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氣息

歷史的氣息
◎李孝智

 

【編按】近年因為政治因素,港臺比較突然開始熱門起來,然而無論是政治的挪用/刻意誤用,或者是相關的討論,鮮少深入歷史的肌理與庶民的文化作為認識的起點。不僅如此,澳門的殖民與歷史經驗更處在非常邊緣的位置,甚至被排除在視角之外,就如同「兩岸三地」的說法所凸顯的問題,彷彿澳門只剩下觀光賭場。然而,李孝智卻提供了不同的起點,帶我們重新認識澳門。其《澳門一二‧三事件》仔細耙梳了1966年於澳門發生的「一二‧三」反殖鬥爭。他從分析報章媒體的建構、事件當事人的口述記錄、回歸前夕事件的文化政治與歷史意義等,解釋了一二・三事件如何成為澳門去殖民化的開始與塑造了今天澳門的政治、社會、文化,尤其是留下了民間的歷史,打開官方與媒體論述之外的空間。本文轉載自該書前言,特別感謝丘延亮牽線,以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與作者同意轉載。

(本文轉載自:李孝智,2017,《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唐山發行,頁14-34。)

澳門日報特刊封面,來源:作者

 

二〇一六年,澳門回歸十六周年剛剛過去,變化堪稱翻天覆地。澳門回歸至今,賭場數目以倍數增長,遊客每天把澳門擠得滿滿,市面一片繁榮。以前澳門居民移民香港找工作,現在是香港居民到澳門做外勞。澳門政府於二〇一二年底推出的萬九公屋計劃已經完成,一萬九千戶已獲編配公營房屋單位,後萬九仍積極執行中。光是從二〇一三年開始落成的路環石排灣公屋群,能容納六萬居民,幾近十分之一的澳門總人口。數字反映了一些事實,自一九九九年年底回歸至今,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了九倍,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人均GDP)增長了六倍,就業人口每月所得中位數增長了三倍至一萬五千澳門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四[1]。博彩稅收超過二十倍,居民甚至到香港看病都可獲政府資助,澳門政府可以用錢做的都做了[2]。澳門市面繁榮,居民生活改善,摸得到,看得見。

還記得,回歸前夕澳門報章每天登廣告招聘的,只有巴士公司數零錢工人,月薪四千澳門幣。今天澳門發生的,回歸前想像不到。如果每隔幾年到澳門走走,會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之感;十數年的變化尚且如此,五十年前隔了兩個世代的陳年舊事,這麼遙遠,這麼多人沒有親身經歷過,要閱讀需要一點同理心,切身處地想想,需要一些對歷史的想像力[3]

要用歷史想像去重構歷史,是歷史學的問題,看似很象牙塔很遙遠,但其實歷史想像往往近在眼前。例如跑到一間荒廢的古老大屋,看看其形貌這麼巨大,看看其建築細節,窗花弄了這麼多手工,這麼雕樑畫棟,再想想幾十年前一般居民,一家八口一張床有之,睡大坑渠有之,這麼多人衣不蔽體,溫飽不繼,就可以想像到,此大屋是何等豪華氣派,風光背後又是何等風景。抗日戰爭前後,每年過新年,大宅都會在門口發紅包,只要前來恭賀一下,人人有份,其熱鬧情況可以想像。這一處澳門西灣的大宅,屋主是當時的米商,戰時糧食缺乏,米商奇貨可居抬高價格,這屋主發了不少橫財,屋外則餓殍處處,窮得要賣兒賣女。一九五二年關閘事件[4],路邊傳聞此屋主聽到關閘炮聲隆隆,以為是共產黨打到澳門來,必定會清算其惡行,心臟病發而死。老爸跟我路過大宅,總會講講他小時候的這個小故事。

聽聽阿公、阿婆講古,聽聽我們未出世時遙遠的故事,只要多一點想像力,想想當時的場景,想想他們面對的問題,作出那些選擇,不難分享到他們所見所感。今天筆者已屆不惑之年,閒來無事會跟剛畢業的年青人,講講少年時的無聊小事。聲畫俱在,回憶是彩色的,甚至有嗅覺、味覺。隨年漸長,方知道歷史可以是有感覺、有氣息,豈止觸手可及。五十年看似遙遠,其處境跟現在彷彿是兩個世界,歷史的氣息,倒可以很接近。

 

五十年前的一件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前後兩個半月,澳門發生過一次反殖鬥爭,名為「一二・三事件」。事件起因是澳門一個窮困外島「氹仔」,街坊修建小學校舍,受澳葡殖民政府阻撓。澳門左派團體連續一周到澳督府抗議,新任澳督嘉樂庇(Jose Nobre de Carvalvo)一直拒見,直到十二月三日警察到場驅趕示威者。澳門居民在澳督府「扔細路落樓」[5]的傳言下,澳門新馬路一帶發生暴亂,群眾沿途破壞政府機關及銅像石像。傍晚澳葡政府宣佈戒嚴,葡兵打死八人,打傷二百多人。在澳門居民曠日持久的抗爭下,在解放軍的包圍下,事件以澳督簽署「認罪書/答覆書」,澳葡的殖民統治破產作結。

