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存活無恙，但依然在進化中
——「9•11」之後的全球化與東亞[1]
◎卓莫•誇梅•桑達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
◎李佳琳 譯 | 蔣亦凡 校譯
【編按】薩德佈署與北韓氫彈試射使朝鮮半島進入緊張關係，金磚國家高峰會企圖挑戰美元主導的世界秩序，未來全球國際政治經濟版圖將怎麼變化呢？或許我們可以藉理解過去全球秩序的形成來思考未來。本文描述了經濟全球化如何深化帝國主義，以及全球化與美國霸權的關係，作者對於全球化與帝國主義的變化，提出了歷史的解釋。作者卓莫是馬來西亞重要經濟學家，曾任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經濟和社會發展部助理總幹事兼協調員、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負責經濟發展的助理秘書長、G24（關於國際貨幣事務的24國集團）榮譽研究協調員。其主筆或主編過 100 多本書，翻譯過12卷文獻。本文感謝亞際書院與《人間思想》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
來源：《後／殖民知識狀況》，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 ＆《人间思想06：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
一個世紀前，主要圍繞著英國自由主義者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就當代帝國主義問題曾有過一次熱烈的討論。雖然他對於帝國主義的看法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但是在他關於這個主題的經典的著作中，他發現之所以要反對帝國主義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帝國主義源自資本集中之後出現的寡頭或壟斷權力，它直接否定了競爭資本主義所倡導的自由理想；第二，這種強大的壟斷實體所造成的過度的政治影響導致了帝國主義在國際範圍內的擴張主義，違背了自由民主的理念。
列寧曾經吸收霍布森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關於現代金融資本（牽涉到銀行與工業壟斷者的聯合體）的分析，發展出了自己犀利的論述，第三國際後來正是因此而反對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國族忠誠的立場。延續馬克思的說法，他指出，資本主義內在的集中化和中央化的傾向意味著霍布森所說的帝國主義其實是資本主義演進的結果，而非是霍布森所認為的是資本主義的畸變。
後來，列寧繼續指出，雖然帝國主義意味著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首要的鬥爭任務是社會主義，但是為了民族解放而反帝，卻是那些殖民與半殖民地的首要任務。民族解放的鬥爭可能會帶來各個階層參與的反殖民同盟。眾所周知，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後就提到帝國主義其實是前資本主義的返祖現象（atavism），它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而消失。
在當代，討論帝國主義和帝國的語境已經十分不同。從某些角度來看，「二戰」後的帝國主義與戰前殖民帝國已經相當不一樣。雖然一些連續性體現在了「新殖民主義」的說法中，但非連續性的方面也被「後殖民主義」一詞的早期用法所承認。
畢竟，戰後的美國霸權始於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冷戰格局和馬歇爾計劃，而非「炮艦外交」或者是其同時代的，或是後來的對等物。美國在軍事等方面的海外擴張歷史長達兩個多世紀，而從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開始的直接的美國殖民主義本身，並不能否認美國霸權諸多隨時間而變化的新的方面。近期學術界從後現代和後殖民主義的角度重新思考帝國主義——比如「網絡霸權」（network hegemony）和跨國公司共謀——的嘗試不應該掩蓋美國霸權的不斷變化的現實，尤其是從冷戰結束後開始的變化。
19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同時擁抱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霍布森採用自由主義來反對寡頭經濟的後果和壟斷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後兩者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是對自由主義理念的否定。所以，從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同時推行經濟和政治的自由主義是兩相一致的。絕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當代經濟新自由主義者的問題在於，他們堅持經濟的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卻不反對現代寡頭企業的出現、整合和政治影響力——這常常是通過對私有產權的強調進行的。因此，從這樣的一種自由主義視角而言，當代經濟新自由者可以被認為是不連續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機會主義的。
