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來台演講系列專文】革命後的社會挑戰:突尼西亞和歐洲的進步主義者的新挑戰和新觀點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來台演講系列專文】
革命後的社會挑戰
突尼西亞和歐洲的進步主義者的新挑戰和新觀點
LES DÉFIS SOCIAUX APRÈS LA RÉVOLUTION

 

◎梅沙悟德‧荷穆達尼

翻譯:黃叔屏**

 

突尼西亞革命不只是因為一個渴望自由的民族,為了抵抗世界上最壓迫民眾的政權之一而自發的行動;它更不是一場因為身份認同危機而產生的宗教革命;它是一場抵抗以壓迫人民來遂行其黑幫目的政權的革命。

這個政權為了壟斷國家財富,因此不讓人民發聲。導致一群知識分子忍無可忍,於2001年連署譴責當權者的政治失能以及國家私有化。在金融機構的鼓勵下,國營企業加快民營化,這個區域因此變得特別令人覬覦。當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頭人盛讚所謂的「突尼西亞奇蹟」及其經濟增長的時候,該國的貧困人口,根據社會事務部的說法,在2011年初達到了總人口的24.7%,陷入了令人膽顫心驚的貧窮。人民在獨裁統治下所承受的痛苦被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官員認為只不過是求得生存所應付出的代價。正如賈克‧希哈克(Jacques Chirac)所說,這是突尼西亞人民能得到的唯一基本權利。區域間的失衡驚人,失業人數不停地增加,失敗的教育體制以量化數據作為衡量的基礎,而非教育品質; 根據全球金融基金會(Global Financial Foundation)的報告,公然的貪腐金額已經高達每年10億美元之譜,以至於它可能成為我們國家的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這些問題造成了人民,特別是青年人的挫折、憤怒和絕望。自焚者布阿濟吉(M. Bouazizi)的行為,實際上只是這些情緒的具體表達。他的自焚,雖然對某些人來說是英雄式的,但他其實代表了絕望的年輕人和整個被撕裂的社會。

2010年12月17日自焚的青年布阿濟吉(Mohamed Bouazizi),卒年26歲。他的頭像高掛在突尼西亞中部城市Sidi Bouzid的街頭。布阿濟吉的死亡引爆了翌年年初的茉莉花革命。 圖片來源:林深靖提供。

 

班‧阿里(Ben Ali)的逃亡,他的政黨的解散和黑幫經濟的解體──必須承認,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解散──是否能夠為在革命中不計成本付出的年輕人帶來希望? 目前的政府是否能夠面對社會的挑戰,滿足那些沉醉於戰勝警察政權的民眾的要求?

沒有一件是肯定的。首先,2011年1月14日革命成功以後,數萬名年輕人坐上了「死亡之船」,跨越地中海,航向蘭佩杜薩島(Lampedusa)。有四萬多人在義大利的海岸上岸。這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不穩定的條件下,看不到國家未來的希望,他們於是決定到別的國家去碰運氣。事實上,革命後的不穩定,當權政府和過去惡行遲遲無法一刀兩斷,以及缺乏公民社會的政治框架,這種種都讓絕望持續。

似乎我們絕望的年輕人只剩下兩個選擇:自殺還是海洋。「我們曾相信革命會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一位偷渡者向一位義大利記者這麼說。「但其實只是加劇了我們的痛苦。」由於突尼西亞沒有給予年輕人一個有前途的遠景,缺乏人權政策(最基本的工作權和尊嚴),也沒有保障移民及難民的法律,我想我們也不能期待我們的移民在其他國家能受到較好的條約保障。人民,來自貧困地區的群眾也開始失去希望。持續的罷工和靜坐抗議成倍增加,有時甚至充滿暴力色彩。

2012年1月24日,總理哈馬迪‧耶巴里(Hamadi Jebali)表示,若以累加數字來看,我們已經發生過22000次抗議行動和60萬天的罷工。在我國一些地區出現的少數破壞行為,以及具有區域性(譬如美拉威(Metlaoui),克薩亥拉(Ksar Hellal)敏感地區)和族群性特質的暴力行動,只是更加劇不安的氛圍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慮。

