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突尼西亞反思台灣:青年、社會團體與政治參與

從突尼西亞反思台灣:
青年、社會團體與政治參與
◎李亞橋

 

【編按】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代表梅沙悟德.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以「突尼西亞青年:希望與挑戰」為題,於20171220日成功大學進行演講。本文指出台灣政府與社會缺乏對話的問題,並從政治、經濟、思想層面,反思台灣社運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以及變革的可能。本文作者李亞橋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當日活動照片,攝影:林吉洋。

 

2017年12月20日成大台文系舉辦「突尼西亞青年:希望與挑戰」座談會,邀請荷穆達尼來台演講與對談。此次座談會出席踴躍,觀眾也紛紛提出不同面向的問題,積極和台上講者對話。在台灣面對政治與社會困局當中,特別是當今台灣「政府─民間團體」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各種社會團體在不同議題上表達意見,但是意見往往被媒體封鎖,政府甚至沒有意願和社會大眾進行對話,更遑論解決問題。或許觀眾踴躍的發問,反應出社會大眾渴望尋找促使社會變革的途徑,並希望藉此提供台灣一個視野,重新思索當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困境。

 

突尼西亞政治發展的特殊性

荷穆達尼此次演講主要以突尼西亞青年如改變社會為焦點,講述茉莉花革命期間不同團體促成政治和平變遷的過程。他指出,2011年突尼西亞的革命其實是許多社會運動集結,它只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場單一的運動。茉莉花革命除了有突尼西亞社會運動的特殊發展脈絡,更重要的是不同社會團體對話的過程。

相對於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在抗爭過程中受到鎮壓,民眾傷亡較大,突尼西亞軍事力量的威脅較小,並且政府的角色較為薄弱。這些是茉莉花革命在不同國家有不一樣的情況。突尼西亞在變革的過程中,政府也曾經試圖封鎖消息,青年透過「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將訊息散播,網路「翻牆」打破政府的網路封鎖,年輕人喊出的口號有不同的涵意,但是透過網路空間,讓更多不同意見能夠傳達、交流,甚至引發社會運動,是促成突尼西亞政治變革的一個重要因素。

《烈焰焚春》一書當中也曾經提及,獨裁者宰因‧阿比丁‧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儘管貪污腐敗、執政失當,但他沒有如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獨裁者一樣殘暴,背後也沒有軍隊撐腰[1]。然而,突尼西亞同樣受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影響。荷穆達尼認為,突尼西亞能夠促成多邊對話的結果,是過去公民社會團體的努力。從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iba)到阿里,突尼西亞經歷過數十年的獨裁統治,各種團體彼此之間衝突與妥協,因此「四方集團」(quartet)並非只有「四方」而已,而是包含不同的政治團體主導國是會議、進行透明的協商,才有突尼西亞現今和平的局面。

此外,突尼西亞也比較沒有外在因素的干預,這個外在因素意指國外政治、軍事、經濟層面的介入,或許四方集團要求緩和政治危機而免除突尼西亞的內戰,但是曾經在布爾吉巴執政期間任職內政部長的艾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 Party)主席加努希(Rached Ghannouchi)在國是會議的持續對話也很重要。儘管突尼西亞的左派工會批評「伊斯蘭主義者與呼聲黨根本可以合組右派聯盟,讓伊斯蘭的國營企業私有化,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馬首是瞻」[2],國家私有化過程產生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已是常態,如何思索解決的方案,也是數十年來無法解決的課題,特別是現今左派所批評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3]進行的資本掠奪,可說是當下世界各地面臨到的最大困境。

對於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而言,新自由主義國家試圖延伸企業的利益,包括稅收減免、特許權,並且以國家經費提供企業基礎設施。還有資產私有化,過去由國家經營、管制的部門轉讓給私人企業並解除管制,透過「彈性」的口號來打開市場,使資本更進一步集中、壟斷市場。突尼西亞雖然受到國外政治、經濟勢力影響較小,但是自由化、私有化的問題,恐怕在邁向民主化以後,即將面對和世界其他的國家一樣的課題。

 

從突尼西亞到台灣:台灣政治、經濟、思想的問題

突尼西亞透過網路茉莉花革命、達到跨國串聯的狀況,也不禁讓人聯想起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當時世界各地也紛紛仿效「占領華爾街」的行動,占領國家的各大都市,包括在台灣也有「佔領台北」。這場佔領運動主要是抗議百分之一的人口占領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財富與資源,分配不均等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尖銳問題。只不過「佔領台北」行動,並未造成更深遠的影響,旋起即滅,甚是可惜。

或許全世界都面臨相同的社會困境,進行跨國串聯之餘,如何重新思索在地的抵抗方式是至關重要的部分。台灣與突尼西亞之間有相同的因素,但是必須要轉化成在地的抗爭或協商過程。方法是什麼就會仰賴行動者本身如何因應在地的社會現實條件來應對。那麼,年輕人該如何做呢?

