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所歸——西方與他方》系列文章1.3】
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第三世界左翼——回應燧鳴等的商榷
◎盧荻
【編按】《左翼所歸——西方與他方》為盧荻老師近年針對左翼問題展開爭論的文章文集，尤其是關於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問題的看法。盧荻老師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副教授、中國研究中心成員，期許透過整理的過程，檢討與疏理當中的批評與自身的觀點，面對當今錯綜複雜的「左翼」處境。本文集共分五部分，包括「從討論到論戰」、「尊重知識負責任」、「我評」、「絮語」，以及包括討論對象文章、但尚未能收錄的「被批判和與談」。本文為該文集第一部分第三篇文章，為回應署名燧鳴對於前篇文章的討論，主題仍圍繞著「如何理解資本主義與中國現實」，並澄清「西方中心主義」所指，以及提醒第三世界左翼的位置來面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問題。感謝作者授權轉載該文集一系列文章。本文原載於2017/08/10彼時彼岸。
我在日前寫出的那篇題為《面對西方（中心主義）左翼看中國》的文章，先是作為博客文章放進公共空間，流傳於香港和台灣的關注群體，然後因為微信公眾號《紅色參考》轉發，在內地/大陸也引發了一些討論，其中署名燧鳴的作者更是寫出了篇幅很長的一篇商榷文章，頗能代表好些討論參與者的觀點。商榷是針對我這篇文章以及此前刊於《破土》網和《觀察者》網的的一系列相關篇章，從中帶出一些很有知識和政治意義的話題。本文特此回應，期望有助於深化左翼圈中的討論、指導合理的實踐。
總括而言，這些話題都是圍繞著「如何理解資本主義與中國現實」展開的，涉及勞動與資本、資本與國家、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多重關係。對這些多重關係的認識分歧導致很不相同的分析框架，從而對中國現實作出差距甚遠的判斷。
下文將以一些說明和澄清為起點，作為必要的基礎，使討論能夠免於誤解或糾纏在枝節話題上，能夠聚焦於上述的認識分歧、分析框架和現實判斷。
關於知識-政治立場：說明和澄清
燧鳴文章開篇對我給予了溢美之詞，對此我必須說一聲不敢當，這不是謙虛，而是要自勉以及勸告別人在試圖依靠知識干預現實時必須自我警惕。
我在多年前就是這樣說的：知識分子在知識面前、以及知識在現實面前，應該抱持開放和謙卑的態度——開放，因為知識是艱深的有待探索的未知；謙卑，因為現實遠比知識復雜，而知識對現實的干預關係到千千萬萬我們所關心的人們的福祉命運。所以，對於任何自以為掌握了真理、洞悉了世情的知識-政治立場，我向來都是敬而遠之。我這種態度的形成，源自當年目睹蘇聯集團崩潰時各式知識分子的演出，不僅是那些洋洋得意的和平演變急先鋒，還有那些內心惶恐表面卻若無其事甚至還說應該慶祝的極左派，縱使真誠，也都是只執著自身的知識-政治立場而對人民的福祉命運無動於衷。
在此或許需要順帶說明一下，《紅色參考》刊發我那篇文章，嚴格而言其實並沒有得到我的授權，只是誤以為我將文章上載「新中國」微信群組供有興趣者討論就是授權了。當然，文章已經存在於公共空間，這個誤會也就不要緊，另外我對《紅色參考》沒有任何負面印象。這裏只是想說明我對它毫無認識、跟它毫無聯繫，在寫文章的時候也就無法顧及它的讀者群體是否有恰當的知識-政治立場來解讀我的立論。
回到燧鳴的文章，裏面有好些地方誤解了我的意思，這裏既有我自己語焉不詳的原因，也有他過度解讀或猜度的緣故，總之必須先作澄清，以利便下文的核心討論。需要澄清之處包括：
我理解，「西方中心主義」一詞，是在政治-經濟意義而非地理意義上使用的，西方指的是發達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也因此馬克思主義不屬於西方，更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由此引伸，「西方中心主義左翼」，指的是反映著發達資本主義利益的左翼，簡單而言就是世界範圍尤其是西方的「工人貴族」階層的利益反映，
我批評David Harvey等人，但從沒有說他們是「西方中心主義」，而是說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整體理解為「富士康模式」——是「西方中心主義」，以及他們的關於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論著被「西方中心主義左翼」廣泛引用。與此同時，我其實相當認同Giovanni Arrighi和Samir Amin等人的中國論述，從沒有說他們是為「西方中心主義」服務的，倒是港台大陸的左翼圈對他們的中國論述頗有嚴厲批判。
我自認在各篇相關文章中都是同情左翼的基本立場，但對港台大陸的各路左翼的具體立論和實踐卻是有認同也有批判甚至鄙視，總之是按照基本立場力圖闡明可以期望的和應該批判的，從而，將下面這句話強塞給我應該是搞錯了吧：「簡單地將今天中文左翼圈青年面對現實的真誠思考與實踐探索（暫且不論是否正確）就簡單地歸為受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是否有草率之處？」
澄清之外，還需要糾正，指的是燧鳴在解讀我的文章時，頗有一些不當邏輯推論、或不當引伸判斷，包括：
關於資本與資本主義，我只是說整體的性質不能化約為個體的集合（也就是說整體還包含著超乎個體集合的特性），沒有說整體不是由個體組成的。我只是說反資本不等於反資本主義，沒有說要反資本主義就不能反資本。我只是說惟有理解上述兩點才能「合理地聯結本地的反資本抗爭與系統性的反資本主義抗爭、以及對這兩種抗爭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沒有將資本主義推到遠在天邊從而無從反抗。
