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青年的煩悶與知識轉喻
◎魏月萍
【當代評論編按】馬華社會華裔青年的當代面貌又是如何？青年們如何認知自我？如何面對語言和價值創新的匱乏？當政治願景被迫綑綁在舊政治體系，政治僅能成為算計、利益、資源分配的工具，而非是人們幸福生活的合理安排時，該如何尋找另外的思想出路和行動方向？如今在馬華社會可見傳統空間（華團、華教、基金會等）或現代社會空間（藝術、圖書館、書店、咖啡館等）都提供學院外的知識學習機會，破除了知識的「中心與周邊」的固定位置。但知識的創造不僅在於把知識從學院或體制中解放出來，如何改變對知識的編纂、思考、分類與批評，更至為關鍵。
本文轉載自2018/01/18當代評論網站，感謝作者與當代評論授權轉載。
讀王汎森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書中多篇文章皆論及中國民初以來思想界的思想傾向與精神氛圍，尤其是青年群體的思想狀態。民初以來的青年，由於對現實政治的徹底失望，又不知最終希望之所在，不少青年導向無政府主義。此外，青年也思及如何在新舊思想轉型當中，重建自我的價值，關注人生觀的抉擇，以及如何認知世界，應當追求怎樣的價值等問題。
有意思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青年，為何某一代人會特別強調自己為「青年」？王汎森認為「這種突出自覺與強調，即帶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例如從中國近代以來，「革命青年」、「新青年」、「進歩青年」等自我意識的認定，都說明了青年在時代中的困惑、煩悶、不安；但另一方面，又展現其「轉喻」的積極面──「將現實生活中的困惑、苦悶、挫折轉換為明確可解的理由，最後都導向有意義的共同行動。」
這讓我想起2015年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有關「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的會議，最後一個座談環節，一位二十多歲年輕女生的發言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是《破土》網站的編輯之一，自認為左派的信徒，在台上亢奮的介紹破土年輕同仁們的理想，如何通過知識論述抵抗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關心底層民眾的生存境況等。當時心裡在想，是怎樣的一種知識和文化養成，讓年輕的她在眾多的思想和人生觀競爭的當中，選擇了「左」的哪一邊。
後來也認識幾位上海的青年，他們在定海橋這個地方，辦了一個名為「定海橋互助社」的知識空間，結合歷史、文化、思想和藝術行動，讓不同的知識與思想，經由各種媒介來連結與擴散。他們當中有策展人、大學老師、藝術工作者，以及來自各不同學校的研究生們。這樣的連結方式，不斷挑戰知識發生的可能，包括有趣的「民煮食堂」，頗有知識生活化的意味。原本只是一個工人社區的定海橋，在不同的「知識互助」底下，建立起「由下而上」的公共知識群體。
馬來青年的改變動力
反思與參照馬華社會的青年群體，究竟可以映照出怎樣一種青年形態？近日馬來青年成立「馬來西亞青年組織」（Malaysia Muda），背後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實來自1946年的馬來激進左翼政黨「青年覺醒團」（Angkatan Pemuda Insaf，API）。雖然「馬來西亞青年組織」的思想動力源自青年覺醒團，但其有不同的組織定位，即在於「非政黨組織」。這樣的姿態其實說明欲超越政黨政治的意向，尋找能夠集結社會年輕力量的方式，並試圖建立另一種替代敘述（alternative narrative）來轉化政治，以對抗長期被族群因素制約的國家敘述。
「覺醒」和「改變」不僅是「馬來西亞青年組織」的行動關鍵詞，也是馬來青年知識想像與創造的重要動力。除了最直接走到街頭抗爭以外，「對話計劃」（Projek Dialog）、「書的講座」（Kuliah Buku Kubu）、「街頭書坊」（Buku Jalanan）等，無論是通過講座、課程、電臺廣播、臉書直播，抑或流動式的知識傳播方式，例如「書的講座」通常在占美回教堂（Masjid Jamek）快餐店裡直播討論有關女性主義、羅興亞難民、俄國革命等議題，都旨在向大眾傳播知識是一種解放而非壓迫的思考。