一二・三事件是澳門去殖民化的開始,是現代澳門的開端,事件塑造了今天的澳門,對於澳門的政治、社會、民眾生活,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回歸前有一說,澳門到了一九九九年回歸,已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過渡期,因此主權回歸時,跟鄰埠香港每天吵吵鬧鬧相比,澳門當地沒有什麼異議。事件後,澳門南光公司、中華總商會、工聯會、街坊總會等等左派/親中社團,對於澳葡政府的施政一直都有影響力,同時在民間提供醫療、教育、老人安養、托兒等等社會服務,涵蓋了現代政府的部份功能。左派/親中社團已被視為澳門的傳統勢力,至今仍然是澳門當地主要的政治力量。回歸後的兩任行政長官,其父輩皆屬中華總商會,幾十年來報章上的十一國慶全版廣告,名字都排在前列。

事件距今已五十年,澳門的生活處境有很大的變化。事件被國族歷史變成澳門中國居民在殖民統治下發出民族主義的呼聲[6],甚至差不多已被淡忘,這件塑造了今天澳門的大事,很值得我們重新翻出來好好檢視。事件中可提供的訊息,不僅對澳門當地的生活處境,對於「文化大革命」,「民族主義」以及「殖民統治」這些大題目,都有一定的意義。當事人已退休多時不問世事,事件變得沒有人出來爭議,可以變成客觀歷史之時,應當要拯救這段歷史,使其意義與啟示不至於同時被淡忘掉。

屬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期望以無權勢者的視角去看歷史,回復事發時的經歷與感覺[7]。屬民研究、口述歷史,看似很象牙塔,做起來其實挺生活化。當我們去到一個異域,想在當地找一家店,我們可以問問人。最理想的,是跟路人搭上兩句,甚至讓他親自帶你到那家店,沿路跟你聊聊這條街的特色,那家店的小故事,聊聊當地人的生活習慣,細味當地氣氛與味道。用手機導航讓你東行三十米,左拐、直行、轉右,點對點的資訊,看似簡單直接的答案,不可能有這些對當地豐富立體的感覺。要了解一些未曾經歷的事情,了解另一時空的異域,做法可以如是,感覺亦如是,是網上抓幾段簡介無法比擬的。

本書試圖以屬民研究的視野,口述歷史的方法,探索五十年前的這一件事。從報章報導的流變,以及當事人的口述,把事件的氣氛與味道,豐富立體的感覺找回來。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前夕,筆者訪問了十六位當事人,當時他們大多五十到六十歲,事隔三十年對事件仍記憶猶新。十多年後的今天重新翻閱那些訪問,仍能感受到他們的溫度。

要討論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港澳的反殖鬥爭/暴動,最起碼有三個題目要處理:文革輸入論、民族主義、澳葡殖民統治的特性。處理了這些問題後,筆者將約略討論澳門回歸前夕中葡兩國的文化政治,以及事件對於當事人的實際意義。

 

文革輸入論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澳門和香港先後發生了激烈的反殖鬥爭。坊間很多的討論,都會論及同時期發生的,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有論者甚至把澳門、香港的反殖鬥爭事件說成為是文革輸入。文革輸入論的問題,是把港澳本土的具體因素忽略掉,把原因錯配了,造成對事件的理解偏差,也造成了對本土左派的誤讀。當我們仔細檢視這段歷史,難免會碰觸到一些政治不正確的情節,特別是現在香港的氣氛,中國及親北京者天天捱罵。

要處理文革輸入論,有個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問人。可是人言人殊,我們說話還得講證據。把舊報紙挖出來[8],事發經過按時序排好,看看報章怎樣描述事件以及各方的當事人。事件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初起時,屬於當地的警民衝突,沒有跟國族掛勾。半個月之後,新聞圖片開始有《毛語錄》的畫面。到了兩個半月後,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鬥爭成功,事件才變成毛主席的事情,變成國族主義的事情。後來在澳門當地被廣為引用的《澳門日報》《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暴行》特刊,在事件結束後七個月出版,完全把鬥爭成功那一天的印象定格。後來港澳地區對事件的文革印象,可說是因這特刊而來。從一二・三事件的事發經過與論述的流變,我們可以驗證文革輸入論,也可以想像一下,那些手執《毛語錄》大喊口號的人們,當時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沒頭沒腦的,遵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通過報章排序,就能看到事件的起因並非文革輸入。文革跟事件掛勾有個過程,澳門本土左派的主動求援,期望在反殖鬥爭當中爭取更多籌碼,是一種鬥爭策略。到後來事件被講成為文革湧入澳門的後果,或者民族主義的呼聲,當事人的面孔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年的參與者大概始料不及。