關於中國與黃金時代模式，我只是說現實上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頗有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跡象，從沒有說中國應該或將會融入黃金時代模式，更沒有說中國要復制黃金時代發達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經驗。至於所謂趨同跡象，我在之前的相關文章中已經闡明，指的是在結構層面上生產率與工資同步提升、消費與投資同步增長，以及在體制層面上「大企業、大勞工、大政府」作為上述結構的支撐（同時還指出正因為迄今「大勞工」在三者之中相對薄弱導致了嚴重的後果），顯然，這兩者都是不涉及歷史上發達資本主義相關經驗的私有制和對外掠奪剝削等等。
我的立論的出發點，竟然被說成是「民族國家vs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漠視階級分化只著眼於/幻想著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這真不知從何說起。其實，我那篇文章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都應該足以昭示，我的出發點是「第三世界左翼」，反映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外圍地區的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的利益。從而，我理解，20世紀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尤其是中國革命，必然是以反抗世界資本主義為特性，必然具有社會主義導向。
正是由於這些不當邏輯推論和不當引伸判斷，使得燧鳴文章中好些地方其實是抓住一個稻草人來批判，以及莫名其妙地塞進了好些沒有意義的引例——諸如說國民黨政權曾經試圖建立「強大的中華民國」、今天美國特朗普政府要引導本土生產導向、《金融時報》等西方媒體誘勸中國出來維護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等等——，從而既遮蔽了真正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又損害了討論、對話的氛圍。
理解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存在
在「新中國」微信群組針對我那篇文章的討論中，關於如何認識中國現實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我認為這涉及艱深的方法問題，於是寫下了下面的字句：
「（按照一個常見的簡單直截的認識方法來作判斷）既然普遍化的僱傭勞動已經是現實——或，既然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動都已經是資本主導了，就連國有部門的用工制度也是僱傭關係——，那麽，資本主義當然就是現實。
這個方法可能會有兩個缺陷或偏頗。
一是，即使是純粹以（理論或理念上的）生產方式來定義資本主義，‘僱傭勞動-資本主義’論能否成立，取決於整體現實的運作規律，即是否存在著系統性的攫取剩余餘值以供資本積累。
二是，中國（或其他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這應該是由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來界定，而非由現實是否對應於理念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界定。」
兩相對照，燧鳴文章的相關論述是這樣的：
「只要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內部都存在著不同的階級結構（包含資產階級、中間階層與無產階級），決定這些階級劃分的是這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而且這一階級劃分是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階級劃分同譜的…
解釋中國是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其實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其作為民族國家對外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vs抵抗’，而是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特徵，其階級性質。」
暫且放下現實情況的討論，先聚焦於方法問題，燧鳴這些話語（以及其貫串全文的分析框架），可說是在我列舉的兩個可能缺陷之外還再增加了第三個，這就是：脫離了特定的生產方式或作為多個生產方式的集合體的社會構成（或政治-經濟構造）來談階級、來作階級分析，這是以社會學理論替代了政治經濟學。
我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階級概念的運用，是將之嚴格限定為特定經濟關係的體現，從而資產階級只是「資本的人格化」，無產階級也只是「剩餘價值的生產者」，總之是「關係」界定「結構」而非相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這樣說的：「人類社會中各種經濟形態的本質差異，例如建立在奴隸勞動之上的社會與建立在僱傭勞動之上的社會兩者之間的本質差異，只能是在於從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身上榨取這個剩餘勞動的各不相同的方式。」可見，要判斷現實上特定社會是否資本主義，必須先辨明該社會的主導運作規律是否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剩餘價值生產和資本積累），然後才能辨認體現勞動和資本的社會階級，這裏的理論邏輯不應該是倒過來。
