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馬克思主義歷史系列5】
俄國革命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觀念
◎李亞橋
【編按】本系列文為成大馬克思主義歷史讀書會的閱讀筆記。本次疏理了俄國革命與「第三國際」建立的歷史，並從中指出馬恩列對於「國家」的看法，認為要「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這是對自由主義「民主」與修正主義論點的批判。李亞橋為成大台文系博士班三年級學生，碩士論文為《民族主義、左翼孰輕孰重？──陳映真左翼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開展》。2005年參與反對興建湖山水庫運動起，2016年參與高雄市果菜市場土地不義徵收住戶自救會的抗爭，2017年參與反西港外環道抗爭活動。
前言：俄國一九一七年以前
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完成這一革命以前，俄國公社如何能夠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和社會工具而掌握起來呢？在俄國公社已經不再按照公有原則耕種自己的土地之後，它又怎麼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有原則管理大工業呢？[1]
──恩格斯，〈《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
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勝利，是影響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成果。特別是十月革命，奠定了之後俄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一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前，對於整個共產主義世界有巨大的影響。那麼俄國革命的歷史過程是什麼？顛覆了舊有的帝俄後，俄國想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列寧（Vladimir Lenin）的國家概念又是什麼？這些都是現今重新回溯社會主義歷史的過程中，必須加以理解的部分。
俄國自十九世紀以降，相對於資本主義日益發達的西歐工業國家，仍有大量的農民。本文開頭所引用恩格斯〈《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一文所指出的問題，是關於俄國如何思索未來的革命道路，對恩格斯而言，「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的發展起點」[2]。
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Bolshevik）的勝利，也正是列寧克服了歷史階段論的問題，將西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和社會工具而掌握」，這段歷史對日後共產主義世界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二十世紀初至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建立「第三國際」之前的這段期間，俄國展開一連串的革命抗爭行動。日俄戰爭失利之後，加速了俄國爭取民主的籲求，一九○五年發動的罷工運動，以及向沙皇爭取地方會議及其他團體的決議案，比如俄羅斯工人聯合會展開罷工示威活動，要求自由平等與選舉權[3]。這段歷史經歷不同黨派與意識形態的爭論，以下就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談起。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邁入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許多國家捲入戰事，俄國也不例外，一九一五年俄國因戰爭之故，導致國內經濟與軍隊開始解體。當時沙皇宮廷的官員想要和德國媾和，造成一九一五年夏季的「大退卻」，當時俄國軍隊缺乏軍火，城市中糧食缺乏，並且製造業、運輸業開始瓦解，這些問題形成之後爆發革命、人民起身反抗的原因。
那麼這個時期的組成革命的俄國民眾，他們具有什麼樣的身分呢？此時俄國無產階級仍為數甚少，農民占了大部分的比例。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大規模工業化，俄國工人階級的人數才逐漸增加。因此，當時的俄國難以稱得上像是英國、法國那些資本主義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一樣。如果俄國和馬克思的歷史階段論無法完全吻合，又要如何透過馬克思主義來進行革命？這就成為列寧思考的問題之一。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認為列寧的獨到之處在於，他認識到「由於資產階級過於軟弱或根本不存在，資產階級革命必須在沒有資產階級的情況下製造出來」，於是他透過工人階級塑造，職業革命分子組織和領導，並依靠農民大眾支持，藉此推翻舊有的政府[4]。曼德爾（Ernest Mandel）就曾經指出，列寧「最早、最堅決與墮落了的『第二國際』決裂和建立『第三國際』」[5]，並且在思想上，也是支持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與修正主義者進行鬥爭的重要角色，以及批評帝國主義橫行的重要理論家。
而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分成兩次，一次是二月革命（舊曆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一次是十月革命（舊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並且在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間，經歷布爾什維克與資產階級各派別的鬥爭，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如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等不同路線之爭論。有些社會主義政黨也被資產階級攻擊，但是他們不像布爾什維克一樣具有抵抗能力，像是孟什維克（Mensheviks）和社會革命黨「認為俄國還沒有在經濟上成熟到足以進行社會革命的程度」而只能進行「政治革命」，很容易倒向資產階級的一方，他們「主張俄國必須首先變為議會制的國家」，並「堅持資產階級要參加政府」[6]。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尼古拉二世退位。在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之下，要求俄國成立像是英國或美國一樣的國家，但「人民群眾卻要求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工人和農民的民主政體」[7]。然而二月革命之後所組成的臨時政府過於軟弱，又無法解決戰爭帶來的問題，布爾什維克在這段期間不斷壯大自身實力，從各黨派當中脫穎而出，舉辦「全俄蘇維埃大會」奪取政府、佔領冬宮，最終取得俄國的領導權，開啟俄國社會主義的道路。里德（John Reed）因而指出：
布爾什維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唯一原因在於：它實現了居民中最廣泛階層的深刻的、平凡的願望，號召他們來參加破壞和剷除舊制度的工作，以便日後同他們一道在已經倒塌的遺跡的廢墟上建造起新世界的骨架……[8]
文中所謂的「居民中最廣泛階層的深刻的、平凡的願望」，也就是百姓從過去舊制度當中解放出來。而這個「新世界的骨架」，取代過去無力阻止帝國主義與戰爭的「第二國際」而建立「第三國際」，並且在一九二○年代開始，影響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鬥爭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國家」觀念
如果要顛覆過去舊有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會觸碰到「國家」鎮壓的問題。這裡要進一步問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觀念又是什麼呢？又要如何挑戰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
