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專題】
陳麗菲、蘇智良：尋訪「慰安婦」真相
陳麗菲教授2015年「歷史嘉年華」演講
◎陳麗菲、蘇智良
【編按】蘇智良教授自1993年展開尋訪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中國受害倖存者的征途。1996年，夫人陳麗菲從協助翻譯日文資料開始，進行「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的採訪、調查和研究，他們先後走訪了一百多位中國「慰安婦」倖存者，保存四十多盤受害者滿含血淚的口述磁帶。他們在上海師範大學設立「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並於研究中心組織一群研究生成立了「中國『慰安婦』資料館」。陳麗菲現為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出版傳媒系主任，中國「慰安婦」 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日軍慰安婦制度批判》等著作，與蘇智良、姚霏合著《上海日軍慰安所調查實錄》。蘇智良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慰安婦研究》是中國第一部全方位探討中國「慰安婦」問題的專著，被譽為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第一人。今年九月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其著作《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本文非常感謝蘇老師與陳老師授權轉載。
非常感謝這一次的活動，我也是第一次參加。真的是感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走這個「慰安婦」研究的路走了那麼長時間，從來沒有得到這麼大範圍和這麼有力度的一個社會呼應度。我的感動在於，它並不是僅僅是中日之間的、現實的問題和歷史事實的問題，是我們人類對自己走過的路，為了歷史正義，大家全力以赴地投入，對於社會人道主義的認識，對於每一個人尊嚴的保護來自覺自願地努力。所以特別地感到我們國家是有希望的，我們社會的前進是看得見的。
蘇智良教授接觸到這個問題，最初的時候，是1991年。蘇教授在東京大學做客員研究員，我在一橋大學讀社會學。我跟蘇老師是大學同學，研究生也是同學，都在華東師大歷史系完成研究生學業，他是做近代史，我是做古代史，我自己的方向是隋唐史，興趣在社會史，文化史。蘇教授是對社會責任擔當特別敏感的一個人。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他就認為中國的社會問題開始激烈化、黑社會化，因為根據社會學的研究定律，人均收入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是社會的轉型，財富的增加會導致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但當時是不能講的，提出黑社會問題被認為是給社會制度抹黑，沒有人支持那隻好我來支持。因為研究了黑社會，有些內容和提法出版社不給他出，這更加激起了我的鬥志，我認為他是正確的，這是一個歷史學者應該做的事情。然後他又去研究毒品的問題，認為毒品在近代的歷史當中是導致我們國家走向深淵的一個開始，但是現在又死灰復燃，他又去研究，又受到阻礙，然後我又支持他。那麼這樣的一個30年的過程當中，我已經覺得挺累的了，因為雖然重要，但是他接觸的這些問題研究起來是很令人難過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並不喜歡研究「慰安婦」問題。但蘇教授很堅持。他到了日本以後聽日本的學者說，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就在上海，蘇教授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他的碩士論文就是寫八·一三淞滬抗戰。他說怎麼我不知道，所以他為此延長了在日本的研究時間，到防衛研究所找材料。這樣一來，肯定我又要幫忙了。我當時不知道這個「慰安婦」制度是怎麼回事，以為就是軍妓，所以我說，你不要再研究這樣的事情了。從日本回來以後，我就把他的這些材料全部堆給他，我說請你拿到學校去，因為我們的孩子那時候五、六歲，他已經開始認字了，當時的那些報導幾乎都是性的細節，根本不是上升到歷史的研究。