回到上述的前兩種缺陷，這裏的關鍵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據主導，對於判斷特定社會是否資本主義，這是必要條件、充份條件？在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在各個特定社會中，這種佔據主導是常態還是特例？
我在以前一篇文章中（在「新中國」微信群組的討論中供參考），介紹過依附理論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爭論。針對後者堅持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佔主導來界定特定社會，依附理論認為，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的組成部份了，因為它們的種種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東歐的「第二次農奴制」、加勒比海地區的種植園奴隸制、舊中國的包身工——或許還有作為「富士康模式」的前身的1980-9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暴力強迫勞動，等等），正是因為社會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而得以新建、再造、或強化，在整個體系的系統性資本積累邏輯中發揮了重要功能。
依附理論及其後續發展的出發點，是「只有一個資本主義，就是歷史存在的、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體系，簡稱歷史資本主義。」這個出發點在理論上和歷史上是否具有充份合理性，這是大可以探討的。另外，依附理論既然強調現實上的多種生產方式皆有可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則除非它能闡明每一特定時期的系統性資本積累邏輯、以及特定社會在該邏輯中的地位，否則也就很難辨認該社會的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至少是沒有「正統馬克思主義」依靠單一的生產方式理論來辨認那麽簡單直截。
然而理論上的欠缺在解釋歷史、辨明現實上不一定就是弱點，至少，相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以為所有的社會都是必然會趨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而燧鳴將這種觀念推至極致的「同譜」說簡直是將馬克思主義神學化了），依附理論更能認識到歷史的開放性、認識到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或相對接近純粹狀態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其實是歷史特例而非常態。換一個角度看，正是因為西方的霸權，為非西方要復制西方經驗、要沿襲經典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帶來了根本性的制約。
這就正如毛澤東所說過的，在現代歷史上，中國作為「學生」一直要努力模仿西方，然而因為「老師」不允許這些努力終歸都失敗了——其實就連帶有向資本主義妥協傾向的「新民主主義」也不被允許，終於被迫走向革命。縱使是在1950-70年代與資本主義「脫鉤」和對抗、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時期，資本主義仍然是一個普遍存在，表現為全面的圍堵、滲透、以及從社會主義建設轉向「好的資本主義」甚至乎屈從於歷史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壓力和誘惑，而中國的轉向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與此有關。至於號稱已經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蘇聯，其結局卻是以極為瘋狂、猥瑣、悲慘的過程融入資本主義，更是顯示出建設平行政治-經濟體系的不可能，顯示出歷史資本主義確實就是普遍的存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燧鳴的這個認識顯得太過偏頗，即所謂決定某一社會是否資本主義的是內部階級性質、而非該社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其實，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歷史上，表面上的民族國家與世界體系的關係，其實就是人民與世界體系的關係，世界體系的運作邏輯一直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之中。在以赤裸裸的殖民主義為表徵的英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中固然是這樣，即使是在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中，表面上非西方社會紛紛獨立成為民族國家，實際上人民還是面對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其在民族國家內部的「人格化」載體，是從前的買辦資產階級，是今日的美國金融霸權遍布世界範圍的附庸集團。
