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專題】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略論

【慰安婦專題】
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略論
蘇智良、陳麗菲

 

【編按】蘇智良教授自1993年展開尋訪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中國受害倖存者的征途。1996年,夫人陳麗菲從協助翻譯日文資料開始,進行「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的採訪、調查和研究,他們先後走訪了一百多位中國「慰安婦」倖存者,保存四十多盤受害者滿含血淚的口述磁帶。他們在上海師範大學設立「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並於研究中心組織一群研究生成立了「中國『慰安婦』資料館」。陳麗菲現為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出版傳媒系主任,中國「慰安婦」 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日軍慰安婦制度批判》等著作,與蘇智良、姚霏合著《上海日軍慰安所調查實錄》。蘇智良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慰安婦研究》是中國第一部全方位探討中國「慰安婦」問題的專著,被譽為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第一人。今年九月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其著作《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本文非常感謝蘇老師與陳老師授權轉載。

來源: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網頁

 

「慰安婦」是日本語特有的一個名詞,據《廣辭苑》解釋:慰安婦「是隨軍到戰地部隊慰問過官兵的女人」[1]。但是,「慰問」的含義是什麼,「隨軍」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顯然,該辭典的釋義模糊了「慰安婦」一詞的真正含義,它無法反映慰安婦受到的殘酷無比的性虐待。

1996年受聯合國委託進行「慰安婦」問題調查的法學家拉迪克•克馬拉斯瓦密(Radhika Coomaraswamy)指出:根據國際法,「慰安婦」是日本在戰爭時期犯下的有組織強姦及奴隸制的罪行[2]。筆者完全贊成並認定,「慰安婦」是指因日本政府或軍隊之命令,被強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強迫各國婦女充當日軍士兵的性奴隸,並有計劃地為日軍配備性奴隸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違反人道主義、違反兩性倫理、違反戰爭常規的制度化了的、無可辯駁的政府犯罪行為。「慰安婦」的歷史也是世界婦女史上空前的、最為慘痛的被奴役記錄。

「慰安婦」問題的真相曾長期被遮掩,進入90年代後,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中國學者涉足該領域更晚[3]。筆者經過6年的調查研究,得出初步結論:中國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實施地,是日軍設立慰安所最多的佔領地,中國「慰安婦」人數最多,遭遇最慘。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此問題做嚴肅的探討和深刻的揭露。

 

一、日軍慰安婦制度的由來及其形成過程

 

日軍慰安婦制度的產生有一個過程,它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而萌芽,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而確立,又隨著日軍的戰敗而消亡。慰安婦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醜惡的伴生物。在這一制度的確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兩個人物是甲級戰犯岡村寧次和松井石根。

 

(一)本世紀初至30年代日軍性服務觀念的提出與實施

日軍慰安婦制度的產生,與日軍在前此實施的軍隊性服務措施有著密切的關係。1918年3月,為阻止蘇俄軍隊的東進,英、法軍隊在摩爾曼斯克登陸,實行武裝干涉,日本也乘機出兵,向中國的北滿及與之毗鄰的西伯利亞擴張。3年期間,先後共有11個師團的日軍入侵中國東北和蘇俄[4]。在侵略蘇俄的過程中,日本的娼業主們得到特許,帶領妓女隨軍行動,向日軍提供性服務。儘管如此,仍發生了大量的日軍強姦事件,導致軍隊性病流行。據統計,約有10%—20%的日軍官兵患有性病,總數達12000人,因性病減員的人數遠多於傷亡人數[5]。這次性病大流行極大地震撼了野心勃勃、正在走向戰爭之路的日本軍方。此後,日軍高層便考慮在未來戰爭中,如何防止因性病而削減戰鬥力的對策問題。海軍的《海軍軍醫會雜誌》、陸軍的《軍醫團雜誌》頻繁發表專門文章,開展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最後取得了一致的結論,即必須建立一種由軍隊控制的有衛生保障的性服務制度,以解決日益龐大且外派增多的軍隊性慾問題[6]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海軍於1931年底在其海外最大基地上海,開始試探性地推行軍隊的性服務措施。日本海軍選擇了一批在虹口的日本妓院作為指定性服務場所。1932年在上海開業的日海軍性服務場所達17家,共有藝妓279人、妓女163人[7]。1936年底有記錄的為10家,它們是一心亭、東優園、大勝館、築紫、浮舟、曙、都亭、上海俱樂部、勝利亭和紅夢[8]。在這些妓院裡,有日本女子102人,朝鮮女子29人。另外還有4家是海軍指定的、官兵可以自由進出接受「慰安」的「貸座敷」[9]

這一階段日軍實施軍隊性服務的特點是,借用民間營業的娼妓,軍人接受服務並支付費用,軍隊和這些妓院的關係基本上是商業關係。提供性服務的婦女的性質等同於軍妓,她們還不是後來的完全意義上的「慰安婦」。但是,軍隊管理者為士兵嫖妓提供專門處所和組織有衛生保障的娼源,則可說是日本軍方的首創。日本軍隊性服務觀念的提出和措施的推行,可以認為是日軍慰安婦制度的嚆矢。

 

(二)「慰安婦」與「慰安所」的出現

首次徵召妓女並組織「慰安婦團」到戰地為日軍做專門服務的,是侵華日軍罪魁岡村寧次。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日本組織上海派遣軍侵略上海。當時在滬日軍發生了多起強姦戰地婦女的事件,引起中國和各國輿論的嚴厲譴責。為了防止日軍發生大規模的強姦事件而影響軍紀及其戰鬥力,同時也為了搪塞外界輿論對日軍大發獸性的指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司令白川義則的首肯之下,電請長崎縣知事,迅速徵召妓女,組織「慰安婦團」,到上海日軍佔領區建立「慰安所」。4月,第一批慰安所在吳淞、寶山、廟行和真如等日本陸軍作戰區域建立,5月停戰後,日軍撤至虹口一帶,慰安所也集中到了虹口。

戰爭結束後的1949年2月,岡村寧次在返回日本的輪船上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說:「我是無恥至極的慰安婦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上海事變時,發生了兩三起官兵強姦駐地婦女的事件,作為派遣軍副參謀長的我,在經過調查後,我只有仿效海軍早已實行的徵召妓女慰軍的做法,向長崎縣知事申請召來華進行性服務的慰安婦團。」[10]