一些經濟新自由主義者並非政治自由主義者，儘管近期很多政治的論述總體上傾向於把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聯繫在一起。很多人依然堅持政府應該逐漸退出其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中的功能、權力和影響力。然而，很多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的機構並不堅持自由的政治制度和過程，聲稱政治干預並非其職責所在。難怪經濟自由主義在種種不自由的條件下被強加於人，結果往往增進了外國企業的經濟利益。然而，對於當代經濟帝國主義來說，非自由的政治狀況並非是必然的，而且很可能恰恰不是它的首選的政治方案。畢竟，基於共識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with consent），或者說葛蘭西所說的霸權（Gramscian hegemony），通常被認為遠比當代殖民主義成本低、問題少。
近期重燃的對於帝國和帝國主義的興趣乃是受到了近期的事態發展的影響。它始於冷戰中西方陣營的完勝和現存國家社會主義的顯而易見的消亡。這種政治勝利通常與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相關聯，其中包括對經濟自由化的樂觀態度，包括那種被稱為「全球化」的跨國和跨境的組成部分。這些都會在後文進行討論。但是，其中最緊迫的衝動則是來自於「9•11事件」之後國際局勢的變化。眾所周知，這不僅成為軍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朗的正當藉口，也使國際對峙更趨嚴峻，這部分地表現在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之中。
需要明確的是，單邊主義並不是一些評論家有時所說的孤立主義。布什政府也不是不受任何約束的，有時搖擺於可欲、可能和可行時的單邊主義和不可避免或勢在必行時的多邊主義。一些人覺得這是一種「硬柿子、軟柿子」的策略，正如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和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所採用的那樣，而另一些人認為，這是為了聯合支持第二屆布什政府的不同的派別所必須。
而所謂「新保守主義」的陰暗的（即便不是凶惡的）崛起，常在這一語境中被提及。可以理解，「新保守主義者」們自稱是政治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擁抱自由民主的政治方案——至少對於中東是這樣——並且試圖撇清與法西斯主義者的貴族保守資助，以及其他親美的獨裁者和反動派（在里根和老布什政權那裡常常見到）的關係。但眾所周知，他們從不遲疑於與那些支持利庫德黨的內塔尼亞胡派的人士結盟。
很清楚，所有這些造就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時代，許多舊的同盟正處於壓力之下，聯盟或被建起來或被拋棄，以適應新的發展。對於我們的論題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新的局勢給無論是以直接單邊主義佔領的形式（即便是以那種從未被充分說明的「自願聯盟」的形式），或是牽涉一些多邊管理的形式（比如北約和聯合國）進行的帝國主義支配提供了新的合理性。
毫無疑問，國際不平等和支配的藉口久而有之，但在過去的二十年左右的時間里，隨著在西方英語國家新右翼霸權的復蘇（比如重新燃起的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失敗國家」、「吸血鬼國家」、「流氓國家」等說法的熱衷），又有了一輪可覺察到的復興。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原先歡欣鼓舞的福山的關於「歷史的終結」的論調很快就讓位於伯納德•劉易斯－塞繆爾•亨廷頓（Bernard Lewis-Samuel Huntington）關於猶太－基督教北大西洋西方（Judaeo-Christian North Atlantic West，這是一個近期的發明，我們假設它存在）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文明的衝突」的警告。所謂的其他地方當然主要是指當時經濟發展迅速、表面上信奉儒教的東亞國家（先是由日本領銜，而後是中國），還有被自己的老亞伯拉罕弟兄輕易斷絕關係的伊斯蘭教。
我不想停留在政治和文化的領域之內，而是覺得有必要回到經濟領域，考慮一下近期的經濟全球化是否已經加強或者削弱了國際支配和國際剝削的關係。雖然在經濟與政治之間並不存在想當然的、簡單的關係，尤其是當安全問題的重要性似乎要大於經濟考慮的時候，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儘管經濟帝國主義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但依然存活無恙。
可以肯定的是，當代經濟帝國主義要早於當今關於帝國的討論，並且在此被理解為自19世紀後期以來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發展和重組的結果。這種關於資本積累的認識，考慮到了其不斷變化的特性，它和科技和社會組織發展的關係。這樣一種關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很明顯地受到了英國自由主義者約翰•霍布森的開創性作品的影響，它也影響了其他人，包括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這種觀點將帝國主義與壟斷資本，或寡頭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並且也認識到帝國主義發展的過程、機制和制度在所謂「漫長的20世紀」發生了多少變化。就是說，帝國主義不僅和當代的經濟全球化相關，也與從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更早期的全球化過程相關。