「屈從 vs 抵抗」是就整體而言
既然，表面上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是民族國家或整個特定社會（例如「中國」），實質上卻是人民在面對，那麽，所謂是屈從還是抵抗指的是什麽？
概括而言，屈從與否，是就民族國家的整體政治-經濟構造或制度安排的性質而言。屈從，就是指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無可逆轉地主導了整個構造。這個運作邏輯，在一般意義上指的是系統性的利潤導向，在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指的是霸權資本集團的資本積累要求，在今日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形態資本主義中指的是經濟的金融投機化、以及相應的「掠奪性積累」。這樣概括屈從與抵抗隱含著三個論斷。
一是關乎燧鳴認為遠比「屈從vs抵抗」重要的「共謀vs競爭」。上文指出，是「關係界定結構」而非相反，惟有在確定了系統運作邏輯的基礎上，才能辨認政治-經濟上的各種主-客體關係及其組合。所以，是整體的屈從抑或抵抗，界定了部分（內部特定階級或階層）與世界資本主義是共謀還是競爭。我在《觀察者》網的文章有論述，在今日世界，非西方社會屈從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極致形態，是徹底任由霸權資本「掠奪性積累」，也就是徹底開放金融和參與世界範圍的勞動力「競爭到底」，相應的，金融投機性質的買辦資本/資產階級就成為了內部政治-經濟構造的主導力量。
二是關乎燧鳴認為重要性遠低於「勞動vs資本」的「生產vs投機」。這個重要性排比純粹是知識-政治立場使然，一方面是忽略了「生產vs投機」對勞動人民的福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現實的系統層面上，「勞動vs資本」與「生產vs投機」兩者之間並沒有矛盾，重要性排比也就沒有意義。想想，整體制度安排是生產導向而非投機導向，就是免於被系統性的金融掠奪、以及免於系統性的參與勞動力「競爭到底」（免於讓整個經濟變成「富士康模式」），這對於人民的福祉當然是極其重要的，對於社會主義過渡也是必不可少。至於實際上生產性導向究竟將是引向社會主義過渡，抑或是引向資本主義發展，那取決於勞動人民與資本的政治-經濟權力/權利爭奪。
三是關乎燧鳴將「生產vs投機」說成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分蛋糕」角逐，認為只不過是資本共謀剝削勞動之後的內部競爭，這反映出他對資本的性質理解不夠全面。在依附理論和歷史資本主義論文獻中存在著一個核心論題，即：資本本質上都是以追逐利潤為導向，所以，投機性與生產性之間可以隨著整體制度安排的變動而轉化，至於已經凝固在投機活動和生產活動的資本主體之間的矛盾則是較為次要，它們對控制整體制度安排的角逐更是無法繞過世界體系運作邏輯的影響以至主導。或許，由這個論題還可以引伸，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分其實也並非總是穩固，同樣取決於整體制度的安排，同樣存在著世界體系運作邏輯對這個安排的影響以至主導。
提出以上三點，並不是要否認「共謀 vs 競爭」的存在，更不是要貶低「資本vs勞動」的重要性，而是要強調，對這兩者的分析和判斷，必須是建立在先辨明整體層面的「屈從vs抵抗」的基礎上的。燧鳴認為在一個已經徹底資本主義化、資本與勞動階級分化的社會中，重要的是辨認「誰在屈從，誰在抵抗，誰在共謀，誰在競爭」，這是只著眼於主-客體關係而忽略了整體制度安排問題，忽略了在真實歷史上（而非生產方式理念上）所謂資本主義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至於他進而以這個框架來評論中國現實，那就更是不作論證、純粹假定整體制度安排或政治-經濟構造早已是資本主義化了，論述於是變成了立場宣示。然而現實真的是這樣嗎？
回看中國現實，並非不證自明的現實
上文對特定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界定是，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無可逆轉地主導了整個政治-經濟構造，而何謂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辨認，可以分作三個層次的標準——在普遍意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系統性的利潤導向、在較特殊的歷史資本主義是霸權資本的積累要求、在今日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現實是「掠奪性積累」。
按照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現實，應該是判定不了它確實是資本主義，甚至可以說，應該得出的判斷是「資本主義沒有成為主導」。根據是：直至今日，中國的經濟剩餘的擁有或至少是運用，是操控在國家手裏、是在很大程度上免於利潤導向的強制。
更明確而言，中國的經濟剩餘的運用，主要是表現為長期持續的高水平的生產性投資率（從而帶動勞動生產率、工資水平、消費水平的提昇，以及社會發展），這是全球特例，因此可以說是系統地抵抗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掠奪性積累」、以及歷史資本主義的霸權資本的運作邏輯。而高投資率在總體利潤率、生產性部門利潤率持續下降時期仍在，由此可以判斷，這其中是有系統性的抵抗資本主義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與這個判斷相關或許還有下列三點可作補充：