把一套既定的敘述套到歷史事件,或許是一個很簡便的歷史敘述方式。既定的敘述,背後往往有隱藏議程。新華社及《澳門日報》特刊的隱藏議程是高舉毛主席思想的民族主義,同一個敘述的反面,就是文革輸入論。文革輸入論同樣把事件參與者變成沒有思考、沒有面孔、沒有聲音;沒有面孔、沒有聲音就無從抗辯,沒有思考就變成被操弄,事件於是變成非理性,從而被全盤否定。

 

民族主義落地生根

民族主義敘述/國族歷史,與文革輸入論彷彿是銅板的兩面。相同的邏輯、相同的敘事方式,產生距離與誤解。同樣的畫面、同樣的情節,只要填上不同的註腳,就可以變成其中一方的敘述。民族主義敘述/國族歷史與文革輸入論,兩者的分別是相反的立場,預設立場然後自行作既定的敘述。預設立場,不問是非曲直先問立場,定好立場後再講自己的一套,這是鬥爭的方式,不是邁向了解之途。

如果把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澳門日報》特刊,當成了解事件的唯一材料,會墜入民族主義敘述/國族歷史或文革輸入論的陷阱。要避免墜入陷阱,我們可以埋首舊報紙堆,看論述隨事發經過的流變,對現成事件的敘述產生懷疑。我們亦可放下對事件的印象與成見,聽聽那個時空的故事,重回了解之途。在那些故事中我們不難感受到,所謂「民族主義」在民間的層面離不開生活體驗。

在那遙遠的時空,政府跟現在很不一樣。市民的日常生活,醫療教育自己搞定,房屋自己搞定,生存也自己搞定。政府不找麻煩就已經很感謝,不會期望找政府會得到些什麼,「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到八〇年代初的港澳仍是普遍的觀念。在物質缺乏的年代,市民要解決生活問題,找政府沒用,需要找一些團體。補充營養要到教堂排隊拿奶粉,讀書到教會學校或者工會社團辦的學校,哪裡補助多點,學費便宜點,就到那裡讀書。給老闆亂扣錢找工會幫忙,日常聯繫或排解糾紛找街坊會。這些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平民百性的生活體驗。

當時中國存在兩個政權、兩面旗幟,身份認同分兩邊,這些民間團體也分兩邊;如要想像澳門在事件前意識形態真空,是不切實際的。在那個時空,團結互助是克服困難的一種方式,團結起來辦學校,團結起來抗議政府阻撓也是團結互助的表現。在團結互助的氣氛下,拿著剛買好的《毛語錄》到澳督府抗議,顯得那麼自然。文革輸入,輸入了表現的形式和內容。

當我們細心聽聽五十年前的殖民地生活經驗,很容易了解,在殖民地長大的市井小民,尤其是街市小販或者司機等小人物,他們對貪污舞弊、專橫拔扈的警察深痛惡絕。家父在六〇年代開計程車,那時候一般人每月收入大概港幣一百多塊。過年開工,必須帶好一疊紅包,給路過的警察整個小隊孝敬孝敬,開到哪裡派到哪裡。一塊錢一封嗎?把長官當要飯的啦?!祖宗十八代都不想活了?!至少五塊錢一封。能不討厭殖民統治嗎?爺爺在街市賣雞的,不是被黑社會,就是被警察收保護費。孩子要當警察嗎?反轉警察帽子到處要錢,像要飯一樣,以後別回家,不要認老子好了!這是爺爺第二次把孩子掃地出門,第一次是另一個孩子,嘗了一口鴉片後回家說爽歪歪,要爽歪歪就滾蛋好了。煙鬼與警察,感覺類同。

討厭殖民統治,同時又對這麼近又那麼遠的新中國有憧憬;新中國近在眼前,又從未受其管治。一二・三事件的一些故事正好反映了這個心態,拿想像中強大的祖國,跟橫暴的殖民統治對抗。本書亦做了一個假設,要是共產黨沒有出兵包圍澳門,一二・三事件的結果,很可能跟一九二二年的「五・二九血案」一樣,軍警開鎗掃射打死七十多人,傷者更以百計,澳門華人只有離開澳門一途[9]。事實上,據後來的文獻以及當事人所述,當時的澳門護督,陸軍司令司維納(Mota Cerveira)在澳督會見華人代表時,在解放軍圍城下,曾經提出過要血腥鎮壓。共產黨實質的支持,左派/進步青年沒齒難忘,使民族主義落地生根。