岡村寧次所組織的「慰安婦團」,比海軍就地利用現有妓女進行性服務進了一步,是日軍慰安婦制度發展的第二階段。其特點一是將徵召來的女性正式命名為「慰安婦」,與妓女、「酌婦」等在名稱上區別開來,表明瞭它的慰軍性質。這個特別組織的「慰安婦團」到前線的唯一目的就是為日軍提供性服務,這種慰安婦隨軍行動,其使用者只能是軍隊官兵,一般日本僑民不能使用。二是從已披露的各類文件、回憶錄看,可以肯定,它是由日軍上層和日本地方政府共同策劃建立的,表明軍隊的性服務制度不但由軍方而且由國家出面在更大的範圍內推行。當然,這與後來日軍大規模地推廣慰安婦制度相比,還只是一個開端。

此後,日軍在上海的海軍性服務場所被改稱為「慰安所」[11]

 

(三)慰安婦制度的正式確立

慰安婦制度形成的第三個階段,即於妓女之外大量擄掠婦女充當從軍「慰安婦」,並在日軍中有計劃、按比例地配備「慰安婦」,則始於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戰時日軍在中國最早設立的慰安所是上海「楊家宅娛樂所」。

「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之後,日本華中方面軍即開始考慮戰爭的長期化問題,為了預防軍隊因性病流行而喪失戰鬥力,司令官松井石根決定仿效岡村寧次,導入慰安婦制度,制定了從日本本土徵召「慰安婦」並建立軍隊直轄管理慰安所的計劃。於是,松井石根在佔領上海後,命令方面軍參謀長塚田攻籌建慰安所。在滬軍方立即分別緻電日本關西各縣知事,要求盡快募集「慰安婦」並運來上海。1938年1月2日,第一批「慰安婦」共104人乘「海運丸」到達上海吳淞碼頭。她們隨即被送到其美路(今四平路)上的上海市沙涇小學。當天,日軍軍醫麻生徹男接到司令部緊急命令:「為設立陸軍娛樂所,即去其美路小學校,對集結在那裡的百餘名婦女進行身體檢查。」[12]檢查的結果是24名日本婦女多患過性病,她們中的絕大部分是妓女:而80名朝鮮婦女基本是處女,顯然是被誘騙來的[13]

1月13日,日本華中方面軍東兵站司令部掛出了「楊家宅娛樂所」的木牌 。「楊家宅娛樂所」是由該兵站司令部管理的。日軍將農民的老屋全部毀平,修建了12幢和式平房。每幢平房有10個房間。不管是日本還是朝鮮「慰安婦」,都必須穿和服。為防止「慰安婦」逃跑,四周設置了鐵絲網,並通上了電,每天早晚還要點名。

1月12日下午,東兵站司令部在慰安所的接待室貼出了規定,內容如下:1. 本慰安所限陸軍軍人、軍方聘用人員入場,入場者應持有慰安所出入許可證;2. 入場者必須登記並支付費用,才能得到入場券及避孕套一隻;3. 入場券的價格,下士、士官、軍聘人員為2日元,軍官為5日元;4. 入場券當日有效,在未使用前可退票,但如果已將票交給酌婦,則一律不可退票;5. 購買入場券者進入指定的房間,時間為30分鐘;6. 入室的同時須將入場券交給酌婦;7. 室內禁止飲酒;8. 完畢之後即退出房間;9. 違反規定及軍風紀紊亂者須退場;10. 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碰女人;11. 入場時間,兵士為上午10時至下午5時,下士官及軍方聘用人員為下午1時至下午9時[14]

「楊家宅娛樂所」在日軍實施慰安婦制度的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僅是戰時日軍正式設立的第一個慰安所,並且以欺詐手法招募良家婦女,開了日軍強徵、擄掠良家婦女為性工具的先河,而這正是慰安婦制度最違反人性、受到譴責的基本點。同時,它的慰安所規則被延用於各地:其和式木屋結構,包括小型的「慰安婦」房間、小窗的樣式、乃至門上插「慰安婦」名字的金屬牌,後來在中國各地及東南亞隨處可見:連各國「慰安婦」穿和服,以便讓日軍官兵接觸時有親近感的做法,也被各地慰安所廣泛運用。

儘管日本華中方面派遣軍建立了「楊家宅娛樂所」[15],但對10多萬日本陸軍而言,一個慰安所、百名「慰安婦」僅僅是杯水車薪,難以滿足需要。日軍與戰地日僑娼業老鴇很快達成設立慰安所的秘密協定:1.開設慰安所必須徵得軍方的同意和批准;2.為確保慰安婦的來源,徵集範圍擴大到日本殖民地朝鮮,由朝鮮總督負責徵用未婚女子來華,並建立徵用未婚女子的組織系統;3.業者不得私自徵集慰安婦,如需徵集時,一定要確保其身體健康;4.慰安所的管理由業娼者負責,衛生方面則由軍方監督;5.軍方提供慰安所的房屋,慰安所須盡量設在軍隊駐地附近;6.對於協助建立慰安所的人,軍方將給予將校級的待遇;7.一般而言不徵用日本女子,但日本女子如本人願意,亦可為慰安婦;8.慰安婦與軍人的比例以1∶29為最理想[16]。至此,二戰時期日軍的慰安婦制度正式確立。

此後,慰安所在上海各處迅速出現。上海是日軍實行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也是慰安婦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日軍直營的、日僑經營的各類慰安所充斥各處,據筆者的調查,戰爭期間,可以認定的日軍在滬慰安所至少有120家[17]

日軍自侵入華北後,也隨即開設了大量的慰安所。1938年6月,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向所屬的幾十萬部隊發出了設置慰安所的指示[18]。到1941年7月,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參謀長吉本貞一制訂了徵集2萬名朝鮮「慰安婦」並運至滿洲的計劃。至於強徵戰地中國婦女的行為更為普遍。從此,幾乎有日軍駐紮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婦」的身影。

1941年12月,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又把慰安所推廣到東南亞。「在日軍駐紮過的地方,到處都有過慰安所的開設。為數眾多的資料證實,在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太平洋諸島等地都有過慰安所。」[19]

扼要而言,戰時日軍的慰安婦制度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慰安婦」的來源,除少量妓女外,主要是掠奪各國的良家婦女;第二,多數慰安所實行避孕措施,並在有條件的地方每周或兩周為「慰安婦」體檢一次,當然其目的並非是保護慰安婦,而是防止性病在日軍中蔓延;第三,「慰安婦」被強制充當日軍的性工具,以滿足日軍官兵的性慾,她們中的絕大部分人生活在飢寒交迫、超負荷勞作而得不到任何報酬的狀態,尤其是朝鮮和中國婦女,受盡暴力虐待,不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隨時可能被殺害。