一，國家控制經濟剩餘的運用，除了透過國有部門在社會全部生產性資產中擁有的比例之外，還透過制度權力，例如控制銀行部門、限制投機活動、限制資本跨境流動等等，都是反映著整體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二，在國家擁有全社會的生產性資產的相當高比例、以及控制銀行部門的情況下，在收入分配領域，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下降，不一定就意味著資本的收入份額上昇，有可能只是國有部門從而是全體人民（至少是在政治-法律意義上）的積累增長。
三，生產性投資率長期居高，這是有賴於在結構層面上生產率與工資同步提昇、消費與投資同步增長，以及在體制層面上「大企業、大勞工、大政府」作為上述結構的支撐，也就是說這是反映了整個政治-經濟構造有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跡象，或者可以說是正在演化形成的「中國模式」。
當然，上述判斷只能說是階段性認識，是在檢視迄今積累下來的證據之後作出的。而正因為所依靠的衡量標準和現實根據是可以驗證的，這就不排除有可能出現新的、與此相反而更有說服力的分析結果，從而推翻這個判斷。在此之前，我們可以說：迄今，中國的社會構成仍然是混合性質，資本主義因素與反資本主義因素仍然在拉鋸，仍然不能說資本主義因素已經是不可逆轉地主導了整個社會。
燧鳴對這個判斷顯然是不服，但是，縱觀他的整篇文章，卻只是從立場出發認定這個判斷不對，沒有任何論證。又或者說，他的論證就是：看看今日中國社會是否仍然是社會主義因素主導，如果不是，那這個社會就是資本主義了。這個論證分兩步，首先是關於社會構造的演變過程：
「盧荻老師認為2008年（之後）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是系統性的滲透，但是，新自由主義能對中國實現系統性的滲透是建立在什麽的基礎之上？如果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導向’的，是什麽力量和因素導致這種系統性‘滲透’的出現？這是由於‘中國’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屈從’導致的，還是‘中國’作為其中參與者的積極‘共謀’？」
（原文語法不通，例如結尾應該是問號而非句號，這裏代為更改，應該沒有歪曲燧鳴的原意吧。）
這裏雖然是問句，但結合到下面的論證第二步，燧鳴的傾向還是清晰的，即，新自由主義之得以系統滲透正因為中國已經不是社會主義了。燧鳴在這裏引用的是我在2016年初在《破土網》的辯論文章，裏面指出了自2008年之後新自由主義的系統性滲透（經濟趨於金融投機化），但是當時並沒有確定這種滲透是否不可逆轉地成為主導，而現實的情況是自那時之後確實是逆轉了，正反映出中國整體政治-經濟構造的混合性和不確定性、以及從社會直至國家高層的多種利益群體的權力/權利角逐。至於說這個滲透究竟是「屈從」還是「共謀」，正如上述，這兩者都對：是整體政治-經濟構造的屈從，是買辦性質的金融投機政治-經濟群體與世界範圍的霸權資本的共謀。
燧鳴的論證第二步是界定社會主義的特徵並以之對照中國現實，按他的理解：
「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總要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逐步消滅剝削）、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分配上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那麽今天的中國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這些特徵呢？」
同樣，這裏雖然是問句，他的判斷應該是：沒有了，今天的中國社會沒有多少這些特徵了——所以，今天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了，「‘生產性投資增長’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而並非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
這個論斷涉及艱深的「（世界資本主義包圍下的）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也就是所說的這些社會主義特徵能否在今日中國實現問題，這裏無法展開討論。即使如此，認為不符合這些社會主義特徵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就必定與社會主義前景背道而馳、就無論如何要加以反對，這是過於武斷的提法吧。
已有的文獻當然不是這麽武斷。例如，我在文章中提及的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左統派）所闡釋的一些理論，包括「過渡社會論」、「國家（控制和利用）資本主義論」、「類資本主義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都是體認到建設社會主義既需要確立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也需要特定的物質基礎、生產力水平，歸根究底就是必須得到超越歷史資本主義所需的精神和物質憑藉。這些理論或許確實是有待發展，對於兩種需要的偏重的論述或許未盡合理，但是，比起燧鳴的純粹從立場和理念出發來要求現實，它們顯然是更加顧及現實的復雜性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