左派/進步青年,在窮困的處境下,以熱情盡其所能,在工餘時搞工會、搞街坊會,投入澳門的社會服務。一二・三事件後,從醫療、教育、托兒、老人安養,以至排解糾紛維持治安都有。殖民地沒有為居民做些什麼,自己動手好了,團結自救正是早年街坊會的口號。澳門左派經過多年的服務,地位穩固,成為今天澳門的傳統勢力。他們熱愛生活,奉獻青春與心力,至今年紀老邁,仍可以從他們的身上,感受到生命的熱情。這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是生命感染生命。政治立場對於那些人、那些事,是否要佔一個多大的重量,不是想當然耳的事。

本書第三章拆解文革輸入論及民族主義敘述/國族歷史,以《澳門日報》及其他報章佐證。當時爬報章爬了兩周,工夫倒算簡單。找答案可以很簡單,破除成見倒是很複雜的事情。很多人幾十年來對事件的理解與想像就是文革輸入,就是共產黨搞出來的,這印象世代相傳,習慣了幾十年;不是文革輸入就是反殖,就是澳門中國居民在殖民統治下發出民族主義的呼聲。誰一下子要捅出來,就好像要捅馬蜂窩一樣,無事找事。可是破除成見,不單單是對事件本身,也是對我們同住的一大群人破除成見,希望大家多點理解,好好相處。做法可以很簡單,用開放的態度,大家放低固有想法一陣子,以同理心,聽聽一些陌生的故事。刺激新奇,是我當時做訪談常常有的感覺。

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在於把一些具體過程與細節找回來,把讀者與當事人的距離拉近。當讀者以歷史想像與同理心閱讀,感受歷史的氣息,或許會感到,民族主義敘述/國族歷史及文革輸入論的事件版本不合常理。距離產生誤解,通過口述歷史拉近距離,有望消除對過去對現在種種人和事的誤解。

 

澳葡殖民統治:一個異數

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統治,是個異數。殖民統治在地球上無遠弗屆,殖民者的統治機關,如何有效的宰制當地人的生活;殖民地的種族層級,如何在受殖者之間有效的複製及維持;殖民者的語言如何通過教育以及意識形態,宰制當地人的思想;殖民開化大業,如何無色、無味、無臭的,留下殖民地的優良遺產,影響力延伸至民族解放及國家獨立後多年。殖民研究遍地開花,告訴我們殖民/後殖民的生活處境是怎樣的塑造出來。殖民開化、有效管治、語言或者意識形態,至少從二十世紀生活在澳葡殖民地的當地華人口中,都不見得有什麼影響力,恰恰可以從中對比出,要形成有效的殖民統治有什麼因素。

從澳葡殖民地的歷史背景,我們可以找到部份答案。澳葡四百五十年歷史,可分為兩個時期。前三百年明清皇朝沿用了唐朝商港蕃坊[10]的方式管治澳門,當葡萄牙人一五五七年在澳門落腳,明皇朝仍然是世界上最繁榮,科技最進步的地方[11],還未有所謂「澳門殖民地」的概念。一八四九年葡萄牙皇朝在鴉片戰爭後,跟著英國成立殖民地,一百五十年殖民地時期,澳門貿易早已衰落。在十八世紀澳夷中已有流為乞丐匪類者,到了十九世紀只能經營豬仔館販運奴隸[12],二十世紀經營賭業以及黃色事業。兩個時期,都看不出葡萄牙人有什麼條件,能在澳門形成有效的殖民統治。

殖民統治無力,澳門華人作為受殖者充滿抗辯。葡兵叫做「牛叔」,取其長肉不長腦之意。牛叔的華人妻子很自然地叫做「牛婆」,其「土生」[13]孩子叫做「牛仔」。失學失業的土生阿飛[14],等待公務員空缺好幾年,讀書不多只會野蠻及無聊生事。葡兵的印象更為不堪,當葡兵初到澳門,到鏡湖醫院賣血,他們都衣衫襤褸。這些葡兵很多是文盲的漁民,不懂簽名只好按指紋,又文盲又窮得難看,醫護人員有時叫他們做「蛋家佬」[15]或者「鹹蝦燦」[16]。經過幾次賣血,他們開始買新衣服,戴太陽眼鏡,價錢牌久久也不捨得摘掉。抗日戰爭期間,葡萄牙是中立國。當時澳門停泊兩艘戰艦,澳葡殖民者可能想耀武揚威一下,光放著又不管用,一些澳門華人乾脆稱之為「搣得爛」及「撕得開」[17]

殖民統治只能體現在警察和市政廳查牌[18]當街打人,以維持種族優勢。當地商業都以華人為主導,葡語只局限於政府機構以及法律文件。葡人和土生若不是做公務員,或者做律師、會計師,替華商跟政府打交道,就只能到香港做文員[19]。澳門的經濟發展,處於省港澳[20]當中最次要、最邊陲。華人要找工作要改善生活,二戰前跑去廣州,二戰後跑去香港就好了,殖民者的東西學了也無用。