通過把它確認為寡頭資本主義，這一看法將現代帝國主義與早先的與其他經濟制度相關的帝國主義進行了區分。殖民主義的結束，戰後的黃金時期，國際經濟專業化的巨大變化，各種致力於多邊機構建設的嚴肅的努力，消除國際不平等和促進經濟發展的舉措，以及其他各式各樣在更寬泛的意義上與全球化相關的各類發展，都深刻改變了作為當代帝國主義特徵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關係。我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會談到，很多我們現在所說的在國際層面開展的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在加強並且深化當代帝國主義。早期的社會危機和勞工運動推動了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改革，促進了非洲和亞洲的去殖民化進程，也拓展了福利國家的可能性和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干預，它們規制了資本積累，但從未破壞它。
現階段的經濟全球化並非是史無前例的。在19世紀最後三十年的初期，一些與被霍布森和列寧稱為帝國主義的現象有關的跨境流動（比如勞工），其影響力即便不是在絕對的意義上，也是在相對的意義上要超越當代的流動。的確，這兩個時期存在著許多其他重要的差異，但是沒有一樣能夠從根本上否定現階段仍然具有經濟帝國主義特徵這一論斷。
帝國主義和全球化
我們很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現代經濟全球化是如何深化帝國主義的。必須指出，全球化對不同群體的意義完全不同。近期的經濟全球化中至少有五個方面有助於加強外在的經濟支配，其中包括：外國直接投資（FDI）的自由化、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事實上，這種經濟自由化所涉及的是再管制（re-regulation），而非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而在知識產權和新的制度性經濟治理兩個領域，管制被清清楚楚地，而且是毫不含糊地得到了加強。
外國直接投資（FDI）
外國直接投資的高額回報率被普遍看作是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這些巨額的回報通常被新自由主義者解釋為包括了給予在國外投資的高風險的回報。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類投資能夠確保高回報是因為它們常與壟斷權力和政治影響力聯繫在一起。用主流經濟術語來說，就是外國直接投資能更好地捕獲租金（Khan and Jomo, 2000），或者換種說法就是：它能獲得更大的盈餘或者超額利潤。這取決於你喜歡使用什麼術語。
隨著戰前的殖民帝國在戰後的消亡，以及相應市場渠道的不斷開放，對公司的微觀經濟分析被拓展到對國際、多國和跨國企業的考量。於是，對FDI的分析也開始在公司擴張的利益和動力，以及對不斷變化的資本積累迫切性的回應的角度得到拓展和重估。這些分析包括了從「市場勢力」（market power）和（生產的）「成本考慮」的角度對競爭和競爭力的分析。
在經濟學文獻中，關於FDI的優點和缺點的爭論長期無法達成共識。但是大家基本認同，相比於公司合併、收購和利潤再投資等FDI形式，「綠地投資」（green-field FDI）更容易帶來經濟發展。然而，人們常常誇大FDI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近期。比如，這種FDI在東亞奇跡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在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它僅僅貢獻了不到2%的本地資本形成總額（gross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相比之下，它在發展中國家平均佔5-6%，而馬來西亞則高達兩位數的百分比。
在1997年、1998年東南亞經濟危機之後，人們承認，由於變得更加依賴於FDI並受其主導，這一地區的工業實力被大大削弱了。外國工業主導的經濟模式也意味著當地的公共政策不得不受制於金融食利者的利益訴求，這導致了整個金融體系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擊。
1999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顯示，20世紀90年代絕大多數的FDI投資是在企業並購上（M&As），而非那些可以促進新興生產力和經濟能力的「綠地領域」。在發展中國家，並購偏重於收購領域，且尤其集中在不景氣的時期，特別是近些年來越來越頻繁的貨幣與金融危機時期。這種「甩賣式的FDI」降低了在合併和收購過程中出現優質管理的可能性。
國際金融自由化
國際金融自由化的倡議者所吹噓的三個益處根本無一兌現。首先，除了從20世紀90年代早中期到1997年、1998年大規模的和突然的資本外逃期間的東亞，並沒有出現從富裕國家向貧窮國家的資金淨流入。在其他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的資本外逃愈演愈烈。第二，人們所期待的更低成本的資金也沒有實現。雖然一些利潤降低了，但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包括新型金融工具的開發及其所導致的更多層次的金融中介——增加了食利者利益的紛繁種類。第三，雖然金融深化無疑消解了一些舊的金融波動和脆弱性因素，但這也同時帶來了新的因素（比如對衝基金），而導致更加頻繁、破壞性更大的貨幣和金融危機。