事實上,如果2011年10月23日的選舉結果並沒有反映出數十萬示威者高喊的革命口號,它至少反映出,一群在身分認同上極端不安的族群,大部分是穆斯林,他們身分認同的危機主要來自兩個層面。第一層危機首先來自於被強加的、沒有以民主制度作為根基的現代化,自詡有著現代化精神的精英份子很快陷入一個確定性的,在突尼西亞或其他任何阿拉伯國家都難以想像的致命陷阱:穆斯林,也就是大部分的突尼西亞人,應該要可以容忍他們的宗教批評者。「沒有所謂的上帝,也沒有所謂的主宰(Ni Dieu, ni maître)」和「派賽波利斯(Persépolis)事件」不過是向伊斯蘭教徒示好的兩個例子。薩米•迪露(Samir Dilou),復興運動黨(Ennahda)的發言人,不是在選舉的第二天,在突尼西亞電台Shems FM的舞台上,宣稱伊朗電影《派賽波利斯》(Persépolis)是「來自神的禮物」?這意味著,身分認同的爭論、現代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二分只不過使得選舉的過程分岔到了和革命份子所宣稱的不同觀點。

事實上,正是在這種所有的媒體都瀰漫著不安全感、恐懼和絕望的氣氛中,以及這樣的認同運動中,我們完成10月23日的選舉。結果:幾乎一半的人放棄投票權,他們不再相信政黨,或許,也不再對有意義的社會改革寄予任何期待。 另一半民眾投票給那些給出承諾,自稱是道德秩序守護者的人,他們保證人民不再有貪腐,而這被認為是造成所有社會弊病的唯一原因。

但不幸的是,對於大多數政府官員來說,情況十分令人不安。不只是班•阿里(Ben Ali)逃亡之前的挑戰依然存在,其他問題也紛至沓來:越來越多的失業,已有將近90萬人的失業者;還有工作的不安穩,由於罷工,有120家跨國企業已經決定結束在突尼西亞的運作 ;貧困率驚人的增長,使得社會氛圍更為火爆。政府必須明白,這樣的貧窮不僅是因為貪腐,也不僅是因為缺乏道德規範,而是凸顯了一種經濟和社會模式的失敗。幫派政權的倒台、被國外觀察者認為是誠實透明的選舉,這兩者並不能減少影響這個國家的不確定性因素。它們既不能保證政治穩定,也不能釋放被一個失敗的集權統治長期以來所挫敗的能量和努力。

首先,在選舉四個月之後,和青年失業相關的問題完全沒有解決。連一個簡單的、可以解決困擾大學弊病的評估都沒有。尤其是對於學習的低品質與成功率之間的差距。更不用說堅杜拜(Jendouba)大學被上海所做的大學排名排為第8,887位,居於最後一位。政府完全不想加強教育的品質,且看他們如何持續數月消極面對馬努巴(Manouba)學院這所突尼西亞最莊嚴的學院裡的撒拉菲主義者(極端保守主義者)。在那裏,有些主題被優先實施:如戴面紗(niqab)、男學生和女學生的分隔,男學生只能由男性老師教導等。不管做甚麼,都是會讓布爾吉巴(Bourguiba)破棺而起的事!這種對突尼西亞社會來說,都是新的極端保守主義現象,只是增長了社會的無力感。除此之外,根據一個訓練與商務中心在2012年2月底所做的網路民意調查,54.9%的突尼西亞人認為宗教激進份子是不安的來源。

第二層危機:沒有任何現象表示政府有意改變這個讓貧窮人民感到巨大痛苦的自由經濟模式。三黨並立的執政政府似乎很快就遺忘了他們的在選舉時提出的計劃,遵循著與以前政府一樣的社會模式,並屈從了只想要更多的自由經濟的國際組織的要求。更別說在班‧阿里逃脫之前,還意識到他可能在民眾中產生的憤怒,因此注意不要過分堅持市場經濟。

實際上,本‧加法爾(Ben Jaafa)先生的論壇黨(le Forum de Monsieur Ben Jaafar)和馬佐基(Marzouki)先生的國會黨(le Congrés de Monsieur Marzouki),這兩個政黨都相信一定的社會正義,但是,這個信念似乎在面對「老大哥」伊斯蘭聯盟時就消失了,因為伊斯蘭聯盟的政治宗教觀點使他們不重視社會問題,尤其無視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