但是1996年、1997年，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派出了特別調查官來對「慰安婦」制度進行了調查，調查的結果認為，它是一種軍事的性奴隸制度，（人權委員會）以一個勸告的形式，提出日本政府應該向受害國的政府，特別是受害國的女性進行道歉，而且賠償。這項報告是日文的，蘇老師讓我翻譯出來，其實蘇老師那個時候，已經調查了三、四年了，那之前我不可避免地幫他整理一些材料，我就發現，不可思議地，在上海慰安所的遺跡越找越多。我們怎麼找呢，就是從日本的材料當中找，日本士兵的日記，軍方正式的文件會有記載，那麼這個記載在上海，它到底在哪裡，因為戰時，（日本人）畢竟是國外的人，地名記錄很多不一定完全正確，再加上幾十年來的城市動遷，你要實地找到還是非常困難的。
比如說流傳最廣的楊家宅娛樂所，其實它不在楊家宅，那片區域名稱裡還有沈家宅，沈家宅也不止一個，最終才發現是在東沈家宅。第一年開始調查的時候是1993、94年回國之後，那年夏天特別熱。因為調查肯定是在自己正式工作之外來做，他整個暑假在外邊跑，曬得像黑人一樣，只有牙齒是白的，那時候道路是瀝青路，然後騎自行車跑，那時候還沒有乘出租車的概念，而且也沒錢。整個自行車上全部黏瀝青，好幾雙鞋只能扔掉，沒有辦法穿了。就這樣確認那個是東沈家宅，就是最著名的那張照片。
怎麼確認呢？除了以文獻史料以外，你還要找地方志的史料，你還要找旁證，有沒有人在這個地方工作過，蘇老師就找到不少，有男有女，比如說在裡邊打雜工的，給慰安所訂購沐浴桶，買飯買菜，做飯的，因為慰安所戒備森嚴，是軍部直屬的，所以還不能讓人去看。比如說有一位居民證言，她父親就因為早上去自留地去挖菜，自留地就在慰安所旁邊，因為接近這個慰安所就被衛兵開槍打傷，然後就死了。還有很多的遺留物，日本的清酒瓶、大酒缸。然後又發現，日方史料照片上慰安所建築構件上富士山、琵琶湖的木雕，全都保存在現有建築裡。原來的文獻資料上的照片和現在的建築形制都一樣。這樣一點一點地得到確認。慢慢地，我們就又找到這裡邊的受害者。
中國是二戰時期日本軍隊佔領時間最長、占區最大的地方，也就是說他們強逼那些女性進入這個性暴力所，我們受害的人數，大家是可以想像的，絕對是屬於程度是很深廣的，但是在這樣的一份國際性查證的正式報告中，很多國家都被關注查證到了，台灣也有的，但是中國大陸，聯合國一天的查證都沒做過。中國女性所受到的傷害，中國這個國家和作為一個民族，在聯合國做出了正義呼籲的時候，應該得到的尊重和支持，一點也沒有體現。我翻譯了以後，我自己就在想，這個局面的出現我們有責任。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歷史，首先是應該我們自己來做出訴求，不能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政府。我們作為歷史工作者，我們的責任在哪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聲音缺失了，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歷史學工作者，我們的知識分子，沒有人，沒有這樣的頭腦，來為我們的民族來思考，來提供這樣的事實來說話。
不是為了出口氣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悟到蘇老師的這個學術選擇是非常正確的。雖然我們的力量非常地小，因為這個是要專業人士參與的，正像為受害者去爭取權益必須要法律學界來參與一樣，民間的志願者可以參與，但是如果你的專業知識不夠的話，你一定不能贏。那麼首先你就是要有個歷史的事實，那麼我就下決心了，全力以赴幫助蘇老師做這個題目，開始學術構思寫研究論文，並支持他的調查從上海擴展到全國，上海原來只知道一個慰安所，後來發現有幾十個，當然現在已經確認有100多個，真的是觸目驚心，而且有一些的範圍是非常地大。
比如說那個時候我們去找材料，首先要找文獻材料，當時的報紙有一篇報導，說有一個律師，他就是跟翻譯官一塊吃飯，後來猛然就到了一個慰安所裡邊，突然發現他鄰居的新婚兒媳婦在裡邊。原來這是一個公共建築，上下三層，不知道這個叫慰安所，就是突然之間被抓來了。
他一看嚇死了，上下三層全是女性，衣服平時就不讓穿。他就很著急，找翻譯官說明，原來失踪的人是在這，然後就通過各種的關係就把她救出來，但是只救了一個。像這樣的，當時叫「娛樂所」，它到底在哪裡，現在我們都沒有辦法確認，像著名的老報人馮英子先生，他就直接向日本的首相提出抗議，他家裡的親屬、姐妹都受到過這樣的侵犯，真是嚇一大跳。當時日軍抓女性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比如說偽裝成公共汽車，在劇院那邊等著，散場出來了，大家要去乘公共汽車，然後就招呼到這上面，一下子就給拉走了，然後大家看到宋美齡夫人也有過《告全國女同胞書》，提到日寇把我們的女性衣服脫光，號碼在手臂上，刺上或者戴上，這樣當時的文獻記錄都有。