同時，金融利益的政策影響力也大於以前，尤其是隨著央行越來越獨立，宏觀經濟政策越來越傾向於通貨緊縮，而戰後的歷史證明，適量的通貨膨脹有利於經濟增長。金融自由化也傷害了金融政策工具加速發展的能力，甚至世界銀行也承認後者幫助推動了增長，及東亞的結構性調整。比如，儘管為了鼓勵對優先部門和活動的投資而給予特殊優惠和導向的「定向信貸」（directed credit）在幾乎所有的「後期工業化」（lateindustrialization）案例中都十分重要，但是許多這樣的金融機構、金融設施和金融工具卻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被破壞和取消，據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抵制「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克制」（restraint）。
世界貿易組織（WTO）通過它的金融服務協議，從1980年代開始就助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國際金融自由化的市場推廣。但結果是，從1990年代初出現的一連串國際貨幣和金融危機卻用事實證明國際金融導致了更大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到了2003年，連IMF和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人》週刊也不得不勉強承認：國際金融的自由化帶來的經濟發展微乎其微，而危險卻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資本賬戶方面。卡明斯基和施穆克勒發現，儘管不少經濟學文獻宣稱放鬆管制將會促進增長，因為金融的自由化會降低資本成本，而有關經濟危機的文獻卻指出，金融市場的嚴重的波動處在貨幣危機的最核心位置，而這種波動正是由放鬆金融管制所造成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員普拉薩德等人指出，「在1990年代的新興市場經濟中，與收入增長相關的消費增長的波動平均而言獲得了增長，而這個時期，金融全球化正快速發展。」這個表述明顯與金融自由化的呼籲者的觀點相矛盾——他們聲稱「隨著金融一體化的加強，相對於產量的消費波動將會下降，因為全球金融多元化的本質是一個國家能夠在世界市場上卸下其部分收入風險」。最荒唐的是，普拉薩德等人觀察到，「對迄今海量的研究的客觀解讀顯示，並不存在顯著的、有力的和統一的對於金融全球化本身會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的理論立場的支持。」
國際貿易
關於國際貿易是否屬於經濟帝國主義範疇一直存在爭論（比如Gallagher and Robinson; Emmanuel）。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常被不誠實地用來證明國際貿易的正當性，而即便後來的赫克捨－奧林（Heckscher-Ohlin）和斯托爾珀－薩繆爾森（Stolper-Samuelson）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詳述／歪曲，也無法被誠實地用來解釋國際貿易所造成的不公。雖然我並不想在這裡批判地梳理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自由化的藉口，但人們對於什麼是「不公平貿易」已經有了普遍的認識。一些已被觀察到的長期趨勢無疑參與了這種不公平貿易的形成，它們常常與可以追溯到殖民時期的國際經濟交換的規律與方式，以及現下持續進行著的貿易夥伴之間不平等的經濟權力相關，與帝國主義也並非沒有關聯：
20世紀中葉保羅•普雷比什（Raul Prebisch，1950）和漢斯•辛格（HansSinger，1950）發現：與製造品相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逐漸惡化；
W.亞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197）發現：和溫帶初級產品相比，熱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逐漸惡化；
由新興工業國家的工廠製造的「通用製造品」近期的價格與具有牢固的知識產權（即技術壟斷）的產品相比處於下跌態勢，而這在現今又被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TRIPs）協議所強化。
或許由於國際專業化，貿易的確能帶來潛在的利好，而現存的相當大的一部分保護對於發展來說，都是負擔而不是有利條件。然而，貿易自由化的倡導者忽視了「轉型成本」（即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就業和收入損失，包括對現有產業、就業崗位等的摧毀），以及並不存在新的就業崗位將替代失去的就業崗位的保證——正如那些在非現實主義的和常常過分樂觀的假設下建立的經濟模型所顯示的那樣。「即便富裕國家完全開放了從發展中國家進口農業、紡織業和其他製成品的渠道，這也不會給出口國家增加多少收入」。維斯布羅特和貝克引用了世界銀行的數據，預測當2015年所有這些改變都得到實施後，這些貿易只會給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國家增加0.6%的GDP。
關於發展中國家將成為北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和日本）農業貿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的神話，因為召開於「9•11」事件之後，2001年晚些時候的「世界貿易組織多哈發展回合談判」而獲得新生。雖然許多發展中經濟體會從更易獲得的、更多的渠道進入北方受到保護的農業市場，但是事實上主要的受益者卻來自那些富裕的農業出口國，北美和澳洲的殖民定居地，而並非發展中國家（Anderson，2002）。
