社，2004），第71頁。

[2] 楊河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入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2007），第64頁，引自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第62頁。

[3]上海通，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4288/node74293/node74340/node74346/userobject1ai90006.html。

[4] 高金山：〈李大釗思想演變與建立中國共產黨實踐〉，載：金山史志研究，http://71space.people.com.cn/?uid-17293-action-viewspace-itemid-15686。

[5] 唐寶林：《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載《光明日報•史家爭鳴》，1998.4.3；上海通，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4288/node74293/node74340/node74346/userobject1ai90006.html。

[6] 姜義華：《以社會主義理想建設中國的偉大先行者──跋孫中山1905年11月10日〈致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函〉》，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1910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193-195頁。

[7] 楊河、胡海濤、張炳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入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6頁；楊金海、胡永欽：《〈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和傳播（一）》，載：楊金海的博客http://blog.daqi.com/article/10724.html；上海通，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2/node5500/index.html。

[8] 〔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7-10頁。

[9] 左玉河著：《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第122頁。

[10] 羅福惠：《長江流域的近代社會思潮》（武漢：湖北教育，2004），第349-348頁。

[11] 楊河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入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2006），第104頁。

[12] 楊匏安：《馬克思主義》，載李堅編：《楊匏安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13] 澤東：《民眾的大聯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82-95頁。

[14] 高金山：《五四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團體——唐山人社》，載：http://71space.people.com.cn/?uid-17293-action-viewspace-itemid-28666。

[15] 高金山：《鄧培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作用》，載：金山史志研究，http://71space.people.com.cn/?uid-17293-action-viewspace-itemid-15685。

[16] 民國九年四月十三日，山西大學二十餘名學生以“交換知識，研究學術” 為宗旨，組織了新共和學會，倡言要“創造新人生，新社會，新共和”。

[17] 民國10年2月，省立第一中學學生劉世澤等14人，以“研究學術，啟通民智” 為宗旨，組織見聞觀摩會。

[18] 民國九年夏，鄭初民、馬鶴天等人士，在太原知識界組織山西學術研究會。

[19] 《鄂東最早的共產主義團體“共存社”誕生歷程》：載：http://www.tfzf.gov.cn/Article/TFWS/DYP/201002/1870.html。

[20] 梁復燃：《廣東黨組織成立一些情況的回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1]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上冊（北京：中央文獻，1998，修訂本），第59頁。

[22] 羅章龍：《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載：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編：《共產主義小組和黨的“一大”料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1979，第260-270頁。

[23] 彭述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載：《彭述之選集》，第一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第40頁。

[24] 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第7頁。

[25] 邱小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近代的早期傳播〉，載《青海省社會科學院》，網址：http://www.qhass.org/Page/ArtDis.aspx?id=10249，原《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

 

發佈日期：2018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