這是非常艱難的事情，首先是要從對方的材料裡面找到蛛絲馬跡，然後我們才能從我們自己的材料當中，比方說地方誌，然後才能夠找知情者，而像這樣的知情者要開口說話很難很難！這跟抗戰老兵不一樣，現在抗戰老兵很光榮，大家都能夠站出來，旁邊的人也都能夠說誰誰誰，他曾經為國犧牲，那麼我們其他的人振臂一呼，也都很願意過去幫忙，但是大家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情況與現在不同，我們的這些受害者是幾十年來，在中國的這個社會當中，真是受了無數次的再傷害。
受害者從日本軍隊那裡回來以後，你想想家裡人是怎麼看她的，丈夫是怎麼看她，鄰居是怎麼看她。然後等到政權易幟之後，也經過了很多運動，一講你是日本兵的女人，喊得非常難聽，還會遇到暴力壓迫，她把這段歷史打掉牙和著血淚往里吞都來不及，她怎麼能夠講出來，特別困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的調查走得非常艱難，無功而返的情況也非常之多。所以我們的申遺計劃在受到挫折的時候，我首先感到的是在座的各位，來自於你們這一份支持和溫暖，像是我們的同胞用體溫在溫暖我們向前走。我想我們大家來做這件事情，並不是說要出一口什麼樣的氣，而是因為我們要達到這樣的一種歷史共識，為什麼戰爭是殘暴的，為什麼和平是可貴的，什麼樣的人性是我們應該永遠譴責的，我們永遠都應該避免走什麼樣的路；有什麼樣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它會發展成一種什麼樣的登峰造極制度的形態，然後反過來殘害人類，我們要堅決把它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警示來者，不可覆轍重蹈。因此這樣的一個過程，是一個不斷向前的過程，不是說具體結果要達到怎麼樣，我們就放心了，不是，肯定是一個不斷向前走的過程，也就是這個黑暗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怎麼去克服這個黑暗，我們怎麼能夠向光明走，也是一個永恆的過程。
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得到了不少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與幫助。因為我們在大學，首先我們找地方誌，有一些省份地方誌工作做得非常地好，比如說像海南，海南的文史委員會主任符和積先生是歷史系畢業的，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學生，專業人員。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全國興起了一個地方誌的修志熱潮，海南文史委有專門調查日本暴行的計劃。海南省是受日本侵略暴行最深重的一個省，因為當時日本有這樣的計劃，20萬人移民海南，然後20萬人移民台灣。那麼他就做暴行，暴行裡面就牽扯到「慰安婦」制度，當然當時他們不清楚這是「慰安婦」制度的材料，所以我們就看到那麼多的資料，一個省一個省找，我們首先通過文史委員會，然後文史委員會深挖到縣，事實上也有很多地方上的正義人士，比如說山西有退伍軍人，小學教師，甚至是農民，很早就介入了相關調查。很多人知道這個事情了以後，他們覺得大學可能比較有公信力，然後來提供材料，包括日本的，包括國外的，都提供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在座的像王選老師，這麼多年來一起在做戰爭遺留問題的調查，我們主要做的是對歷史事實的調查和確認，像康健律師，他們就是幫助受害老人來爭取法律的權益。
我們要給她們披上一件外衣
我們做了以後呢，就發現那些老人們太苦太累了，她們自己說，我是為我的姐妹們活著，比如說有一個老太太，她的姐妹四個人，最小的妹妹當時只有6歲，全部被搶掠到日本的軍營，這樣的一個6歲的小妹妹，被從早上強姦到晚上，眼看著她從早上還能哭叫，到最後的時候死在她們的面前，然後這四個姐妹只有她一個人活下來，所以她說我活著是代她們活，所以我現在這麼勇敢的站出來，我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我一定要把這個清白還給我們自己，還給我們所有的受害的姐妹。