講者指出,就算突尼西亞年輕人致力於學習各種知識,但是如果沒有看到未來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發生改變。年輕人面對政治、社會的問題的時候,不是接受現實,就是選擇努力去開創更美好的未來。然而也正是因為年輕人試圖改變現狀的呼聲大於默默接受現實條件,才有促進社會變革的可能。

在政治層面上,台灣現今社會發展狀況也可以相呼應。特別是2017年下半葉,對於民進黨修改勞基法的爭議,民間團體的抗爭聲浪此起彼落,然而政府並未與民間團體達成良好的對話空間,在台灣1980年代以降的社會運動過程中,缺乏溝通、協商的過程,一直是台灣「政治─民間團體」之間跨越不了的海溝。除了過去台灣內部複雜的民族認同問題之外,更參雜了階級、性別、環境等等不同的面向,可見台灣內部議題的多元性、複雜性。

難道年輕人就只能透過進入政壇來獲取「政治參與」的機會嗎?在個人的「政治利益」的前途與各種議題的公益性之間,又該如何取捨?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2014年的三一八學運等,是台灣大型的學生運動,這段期間「青年從政」的聲音也水漲船高。台灣的年輕人大量使用BBS、Facebook,甚至是各種即時視訊、對話傳播平台,然而為何無法像是突尼西亞一般,促成社會變革的可能,甚至許多運動往往並未真正產生深遠的影響?

台灣的網路資源發達,或許提供一個快速的資訊交流平台,但是就算現今年輕人的力量覺醒、抗爭議題在網路上大量流通,如果只希望透過「造神」,依賴少數「青年從政」來改變社會,在整個體制並未曾真正撼動的狀況下,步入政壇更常變成一種政治收編。現今民進黨內部,不少在二、三十年前從事社會運動的人物,「青年從政」的理想,更令人憂心的是最終會站在和民眾相對立的一方。

在經濟的層面上,台灣同樣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比如過去曾經實施的社會福利政策,在私有化的過程中逐漸削減,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公益性」變相地成為政治操縱的口號,都市更新,迫遷案不勝枚舉。台灣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舊有的社會問題並未真正改善,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從全國性議題到地方議題,至今如火如荼地展開。這裡需要思考的是,為何政黨輪替之後,仍舊無法改善現狀,甚至變本加厲?政府單位並未真正重視民間的聲音,恐怕是台灣社會運動、抗爭不斷發生的原因之一。

在思想的層面上,無論是自由、民主或轉型正義,是現下台灣社會大眾均能朗朗上口的詞彙。荷穆達尼認為這些名詞與口號都是抽象的,換句話說,這些詞彙背後其實都有複雜的意涵與發展脈絡,不能只把它們看作不證自明的社會狀態,或僅只視為是某種價值觀的展現,成為一種社會狀態的描述,或是可能消極地作為維護個人私利而拒絕建立起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藉口,甚至做為政治操作的工具,用以迴避現代社會中不斷產生的不平等。因此,這些價值觀更應該視為動態的、具體實踐的過程,並且把握在社會中每一位公民的手中,並在思想上或日常生活當中展現。

 

思索青年政治參與和社會變革的可能

本文希望能夠藉由突尼西亞的案例,思考台灣青年政治參與與未來政治變革的可能性。政治參與不意味著狹義的「從政」、「進入政壇」,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藉此培養社會大眾對於生活週遭事物變化的敏感度,並且思考背後的複雜意義。社會議題部分,也不是全國性議題的才重要,各種地方議題也常會成為台灣當下社會問題的整體縮影。最後,期許台灣青年能夠再一次衝破這道無形的政治鐵蒺藜,從全球到在地,從中央到地方。

 

註解

[1] 羅伯‧沃斯(Robert Worth),王怡芬譯,〈和解──突尼西亞〉,《烈焰焚春:從埃及革命到伊斯蘭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如何墜落人間煉獄》,新北市:八旗文化,2017年11月,頁275-276。

[2] 羅伯‧沃斯(Robert Worth),王怡芬譯,〈和解──突尼西亞〉,《烈焰焚春:從埃及革命到伊斯蘭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如何墜落人間煉獄》,新北市:八旗文化,2017年11月,頁291-292。

[3]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王志弘譯,《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台北市:群學,2008年12月,頁21。

 

發佈日期:20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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