首先，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他批評領導人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成立的德國工人政黨綱領時，重新闡述過去「共產黨宣言」當中的國家觀念。「共產黨宣言」當中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德國工人黨篡改為「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並且是從資產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抄來的，甚至對於「德國階級的國際職責竟一字不提」[9]。而德國工人黨的「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等概念，實際上是透過「國家幫助」來達成的「民主的」社會，並且將之置於「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之下」，並不是工人打造的國家[10]。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變革時期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而不是像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作千年王國」[11]。
其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是什麼樣的看法呢？恩格斯在前言曾指出，這本著作是受到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會》一書啟發甚大，他在〈第一版序言〉當中指出，「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四十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12]，而恩格斯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延伸討論，並且他的國家概念也在這本著作清楚地呈現。
恩格斯認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也不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謂的「倫理觀念的現實」或「理性的形象和現實」，而是「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而國家和過去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除了「按地區畫分它的國民」，還有「公共權力的設立」，並且這個「公共權力」是透過「捐稅」來維持的[13]。恩格斯認為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如果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則國家也將會同樣如此，並且「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就會把過去的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去[14]。
再次，在俄國革命的這段期間當中，主要是正統派和修正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列寧承繼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觀點，藉此反駁修正主義者的論點。當時的修正主義者如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等社會民主黨的人士。列寧指出，恩格斯的國家「消亡」觀念，是要「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恩格斯的「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制度的殘餘」，因為國家不會「自動消亡」，而是要用「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它」[15]，而「無產階級革命」也必須要通過暴力革命的形式，才能達成其目的，因為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不會平白無故地割捨自身的利益，這也是修正主義者在捍衛所謂自由主義的「民主」價值的過程時，實際上是捍衛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的利益。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認為考茨基主義「在理論上是歷史決定論，甚至是宿命論」[16]，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批評修正主義者實際上無法改變現實，甚至扭曲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概念。而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地從沙皇手中奪取國家政權，雖然蘇維埃仍不能稱得上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先鋒隊為無產階級打開的政治空間，但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在這個階段獲得了一次重要的里程碑。
小結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歷史，是整個世界歷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或許對霍布斯邦而言，蘇聯的建立也對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另一番重要貢獻。他認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一年蘇聯的革命對世界造成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二戰時期幫助資本主義國家打敗希特勒，並且「更因俄國共產制度的存在，刺激資本主義對自己進行了重大改革」[17]，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令資本主義加速朝由國家統領的方向走去，搖身變為國家計劃型的資本主義」，而列寧的社會主義式的計畫經濟，「正是德國在一九一四到一七年所實施的戰時計畫經濟」[18]。
儘管霍布斯邦批評俄國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和德國暫時計畫經濟雷同，但是如果不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計畫經濟進行比較，恐怕難以讓人理解這當中的區別。像曼德爾就曾經指出，這種計畫經濟在官僚體制「篡奪了蘇維埃國家和經濟管理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特權階層：
這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特權社會層，它的權力依託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上面：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計劃經濟、國家壟斷對外貿易。它像所有的工人官僚一樣地保守：它保存既得的東西比擴大革命成果更重要。[19]
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後，一九二○年代俄國逐漸形成的特權階層，造成政治上的保守化，甚至違背了列寧本身的革命理念。曼德爾對列寧的評價當中，認為過去對列寧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他主張建立絕對集中的黨和一黨專政的政權」，其實列寧「主張先鋒黨採取民主集中制」，甚至晚年反對「滋長中的官僚主義，並提議撤換黨的總書記斯大林（即史達林）」[20]，之後史達林取得領導權後，俄國內部的官僚化問題、國家極權問題也日益浮上檯面。霍布斯邦也指出史達林統治的年代，也逐漸喪失一九一七年列寧建立蘇維埃的理想：