因此埃及的穆斯林兄弟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有理由這麼說:「復興運動黨(Ennahda)只在兩個方向上採取溫吞態度:他們拒絕制定經濟和社會方案。並且,他們在實際上接受並服從美國在全球和區域進行部署和控制的需求。」

第三,自從執政以來,政府一直未能實施社會保護政策,以應付物價,特別是食物價格飛漲的問題。那些已經因為失業、區域性的不公平以及在突尼西亞十分普遍的僵化社會階級而陷入貧窮的民眾,已經越來越購買不起糧食。

很遺憾地,當前的政府繼承了班‧阿里政權的一些思考方式–對於批評者的過於敏感就是其中之一。所有疑問、投訴、憤怒或社會不安的表達都被視為操作手段或陰謀的同義詞!民眾常被指責沒有耐心。他們怎敢奢望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只有一種經濟和社會方案?也不會招致批評呢?他們怎敢為了吸引投資以及恢復經濟成長,而要求麥克塔爾(Maktar)的貧困人口或是加夫薩(Gafsa)礦區的失業青年保持沉默呢?他們無法解決越來越急迫,例如就業的需求,他們缺乏明確的社會觀點,因此不能緩和國家的社會氛圍!一月,在加夫薩(Gafsa),哈利勒(Khelil Zaouia)先生,社會事務部長總結了一部分的問題:「期望是如此巨大,所以我們神經緊張。」

我認為,改善社會狀況的第一步是:

  • 重新調整我們長期只注重成長的經濟觀,將關注點朝向社會政策和減少不公平。
  • 如同阿根廷在2001年12月革命之後所做的一般:突尼西亞革命後,我們應該認真考慮如何在友邦的幫助下停止支付外債。這筆錢可以用於社會開支以及生產製造。
  • 建立政府和民間社會(工會,協會,維權人士)之間的真正對話,以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這是使社會平穩的必要作法。
  • 重新思考革命後突尼西亞企業的社會責任。一些經濟學家建議我們可以仿效像印度,或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的社會企業。這些都是投資教育,衛福或環境等不同社會領域的企業,與其他企業不同,它們不追求收益,而是為了得到社會效益所進行的再投資。這也是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的經濟發展模式。

最後,我邀請大家一起來思考經濟記者尚米歇(Jean-Michel Quatrepoint)的話,他說:「法西斯主義並不是從天而降的。它之所以成長茁壯是因為群眾的貧窮、中產階級的憤怒、當下偽菁英的錯誤、自滿與盲目。」我不希望突尼西亞發生同樣的狀況。為了避免任何經濟上的不可控制,所有追求進步的突尼西亞政黨──或許全世界亦然──都需要建立一個可資信賴和可以實現,主要關懷點依然是社會問題的政策,這是未來唯一的希望。

 

本文為Messaoud Romdhani 先生於2012年3月在法國的Gabriel Péri基金會舉辦之研討會的演講稿。來源:http://www.gabrielperi.fr/les-d%C3%A9fis-sociaux-apr%C3%A8s-la-r%C3%A9volution.html

**巴黎第八大學戲劇博士。

 


活動宣傳:

 

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論壇: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

Nobel Peace Prize International Forum: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高雄場/沒有社會正義的民主,可能嗎?

時間:2017年12月19日(週二), 14:00-16:30

地點:中山大學社科院一樓小劇場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78729698906780/

 

台南場/突尼西亞青年:希望與挑戰

時間:2017年12月20日(週三),18:30-21:30(18:00開放入場)

地點:成功大學 成杏校區成杏廳

活動網址:https://www.accupass.com/go/nckunobel2017

 

台北場/和平的力量  尊嚴的追尋

時間:2017年12月23日(週六),14:00-17:00

地點:台北創新中心(CIT)大廳(台北市玉門街一號,捷運圓山站1號出口)

活動網址:https://goo.gl/9ncv1f

 

發佈日期:2017/12/18

Print Friendly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