 

二、日軍在華慰安所的類型及其設立

 

慰安所是日軍為了侵略戰爭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種軍事附屬制度,因此,它自出籠後就帶有鮮明的軍事性質,這在前引上海「楊家宅娛樂所」的規定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證明。日軍在中國的慰安所有各種名稱,如:「皇軍慰安所」(如南京)、「慰安寓」(如海南崖縣的「中島慰安寓」)、「娛樂所」(如上海的「楊家宅娛樂所」)、「慰安隊」(河南)、「慰安團」(上海)、「行樂所」(如上海「橫浜橋行樂所」)、「慰安麗」(海南島)、「行樂宮」、「快樂房」、「軍中樂園」(如海南黃流機場慰安所)等,在中國北方,還有設在窯洞里的被稱為「慰安窯」的慰安所,此外還有「愛國食堂」、「官撫班」、「特別看護室」等掩蓋其醜惡性質的名稱。

 

(一)日軍慰安所的類型

就其所屬關係、性質和經營方式而言,日軍慰安所大致可分為4種類型。

第一種是軍隊直接設立的固定的慰安所。如1938年初在上海設立的「楊家宅娛樂所」,就是日本華中方面派遣軍東兵站司令部設立的。漢口日租界的濱江大道旁有海軍直屬的慰安所;廣州、濟南、桂林等地都有日軍主營的慰安所。從現有資料看,軍隊設立的慰安所是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其主管者從方面軍、師團、旅團到聯隊、大隊甚至警備隊或小隊。當軍隊轉移時,他們便帶著「慰安婦」共同行動。

第二種是形式為日僑民營的慰安所。這種由日本僑民在軍方支持下開設的「軍督民辦」的慰安所,數量也不少。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一些妓院主帶領妓女來到中國東北,在關東軍周圍設立大量的「料亭」(供將校使用)和「游廓」(供士兵使用),形成駐地的「花柳街」。隨著戰爭的擴大,這種花柳街推廣到中國和亞洲各地。這些慰安所老闆往往通過賄賂軍官而得到特權,牟取暴利。而軍方也由於在戰爭中無法兼顧所有戰地慰安所的建立,加之有向外界掩蓋軍方直接建立慰安系統的必要,故倡導日僑經營慰安所。如上海江灣的一些慰安所,以及武漢東山裡、積慶里的12家慰安所、鬥級營的20家慰安所等,都是日僑經營的[20]。上海最大的海軍慰安所「海乃家」便是由東部海軍特別陸戰隊與日僑阪下熊藏於1939年簽約,海軍提供房屋、開辦費以及所需物資而設立的,其所有權歸海軍,阪下只有經營權[21]

第三種是由日軍指定使用的民間妓院形態的慰安所。這類慰安所多是漢奸、朝奸受日軍指令在當地建立的,除日軍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可以利用。上海的「大一沙龍」(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慰安所之一,其址今為東寶興路125弄),即使在戰爭時期,也對日僑開放。北平宣武門內六部口的人民俱樂部、蕪湖的鳳宜樓慰安所等也是如此[22]

第四種是軍隊或民間經營的流動式慰安所,有設在火車、卡車和輪船上等多種。日軍第11兵站司令部在1938年春組織一批「慰安婦」從上海乘火車前往杭州,這列火車便成了沿途士兵的流動慰安所。慰安所的管理者通常用卡車將慰安婦運至部隊駐紮地,然後用木樁和毛毯圍起來,或者用木板臨時搭成棚子,作臨時慰安所。有的慰安所兼有固定與流動兩種性能。如海口市、三亞市的日軍慰安所,除了接待當地日軍外,還要每月分批到較遠的兵營、據點巡回「慰安」。那大市慰安所則按照日軍命令,將「慰安婦」組成幾個分隊,隨時到周圍的日軍據點去[23]

 

(二)中國的日軍慰安所

日軍慰安所主要分布在中國的大陸、台灣、香港和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新不列顛島、新幾內亞、庫頁島以及日本本土(如沖繩、北海道)等地。中國是日軍慰安所最多的地方,從黑龍江的中蘇邊境到海南島,只要是日軍佔領區,幾乎無處不有。例如據日軍第110師團163連的老兵回憶,當他們進佔貴州省的獨山時,就有「慰安婦」跟隨,她們都穿著軍裝,一直與士兵在一起。當時一個大隊有1000人,配備「慰安婦」10人,一個「慰安婦」每夜要接待10個到20個士兵。慰安所多設在中國人的房子里。因為是在前線,士兵們不付任何報酬[24]。日軍在華慰安所達數千個,如果加上擁有一兩個「慰安婦」的日軍據點,將達到數萬個。限於篇幅,本文僅以南京和天津為例,試說明中國日軍慰安所的設立及其中國「慰安婦」的悲慘處境。

1937年11月底,日軍侵入南京後,即開始設立慰安所。日軍在南京的慰安所系統是通過3條途徑建立的。

第一是日軍自己設立和管理的慰安所,這種慰安所又有兩類:一類是日本軍方自上而下有計劃設立的,以日本和朝鮮慰安婦為主:另一類是日軍前線部隊設置的,以中國慰安婦為主。日軍進城不久,華中方面軍便開始為其所屬部隊配備慰安所。如第16師團的福知山第20聯隊、第15師團步兵聯隊等都設有慰安所。為盡快設立慰安所,日軍官兵大肆搶掠南京婦女。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後來證實說:「日軍入城後曾連日在市內各街巷及安全地帶巡行搜索婦女,其中且有將校參加。」[25]李克倫在《淪陷後之南京》中寫道:「花姑娘,成群結隊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軍娛樂部’(即慰安所——作者),有的專供敵人長官洩獸慾。」[26]一個被日軍拉去充當伙夫的難民脫險後曾回憶他所見到的同胞被迫充當日軍性奴隸的情景:被俘的第二天早晨,我給日本兵送洗臉水,「看見兩個女同胞掩在一條毯子下,躺在那裡……後來我見得太多了,才知道這些可憐的女孩子們,就是在大白天也不能穿衣服!……又有一天,一批女人被趕了進去……黃昏時分,我見兩個裸體女屍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晚上,總是聽到哀號和嬉笑。」[27]這種狀況並非個別現象,第114師團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憶:「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還是年輕的全都遭殃。從下關把女人裝上煤車,送到村莊,然後分給士兵。一個女人供15人—20人玩弄。士兵們拿著有中隊長印章的紙,脫下兜襠布,等著輪到自己。」[28]還有不少女子被日軍欺騙而淪為慰安婦[29]。老兵東口義一證言,佔領南京時,他們小隊謊稱讓婦女洗衣服而誘騙10名婦女,將其投入地下室,設立臨時慰安所,60名士兵每天對她們進行輪姦,直到軍隊離開時,才把她們拋棄[30]。1937年12月30日,6名婦女被以幫助軍官洗衣為名從鐧銀巷帶到城西,結果落入火坑,白天洗衣,晚上充當「慰安婦」,一夜被蹂躪10次到20次。年輕美貌的則達40次[31]。有些日軍將婦女驅趕到寺廟里設立慰安所,進行蹂躪。曾擔任日軍第116師團工兵曹長的老兵回憶,1938年至1939年間,該師團駐紮在南京時有很多慰安所,其中最多的是中國「慰安婦」[32]