殖民者未能提供利益讓當地人跟隨。在很多的殖民地,當地受殖者以「漂白」自己為升官發財的手段,學習殖民者的語言,從宗教服飾以至生活習慣都向殖民者學習。從很多澳門老居民的證言,澳葡的公務員職位,連土生葡人都照顧不了,華人根本不會有太多機會。澳葡政府沒有為澳門華人做些什麼,華人平日碰到的葡人,一般都是橫暴的警察查牌、土生阿飛,或者窮得很難看的葡兵。殖民者沒有什麼值得跟隨及學習的理由,殖民統治的優勢沒有條件在民間複製,殖民開化大業都免了。當地受殖者都眾口一詞,澳葡殖民印象就是野蠻。葡萄牙國防國際警察(俗稱秘密警察)在一二・三事件後撰寫的報告,形容澳葡政府道德極為淪喪,警察和公共部門腐敗,軍隊得過且過,無所事事[21]。面對脆弱又厭惡的殖民統治,最終因氹仔建校這樣的一件小事,逐步升級至爆發全面鬥爭。

殖民統治之所以有力,殖民開化大業得以開展,不能預設。南非殖民開化經過幾十年複雜的權力鬥爭[22],香港殖民經過一百多年才不再將管治華人的工作稱作華人政務[23],不用通過一些華人領袖或者新界村長推行政策。在澳門,殖民開化並未發生,土生葡人與澳門華人彷彿以某種形式共存,與我們日常所理解的殖民統治並不相同。

看殖民統治,不光是看殖民者如何行使權力,通過什麼手段統治當地受殖者,對受殖者有何影響,同時我們也需要問問一些根本的問題:殖民統治為什麼會有優勢?為什麼當地受殖者會跟隨?因為殖民者提供了一定的利益,受殖者儘管得不到也要看得到。日常生活碰到的殖民者以及接近殖民者的人,最起碼生活要過得去,讓人有羨慕和追求的理由。當利益足夠大,起碼可以照顧一小撮受殖者,殖民開化大業才有條件執行,殖民者的語言文化價值觀,方可在民間複製。受殖者的歷史文化背景以至經濟條件,是否能提供更好的選擇,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畢竟要跑到殖民地去受閒氣,或者賴著不走,需要充份的理由。

殖民統治之所以有效,其原因每個地方都不一樣,都要提出疑問。這在殖民研究領域算是一個創新,也是筆者自己及家族三代人,在港澳的殖民地生活經驗。

 

回歸前夕的文化政治打小人vs. 裝置藝術

一二・三事件期間,以及事件後多年,中葡兩國的國族歷史,平民百姓在街頭巷尾的茶餘飯後憶苦思甜,都按自己的需要,以不同的形態去處理或者挪用事件。或是當作一塊部件,構成民族主義的故事,達致政權管治的目的;或是躲過事件,以浪漫化印象尋找下台階;或是抗爭者借用國族論述,使自己面對鬥爭時感到有力量;或是事過境遷,當年艱苦的生活及年青時的一些小故事,在飯桌上充當甜品。〈親內的敵人〉[24]或者《貼身的損友》[25],大家都來個拿來主義,合用的就挪用,不一定是由上而下,也無分過去、現在、未來。

傳媒文字作為第一手資料,替直線敘述把了關,國族歷史再以其敘述記事的方式,把一二・三事件放在民族主義的框框內,反正越簡單越叫得響就越合用。乾淨直線的敘述也犧牲了事件的原貌,距離當事人身歷其境的見聞越來越遠,作為一個民族的共同性才可以被放大,讓一二・三事件的抗爭歷史,替民族主義和國家統一的大業服務。一二・三事件後二十年,文獻及傳媒無人提及,直至一九八七年中葡簽署聯合聲明,有關澳門歷史著作忽然多了起來。中國大陸方面以歷史著作的形式重提事件,其內容都以直線乾淨的國族論述為主線,為澳門回歸以及中方實現主權鋪橋造路。澳門居民在論述建構的過程中不見了,只有被講的份兒。

二十年前後,文字媒介的國族論述也有其共通點,就是不論當時接連兩個多月大罵「葡帝是紙老虎」,還是臨近回歸時不斷重複「中國自古擁有澳門主權」,都透過文字媒介和街頭巷尾議論等形式一再複製,那管帝國主義紙老虎早於一九六七年逃得無影無蹤。類似香港灣仔的鵝頸橋阿婆,初一十五打小人、火燒紙老虎的遊戲,一邊手起拖鞋落,一邊念念有詞,仍然是隨時隨地打得汗流浹背不亦樂乎[26]