比如說像在雲南有一個李連春，雲南只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沒有站出來的有很多很多，全國我們找到一百多個願意站出來的，現在還有25位。我們到大山裡面去爬了6個小時的山才找到她，她（李連春）是這樣跟我講，她不識一個字，她說陳老師，她說我這一生是很窮很苦，一直被人看不起，你也不要看不起我。我唯一的，我最寶貴的東西是我的身體，只有這個身體是我自己的，也是我最寶貴的。她說我現在站出來講話，我不是要找哪一個人算帳，我也不要好多錢，我都已經80多歲了，我要錢幹什麼，我要的就是一個世間公道。這句話真的是銘刻在我的心上。
因此我想她們能夠站出來是多麼的不容易，將會遭受到多少的世間寒冷，我們要給她們披上一件外衣。我們平時在調查的時候，總是給她們一點援助，但是我們的力量也很小（其實我們研究中心也就是只有我們兩個人，但是我們的學生很好，他們很支持，支持到現在）。我們就想能不能成立一個中心，以中心的名義去組織一些慈善的力量來幫助她們。在這以前，我們找過紅十字會，找過婦聯，我在1998年的時候專門到北京的婦聯，希望我們最弱勢的這個群體能夠得到婦聯的幫助，但我是被她們推出來的，冬天推出門外，砰，關了。那天我記得非常非常之冷，我當時真的是在冷風當中可能眼淚到下面都結冰了，我在外面站了大約半個小時，我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最初的時候，我們覺得個人不要做慈善的事情，我們是歷史學工作者，我們沒有做過慈善基金，我們不懂這些運作，沒辦法做。但是你說她們把自己的身世向社會公開了，可是社會上沒有相應的力量幫她們，那怎麼行啊。另外觸動我們的很大原因是，當時日本成立一個亞洲的女性國民基金會，亞洲女性國民基金會基本做法就是這樣的，他說行，我們日本來幫你們，中國政府應該要幫，現在不幫，OK，我來幫，我們來救濟你們，我們也覺得你們受苦了，給你們多少錢，但是一個前提的條件就是，你們拿到錢以後關掉，從此以後不要到日本來說了，這個事情就到此為止了：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你事實都沒有弄清楚，你對受害者造成了這樣巨大的傷害，你都說你沒有做，或者說不是這樣的，你們都是妓女，因為日本政府到現在為止還是持這樣的態度，他說這是一個軍妓的制度，其實它是一個軍事的性奴隸制度，今天沒辦法太多的展開，大家可以看我們的研究，看我們的書，所以我們當然認為這是一個屈辱的和解方案。如果你接受了錢就從此低下你的頭放棄你的自尊心，我們認為是屈辱的。但是老人確實是生活困難，她們首先應該得到來自於我們中國同胞，我們社會的幫助，我們只有幫助他們了，我們才能說我們共同努力把這個歷史真相確定下來，把這個民族的尊嚴把它爭回來，把這個歷史的正義能夠得到實現，我們共同努力。所以為了這個目的，我們也要做受害老人的救濟，我們儘管不會做，我們也不知道錢從哪裡來，蘇老師就說你去找錢去。
所以到2000年的時候，曾經有美國的朋友，那位律師名百瑞•費雪爾，免費代理，他們想用外國人犯罪法來幫助我們，在美國起訴日本。中國大陸的受害者的代表是我去的，代她們去白宮，到法院，但還是因為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因為美國政府的介入，所以華盛頓的法院最後還是不受理，本來是願意受理的。
蘇老師當時就給我一個任務，他說你去美國以後，去找一些慈善的基金，在中國找不到，我們之後也找了很多很多，其中有一年，我們的慈善基金會從北京打電話來說，太感動了，知道你們是這樣在做，應該是我們做，你們好好的做一個計劃，看看我們怎麼來做，結果暑假我們帶著孩子，因為我們只有五一、國慶節，寒假、暑假我們拼命的跑出去，平時我們得上課，我們還有工作要養活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孩子是吧。跑了好長時間，所有的人都認可了，然後計劃上去了以後，最終回答說，這關係到中日的關係問題，慈善基金會還是不能做。那時候中國拼命講中日友好。這個對友好內涵闡釋的觀點其實不對。
我當時從美國回來就哭了，我說我沒有完成任務，人家不回應，我可能也講不來，討錢這樣的事……真的是很難過。後來也是國際上華僑組織，加拿大的史維會很了不起，呼應蘇老師對受害老人的救濟請求，最初受害老人有100多個人，我們每個家庭先要給錢，然後收據給捐款者。一開始我們是分批給，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自己的錢不夠，就上半年給一次，下半年給一次。然後全國各地，我們也沒辦法每個地方都跑，靠志願者，然後志願者當中各種各樣的溝通不暢，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最終都要弄到我們的頭上，累死了，受了非常多的不白之冤，委屈。