第二種慰安所是日僑娼業主開設的。有史料表明,在日軍進入南京時,有日僑攜帶日本「慰安婦」同行。士兵岡本健三回憶:「日本的慰安婦在日本軍佔領南京的同時也來到了。有的慰安婦比部隊到達得早。在南京時,我們的部隊進城那天,商店已經營業了。九州一帶的女人很多。待軍隊逐漸安頓下來以後,似乎大阪的、東京的女子也來了。」[33]第116師團的嵐部隊裡也有日僑設立的慰安所,「慰安婦」約有15人[34]。日軍佔領南京後不久,日僑即設立故鄉慰安所和浪速樓慰安所,1942年5月,這兩個慰安所又被日本南方派遣軍司令部派往緬甸。

第三種慰安所是由日軍命令漢奸組織設立的。這種慰安所里基本上都是中國婦女。自1937年12月下旬起,日軍指使漢奸實行「良民登記」,並乘機擄掠婦女[35]。日本上海派遣軍參謀、特務機關長大西命令漢奸王承典、孫叔榮等建立「皇軍慰安所」。王、孫兩人即向大西推薦「社會聞人」喬鴻年具體籌辦。在日軍的驅使下,喬等甘為日軍走卒,3日之內即擄掠了300名婦女,然後從中挑選出100多名交大西驗收。日軍命大西為主任,喬鴻年任副主任,於22日分別在傅厚崗、鐵管巷開設慰安所。傅厚崗慰安所專門接待日軍將校軍官,大西從被掠女子中挑出30多名年輕美貌的,分住在1、2、3樓,每天下午1時到5時接客。該慰安所的中國女子、女傭及職工等最多時達200多人。鐵管巷慰安所專對下級軍官及士兵開放。1938年2月,喬鴻年勾結唐力霖,在鐵管巷四達里設立「上軍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設立「上軍北部慰安所」。4月初,在南京日軍特務機關的指使下,喬鴻年又在夫子廟貢院街同春旅社原址和市府路永安里籌備設立「人民慰安所」2處[36]。在夫子廟秦淮河畔,漢奸勒令妓業主在一個破舊的飯店裡開設慰安所,門口掛有「日華親善館」的牌子,裡面只有女人和啤酒[37]。關於日軍在南京設立慰安所一事,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所藏貝德士教授的文獻中,有一幅1938年的廣告寫道:「支那美人,兵站指定慰安所,第四日支親善館:在秦淮河附近,沿河向前行六百米。」貝德士附記道:「這個特殊的兩幅大牌示懸掛在中山北路,距新街口圓環不遠:正竪立在一個大的女子學校對面,而憲兵司令部也在附近。」[38]經日本銘心會調查,在惠民橋升安里曾設有日軍慰安所(其址今為下關區職工業餘學校),時間約從1938年開始[39]。此後日軍的慰安所日益增多。1938年7月漢口出版的《宇宙風》雜誌第71期指出:「在(南京)城中設立17個慰安所,到外面強迫美貌女同胞作日人的犧牲品。在這些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幾萬女同胞被蹂躪犧牲了。」

目前可以查實的南京日軍慰安所的名稱或地點有「皇軍慰安所」、「日華親善館」、「日支親善館」(夫子廟,有4處)、故鄉樓慰安所、浪速慰安所、大華樓慰安所(白下路213號)、共樂館慰安所(桃源鴻3號)、東雲慰安所(利濟巷普愛新村)、浪花慰安所(中山東路)、菊花館慰安所(湖南北路樓子巷)、青南樓慰安所(太平路白菜園)、滿月慰安所(相府營)、鼓樓飯店中部慰安所(鼓樓飯店)、人民慰安所2處(貢院街海同春旅館和市府路永安里)、惠民橋升安里慰安所、傅厚崗慰安所、「上軍南部慰安所」(鐵管巷四達里)、「上軍北部慰安所」(鐵管巷山西路口)、龍潭慰安所、四條巷慰安所、下關慰安營。在科巷、水巷洋屋內及珠江飯店等處均設有慰安所[40]。還有桃花宮、綺紅閣、浪花樓、共樂館、蕊香院、春樓閣、秦淮別墅等25家漢奸或中國妓業主經營的向日軍開放的妓院,總計50多個,涉及的日軍部隊番號有第16、15、114、116師團等。也許這只是南京慰安所的冰山之一角。

如果說日軍在南京主要是靠搶掠中國婦女建立慰安所的話,那麼,天津的慰安所則主要是通過徵集妓女設置的。天津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基地,第一個慰安所「軍人俱樂部」設在槐蔭里1號,它最初徵集的是妓女,後因來源太少而擄掠中國良家女子充當,也有一些是朝鮮女子和日本妓女。天津日軍防衛司令部為了滿足前線部隊的要求,積極徵用「慰安婦」,手段之一就是強迫中國妓女充當慰安婦。1942年5月,日軍天津防衛司令部命令偽天津特別市政府警察局,徵用妓女前往河南「協助」「大東亞聖戰」。警察局於30日指示天津市妓業聯合會(即樂戶聯合會),迅速招募150名妓女去前線「慰勞」日軍。自31日至6月3日,共招集229名妓女去警察醫院接受梅檢,結果大部分妓女有病或裝病逃亡,最後有86名妓女被日軍和偽警押往河南。這些妓女平均年齡為23.1歲。儘管日軍聲稱1個月就可以返回天津,但妓女們仍設法逃跑,至6月24日,又有43名妓女逃跑[41]