國族論述有一個習慣,就是製造不友善的他者。八國聯軍、打日本仔、蘇修美帝、蔣幫毛匪等等,往往都以否定他者為一個起點,再來一個負負得正,為民族主義和國家統治服務。到了民間的層次,茶餘飯後說說本土的歷史小故事,數落一下查牌鬼的惡行,講講沈亞米與「無下巴」的故事[27],這些故事足以跟國族論述互相呼應,感同身受。敵人離開了,隨著時間的飛逝,痛苦的往事變得無傷大雅,這些敵人就以「親內的敵人」或者「貼身的損友」的形態再度出現。抗戰打日本仔成為中國人感受祖國強盛的良伴,查牌鬼也成為了澳門老居民憶苦思甜的良伴。即使近在眼前,這些不友善的他者,好像日本人侵入我國釣魚島,或者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每天報導世界各地的戰爭,給國族論述提供現實的例子,增添國民的幸福感。合用的,可以不分時空,拿來就用。

在文化政治上,葡萄牙方面擺出截然不同的姿態:默默地在市中心舖設葡式鵝卵石路,建設兩個主要的博物館。博物館內的陳設大都強調中葡友好、文化融和,鄭和下西洋可以跟航海大發現扯上關係,儘管兩者相差了八十年。土生住宅更成為澳門特有的活化石,中西式的陳設被刻意的放在一起,西式桌布上會放一些中式青花瓷餐具,西式餐檯旁又會擺放一套中式酸枝雲石椅。葡萄牙人引以為豪的航海史,還有刻意的民族融和印象都是主題,葡萄牙人興建博物館,也要為其國族歷史服務。澳葡政府在即將離開時刻意營造的中西融和,澳門居民看在眼裏,大家心中有數。自一二・三事件後,澳葡當局多年來對當地事務愛理不理,回歸在華人當中更差不多人人叫好,等待將無能的澳葡政府送走。葡萄牙政府能做的是默默地搞文化政治,提供後人瞻仰一個浪漫化的葡萄牙印象。

 

你有你講,我有我講

筆者小時候跟父母重回舊地,長輩們在茶餘飯後,最經常談論的是少年時澳門窮困的生活。豉油/醬油拌飯用生抽不許用老抽/老醬油,因老抽有點甜,會用得太快。氹仔的爆竹工人,每天上班拜祖先,祈求可以平安回家。貧民家中幾口人,整天可以沒說過一句話。土生每天買麵包不付錢,查牌鬼和無事打三捶[28]每天都穿著澳葡制服,在街上對人拳打腳踢。國共內戰後的敗兵,當中有些跑到澳門沒事可做,有的吸毒,有的成了黑社會,欺壓良民。還有在打日本仔時,木薯與觀音土的用法[29]

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澳門跟東亞各地一樣,戰後工商業仍未算繁榮,普羅大眾生活甚為艱苦。在窮困的生活下,華人不期望殖民政府做些什麼。掛著殖民政府徽號的警察查牌和街頭惡霸落井下石,種種矛盾以及不滿情緒不斷累積,衝突一觸即發。事隔多年,窮困是少年回憶的主線,一二・三事件、國共矛盾或者殖民統治,都是茶餘飯後想當年的一些小故事。

本書十六個口述故事當中,包括街邊小攤販、積極左派進步青年、工聯會幹事、警察、神父等等。一些故事,如警察查牌跟街頭惡霸每天怎樣欺負人;左派青年在十二月三日受困澳督府司機房,大半天百無聊賴;警察在鎮壓後駐守時,夜裏無聊獨自拿小石頭丟狗;醫護人員在X光室目睹戒嚴期間所有傷者的傷勢,抱過一個個徘徊在生死邊緣無辜市民的感受;這些故事都能看到不同位置的當事人,在事發時的最深印象,跟國族歷史的重點迴然大異。黑沙環沒有門牌的木屋內,窮得不用說話的一家人,爸爸乞討一整天回來弄點吃,一家人才有一點表情;肺癆病房一對難兄難弟,窮得一家沒飯吃仍要堅持每天分享一隻鹹蛋;這些關於貧苦的小故事,一些切膚之痛,都構成了積極左派的思想與選擇,構成他們的熱情與理想主義。如果一些很具體的故事與親歷其境的感覺,都沒有交待過,事件的印象就不會有血有肉。距離產生誤解,就好像不懂中文的老外「觀察家」之言,拿著毛語錄喊口號的示威者,都變成文革中聽從最高指示的革命小將[30]

具體的故事,這裏匆匆的交待了一些,希望能給事件的印象,打開一片想像空間。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國族歷史只是眾多故事版本的其中一個,越是簡單直線的版本,就越是第二、三、四手的資料,距事件越來越遠。看一二・三事件如是,我們平時讀歷史如是,需要運用對歷史的想像去重構歷史,嘗試找出不同的可能。太陽底下無新事,生活常識往往比文本更可靠。每個人做他們認為重要的事,都有充份的理由,跟荷槍實彈的軍警對著幹要拼命的群眾事件,不是有誰煽就會動。說到這裏,事件中被國族歷史弄成沒有面孔的群眾,即使未親身見過,也可以想像一下他們的面孔。設身處地的想想,當中可能有你,亦可能有我。