馬華社會華裔青年的當代面貌又是如何？青年們如何認知自我？如何面對語言和價值創新的匱乏？當政治願景被迫綑綁在舊政治體系，政治僅能成為算計、利益、資源分配的工具，而非是人們幸福生活的合理安排時，該如何尋找另外的思想出路和行動方向？
馬華進歩青年的「自我」
在吉隆坡參與好幾場講座，不斷聽到青年對時下社會感到無力、受挫、失落等煩悶的言詞。究竟要如何「問題化」青年的煩悶？思考青年的煩悶，是一個嚴肅的思想問題。它不該被視為無病呻吟，因為它和整體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甚至是精神價值以及人生信仰等密不可分。尤其是經過烈火莫熄（Reformasi）至多場淨選盟（Bersih）集會洗禮的民眾，有者從少年成為青年，有者從青年成為中年。可是當「換政府」成為政治和社會改革唯一的訴求時，在這十年的社會運動歷程中，無不經歷情緒與情感的高迭起伏。
「業餘者」知識團體在去年出版的《知識分子》小誌，不少文章叩問華裔「知識青年」的問題與困境，以及突出對「進歩青年」的期許。其中有幾個鮮明的特徵，例如：擺脫華團模式、走出華社本位思維、成立小型知識團體、尋求體制外的知識等。這亦是一些青年在經歷長期的失望、失落、挫折以後，試圖重新建立青年的社會角色，並且尋找以知識介入社會的方式。
這當中實又渉及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如何看待青年的「自我」，二是知識成為轉喻行動的可能。過去在中國近代語境談自我，其中的一種邏輯，乃是把自我的完善和社會、國家的完善關聯起來。因此對青年行動的心理素質，以及自我的建構賦予「良善」的要求。同時把自我的倫理意識以「公共心」作為一種檢驗的基準。類似的自我，固然脫離不了儒家修身的倫理觀念，但援此為例，不外為追問，馬華社會進歩青年的自我，應當具有怎樣的價值意識與精神追求，以提供其面對外部環境嚴峻的挑戰？而這個自我又具有怎樣的個體意識，如何把握個體和社會、國家以及其他群體的關係？
「煩悶」轉喻為知識創造
自我不必然是抽象的命題，簡易而言，它即是自我期許想要成為怎樣的一個「人」，例如一個有意識的人，必是傾向於反思的、批判的、具有獨立意識以及人生追求方向，能清醒意識所謂的問題是什麼等。許多時候，煩悶心理的產生，是把自我投射在集體意識當中，在集體失落情景中，忽略了自我的轉化與轉喻的能力。
其次，當知識成為一種轉喻行動，意味著當青年們意識到煩悶的心理結構，實際上和如何說明、如何解釋以及如何提出一套解答的知識困難相關時，知識創造或可以成為克制煩悶蔓延的出口。例如前面所提及的定海橋的例子，「連結」是一個重要的行動，它使一些資訊相對不甚流通的城鎮，或被人遺忘的歷史性地方，透過各不同的活動，以人為知識的中介，讓知識和生活結合。此外，知識扮演連結的中介，不同青年的自我碰撞，開啟了運動、實踐知識的想像，同時也促成自我轉化與社會轉化連結的契機。
如今在馬華社會可見傳統空間（華團、華教、基金會等）或現代社會空間（藝術、圖書館、書店、咖啡館等）都提供學院外的知識學習機會，破除了知識的「中心與周邊」的固定位置。但知識的創造不僅在於把知識從學院或體制中解放出來，如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知識社會史》中提及，如何改變對知識的編纂、思考、分類與批評，更至為關鍵。而多元的知識創造，最後又將歸結到一個問題：如何提供處理知識和傳播知識的方式？知識認知的轉換，也會連帶影響對自我的認識，以及看待社會的方法。可見倘若能超克「煩悶」的心理結構，亦有導向有意義行動的可能；而思考青年的煩悶心理和轉喻方式，亦是梳理社會心理、精神意識與知識狀況的其中一種方式。
作者魏月萍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亞際書院（新馬）召集人、南島論壇發起人。研究闗懷為思想史、新馬歷史與與文學。尤其關注文學公民、華文左翼文學與馬來馬共論述等議題。著有《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合編《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
發佈日期：2018/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