後來我們又找基金會，是紅十字會，一開始願意了後來又不願意，我們再把它扛起來……最終我們的研究中心就做了這麼幾件事，一個是調查歷史事實受害者，然後確認慰安所，這是在全國范圍內；第二援助我們的受害者，當然不只我們一家，有很多的志願者，非常有良知的都參與進來。然後2000年的時候，跟華東政法大學的一批教授還有管建強教授、康健律師、南京的朱成山先生等組織了一個民間訴訟團，當時在日本舉辦，戰爭與女性的民間法庭審判活動，全世界有很多的國家，包括聯合國的海牙法庭相關的法律力量都參加，那個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它是判定日本政府有罪，天皇有罪。一直到現在我們也在參與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援助，比如說日本政府都在等這些老人的故世，怎麼來通過法律的公證，能夠讓受害者索賠權利通過公證書的形式，保存下來，如果她的親屬，她的後代，願意繼續通過律師，這些人能夠願意幫助的話，還可以繼續訴訟。
然後我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2014年開始的世界記憶名錄，這件事情，我們再接再勵，繼續啟航，非常感謝，得到了在座諸位非常溫暖的鼓勵，謝謝大家，謝謝。
活動宣傳：
【重新思考社會主義】11月論壇：
帝國的慰安婦或性奴隸？戰爭/殖民記憶的建構與鬥爭
時間：2017/11/26（日） 14：00-17：00
地點：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56號）
主持：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引言：臧汝興（勞動黨副秘書長）
與談：
韓惠仁（「慰安婦之聲」國際聯合申遺計畫團隊經理（韓國））
陳麗菲（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康淑華（阿嬤家館長、婦女救援基金會前執行長）
康學郁（老保釣、協助推動美國建慰安婦銅像運動）
林深靖（新國際主編）
回應：
徐勝（日本立命館大學Korea研究中心研究顧問、2011年韓國財團法人「真實之力量」第一屆人權獎獲獎人）
引言：
今年7月，韓國學者朴裕河2013年的著作《帝國的慰安婦：殖民統治與記憶政治》在台出版，這本書聲稱要挑戰韓國社會和國際社會對於慰安婦問題的常識，在韓國主流論述「二十萬少女遭日軍強擄做性奴隸」和慰安婦否定論者的「慰安婦是賣春婦」之外提出第三種聲音，引起廣泛爭議。
朴裕河在書中主張從「帝國」、「殖民地統治」的框架重新看待慰安婦問題，認為殖民地朝鮮和台灣慰安婦當時是日本帝國的成員，主要是接受日本戰爭動員而成為慰安婦，和中國、菲律賓、印尼等戰場和佔領地遭日軍強暴的「敵國」慰安婦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她提出的爭議論點包括：「朝鮮慰安婦具有『愛國』面向」且有些是「自願前往的」、「日本軍方並未下令強行擄走朝鮮人慰安婦，招募過程中的詐欺和誘拐情形，法律責任在於犯法的業者」、「朝鮮人慰安婦和日本士兵是同志關係，既是受害者，也是日本軍隊的協力者」、「朝鮮人慰安婦是以管理型的賣春為主」……等等。
《帝國的慰安婦》在韓國引起軒然大波，2014年韓國慰安婦團體控告朴裕河誹謗名譽，今年10月首爾高等法院判決罪名成立，認為朴裕河「對被迫成為性奴隸的女性表達歪曲的主張，使受害者承受強大心理壓力」，須賠償1千萬韓圓（約新台幣26.8萬元）；朴則主張無罪，將考慮上訴。其提出的論點至今持續發酵，甚至可能影響我們對台灣慰安婦的認知。
究竟日本殖民地的慰安婦和交戰國的慰安婦是否存在本質上的不同？日本帝國政府和軍方徵集慰安婦的責任為何？朴裕河的觀點究竟是提出了「第三種聲音」，抑或者掩蓋了慰安婦問題的本質？我們又該如何從慰安婦問題反思二戰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介入歷史記憶的建構與鬥爭？
本月的「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我們邀請到中國大陸、韓國、台灣的慰安婦研究者和人權運動者，從歷史還原慰安婦問題，共同討論並釐清相關爭議，進而展望慰安婦人權運動的發展與未來。
（苦勞網臉書將進行直播）
FB活動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944467599150964/
發佈日期：2017/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