1944年5月,日軍天津防衛司令部強令天津樂戶聯合會徵集150名體格健壯、年輕美貌的妓女前往河南開封一帶「慰勞」日軍。一時人心惶惶,全市妓女以罷業相抗爭。日軍派偽警察到妓女家中強行抓捕了80名中國妓女,押送到河南前線去「慰問」日軍,直到2個月後才放回。這些妓女由於受創過深,從此不再涉足娼業[42]

是年7月,日軍又命令天津「選送慰安婦」。31日,偽天津市警察局保安科第五股股長報告說:「29日例假之便,在樂戶總會召集總分會長某某某等16人,商研勸集辦法,並將軍方待遇一一說明。當以本市妓女全數為2763人,以每一百人飭選一人,共計25人。續又於30日上午時,偕同樂戶代表某某某,應防衛司令部高森副官召赴聽訓。略謂:此次選派妓女赴魯慰軍,系為協力大東亞聖戰成功,不能拘於某一地區,希望速辦等語。樂戶分會方面預擬每一妓女之家族特別津貼仍照前例,每月給予5萬元,3個月共計15萬元。」[43]這25名妓女在8月1日體檢後被立即送到山東省呂縣的日軍第1437部隊,「慰安」的時間是8月1日到10月底,共計3個月。

1945年5月,偽天津市警察局向偽市長報告為日軍選派妓女情形:4月11日,日軍天津防衛司令部命令偽政府「選派妓女一百名,交由軍醫驗選二十名,集合第二區槐蔭里一號軍人俱樂部,擔任慰勞工作」,實際就是充當慰安婦。經過體檢後日方的德本文官和偽警察將20名婦女押至天津第二區槐蔭里1號軍人俱樂部,開始她們的慰安婦生涯。據日方說,每月的8日和20日是這些慰安婦的「公休日」,其待遇是每人「每月由軍部發給白麵2袋:有家族者,每日另給小米4斤。」由於慰安婦的抗議,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津貼,但增加的份額是由天津妓女均攤的,在呈文的後面還附有選派慰安妓女名簿和各樂戶分會應攤款項數目表。

日軍天津防衛司令部也設有慰安所。1944年7月3日,偽天津市警察局特務科核發的情報記載:駐天津日軍防衛司令部慰安所,「邇來辦理徵集妓女獻納於盟邦駐津軍隊,每批二三十名,以三星期為期。於徵集之際,流弊百出。」「近更變本加厲,在南市一帶有良家婦女被迫徵發情事。致社會輿論嘩然,一般良民忐忑不安。」[44]

綜上所述,天津地區的慰安所是由日軍天津防衛司令部設立並管理的,慰安所中的「慰安婦」則是該司令部命令漢奸政權直接負責徵集並押送的。這些充當「慰安婦」的妓女儘管只是被日軍短期內徵用去前線「慰問」日軍官兵,但毫無疑問,她們同樣被迫充當了日軍的性奴隸。

 

三、關於慰安婦的幾點辨析

 

日本在侵略亞洲期間建立了大量的慰安所,這些慰安所僅僅靠軍隊按部就班是不可能迅速設立的,一旦日軍中「強姦」的觀念置換為「性服務」之後,軍隊中集團性的強姦不但合法,而且受到軍方的保護,所有掠奪來的性奴隸也一概被日軍稱之為「隨軍慰安婦」。就「慰安婦」的國籍而言,除了日本以外,主要是朝鮮、中國,也有一些東南亞各地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太平洋一些島嶼的土著居民、華人、歐亞混血兒等,還有少量俄羅斯婦女。

 

(一)日軍強迫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的幾種方式

進入中國戰場後,日軍高層提出「搶糧於敵」的口號,日軍需要的各種物資及補給品均搶自中國,其中當然也包括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視為具有「特殊營養的戰略物資」的「慰安婦」。中國「慰安婦」的來源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

第一是搶奪。日軍在戰場或者在佔領城鄉時,公開用暴力掠奪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也有在佔領一地後秘密搶奪當地女子的。這種搶奪對於日軍來說十分便利:既不需要付任何金錢,也省去了許多麻煩的手續。日軍侵入上海掠捕中國婦女後,即當眾「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一面讓我們的女同胞羞恥,不能逃跑,一面又充他們的獸慾。」[45]日軍佔領蕪湖後,公開搶奪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甚至到尼姑庵中搶奪年輕的尼姑,後又在對周邊地區掃蕩時強搶民女投入慰安所[46]。這種獵奴般的行為,遍及日軍在中國的眾多佔領區。

第二以俘虜充當「慰安婦」。在戰爭初期,日軍將在戰場上捕獲的女戰俘及在掃蕩中抓到的青年婦女充當「慰安婦」。在中國戰場,日軍很少設立女戰俘收容所,女俘虜除部分人審訊後即被殺死外,其餘的大部分被押解到華北、華中的偏僻、荒涼地區和前線充當慰安婦,以防止逃跑或與八路軍等中國部隊取得聯繫。如中共瓊崖縱隊第四支隊第一大隊的炊事員周某某,因下村籌糧被日軍俘虜後投入慰安所[47]。當這些女俘虜已不能再做性奴隸時,通常被日軍新兵拖到空地上,做刺殺練習膽量的活人靶子。據曾在日軍第14師團當兵的田口新吉回憶,在中國北方,大量抗日部隊的女戰俘被強迫充當「慰安婦」,直到死亡[48]

第三是欺詐與誘騙。日軍及日僑等經常在佔領一地之初,以招工、做飯、洗衣等名義誘騙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日軍佔領嘉興、杭州、吳興及浙西等地後,即以設立工廠招募女工為名,誘騙大批女青年到上海,然後強迫她們充當「慰安婦」[49]