 

平靜中的美善

筆者在一九八〇年初次跟父母重回他們的少年舊地,跟世伯出行,現在還記得世伯聊天的一席話。說父母離開澳門到香港已有十年沒回來,很多事情都變了,紅色那一套已沒有人再講了。一二・三事件後,葡國人已說過要交回澳門,一九七四年又要求交回,大陸都沒要。澳門人人以賺錢為目標,不同舊時了。可能因為這樣,澳門回復平靜生活,在平靜的背景下,一切的美,就在眼前。

那時候澳門的街頭,都是小商店。吃的用的都有,可是沒有什麼名牌貨的概念,有得用就好。澳門曾經存在過的雜嘜巴士[31],單層的、雙層的,都在那時候坐過。賣雪糕的、賣小吃的、賣涼茶的、賣架啡奶茶的、賣字花的[32]、賣西藥的,父母少年時已存在的很多小店,一直都在。街頭上節奏緩慢而慵懶,時光就好像時鐘上的秒針,緩緩的走過,伴著日落日出。小即是美,這就是澳門。

那時候,香港讀小學社會課都會教,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港督的名字叫麥理浩,英文當然要好好的學。在澳門碰到年齡相仿、伯母的孩子,問他們上學的事情,問問他們要不要學葡文,澳督叫什麼名字,他們一臉茫然。當老師的伯母在旁答話,「在澳門沒人學葡文的,澳督是誰都跟我們沒關係。」澳門、香港大不同,這是筆者童年時的印象。

一二・三事件把橫暴的殖民統治趕跑了,鬥爭歷時兩個半月,在歷史上算是個小節。鬥爭成功了,澳門居民可以安心的、平靜的生活。其安心其平靜,起點卻是這場激烈的鬥爭。平靜是生活的主線,那個時空的反殖鬥爭、國共對壘,時至今日,皆盡付茶餘飯後笑談中,大家好好感受生活中的美善。

《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臺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

一二・三事件屆滿五十周年,文章內容因應時日轉變,作出了一些技術上的小修改,同時盡量保持原味。本書原來是本人完成於二〇〇一年的碩士論文,本次出版增添了自序、圖片,也給一些廣東話及本地話題增添了註解,口述部分的廣東話用詞則予以保留。感謝丘延亮老師指導了文章,也為本書出版奔走各方打人情牌,使出版變為可能。感謝陳光興老師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之不棄,給本書構築一個平台面世。感謝賴柔蒨小姐的耐心,沒想過編輯功夫可以如此仔細。感謝夏皮南的設計用心,沒想過一本歷史書可以這麼有動感。感謝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給學生的培養遠遠不止於社會學。感謝十六位接受訪問的當事人,感謝胡世伯、黃伯母的支持,讓本文得以成文。感謝父母親帶給我充滿澳門色彩的家庭,兒時聽來的故事是本文的起點,同時讓我站在他們的肩膊上,看到更高更遠的世界。感謝內子二十多年來風雨同路,給我無限的能量,完成種種不可能的任務。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第二故鄉澳門。

 

延伸閱讀:

《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

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口述歷史與葡萄牙的殖民統治

 


註解

[1] 相關數據出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http://www.dsec.gov.mo

[2] 2014/12/21,〈澳門民生問題未解決 關翠杏:需提高施政能力〉,《香港無綫電視》。https://youtu.be/YRauQNhnLEQ

[3] Collingwood, R.G., 1973, p.240-247.

[4] 關閘是澳門來往中國大陸的關口,是澳門糧食進口的通道,中葡雙方各派士兵駐守,雙方面對面站崗。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一名中國士兵及一名黑人葡兵站得太接近,因小事互吐口水,導致雙方軍事衝突。衝突持續半個月,八月二日中方封閉關閘,糧食停止供應,逼使澳葡政府談判,由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何賢、副會長馬萬琪作中間人。八月二十三日,澳葡政府賠禮道歉,雙方士兵站崗也往後退一點,避免再次發生衝突。中方封閉關閘,自明清以來都是控制澳門的方式。

[5] 廣東話,意即將小孩子扔下樓。

[6] 黃鴻釗,1991,頁237-239。

[7] Amin, S., 1996, p.1.

[8] 本書主要參考《澳門日報》的相關報導。

[9] 吳志良,1999,頁204-213。

[10] 朱彧,1985,頁19。

[11] 黃仁宇,2002。

[12] 黃鴻釗,1991,頁131-156。

[13] 「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幾百年來,在歐亞航線生兒育女,在澳門當地落地生根的族群。土生在血緣上和文化上有若干印度和歐洲的特色,同時多屬半個華人。二戰後不少葡兵為逃避到漫天戰火的非洲殖民地服兵役,在澳門娶華人女子為妻,生兒育女,下一代也屬於土生社群。

[14] 阿飛是一個舊稱,指稱終日遊手好閒,愛吃愛玩,同時又注意打扮,衣著入時的生活方式。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人人在生存線上掙扎,阿飛的生活方式當時被視為異類。放到今天的標準,年青人有誰不這樣?