或許最重要的是，從發展興旺的、有可能破壞帝國主義霸權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貿易自由化也會破壞發展受到臨時保護的「嬰兒產業」的可能性。雖然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當然成敗不一，但東亞奇跡毫無疑問主要是得益於旨在促進出口的有效保護（effective protection conditional on export promotion），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聲稱的那樣，是貿易自由化或開放經濟體。有觀點認為發展有力的國家資本主義可以削弱帝國主義的霸權，貿易保護不僅已成為發展策略的一個重要工具，正如保護嬰兒產業的觀點所指出的那樣，它也是一個福利政策的工具，儘管未必都周密規劃和特別有效，但還是對於現代社會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技術
技術優勢對於企業的經濟主導地位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國際層面上。其中，知識產權和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基本上是一種20世紀的現象，只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才獲得了其當前的重要性。結果是，近些年來，得到強化的知識產權抬高了獲得技術的成本，降低了技術轉移的可能性，強化了跨國公司的壟斷權力，給發展和工業化帶來不利後果。如果知識產權被更早確立的話，在過去兩個世紀中，技術擴散和學習的步伐將會減慢很多。
1980年代中期，即自第二屆里根政府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成功地在國際層面主張了知識產權。後來，美國國務卿舒爾茨（Schultz）成功地取得了很多友邦政府對知識產權的支持，而這主要有利於美國跨國公司。由於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建立和執行很多雙邊協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於是TRIPs強化了壟斷性知識產權主張，而這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不曾規定的，後者從未十分成功地主張這些權利。由於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現在知識產權可以像任何其他世界貿易組織承認的貿易爭端一樣解決，比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遠為有效。
這一形勢的重要性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出：得自於知識產權的收入現在構成美國最大的單一外匯收入來源。然而，為了確保發展中國家會支持「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美國承諾大幅度地降低治療艾滋病的藥物的價格，這意味著可以重新全面評估和修訂知識產權和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執行體制。多哈回合之後的形勢則顯示：這種預期是不現實的，美國的示好僅僅是為了引誘發展中國家參與多哈回合——它被欺騙性地稱作「發展回合」。
新的國際經濟治理
佈雷頓森林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正日益被視為發展的障礙，因為它們主要自1980年代以來教條地推進經濟自由化，而不顧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經驗和理論依據的可疑性。它們也被認為利用經濟不景氣來推行促進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以服務於跨國公司的利益。以美聯儲領導的80年代早期的貨幣緊縮和債務危機作為肇端，南方國家被以新自由主義手段置於從屬地位，這常常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的穩定化（stabilization）和世界銀行領導的結構性調整項目，及世界貿易組織在過去十年中的規則和章程來進行的。
最近，世界貿易組織擴大的項目不僅加速了製成品的貿易自由化的議程實施，也將其擴展到農業和服務業。然而，實際的進展並不均衡，主要向擁有權力的企業利益傾斜。在服務業中，比如對於建築業和航運業的自由化微乎甚微，而這些產業中發展中國家擁有巨大的份額。而由美國和英國利益主導的金融服務業卻在多條前線上被自由化，包括世界貿易組織。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上文所指出，世界貿易組織強化了被稱作「知識產權」的跨國企業壟斷，並將經濟自由化議程拓展到超出貿易自由化的其他許多領域。當前世界貿易組織內的一大鬥爭是關於擴大「貿易相關」的議題的範圍，發達國家政府幾乎是毅然決然地站到一起，試圖將所謂的貿易議題拓展到投資、政府採購等等。
必須得承認，相比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有著更為民主的治理結構。在前兩者中，除了創立者（尤其是美國）擁有過度的決定權之外，一美元意味著一票。近幾年，有證據表明，這種多邊路徑正越來越被布什當局邊緣化，而轉而親睞更加單邊主義的和具有潛在不平等性的雙邊安排，其夥伴覬覦的是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然而，世界貿易組織現在普遍被看作是在推廣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它也比它的前身關貿總協定更有權力，而更具偏向性。它在以發展為代價，在推行貿易的同時推進經濟自由化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套記錄。