蘇聯的國家利益，終於蓋過了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利益。後者的地位，被史達林縮減成蘇維埃國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蘇維埃共產黨的嚴格控制。共產國際的組織、成員，遭到清算、解散、改革，一舉一動，完全依憑蘇共的意思。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屬於往日美麗的詞藻。事實上只有在兩個條件之下，革命方容許存在：一是不侵犯蘇聯的國家利益，一是受到蘇方的直接控制。[21]
文中所謂的「蘇聯的國家利益，終於蓋過了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利益」，儘管仍是較為概括的說法，畢竟在亞洲的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者對帝國的鬥爭，也都受到蘇維埃的影響，在一九二○年代也積極展開，直到一九三○年代被壓抑；歐洲方面，一九二○年代的革命浪潮退去後，法西斯和右派重振士氣，他們反對共產主義、國際主義，並用民族主義來壓制反戰主義[22]。
二次大戰結束後，則是醞釀另一波新的國際形勢，也就是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家與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對抗，在這兩大陣營之外，儘管當中仍有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但也受到前述兩大陣營的政治經濟影響。現今自由主義陣營國家近乎全面勝利的年代，重新閱讀俄國革命的歷史，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概念，也有助於理解當下台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斷宣揚的「自由民主」價值，另一方面卻實行各種侵犯人權、剝削下層階級的行徑。而關於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變貌，或許各國的案例也並不一樣，馬克思主義者又如何進行回應與挑戰？關於這些部分，讀書會之後會再繼續討論。
註解：
[1] Friedrich Engels，〈《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頁442。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2] Friedrich Engels，〈《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頁444。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3] Harry Wellington Laidler，鄭學稼譯，〈俄羅斯至布爾塞維克革命止〉，《社會主義思想史》，台北市：帕米爾書店，1991年11月，頁632-633、635。
[4] Eric Hobsbawm，賈士蘅譯，〈走向革命〉，《帝國的年代：1875-1914》，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1997年，頁432-433。
[5] Ernest Mandel，向青譯，〈壟斷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入門》，台北縣中和市：連結雜誌社，2004年2月，頁69。
[6] John Reed，郭聖銘等譯，〈著者序〉，《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國北京市：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頁5。
[7] John Reed，郭聖銘等譯，〈著者序〉，《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國北京市：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頁2-3。
[8] John Reed，郭聖銘等譯，〈取得政權〉，《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國北京市：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頁282-283。
[9] Karl Marx，〈哥達綱領批判〉，頁308-309。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0] Karl Marx，〈哥達綱領批判〉，頁312。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1] Karl Marx，〈哥達綱領批判〉，頁315-316。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2] Friedrich Engels，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第一版序言〉，《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76年2月，頁3。
[13] Friedrich Engels，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76年2月，頁167-169。
[14] Friedrich Engels，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76年2月，頁171。
[15] Vladimir Lenin，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階級社會和國家〉，《國家與革命》，中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頁15。
[16] Eric Hobsbawm，林宏濤、黃煜文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八八○年到一九一四年〉，《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2014年12月，頁248。
[17] Eric Hobsbawm，鄭明萱譯，〈世界大革命〉，《極端的年代（上）：1914-1991》，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1996年，頁122。
[18] Eric Hobsbawm，李金梅譯，〈民族主義最高峯：一九一八─五○〉，《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1997年，頁180。
[19] Ernest Mandel，向青譯，〈斯大林主義〉，《馬克思主義入門》，台北縣中和市：連結雜誌社，2004年2月，頁131。
[20] Ernest Mandel，向青譯，〈壟斷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入門》，台北縣中和市：連結雜誌社，2004年2月，頁69-70。
[21] Eric Hobsbawm，鄭明萱譯，〈世界大革命〉，《極端的年代（上）：1914-1991》，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1996年，頁104。
[22] Eric Hobsbawm，李金梅譯，〈民族主義最高峯：一九一八─五○〉，《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市：麥田、城邦文化，1997年，頁193。
發佈日期：20180428
※本讀書會每週一晚間6:30-8:30，於成大台文系88136教室。內容安排如下。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前來一起閱讀、參與討論。歡迎聯絡李亞橋：Nietzsche2294870@gmail.com
第一講 前言：工業革命初期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
第二講 法國大革命與巴黎公社
第三講 青年黑格爾派與無政府主義者
第四講 機器和大工業：馬克思與一八五○年代前後的英國社會
第五講 列寧一九一七：國家與革命
第六講 羅莎‧盧森堡與德國社會民主黨
第七講 電影欣賞：Rosa Luxemburg
第八講 中國近代化與馬克思主義
第九講 台灣共產黨的興起與覆滅
第十講 一九三○年代：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修正
第十一講 托洛茨基與第四國際
第十二講 美國崛起：反共與麥卡錫主義
第十三講 一九六八法國學運
第十四講 後現代轉向：馬克思主義者的回應與批評
第十五講 新自由主義：一九八○年代資本主義的變貌
第十六講 結語：馬克思主義與未來世界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