第四是依靠漢奸組織,強迫良家婦女或強徵妓女充當「慰安婦」。除上述的天津地區外,南京陷落時,日軍曾指使傀儡組織利用發放良民證之際,扣押數千名婦女,到東北等地充當「慰安婦」。在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妓女被強徵為「慰安婦」。據記載,日軍侵入蕪湖後,經常派人到妓院,強行索要名妓輪流去日軍慰安所當值[50]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中國「慰安婦」是失去自由的完全意義上的性奴隸,這類事例舉不勝舉。1942年日軍在海南陵水縣廣設據點,令漢奸到各個村寨強徵民女,17歲黎族少女陳亞扁與陳金妹、陳亞妹等被押入軍營,她回憶說:「白天必須挑水、掃地、篩米、煮飯、乾盡雜活,夜間被迫為日軍唱歌謠,跳黎舞,而後供日軍淫耍洩欲,受盡凌辱。不少姐妹忍受不了日軍野蠻粗暴的糟蹋,帶著精神創傷去世了。我們幾個卻帶著難於名狀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51]

 

(二)二戰中日軍「慰安婦」的數量估計

在當時的日本軍隊中,到底有過多少「慰安婦」?目前還有爭議。在日本學者中,大致有10萬、15萬和20萬3種說法。較早進行「慰安婦」問題探索的記者千田夏光認為,1941年日本關東軍實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時,擬帶到滿洲、西伯利亞去的「慰安婦」總數是「動員為70萬兵員慰安使用2萬慰安婦從軍」。據關東軍司令部參謀三科的精確推算,日軍與「慰安婦」的比例是37.5∶1。當時日軍總人數為320萬人,「慰安婦」約為85000人:再加上在中國南部和東南亞的日軍還私徵當地女子為「慰安婦」,千田夏光估計「慰安婦」的總人數可達10萬人。對此,長期研究「慰安婦」問題的金一勉分析說:軍隊「認為29名官兵對一名慰安婦為妥。於是,產生了‘二九一’這個隱語。照此推算,如果100萬日軍則需要34500名女性:300萬日軍就是10.35萬名慰安婦了。」[52]秦郁彥則認為「慰安婦」的總人數應為15萬人左右。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認為此種計算方法對新老「慰安婦」的更替比例估計過小,他認為慰安婦的更替比例應為1∶1.5至1∶2.0之間,因此計算的結果為:300萬(日軍數量)÷29(日軍對慰安婦的比例)×1.5  (慰安婦的更替比例)=155172人,或300萬÷29×2.0=206897人,「慰安婦」總人數的最高值應為20萬人左右。他認為「當前流傳的慰安婦大約有10萬人到20萬人的數字是有一定根據的」,而且認為「在這些慰安婦中,多數為朝鮮人」[53]

從時間上看,「慰安婦」的數字是隨著史料的公開、證言的積累、人們對其真相瞭解的深入而日益增大。筆者認為,以上種種推算仍過於保守,「慰安婦」(即前述我們給慰安婦所下的定義:在強迫狀況下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性奴隸,而不包括被日軍偶爾強姦的婦女)的總人數遠不止10多萬或20萬人,理由如下:

第一,從現有材料看,日軍配備慰安婦制度之完備性遠遠超出前此研究者的估計,從日軍的主力大部隊到警備隊、小分隊,甚至在前線的碉堡內,都可以找到設立慰安所的實例。尤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世界各地的日軍均配置了大量的「慰安婦」,有些日軍部隊在上級配置「慰安婦」的同時,還擄掠婦女自行增設慰安所。例如1939年,在廣東的日本第21軍軍部直接管理的「慰安婦」有850人,而部隊自行攜帶的「慰安婦」還有150多人[54]。所以,「慰安婦」的人數是相當多的。金一勉認為,僅戰時死亡的朝鮮「慰安婦」就達14.3萬人[55]。據聯合國的調查報告,朝鮮「慰安婦」的人數達20萬人左右[56]。根據當了7年慰安婦的日本婦女慶子的證言,僅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日軍各地的「慰安婦」也有12萬—13萬人[57]

第二,前此「慰安婦」問題的研究者都忽略了中國「慰安婦」問題。以上的10萬、15萬、20萬的數字推算中均未將中國「慰安婦」充分估計在內。由於中國缺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未能提供大量的證據和材料,因而出現了中國幾乎沒有「慰安婦」的錯誤觀念,如寺尾五郎在《日、朝、中三國人民連帶的歷史與理論》中認為:「慰安婦」中「80%左右是被強制帶出或擄掠來的朝鮮婦女」。金一勉更認為,「在中國戰場,慰安婦的90%是年輕的朝鮮女性,剩下的10%是日本女性和極少數的中國姑娘。」[58]甚至聯合國的「慰安婦」調查報告,亦因調查者未能到中國訪問,而對中國「慰安婦」問題付諸闕如。事實上,中國是日軍駐紮時間最長、人數最多的地區,慰安所遍及大半個中國,其中主要是中國「慰安婦」(關於這一點,以下我們還將討論)。

第三,從「慰安婦」的死亡率來看,雖然我們目前還無法擁有準確的數字,但從已經掌握的資料來看,「慰安婦」的更替率也遠高於1∶2.0。有不少慰安所存在時間長,有的長達7年(如上海楊家宅娛樂所)、14年(如上海大一沙龍)之久,先後在同一慰安所的「慰安婦」是相當多的。從中國和朝鮮「慰安婦」的證言中可知,由於生活條件極為惡劣,而且每日遭受非人的折磨和摧殘,大多數「慰安婦」不是被日本兵虐殺,就是死於疾病和貧困,還有的因不堪凌辱而自殺。一名原朝鮮「慰安婦」提供證言道:在吉林省的日軍慰安所里,日本士兵規定她們有五項必須絕對服從的命令,第一是天皇的命令,第二是日本政府的命令,第三是她們所屬中隊的命令,第四是中隊裡分隊的命令,第五是她們所「服務」的士兵的命令,違者處死[59]。還有一名朝鮮「慰安婦」說:她被抓到中國東北的一個日軍守備隊的擁有400多名朝鮮「慰安婦」的慰安所里,和她在一起的一名朝鮮少女僅僅質問了一句:「為何逼我們一天接受40個男人」的話,就被處以滾釘板,慘死後還被割下頭顱示眾。她親見幾個患嚴重性病的「慰安婦」被卡車裝至水塘活埋。她曾與幾名「慰安婦」三次拼死逃跑,最後一次險些被打死,後被棄於山凹,因中國居民相救才得以活了下來[60]。中國「慰安婦」的遭遇同樣悲慘。1938年6月,日軍在安徽桐城擄掠大批中國婦女充當「慰安婦」,連50歲的婦女也不能幸免,最後均被殺害[61]。1941年夏天,由於海南博鰲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國「慰安婦」不願接待日軍,被拉到塔洋橋邊,全部殺死。但是,在這種高死亡率下「慰安婦」的人數並沒有減少,從史料和證言中可見,越是到戰爭的中後期,擄掠和強徵的「慰安婦」越多,被害的「慰安婦」記錄也越多。據此,我們審慎地認為「慰安婦」的更替率應為1∶3.5至1∶4.0之間。