[15] 蛋家佬在廣東話是指漁民,一般印象都是又窮又難看的。一說蛋族(古作蜑族)是古代逃避戰亂的華南原住民,混雜了因各種原因無法在陸地上生活的漢人,世代以捕魚為生,以艇為家的族群。而事實上,做漁民是一門生意,當中不少都挺富有的。關於蛋族可參見:孔誥烽。2012。〈大嶼山屠殺八百年〉。《浮誇中華——大國雄起與香港主體的前世今生》。香港:圓桌菁英。

[16] 鹹蝦燦是對漁民的一個蔑稱。在廣東話裡,阿燦的意思是沒讀過書的鄉下人,漁民其中一個日常工作是曬鹹蝦。鹹蝦燦加起來,就是沒有讀過書,無知的漁民。蛋家佬及鹹蝦燦兩個稱謂,內裡的含意,反映了上一代漁民的艱辛,以及日常在岸上受到的歧視。

[17] 搣得爛、撕得開是廣東話,即用手可以撕破,大概意思是用紙糊的。

[18] 查牌,即攤販管理隊,當中很多是土生葡人。

[19] 文員,即公司的一般職員。相關資料出自:賈淵、陸凌梭,1995。

[20] 省港澳,即省城廣州、香港、澳門。

[21] 吳志良,1999,頁235-236。

[22] 可參考Comaroff, J. & Comaroff, J.的二本書:

Comaroff, J. & Comaroff, J. 1991.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maroff, J. & Comaroff, J.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23] 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於一九六九年更改稱「民政司署」。

[24] 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著,林靄雲譯,1998,〈親內的敵人:殖民主義下自我的迷失與重拾(導論)〉,頁89-100。

[25] 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著,丘延亮譯,2012,頁73-220。

[26] 打小人是華南地區的民間風俗,每到農曆初一、十五,老太太會準備好香燭祭品,包括小紙老虎和小紙人到十字路口打小人。過程中老太太蹲坐在自己準備的小板凳,拿著自己穿著的拖鞋,一邊打著小紙人,一邊念念有詞。其目的是打走小人,把霉運趕走。早年任何人有需要,會請老媽媽或婆婆出手,在家附近打小人。到現在都集中在驚蟄當天,在香港灣仔鵝頸橋橋底下,聘請有此特殊技能的老太太代勞。時代不斷轉變,反正就沒見過男的,或年青女子動手打小人。

[27] 第七十九任澳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一八四六年就任即擴張澳門版圖,從現在的大炮台以北,一路擴展到關閘。在擴展的過程,沿途強行拆除房屋及村民的祖墳。到了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龍田村(現在的澳門國父紀念館附近)村民沈亞米及梁亞勝,在亞馬留騎馬路過蓮峰廟附近時灑了一把黃豆,馬滑倒了,二人衝上去用刀劈掉亞馬留的下顎(下巴)及頭部。後來的銅馬像,亞馬留舉起左肘子,馬前足跳起,就好像被行刺時的樣子,澳門居民看著,說說這個故事,繪聲繪影。無下巴(mu-ha-pa)是石岐話(粵語的一種)的罵人用詞,正是指亞馬留。廣東省中山市石岐就在澳門旁邊,是很多澳門居民的家鄉。

[28] 其中一名查牌閒著無事對攤販及人力車伕拳打腳踢。打三捶是廣東話,即是打三拳。

[29] 戰時食物稀缺,沒飯吃時有些人會吃木薯。木薯吃了有飽肚感,可是沒有營養,長期只吃木薯是不行的。現在我們有一種食物有木薯成份,就是方便麵。要是木薯跟樹皮也吃不上,就吃觀音土。觀音土是造陶瓷的原料,細白麵粉狀,歷史上是饑荒食物。饑民用水調開觀音土作糊狀吞食,吃了後有飽肚感,可是此物不能消化,會在人體內累積,最後會腹漲而死。

[30] Gunn, G. C., 1996, p.155-157.

[31] 雜嘜是廣東話,即是不同的新舊部件湊合出來的巴士,走得動就好。

[32] 字花是一種民間賭博,開賣字花前會在店內吊起一個沙窩,內藏一張有圖像的紙片。買字花者可以在三十六個圖像押注其中一個,開彩時店東會當眾打破沙窩,看看今次開彩是那個圖像,買中者可得派彩一賠三十。字花引致賭博及黑社會的問題,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五年推出六合彩,就是為了打擊字花,寓禁於徵。

 

發佈日期:2017/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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