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青年的煩悶與知識轉喻

馬華青年的煩悶與知識轉喻
◎魏月萍

 

【當代評論編按】馬華社會華裔青年的當代面貌又是如何?青年們如何認知自我?如何面對語言和價值創新的匱乏?當政治願景被迫綑綁在舊政治體系,政治僅能成為算計、利益、資源分配的工具,而非是人們幸福生活的合理安排時,該如何尋找另外的思想出路和行動方向?如今在馬華社會可見傳統空間(華團、華教、基金會等)或現代社會空間(藝術、圖書館、書店、咖啡館等)都提供學院外的知識學習機會,破除了知識的「中心與周邊」的固定位置。但知識的創造不僅在於把知識從學院或體制中解放出來,如何改變對知識的編纂、思考、分類與批評,更至為關鍵。

本文轉載自2018/01/18當代評論網站,感謝作者與當代評論授權轉載。

 

讀王汎森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書中多篇文章皆論及中國民初以來思想界的思想傾向與精神氛圍,尤其是青年群體的思想狀態。民初以來的青年,由於對現實政治的徹底失望,又不知最終希望之所在,不少青年導向無政府主義。此外,青年也思及如何在新舊思想轉型當中,重建自我的價值,關注人生觀的抉擇,以及如何認知世界,應當追求怎樣的價值等問題。

有意思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青年,為何某一代人會特別強調自己為「青年」?王汎森認為「這種突出自覺與強調,即帶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例如從中國近代以來,「革命青年」、「新青年」、「進歩青年」等自我意識的認定,都說明了青年在時代中的困惑、煩悶、不安;但另一方面,又展現其「轉喻」的積極面──「將現實生活中的困惑、苦悶、挫折轉換為明確可解的理由,最後都導向有意義的共同行動。」

這讓我想起2015年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有關「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的會議,最後一個座談環節,一位二十多歲年輕女生的發言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是《破土》網站的編輯之一,自認為左派的信徒,在台上亢奮的介紹破土年輕同仁們的理想,如何通過知識論述抵抗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關心底層民眾的生存境況等。當時心裡在想,是怎樣的一種知識和文化養成,讓年輕的她在眾多的思想和人生觀競爭的當中,選擇了「左」的哪一邊。

 

 

後來也認識幾位上海的青年,他們在定海橋這個地方,辦了一個名為「定海橋互助社」的知識空間,結合歷史、文化、思想和藝術行動,讓不同的知識與思想,經由各種媒介來連結與擴散。他們當中有策展人、大學老師、藝術工作者,以及來自各不同學校的研究生們。這樣的連結方式,不斷挑戰知識發生的可能,包括有趣的「民煮食堂」,頗有知識生活化的意味。原本只是一個工人社區的定海橋,在不同的「知識互助」底下,建立起「由下而上」的公共知識群體。

 

馬來青年的改變動力

反思與參照馬華社會的青年群體,究竟可以映照出怎樣一種青年形態?近日馬來青年成立「馬來西亞青年組織」(Malaysia Muda),背後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實來自1946年的馬來激進左翼政黨「青年覺醒團」(Angkatan Pemuda Insaf,API)。雖然「馬來西亞青年組織」的思想動力源自青年覺醒團,但其有不同的組織定位,即在於「非政黨組織」。這樣的姿態其實說明欲超越政黨政治的意向,尋找能夠集結社會年輕力量的方式,並試圖建立另一種替代敘述(alternative narrative)來轉化政治,以對抗長期被族群因素制約的國家敘述。

 

 

「覺醒」和「改變」不僅是「馬來西亞青年組織」的行動關鍵詞,也是馬來青年知識想像與創造的重要動力。除了最直接走到街頭抗爭以外,「對話計劃」(Projek Dialog)、「書的講座」(Kuliah Buku Kubu)、「街頭書坊」(Buku Jalanan)等,無論是通過講座、課程、電臺廣播、臉書直播,抑或流動式的知識傳播方式,例如「書的講座」通常在占美回教堂(Masjid Jamek)快餐店裡直播討論有關女性主義、羅興亞難民、俄國革命等議題,都旨在向大眾傳播知識是一種解放而非壓迫的思考。

馬華社會華裔青年的當代面貌又是如何?青年們如何認知自我?如何面對語言和價值創新的匱乏?當政治願景被迫綑綁在舊政治體系,政治僅能成為算計、利益、資源分配的工具,而非是人們幸福生活的合理安排時,該如何尋找另外的思想出路和行動方向?