筆者綜合研究各方面的史料後得出的初步結論是:「慰安婦」人數不少於36萬—41萬人。計算公式為:300萬÷29×3.5=362068(人)和300萬÷29×4.0=413793(人)。

按國籍來分析,「慰安婦」的主體是中國和朝鮮的女子。朝鮮「慰安婦」的人數在16萬左右,日本「慰安婦」的人數為2萬—3萬人,台灣、東南亞一些地區的「慰安婦」各有數千人,澳大利亞、美國、英國、荷蘭、西班牙、俄羅斯等國的「慰安婦」各有數百人,而中國(大陸)的「慰安婦」人數最多。

 

(三)中國「慰安婦」的數量估計

根據各地的調查材料可知,日軍每侵入一地,便擄掠大量當地女子同行。日軍先後在中國大陸設立的慰安所達數千上萬。這些慰安所的存在時間,有的長達14年,有的僅幾周:一個慰安所里的「慰安婦」,多的達300人—500人,少的僅1人。而前後在一個慰安所內的「慰安婦」人數是相當可觀的。為滿足日軍官兵喜新厭舊的心理,管理者常將「老慰安婦」轉送他處,換舊補新,日軍還將身患性病、治療無效或身體衰弱、無力支撐的「慰安婦」殺死毀屍。這裡再列舉幾個調查展開得比較充分或當時留有記錄的地方的有關數字。1937年底,日軍在蘇州擄掠婦女2000人以上,無錫則有3000多名良家婦女被帶走,杭州一地被擄掠的婦女竟達2萬人,南京的「慰安婦」前後相加不會少於3萬人[62]。1940年4月,僅漢口一地的「慰安婦」就有3000名以上[63]。再以海南島為例,在日軍佔領的16個縣1個建制市中,可查證的共有60多個慰安所;僅崖縣、感恩縣、昌江縣和那大市就有「慰安婦」1300多人,全部16個縣的本地「慰安婦」達5000多人,如果加上從島外擄掠來的中國「慰安婦」,總數約在萬人以上,而上海的慰安所僅目前調查確認者就有120個,一般規模的慰安所有20名—50名「慰安婦」,至於日軍擄掠良家婦女設立的臨時慰安所,則人數更多。如日本陸軍在橫浜橋畔設立的「行樂所」,樓下有20歲—30歲的中國「慰安婦」數百人,樓上還有30歲以上的數百人。據被抓入其中的王氏揭露,每天都有很多人絕食或者被虐待而死,每天又會有新的被擄者補充[64]。上海是日軍的侵華基地之一,這裡受 「慰安婦」制度所害的婦女前後不會少於3萬人。以上幾個地方的中國「慰安婦」已接近10萬人。至於在其他的更廣大的日軍佔領區,究竟有多少女性被逼為「慰安婦」,我們這裡僅舉日軍士兵田口新吉的回憶: 在河北的前線據點中,關押著成千上萬的被俘女兵,「這些婦女被送到據點之後……多是在據點外面用土坯蓋的倉庫里開闢一個角落,改造成慰安室,裡面用在掃蕩中搶來的衣服、被子什麼的墊一墊,然後再放上一個也是討伐中搶來的尿盆,慰安室就算準備好了,然後就是讓這些婦女不分晝夜地遭受大兵們的蹂躪了……分遣隊一般都沒有配給衛生套,因此有很多婦女懷了孕。但是,只要還能受得住,懷了孕也還得被使用,實在使用不了了,便拉到壕溝外面去,綁在木樁上,作新兵練習突刺用的靶子。當這名「慰安婦」連同腹中的那不知是哪個大兵的胎兒一同被殺死之後,馬上就地埋掉。在長達15年的戰爭中,這兩三千個據點里被暗中殺掉埋掉的中國婦女是數也數不清的,恐怕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人。」田口說的僅僅是河北,或者抗日的女兵,雖然不是確數,但反映了這一制度下對婦女戕害的殘酷性和人數之多。事實上我們在除了         以外的    個市、縣、鎮,都發現了日軍慰安所遺址,以及各地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65]據此,我們認為,中國被日軍擄掠充當「慰安婦」的人數總計可能在20萬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50多年了,但是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這一令人發指的戰爭性奴役的罪行,還在被日本的右翼勢力可恥地掩蓋著,未受到徹底的揭露和應有的懲罰。

(原載《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注釋:

[1]新村出编《广辞苑》,岩波书店1978年第2版,第62页。1983年第3版更改为:“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

[2]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3]据《慰安妇关系文献目录》(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编,株式会社ぎようせい1997年版)统计,仅日本出版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资料和专著就达344种,而中国学者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专著则非常少。

[4]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尚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0页。

[5]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大海译,辽宁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6] 《军医团杂志》第151、190、288号:《海军军医会会报》第30号等。

[7] 《昭和七年十二月末调查 日本侨民的各项营业》,载《警察史·上海1》,藤永壮:《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与朝鲜人》,载《国际都市上海》,大阪产业大学1995年版。

[8] 《人名录·上海》,1936年第28版,转引自藤永壮:《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与朝鲜人》。

[9] “贷座敷”也称“女郎屋”或“游女屋”,是娼妓借店中房间卖淫的场所。

[10]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卷·战场回忆篇》,原书房1970年版,第302页。

[11] 《警察史·上海1》,藤永壮:《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与朝鲜人》。

[12]麻生彻男:《从上海到上海》,石风社1993年版,第41页。

[13]麻生彻男:《从上海到上海》,第42页: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光文社1981年版,第106页。

[14]金一勉:《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三一书房1991年版,第47页。

[15]东沈家宅的老人们回忆说:“这个慰安所一直开到战争结束时。后来好像不是军队开设了,改由日本侨民经营,好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日军战败时,慰安所房屋被日军全部烧毁。苏智良:《采访东沈家宅老人记录》(未刊稿)。

[16]金一勉:《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第50页。

[17]详见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关于军人、军队对当地住民行为的文件》,1938年6月27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藏。

[19]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20]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挺身队研究会:《被抓往中国的朝鲜人慰安妇》,三一书房1996年版,第177页。