當然，燧鳴及其觀點相近的論者，在訴諸政治-知識立場的同時，往往還會以「鮮活的在地經驗」來肯定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最有代表性的是這麽一句：「今天中國正在發生的數以萬計的工人對抗資本的集體抗爭與其他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恐怕更是不爭的事實。」是事實，大都是正當的抗爭，這沒錯；但是，要從這些抗爭上昇至對整體政治-經濟構造的否定，顯然就是理據遠遠不足，就是欠缺在辨明整體現實之後才作出判斷、指導實踐。
然後再想想作為（第三世界）左翼應該如何面對
國內外西方中心主義左翼，往往以為一旦按照理論定義認定了中國是資本主義，這就完事大吉，就能毫無政治負擔地反之可也，其結果卻是往往墮入「反本地資本的初衷/名目，變成維護整體資本主義的實踐」的陷阱。
這種傾向以港台左翼尤其明顯，以反資本主義、反新自由主義的口號來正當化雨傘和太陽花兩場「在地運動」，實際上就是跟在顏色革命加大鄉里沙文主義的後面搖旗吶喊，不管有意無意就是為世界範圍的工人貴族利益甚至乎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張目。而這兩個運動獲得了東亞地區以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各路左翼的廣泛支持、聲援，在內地/大陸左翼圈中也不乏同情聲音，都是與這種傾向很有關係。
說港台大陸的青年左翼圈中存在著一種西方中心主義左翼思潮、說他們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方中心主義左翼存在著緊密的對應、聯系，這應該不是草率，不是憑空想象。他們的種種表現，不僅是投入或聲援這兩場法西斯運動，還有將「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以及中國對外投資說成是霸權是殖民主義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將中國應對美國「亞太再平衡」和美日軍事聯盟進迫的舉措說成是軍國主義，將南海爭執說成是帝國主義之間的角逐，將近期的中印邊境對峙說成是兩個資產階級的競爭，等等，擺出一副「革命失敗主義」的姿態來正當化自己的「在地反抗」——歸根究底就是上文所概括的，純粹從政治-知識立場出發來認定現實，然後反對之毫無政治負擔，卻不想想這種實踐、以及反對的後果跟他們（所宣稱）的出發點或基本立場是否一致。
記得2015年和2016年在《破土》網的兩場辯論。劉紀蕙在反駁趙剛的太陽花批判時，對中美「資本主義」等量齊觀，認為它們都是「透過國家機制以及在地政府滲透而快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與跨國資本帝國」，因而針對它們的抗爭毫無疑問是正當的（當然，實際上太陽花運動只是反中沒有反美，隨後至今台灣的政治-經濟構造更是變本加厲、向著皇協軍的道路猛衝）。盧映西在批判我否認中國是「世界資本的中心」時更進一步，認為「中國資本主義」遠比「美國資本主義」原始野蠻，然後自得地質問：「知道美國主導的TPP吧？… TPP要求越南這樣的共產黨國家賦予本國勞工更廣泛的權利，包括組織工會和罷工的自由。這意味著越南政府需要修改或另立法律允許工人組織獨立於政府的工會，罷工的理由也不局限於對工資和勞動時間的不滿，還包括對工作條件和權利的不滿。原來，美國政府居然比經過‘改開’的共產黨更‘左’！現在問題來了，在勞工權益方面，究竟是中國頑強抵抗美國，還是美國頑強抵抗中國？」我知道啊，這個TPP又不是什麽神秘事物，然後只能這麽回應：必須明白，理念上的普世價值與現實世界的「普世價值政治」不是同一回事。
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說，僅僅是依靠神學式的知識-政治立場來面對現實是不足和誤導的，必須明白「在地」的現實其實也是多重矛盾糾結，本地的勞動-資本關係與系統性的勞動-資本主義關係其實都是在場，而整體的政治-經濟構造正是主戰場。如果說，關於TPP勞工條款與中國的話題尚為顯得抽離，那麽，面對由美國專職顛覆外國的官方機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甚至培訓的獨立勞工團體，縱使其表現出來的活動是聚焦於維護勞工權益，作為左翼，豈能不嚴格辨析其中涉及的合理與不合理之處？
我在之前一篇題為《權貴資本主義批判作為「左翼」的遁詞》的文章中，是這樣回應那些只是純粹從知識-政治立場出發來干預現實的自稱左翼的：
「如果沒有中國革命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構造，如果中國經歷了蘇聯式顛覆性轉變，如果中國的變革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那對‘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綜合體’而言是上帝的恩賜，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而言只能見到最徹底的‘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迫使他們一齊‘競爭到底’為金融霸權的掠奪性積累奉獻出他們的全部幸福。
聯系到今日世界的現實狀況，左翼要作為尾巴跟在自由派本土派獨派後面搖旗吶喊，即使讓你介入成功，大有可能也就是復制波蘭的團結工會經驗，那還是反革命，那還是『普世價值政治』。」
那麽，請真誠的左翼都想想，現實是不是這樣，如何超越現實。
發佈日期：201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