 

馬華進歩青年的「自我」

在吉隆坡參與好幾場講座,不斷聽到青年對時下社會感到無力、受挫、失落等煩悶的言詞。究竟要如何「問題化」青年的煩悶?思考青年的煩悶,是一個嚴肅的思想問題。它不該被視為無病呻吟,因為它和整體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甚至是精神價值以及人生信仰等密不可分。尤其是經過烈火莫熄(Reformasi)至多場淨選盟(Bersih)集會洗禮的民眾,有者從少年成為青年,有者從青年成為中年。可是當「換政府」成為政治和社會改革唯一的訴求時,在這十年的社會運動歷程中,無不經歷情緒與情感的高迭起伏。

業餘者」知識團體在去年出版的《知識分子》小誌,不少文章叩問華裔「知識青年」的問題與困境,以及突出對「進歩青年」的期許。其中有幾個鮮明的特徵,例如:擺脫華團模式、走出華社本位思維、成立小型知識團體、尋求體制外的知識等。這亦是一些青年在經歷長期的失望、失落、挫折以後,試圖重新建立青年的社會角色,並且尋找以知識介入社會的方式。

 

來源:作者提供

 

這當中實又渉及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如何看待青年的「自我」,二是知識成為轉喻行動的可能。過去在中國近代語境談自我,其中的一種邏輯,乃是把自我的完善和社會、國家的完善關聯起來。因此對青年行動的心理素質,以及自我的建構賦予「良善」的要求。同時把自我的倫理意識以「公共心」作為一種檢驗的基準。類似的自我,固然脫離不了儒家修身的倫理觀念,但援此為例,不外為追問,馬華社會進歩青年的自我,應當具有怎樣的價值意識與精神追求,以提供其面對外部環境嚴峻的挑戰?而這個自我又具有怎樣的個體意識,如何把握個體和社會、國家以及其他群體的關係?

 

「煩悶」轉喻為知識創造

自我不必然是抽象的命題,簡易而言,它即是自我期許想要成為怎樣的一個「人」,例如一個有意識的人,必是傾向於反思的、批判的、具有獨立意識以及人生追求方向,能清醒意識所謂的問題是什麼等。許多時候,煩悶心理的產生,是把自我投射在集體意識當中,在集體失落情景中,忽略了自我的轉化與轉喻的能力。

其次,當知識成為一種轉喻行動,意味著當青年們意識到煩悶的心理結構,實際上和如何說明、如何解釋以及如何提出一套解答的知識困難相關時,知識創造或可以成為克制煩悶蔓延的出口。例如前面所提及的定海橋的例子,「連結」是一個重要的行動,它使一些資訊相對不甚流通的城鎮,或被人遺忘的歷史性地方,透過各不同的活動,以人為知識的中介,讓知識和生活結合。此外,知識扮演連結的中介,不同青年的自我碰撞,開啟了運動、實踐知識的想像,同時也促成自我轉化與社會轉化連結的契機。

如今在馬華社會可見傳統空間(華團、華教、基金會等)或現代社會空間(藝術、圖書館、書店、咖啡館等)都提供學院外的知識學習機會,破除了知識的「中心與周邊」的固定位置。但知識的創造不僅在於把知識從學院或體制中解放出來,如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知識社會史》中提及,如何改變對知識的編纂、思考、分類與批評,更至為關鍵。而多元的知識創造,最後又將歸結到一個問題:如何提供處理知識和傳播知識的方式?知識認知的轉換,也會連帶影響對自我的認識,以及看待社會的方法。可見倘若能超克「煩悶」的心理結構,亦有導向有意義行動的可能;而思考青年的煩悶心理和轉喻方式,亦是梳理社會心理、精神意識與知識狀況的其中一種方式。

 

作者魏月萍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亞際書院(新馬)召集人、南島論壇發起人。研究闗懷為思想史、新馬歷史與與文學。尤其關注文學公民、華文左翼文學與馬來馬共論述等議題。著有《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合編《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

 

發佈日期:201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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