全球化和美國霸權
伴隨著全球化和自由化，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要遠低於二戰後第一個二十五年。有充分證據表明，經濟波動在加劇，國際經濟不平等在擴大，援助資金流在減少，以及其他自相矛盾的偏向於跨國企業（尤其是金融企業）的上升的經濟發展方案在被制定和實施出來。在一個美國的超級權力不受挑戰——而且是不可挑戰——的時代，許多現存的多邊機構，包括聯合國系統，甚至是北約，都在被重新定義。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從2001年9月11日美國受到恐怖襲擊之後，整個世界的政治形勢對經濟全球化有著嚴重的影響。最重要的是，更加堅決的美國單邊主義（明顯受到所謂「新保守主義者」的影響）持續地對國際關係和國際機構造成巨大的改變。這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這些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機構。而「新保守主義者」的錫安主義（Zionist，另譯為猶太復國主義）和有所選擇的自由民主議程昭然若揭，而他們對布什保守陣營的實際影響及其經濟後果尚不清楚。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自由化的承諾的虛假性。來自富裕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總額（total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所佔國民生產總值（GNP）比重從1992年的0.49%持續下降到去年的0.29%，而非上升到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制定的0.7%的目標。與此同時，美國的付出在2001年已經跌至0.09%，只是到了2002年3月在蒙特雷，喬治•W•布什總統才承諾在未來五年中將其貢獻提升一半，亦即達到0.13%。
尤其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後的近期的事態發展，表明這種開支將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政治化和附帶更多的條件。眾所周知，以色列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援助的最大受益國，自從戴維營以來，埃及一直位居第二。塔利班政府垮台之後，最近的美國政府預算一開始都沒能給阿富汗留出任何援助，直至一筆三億美元的援助在美國國會被倉促通過，而這筆錢是給予一個自從1970年代以來一直處於戰火中，並在「9•11」之後被大規模轟炸的國家。
美國的支配和脆弱性
大衛•達皮斯（David Dapice）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其經濟實力——更不用說是其施展權力的能力——是以與那些據說被它支配的國家的合作為基礎的時候，還能長期支配的。」他總結道，缺乏強有力的經濟支持，美國霸權的未來要麼不會長久，要麼至少比美國的盟友和批評者所意識到的更加微妙。儘管他的觀察十分重要，然而他似乎忽略了整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史，其中霸主的經濟力量並不總是強盛的。
他可能清晰地記得英國的資本輸出，尤其是對其殖民地的資本輸出，但這忽視了從帝國其他地方輸送來的大量財富。二戰後不久，英屬馬來西亞的出口收益超過了帝國的其他地方，而英國自身卻依賴於淨資本流入。雖然戰後的情形毫無疑問是特殊的，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大量的財富從其帝國各地的活期賬戶和資本賬戶流出，包括英屬印度、西印度群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東南亞。換言之，殖民主義是有利可圖的，雖然存在地區差異。
無疑，美國的經濟較之它的兩個主要競爭對手來說仍然保持著強健和活力。日本在其災難性的金融大改革之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與此同時，歐洲日益被其《穩定與增長公約》所束縛，人們越來越相信，該協定已經剝奪了歐洲反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工具。然而，將美國視為「超級強國」（hyper-power）的看法沒能充分考慮到該國的經濟脆弱性。比如，美國的財政和經常賬戶餘額的「雙赤字」和選舉考慮，已經讓美國在貿易自由化上的立場大打折扣，比如其2002年的鋼鐵關稅和農業補貼使共和黨得以主導國會和參議院。即便美元在2002－2003年大幅貶值，即便它們被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程序所否決，這些關稅和補貼依然持續著。這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它不願服從（國際）法治的印象。美國同時也依賴於平均每天逾13億美元的資本流入，以支持其進口，並導致經常賬戶赤字。美國的外匯收入主要來自知識產權版稅，其次是金融服務。