[21]参见华公平:《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日本机关纸出版中心1992年版:朱未央:《铁蹄下故都妇女的哀啼》,载《日寇燃犀录》,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

[22]汪业亚:《凤宜楼“慰安所”始末》,《芜湖文史资料》第3辑。

[23]吴连生口述、林良材整理:《楚馆悲歌 红颜血泪——那大市侵琼日军慰安所亲睹记》,转引自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24] 《性与侵略——军队84个慰安所 原日本兵的证言》,东京社会评论社1993年版,第164—167页。

[25]《南京安全区档案》,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3页。

[26]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13日。

[27] 《一笔血债:京敌兽行目击记》,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7日。

[28]田所耕三:《我目睹了那次“南京悲剧”》,载《风》1971年11月号。

[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

[30]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南京大屠杀》,第888页。

[31]转引自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32] 《性与侵略——军队84个慰安所 原日本兵的证言》,第137页。

[33]转引自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毛良鸿、朱阿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34] 《性与侵略——军队84个慰安所 原日本兵的证言》,第134页。

[35]蒋公谷:《陷京三月记》,载《南京文献》第26号,1939年2月。

[36]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第311页。

[37]小俣行男:《日军随军记者见闻录》,周晓萌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38] 《日军陷京后强征“慰安妇”——耶鲁大学史料证实》,《日本侵华研究》第25辑,第95页。

[39]松冈环:《南京 “慰安所”调查》,《铭心会访华论文集》,1995年。

[40]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南京大屠杀》,第717页。

[41]林伯耀:《关于日军在占领区强迫中国女性做“性奴隶”的一个事例的剖析》,载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罪孽滔天——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42]这80名被征妇女的名单见《日军强征慰安妇史料一件》,《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2期。

[43]转引自林伯耀:《关于日军在占领区强迫中国女性做“性奴隶”的一个事例的剖析》,载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罪孽滔天——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44]转引自李秦:《新发现的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妓史料析》,载《近代史资料》第85辑。

[45]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

[46]汪业亚:《凤宜楼“慰安所”始末》,《芜湖文史资料》第3辑,第120页。

[47]符和积主编:《实录》续,第278页。

[48]日朝协会琦玉县联合会编:《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管宁译,引自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49]翁北溟:《血债》,《胜利》第7号,1938年12月24日。

[50]朱鼎元:《日军随军妓女的血泪》,《芜湖文史资料》第3辑,第127页。

[51]符和积主编《实录》,第467页。2000年3月,笔者在上海主办“中国首届‘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陈亚扁曾亲临会场控诉。

[52]金一勉:《天皇的军队和朝鲜人慰安妇》,第50页。

[53]吉见义明:《从军慰安妇与日本国家》,参见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版,第83页。

[54]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第215—216页。

[55]金一勉:《荒船发言揭露从未见过的震灾大屠杀》,载《现代之眼》,1972年第4号。

[56]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57]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第6页。

[58]金一勉:《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第94页。

[59]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60]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61] 《安庆文史资料》第12辑,第117页。

[62]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外邦人职业别人口表一件》第15卷。

[63]西野瑠美子:《从军慰安妇和十五年战争》,明石书店1993年版,第79页。

[64] 《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大公报》1938年2月27日;《敌寇暴行录》,文艺社1938年版。

[65]日朝协会琦玉县联合会编《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管宁译,引自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

 


活動宣傳:
【重新思考社會主義】11月論壇:
帝國的慰安婦或性奴隸?戰爭/殖民記憶的建構與鬥爭

 

時間:2017/11/26(日) 14:00-17:00

地點: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56號)

主持: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引言:臧汝興(勞動黨副秘書長)

與談:

韓惠仁(「慰安婦之聲」國際聯合申遺計畫團隊經理(韓國))

陳麗菲(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康淑華(阿嬤家館長、婦女救援基金會前執行長)

康學郁(老保釣、協助推動美國建慰安婦銅像運動)

林深靖(新國際主編)

回應:

徐勝(日本立命館大學Korea研究中心研究顧問、2011年韓國財團法人「真實之力量」第一屆人權獎獲獎人)

 

引言:

今年7月,韓國學者朴裕河2013年的著作《帝國的慰安婦:殖民統治與記憶政治》在台出版,這本書聲稱要挑戰韓國社會和國際社會對於慰安婦問題的常識,在韓國主流論述「二十萬少女遭日軍強擄做性奴隸」和慰安婦否定論者的「慰安婦是賣春婦」之外提出第三種聲音,引起廣泛爭議。

朴裕河在書中主張從「帝國」、「殖民地統治」的框架重新看待慰安婦問題,認為殖民地朝鮮和台灣慰安婦當時是日本帝國的成員,主要是接受日本戰爭動員而成為慰安婦,和中國、菲律賓、印尼等戰場和佔領地遭日軍強暴的「敵國」慰安婦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她提出的爭議論點包括:「朝鮮慰安婦具有『愛國』面向」且有些是「自願前往的」、「日本軍方並未下令強行擄走朝鮮人慰安婦,招募過程中的詐欺和誘拐情形,法律責任在於犯法的業者」、「朝鮮人慰安婦和日本士兵是同志關係,既是受害者,也是日本軍隊的協力者」、「朝鮮人慰安婦是以管理型的賣春為主」……等等。

《帝國的慰安婦》在韓國引起軒然大波,2014年韓國慰安婦團體控告朴裕河誹謗名譽,今年10月首爾高等法院判決罪名成立,認為朴裕河「對被迫成為性奴隸的女性表達歪曲的主張,使受害者承受強大心理壓力」,須賠償1千萬韓圓(約新台幣26.8萬元);朴則主張無罪,將考慮上訴。其提出的論點至今持續發酵,甚至可能影響我們對台灣慰安婦的認知。

究竟日本殖民地的慰安婦和交戰國的慰安婦是否存在本質上的不同?日本帝國政府和軍方徵集慰安婦的責任為何?朴裕河的觀點究竟是提出了「第三種聲音」,抑或者掩蓋了慰安婦問題的本質?我們又該如何從慰安婦問題反思二戰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介入歷史記憶的建構與鬥爭?

本月的「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我們邀請到中國大陸、韓國、台灣的慰安婦研究者和人權運動者,從歷史還原慰安婦問題,共同討論並釐清相關爭議,進而展望慰安婦人權運動的發展與未來。

 

(苦勞網臉書將進行直播)

FB活動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944467599150964/

 

發佈日期:20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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