隨著金本位制的終止，美元越來越被廣泛地作為普世的價值載體和交換媒介，而事實上的「美元本位」（dollar standard）的出現和鞏固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出現自1960年代，尤其是越南的「春節攻勢」之後的歐洲懷疑主義，給美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致使尼克松單方面拒絕承認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繫於1944年在對「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的展望之中確立）中的義務，美元於1971年貶值。後來，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PlazaAccord）導致的美元貶值——追隨沃爾克（Volcker）的美聯儲高利率的通貨緊縮干預，這場干預導致了1980年代的一系列主權債務危機——並沒能成功地縮小美國對日本的巨額經常賬戶赤字。反而，隨後流入美國的包括來自東亞的資本，自此支撐著美國對東亞的經常賬戶赤字。
在最近數十年中，美元的幣值越來越多地是被從世界其他地方輸入的資本所支撐，而不是依靠美國本身的出口實力（今天，「知識產權」是美國最大的出口增長點）。諷刺的是，許多這類資本流入來自於東亞，也就是說東亞出口商一直在賺取美元，並被他們的政府用來購買美國國債。幾乎一半的美國國債被外國央行作為外匯儲備所持有，它們主要集中在東亞。在1990年代，許多央行被鼓勵出售黃金儲備，結果卻是用更多的美國國債取而代之。大部分外國央行不太可能出售這些國債，因為它們害怕這會削弱本國貨幣。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與黃金和美元捆綁的固定匯率在1970年代初期被一個彈性匯率體系所替代。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的消亡並不意味著美元國際化、將美元價值與黃金掛鈎所意味著的事實上的「美元本位」，以及美國外債的堆砌的終結。離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框架，政治霸權和自信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在此背景下的全球化和其它替代性制度（主要是蘇聯體系）的消亡也同時固化了新的安排。
美元霸權意味著海外的經濟增長提高了對美元資產的需求。隨著各國央行發行更多貨幣，他們同時也希望持有更多美元資產儲備以支撐本國貨幣。而全球化進程中，大幅增加的跨國交易也需要更多的美元來進行買賣。因此，世界經濟日漸被美國的貨幣政策所挾持，因為美聯儲能夠決定全世界的流動性。美聯儲總體上的緊縮立場，與歐洲《增長和穩定公約》和日本央行史無前例的緊縮貨幣政策相結合，一起圖謀對抗全球更快的經濟增長，及其相伴隨的通脹。
但是，這個體系的發展也意味著，全球流動性取決於雙方同時接受外國人持續增加對美國資產的持有。畢竟，美鈔或美國國債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對最終償付的承諾。而同時，這種債務的積累可能最終會損害到對其價值的信任。但是，諷刺當然在於，世界無法承受美國逆轉這個潮流，這必然造成一場全球性的流動性緊縮。自然的，美國債權人從這種事實上的美元本位中獲益。已然，全部美元中有一半是在海外流通。我們最終創造了這樣一個世界：世界其他地方都向美國出口，情願接受較少的回報，好換回擁有足夠多的美元以承擔國際流動性的「特權」。
理解帝國主義
這篇短文論述了帝國主義延續至今的現實相關性。將近一個世紀前，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者約翰•霍布森以如下理由反對帝國主義：它反映出商業利益的集中化（與自由的、放任的資本主義相抵觸），以及它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特別是以殖民擴張的形式。列寧繼而將此與希法亭對當時新興的以銀行－產業聯合體（bank-industry nexus）的形式出現的金融資本支配的認識，認為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應該反對民族沙文主義，這種沙文主義表現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支持其各自的國家，而一戰在他看來，是一種歐洲內（intra-European）的帝國間（inter-imperialist）戰爭。那一時期的很多其他著作，包括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的關於「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的討論，對於當代也都大有意義。但是，霍布森－列寧帝國主義觀未能對馬克思的洞見予以充分的注意，這一洞見後來被約翰•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和羅納德•羅賓遜（Ronald Robinson）詳細闡發為「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世界經濟的組織方式的很多其他的變化也必須被納入對當代經濟帝國主義的分析中去。關於金融資本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的上升，目前存在著廣泛的共識。這部分體現在對一種盎格魯－美利堅式的資本主義改革常規的推廣中。在另一方面，其他人誇大了近期的後福特主義、國際轉包和組織革新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這些正在不可阻擋地創造出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帝國，在其中，國家權力無關緊要。因此，哈特呼籲統治階級認識到他們的命運並不取決於美帝國主義，它僅僅是返祖現象，而不是他們的最大利益——與他之前的熊彼特並無區別。
最近美國國內的帝國主義討論最初產生於關於美國在越戰潰敗和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其海外干預的佯裝的必要性的公共討論中。正如19世紀歐洲和20世紀初在美西戰爭之後對菲律賓實施再殖民的美國的那些話語，高尚的動機——最近是「人權」、「民主」、「善治」——再一次被端出來，在2001年9月11日後開始的「反恐戰爭」之前就是這樣。
人們也越來越經常地將布什表面上的單邊主義與其前任所謂的多邊主義相比較。但人們逐漸認識到，雖然美國軍方鼓勵前者，華盛頓當局還是認識到後者更大的合法性和更低的成本——只要它不會妨害自己的利益。多邊主義機構和制度對霸權國進行牽制的可能性是華盛頓所害怕的，但多邊主義對實現美國目標的低成本和高合法性的優點背書，卻沒有被任何一屆坐在不斷增長的雙赤字上發起著自己的多邊項目——比如「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和「美洲自貿區」（Free TradeArea of the Americas）——的政府所遺忘。雖然在2002年，美國可能是被他自己的英國盟友拽到了聯合國安理會以獲得其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性，但是在2004年初，它卻是出於自願走向北約的，拼命尋找從伊拉克退出的策略，因為那時佔領伊拉克的成本持續攀高，而2004年1月的總統選舉卻又步步逼近。
哈特正確地指出：「反美國主義」（anti-Americanism）只能走入政治上的死衚衕。雖然面對美國的傲慢、軍國主義和單邊主義，反美國主義和多邊主義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們都不能形成一個反帝國主義策略。當代南方啓示錄中的騎士——布雷頓森林機構和世界貿易組織——都是多邊機構，一如聯合國安理會和數不盡的其他機構，它們都曾被成功地用來推行、保護和合法化當代經濟帝國主義。但是今日在國際關係中反美國主義的主要任務必定是嘗試制衡霸權國，特別是考慮到現有多邊主義和其他機構在這方面均告失敗。但是，從歐洲和日本在2003年9月坎昆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中各自的立場來看，南方國家也不能期待它們採取更加富有同情心的立場。
但是，哈特向全球精英提出的反抗美帝國主義，而選擇一個去中心化的網絡帝國（「多邊主義的平方」）的呼籲顯然沒有理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國家權力在當代的本質。這不是想調用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功能主義觀，而僅僅是強調，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更加密集的跨國經濟流動的背景下，這個國家除了保護和增進具體的利益之外，在實現資本主義改革方面扮演的中心角色。當前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主義的知識產權體制，要比舒爾茨花費如此多的時間、精力和資源所建立的諸多雙邊安排要廉價和有效得多。當然，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鋼鐵關稅的駁回讓布什政府難堪。而2003年9月的所謂「坎昆的失敗」鼓勵了美國與自願的夥伴之間的單邊主義「自由貿易協定」，重新啓動了它建立一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嘗試。
但這不意味著可以得出美國就教條式地成為了「單邊主義」或者「軍國主義」國家的結論。事實恰恰是：美國總體上傾向於多邊主義，只要它足夠方便，但是如果找不到別的出路，布什政府更樂於退回到單邊主義。只要「法治」足夠方便就把它撿起來，而不必嚴肅地、一貫地專注於它。或者可以說是只要方便就多邊主義，而如有需要就單邊主義！但這些關於帝國主義細節的辯論不應該干擾我們對這個體制之核心的關注，即那個不斷改變和顯現自身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從未被透過功能主義視角，或是通過對每一個國家的行動和干預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和計算來得到很好的理解。帝國主義必須被歷史地理解，充分看到它充滿了矛盾的特點，而不是用一種功能主義的視角，或者是以一種清晰的、理性的、一致的和所有人（哪怕僅僅是精英）都共有的支配性的觀點來看待。特別是當前對政治和軍事維度的關注遮蔽了經濟帝國主義的演變和持續。「全球化」（指各種各樣的跨境流動）這個含糊不清的術語的流行導致了它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偽辯論，這無異於盲人摸象。
最後，需要注意的是，對哈特來說，「帝國主義對於商業來說是有害的，因為它給全球流動設置了障礙」。這樣的觀點源於一種19世紀僅僅與殖民主義相關的帝國主義觀點，它暗示帝國主義已經和殖民主義一起消亡了。盡人皆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所做的正是哈特以為帝國主義會反對的，這意味著這三位「騎士」是支持帝國，而反帝國主義的！只有官樣文章的繞口令——搬出反帝國主義的帝國概念——才能產生這種分析和結論。
[1] 本文修訂前的一個版本題為<2001年9月11日之前和之後的美國和東亞>（The U.S. and East Asia,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發表於日本亞洲政經學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亞洲研究》（Aziya Kenkyu）第50卷第2期，第24-33頁。本文漢譯已收錄出版於陳光興張頌仁 高士明主編，《後／殖民知識狀況》，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
發佈日期：2017/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